陈彦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文章发表于《经济研究》2023年第7期。
正文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不断发展完善，是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伟大增长奇迹的有力支撑和保障。为持续高效地为中国经济保驾护航，中央一直高度重视“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十三五”规划纲要将“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作为单独一章，对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的目标与要求做出了系统部署。[1]2016年以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多次强调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近年来中国提出了诸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侧管理、跨周期调节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宏观调控的中国特色愈发显著，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然而，中国的宏观调控还存在一些有待完善之处。比如，宏观调控的目标体系有待优化、政策工具有待完善、政策协调性有待加强等，这不仅会削弱宏观调控效率进而影响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等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还会影响长期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再次强调，“两个结合”，“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反复强调的“两个结合”重要思想为“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指明了新方向。从宏观调控的视角来看，《道德经》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了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大量行为准则，对宏观调控实施者和宏观经济参与者都具有深刻影响。“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要坚持守正创新、坚定文化自信，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因此，将“两个结合”重要思想应用到“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可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独特优势，形成与时俱进的宏观调控理论体系，从而更好地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一、《道德经》蕴含了丰富的宏观治理思想
《道德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了丰富的宏观治理思想。[2]其主旨思想是以“道”为核心来管理和协调国家治理所涉及的各种关系。“道”一词，包含万物根源的道体、总结规律的规则、约束行为的道德等三个层次的意思。其中，第一种和第二种含义常称为道，第三种含义常称为德。[3]在《道德经》中，道和德融为一体、不可分割，有道才能有德，有德有助于有道。笔者认为，《道德经》中蕴含了六大治理思想，与当今主流宏观调控理论的内涵相通。
第一，《道德经》倡导治理定位于国家要有所作为，并反对乱作为，这与宏观调控的功能定位相一致。
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中曾出现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宏观调控应积极有为，即政府应采取宏观政策积极对经济波动进行逆周期调节。另一种观点认为，宏观调控应消极无为，即政府不应对经济波动进行调节。支持宏观调控应该消极无为的论点主要包括宏观政策时滞较长、经济预测较为困难、货币政策在长期中无效等。从短期视角和危机应对视角来看，这些论点的说服力都不强。宏观调控应该积极有为已经成为主流共识，因为只有靠宏观政策才能避免“债务—通缩”恶性循环和恶性通胀等市场失灵导致的严峻问题。不过，宏观调控定位积极有为的目的是解决仅靠市场机制无法恢复或恢复正常状态偏慢的问题，而非为了取代市场和过多干预经济运行。
与之类似，《道德经》明确指出国家需要有所作为，而且明确反对乱作为。《道德经》第二章指出，“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清晰地表明了国家需要有所作为，只是要做到“不恃”。第三十七章指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这完整和清晰地描述了国家宏观治理与经济运行之间的逆周期调节关系。此外，第二十九章指出，“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这要求政府不能强行作为和不能采用极端措施乱作为。第八章中的“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和第六十四章中的“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都说明，国家看似无为，但实际上是不与民争利、是“有为”地提供市场所难以提供的公共产品。这也展示了《道德经》的“无为而无不为”之道和“不争”之德两者融为一体。
第二，《道德经》倡导治理要“以百姓心为心”，这与宏观调控的最终目的相一致。
虽然西方主流宏观理论从社会福利最大化视角来阐述最优货币政策，但在实践操作上建议主要追求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的双稳定目标。即便实现了这两大目标，也并不能说明宏观政策就是最优政策，因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和最终目的并不完全相同。对于这一问题，中国宏观经济实践有新的认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超越了西方宏观调控理论所追求的双稳定目标，更深刻地阐释了宏观调控的最终目的。宏观经济理论需要坚持守正创新，既要强调宏观政策的双稳定目标，也要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与最终目的。
《道德经》明确指出，国家没有自己的一贯利益，而是把人民利益当作自己的核心利益、最高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的“以百姓心为心”源自《道德经》第四十九章，“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其中的圣人可以解读为宏观政策制定者或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思想在《道德经》中具有多方面体现。其一，第四十九章指出，“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这要求国家要没有选择性地善待他人，如同善良父母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孩子。其二，第六十六章指出，“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这表明国家以人民幸福为根本才能得到民众的衷心拥戴。其三，第八十一章指出，“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这表明人民幸福和国家利益并不矛盾，人民越是幸福和富足，国家就越是强盛。
第三，《道德经》强调规则化治理，这与主流宏观调控理论倡导规则重要性高于相机调控的基本原则相一致。
按规则实施的宏观调控是指政策制定者事前公布政策对各种情况的反应机制，并承诺遵循所公布的规则。相机调控是指政策制定者自由地做出判断并选择当时看来合适的政策。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建议使用通胀目标制等规则进行宏观调控的理论观点要更为主流。不过，近年来理论界和政策界认识到仅仅是物价稳定还不足以保证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故宏观政策应保持一定的灵活性。由于国内外政策实践中按规则调控与相机调控并存，当前理论共识是宏观调控应该兼顾规则与相机调控，但规则的重要性要高于相机调控。
《道德经》有多处蕴含了规则化的治理思想，高度重视按“道”，即遵循规则化治理。其一，经济运行本身有规律和有恢复至动态化稳态的趋势，规则化治理才不会破坏经济运行规律和趋势。例如，第十六章指出，“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第三十九章强调，“谓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正，将恐蹶。”可见，不遵循规则化治理会导致严重后果，由此再次凸显了规则化治理的重要性。其二，由于有限信息和万物演化，因此需要兼顾规则和相机调控。第七十一章阐述了有限信息问题，“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同时，《道德经》多处提及了万物的不稳定性与演化性。除了第三十七章和第十六章之外，第十五章形象生动地讨论了演化的动与静：“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由于经济运行广泛存在有限信息和演化性，宏观治理难度很大，需要在遵循规则的基础上兼顾相机调控，才能帮助经济体实现稳定化目标。
第四，《道德经》倡导治理者要怀不争之德，这与宏观调控理论要求政府与市场要和谐相处的基本前提相一致。
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宏观调控理论面对的核心问题，既有国际实践经验难以给出较好答案，要么过于看重政府的作用，要么过于看重市场的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解则更加合理：“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于宏观调控而言，政府与市场两者同样不能对立。实施宏观政策既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也要发挥好市场的作用。由于“动物精神”的存在，民众有时候具有过于乐观或过于悲观的情绪，很容易导致投资过度或不足，因此经济运行内在具有不稳定性，需要采用宏观政策予以平抑。但这种平抑不是要直接干预市场，而是通过宏观政策维护市场的平稳运行。因此，虽然宏观政策由政府制定，但关键前提是发挥好市场的作用。
遵从《道德经》的思想，国家对民众、政府对市场、强者对弱者，都要怀不争之德，其本质就是政府与市场要和谐相处。例如，第八章指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第六十四章还指出，“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宏观政策的最终目的是提升民众福利，因而国家不能与民争利，宏观调控不能与市场争长短。凡是市场和民众能够做的、愿意做的，就要让市场和民众发挥作用。凡是市场和民众不能做的、不愿意做的，出现了市场失灵，国家就要勇挑重担、发挥作用。
第五，《道德经》倡导治理要行长久之道，这与宏观调控理论倡导政策空间管理和退出机制以增强政策可持续性的新共识相一致。
在各国宏观政策实践中，政策空间管理非常重要。如果政策空间不足，就容易发生政策急转弯，这会打击市场信心，进而导致宏观调控效果大打折扣。《道德经》也蕴含了这一道理。第五十九章指出，“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由此表明，宏观经济治理需要留出空间和更好地保持连续性。同时，政策空间不是越大越好，需要适度。政策空间过小，会导致宏观政策可持续性较差。政策空间过大，会导致宏观政策成本过高。其中，第四十四章指出，“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这意味着政策空间过大是一种浪费。第二十三章进一步指出，“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这意味着政策发力要兼顾空间管理，否则将难以持续。
宏观政策退出机制是指当经济面临的不利冲击已经结束或快要结束时，需要使应对冲击所采取的宏观政策有序退出。尤其是对于一些特殊时期采取的非常规宏观政策，更是需要退出机制，这有利于节省和预留政策空间。对此，《道德经》第九章强调，“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不难发现，其中蕴含了与退出机制相关的处世与治理智慧。
第六，《道德经》多处蕴含了治理可信度思想，这与宏观调控理论所倡导的预期管理以提高宏观治理效率的理念相一致。
预期显著影响经济主体行为和经济运行。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都认同理性预期，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强调短期内价格具有黏性。正是由于这一关键性假定，新凯恩斯主义论证了预期之中和预期之外的宏观政策都可以显著影响总产出等重要宏观经济变量，由此使得凯恩斯所提出的宏观政策干预主义得以延续。由于预期会显著影响经济运行，所以宏观政策效果取决于公众对于政策的信心。正因如此，现代宏观调控理论更加强调预期管理，通过加强与公众的信息沟通来引导公众预期，从而提高宏观政策的效率。
《道德经》的多处论述与预期管理相关。第十七章指出“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其中就蕴含了政策可信度的重要性。第六十三章的“夫轻诺必寡信”蕴含了政策制定者的声誉与道德对于政策可信度有直接影响的思想。进一步地，第七十章强调，“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这其中蕴含了规则化宏观调控可以更好地管理预期的重要理念。
二、借鉴《道德经》，创新和完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
创新和完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要兼顾一般性和中国特色。一方面，通过构建宏观政策新理论框架，来强调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一般性。基于中国实践，在国际性通用学术话语体系下，提炼出可复制可推广的一般性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框架，不仅有助于完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而且有助于推广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以供广大发展中国家借鉴。比如，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框架，将稳定政策、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纳入统一框架。[4]另一方面，通过吸收《道德经》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强调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中国特色。借鉴《道德经》中的治理思想，可以进一步发挥中国独特优势，从而更好地创新和完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具体而言，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第一，借鉴《道德经》思想，宏观调控需要敬畏“道”的力量，充分研究、掌握和遵循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宏观调控的基本规则。万物的产生、滋养、勃兴、消亡，都有其规律，经济运行与宏观调控同样需要遵守规律。人的情绪波动会导致经济波动，因此需要宏观政策干预。工资刚性、金融加速器效应、磁滞效应等机制和“债务—通缩”效应等市场失灵问题都会导致经济恶性循环，因此更需要宏观政策干预。但是，宏观政策并非万能，不仅经济冲击与波动本身难以预知，而且公众对政策行动的反应也难以预料。遵循《道德经》的“道法自然”思想，需要采用“规则化宏观调控+市场机制”的政策组合以最大程度地让宏观调控符合经济运行规律，具体而言就是采用“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结构改革”的新型政策模式。
第二，宏观调控需要更加重视“德”的作用，加强宏观调控者的职业道德规范及制度约束。《道德经》中的道和德融为一体，有道才能有德，有德有助于有道。理解《道德经》的这一深刻思想，对于更好地制定宏观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现代宏观经济学虽然也开始强调通过央行行长的学术声誉与口碑来提高宏观政策效率，但并没有直面问题和根治问题。声誉与口碑只是外在表象，《道德经》则凸显内涵实质。宏观政策促成经济体健康运行，必须要有道，即坚守规则性定位，这也是宏观政策制定者有德的关键前提。有道促进有德、有德维护有道，才能形成宏观政策制定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良性循环。
第三，宏观调控需要积极创新以适应数字经济形态变化。历史长河中人类社会每一次大幅跨越，都伴随着经济形态、经济结构和经济模式的剧烈变化，经济治理体系尤其是宏观政策体系也需要相应进行调整与创新，否则调控效率会大幅下降。当前正在进行的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新科技浪潮，在未来还会延续较长一段时间。经济形态与运行模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主要经济体的宏观调控效率均有所下降，宏观经济学似乎出现了所谓的“麻烦”。现在要积极主动地创新宏观调控模式以适应经济形态的变化，要创新性地使用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的思想对经济结构和长期增长机制体制约束因素进行相应调整与改革，才能建设性地解决问题。《道德经》的宝贵思想“蔽而新成”有机统一了创新之变和守正之不变，确保了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创新之变体现在建议国家宏观经济治理需要不断创新。守正之不变体现在建议“保此道者”，要追求以人民幸福为最终目的的宏观调控模式，要“上善若水”般处理好宏观调控与市场运行的关系。
第四，宏观调控需要吸收《道德经》中的有益思想，来弥补宏观政策理论发展的不足。虽然宏观政策理论与实践在与时俱进地发展，但仍然存在不足。比如，宏观经济学二分法导致宏观政策理论难以统筹短期和长期；宏观政策对于结构性问题的关注较少；对于道德力量的关注也相对不足。可以用《道德经》的关爱人民、结构优化、治理天长地久、道德力量等宝贵思想，修补现代宏观政策理论的不足。当然，也可以用宏观调控的主动性、目标明确和问题导向性等积极思想，更好地解读《道德经》。例如，通过吸收宏观调控的主动性，《道德经》思想可以在本就蕴含的前瞻性基础上更富战略性、主动性和建设性。再如，在遵从《道德经》“柔弱胜刚强”思想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吸收现代宏观调控理论尤其是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的目标明确和问题导向性等优点，从而进一步增强《道德经》思想对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指导性。
总体来说，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西方宏观调控理论相比，具有“三策合一”的重要特征，原本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宏观调控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此基础之上，再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德经》中的治理思想，是落实“两个结合”的有益探索，可以进一步发挥中国独特优势，更好地创新和完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从而更好地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推进高质量发展。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2]本文中有关《道德经》的内容，引自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参照简帛本最新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3]“德”是中国道德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出现在三千多年前，其含义也经历了较大演变。在殷商时期，“德”指的是货币等财富，殷商甲骨文中的“德”还有祭祀先祖的意思。到了周朝，“德”的含义逐渐从宗教道德转向了政治道德，用以表示政治统治的权威。在春秋战国时期，“德”受到了更为全面的重视，儒家不仅提出了以“仁”为全德代表的各类具体德目，而且创建了以“德”为统领的道德修养理论和道德哲学体系。道家也非常重视“德”，但是道家对“德”的含义的理解和界定却不同于儒家。老子在《道德经》中对“德”的诠释具有双重含义。就“道”作为万物之根本的哲学意义而言，“德”指的是由此而产生的万物本性。就“道”作为人类社会最高准则的伦理学含义而言，“德”指的是人的本性或品德。在《道德经》中“道”和“德”是合二而一的，共同贯穿于《道德经》始终。参见陈鼓应：《老庄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4]陈彦斌：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框架，《经济研究》2022年第11期。
转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科研处”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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