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人开始对中国古典学问表现出研究的兴趣。这种兴趣当然很好，也很有意义，可以充实我们个人的精神生活。
但是国学对于今天的中国，其意义绝不仅限于此，它还关系到我们这个民族在当下如何选择未来。
百年中国向西方学到了什么
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推动我们做了两件大事。我们学习和借鉴了西方政治制度，比如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代议制；我们也学习和借鉴了诞生于西方的经济制度，即现代生产关系的体系——市场经济体制。
当然还有一件事情，从「五四运动」的时候开始，就是学习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向西方学习的文化运动，从西方找来了「老师」，不仅仅是「德先生」和「赛先生」，而且引进了西方的哲学，比如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也就是说，在思想文化领域，我们向西方也学习了很久，也有一百年了。
这一百年来向西方的学习，对中国的进步有巨大意义。当然这个进步的标准是西方设定的，因为我们是被迫接入现代化进程的国家。现代化的首要目标就是工业化；而工业化的前提，就是必须引入市场原则，引入资本逻辑。
尽管我们有过一段不短的计划经济时期，但它仍然属于资本的时代，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社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计划经济时代仍然是商品经济时代。我们不是产品交换，而是商品交换，所以价值规律一定起作用。价值规律一旦起作用，剩余价值规律也会发挥作用。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全面接受了市场原则，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而引发了整个中国社会巨大的转型。
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中国人努力地学习资本的逻辑。我们以为通过进一步让市场经济健康完善，就会为中国带来可持续的进步。可是现在我们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概括来说，是这样两个基本的问题。
基本问题之一，今日之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无论是在市场经济改革的浪潮中取得成功的少数成功者阶层，还是多数弱势群体，没有一个社会阶层有生命幸福感，没有一个阶层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整个民族没有精神家园。我们从一个物质上普遍不满足的时代，进入了一个精神上普遍不安宁的时代。
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中国未来社会的精神基础，不能长久地处于价值真空状态。
基本问题之二，我们今天的中国社会，并没有因为资本逻辑的引进，而最终形成一种理性的社会秩序。独立的个人彼此之间按照理性做基础的契约原则打交道，这一点直到今天也没做成。这种不成功，体现为今天的中国社会处于信任解体的边缘。
一个最基本的现象，我们都看到了、体会到了，就是普遍的信任危机。穷人与富人之间互不信任，政府与百姓之间互不信任，社会公共机构之间互不信任，甚至家庭内部的成员之间也互不信任。各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层出不穷，有些社会现象的丑恶程度令人发指、不可思议。
我们再度出现了如孙中山当年所说的「一盘散沙的中国人」这样一个局面。而且这个「沙粒」，不再是以家族为单位。中国有句话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也叫「一盘散沙的中国人」。但是这个门还是家门，它还是家。家庭内部有它伦理的法则，有它道德的价值。今天这个以家庭或者家族为单位的「沙」也已经分解了，今天的「沙粒」是利己主义的个人。
所以两个基本的问题就摆在当下中国人面前，一个是没有精神家园，一个是社会处于信任解体的边缘。
内心世界的迷茫，精神家园的真空，家族内部的分解，利己主义的个人。
「法治不立，秩序紊乱，各图侥幸，群情不安」。梁漱溟先生当年所描述的情状，今天是消失不见了还是依然存在着，值得我们深思。
中西方文化差异是否能够抹平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在今天这个资本全球化的时代，会不会被抹去呢？
在西方诞生的资本，确实带来了真正的世界史，结束了各个民族孤立发展的历史。资本诞生于欧洲，但它一定要突破欧洲的疆界，去征服世界。为什么？因为资本是这样生存的——资本的生存就是资本本身的增殖，资本一旦停止增殖，作为资本的它就死掉了，变成了消费基金。以资本为主导的、以资本逻辑为原则的现代人类的经济生活，不可能也不可以停止资本的增殖。
既然资本的生存方式就是它货币的增殖，这就意味着它要把全世界人的消费需要看成是它的市场，必须把整个地球的自然资源看成是它增殖的材料，于是资本一定会突破欧洲的疆界，去征服非欧洲民族。于是它带来了真正的世界史，结束了各民族孤立发展的历史。
而由资本的逻辑所要求的社会关系的主导原则是什么呢？是在独立的个人之间建立以理性为基础的契约。于是，「人权」和「人道主义」的原则被广泛地接受。在中国文化中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似乎只存留在我们中国人的记忆之中了。
事情真的会如此演变吗？终于有一天，中国文化精神当中所体现的那些社会原则，只会成了历史的回忆吗？
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上许多阶层对国学的关注，以及国学复苏的现象，就有了深刻的原因和重大的意义——当下之中国，重建精神家园的思想资源在哪里？儒家或者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国文化精神的现代化」是否可能？
以前我们都非常熟悉一个类似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否可能。既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离开中国思想做基础，就谈不上中国化。谈中国化就必然有一个中国思想、中国文化精神传统跟马克思学说，乃至跟整个西方思想的关系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其实是全民所关心的基本问题。
今天当我们看到，父亲母亲把孩子告到法庭上去，或者孩子把父母告到法庭上去，或者兄弟姐妹对簿公堂，无论哪一方胜诉了，胜诉的一方绝不会有幸福感。
法的理性，不可能成为一个民族社会生活的价值基础。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基本问题是如此的真实。未来之中国是法治体系越来越完善的国家，但不要把它想象成所有人际关系的矛盾和冲突，都是用法律的原则来处理，这是不可能的。
假如我到一个饮食店喝一碗豆浆，都要担心豆浆里面有危害健康的东西，或者我发现了只能诉诸法律，如果日常生活的问题都要用法律诉讼来解决的话，想想看，一个城市需要多少个法庭？大概每隔一条马路就得有个法院了。
日常生活的维系，不是靠法的理性，也不是靠资本的逻辑，而是靠一个民族的伦理精神。
资本的全球化并不可能夷平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假如夷平的话，全世界人类将只有一种文化精神，只有一种思想，只有一种智慧，这绝不是我们期待的美好愿景。假如全人类只有一种思想、只有一种智慧，那么这就是思想和智慧的结束。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搞了市场经济，引进了资本的逻辑，那么资本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它绝不意味着现代经济理性与现代市场规则，而是意味着在传统社会生活的范式中，获取物质利益的新手段。
于是矛盾和割裂就来了，于是种种社会病症也都来了。
西方文明根源追溯地理环境，带来了古希腊的宗教、神话，然后又引发了西方哲学的特征，继续保持两个世界的区分。那么真理在彼岸、天国、或者哲学上所说的理念世界。以彼岸的原则来改造此岸（以理念世界改造现实世界），这是西方文明的基本态度，形成起来的对世界理解的基本框架。西方文化的特征，简单的说叫柏拉图主义，具有重大的社会历史意义，已经广泛、深入的影响到了非欧洲民族。
从地理环境分析，古希腊文明是爱琴海文明，多岛屿的地理区域，海上殖民运动频发，只能建立契约。但契约是人定的也可以被破坏，所以一定要让契约神圣，其方法是构造一个神的世界，用神与神之间的秩序、道德来规定人间的秩序，让人间的秩序有神圣的保证，神圣性，这就是西方哲学之前的宗教的基本认识。宗教的本义“恢复人与神之间所订立的契约”。所谓religion本义是人与神之间订立的契约，要恢复它因为人类社会的罪恶都来自于人破坏了人与神之间所订立的契约，于是人受到惩罚，重建这个契约叫“宗教”。重建人与神之间的契约，就叫做“宗教的活动”。在西方哲学起步之前的原始宗教、神话，已经区分出两个世界，“现实世界”“神的世界”，“此岸”“彼岸”，哲学的前身。
柏拉图建立起第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理念论”，不再用原始宗教的语言用理性的语言，那么理性的语言也要构造出一个“彼岸的世界”来，叫“理念世界”。柏拉图理念论：现实世界是不完善的，因为现实世界都是由感性事物构成的，而这些感性事物都是对理念的不完善模仿；现实世界的缺陷都来自于它跟理念之间的差距，所以世界应当被改造。（eg锤子的例子，锤子不在于它这样的外部特征，我们心中本有了锤子的理念，每一把具体的感性的锤子其实是对锤子理念的分有、模仿，锤子的具体形态变化进步）。所以西方一定提出“历史进步论”。柏拉图主义有双重的结果，一个结果就是对自然界的态度、关系，还有一个结果就是人与人的关系。
①世界应当被改造，因为它是不完善的模仿理念，要求克服它的缺陷，每一次克服就带来一次进步。“理念论”让西方文明跟中华文明有了根本的差异。中国人没想过要改造世界，以前只想到“天人合一”。eg吃饭，欧洲刀叉，主体面对客体，先解剖、分析，然后吃下去，叫主体消灭客体，technology技术的原则；中国筷子叫art艺术，用这双筷子全部艺术的活动，完成了一次天人合一。特别是近代以来的西方，资本的要求越益发展出技术改造自然的要求。于是柏拉图的“理念论”在近代的西方文明当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它可以创造出自然界本来没有的东西，eg“泡泡糖”不可代谢、“白色污染”、核能的利用。由于人是会犯错的，柏拉图主义的成果中包含着重大的危险。②以理念论的原则来建构社会秩序。西方的社会秩序，按照理性来组织，理性的安排带来了效率，社会世界的非灵化也完成了。
西方哲学的著作，锻炼我们的头脑，把我们的理性思考训练的十分彻底和周密。中国哲学，滋养我们的心灵，因为它涉及到我们心灵本身的种种生命情感。你读的懂这一段是因为你有过这一份生命感受。你读不懂那一段是因为你的人生还没有这份感受。国学的教育的传统就是从小孩抓，背，以后会懂得。西方学习、教育是以理解做前提的。儒道佛的经典没有严密的推理。中国哲学著作它的文字表达，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充满了形象、比喻、例子、暗喻，有文学的价值，一句话并不是把它推理出来的，是直接告诉你的，叫直觉的真理，直观的。西方哲学是推理的真理。
我们看哪一种被表达的真理更根本？做一个简单的说明。西方的逻辑要搞推理，比较典型的就是亚里士多德讲的“三段式”，大前提-小前提-结论。无穷追溯，追溯到后来，总会找到这样一个推论，它的前提不再是任何推论的结果，它一定是直觉。中国哲学典籍给出的全是这些东西（直觉），就是你可以拿它来做前提的直观“道”的真理。eg“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讲的，它不是任何推论的结果，它就是对这个世界直观的判断，然后再推能推出很多东西。第一，我们明白了什么叫“反者道之动”，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必然走向它自己的反面。由于这一点，让中华民族有一种智慧，，在最黑暗、最艰难困苦的时候，中华民族对未来保持着他的信心，因为黑暗即将过去，它一定走向自己的反面，光明一定在前面，同时，它又让我们这个民族，在最辉煌、最得意的时候，保持着必要的警觉。为什么？事情正在走向反面。然后推出为人处世的道家两条通则，①如果你要得到一个事物，你就要从它的反面开始，强大必须从弱开始，高必须从低开始；②你要比较长久的保持一个事物，必须让这个事物包含它的对立面。比方说：资本主义要活得长久一点必须包含自己的对立面社会主义，一切顺利都要包含它的对立面困难，才能做好，做成大事，“困难是我们的恩人，敌人是我们的老师”。做事情要有对立面，要有反对你的人，你才会把你的事情做得更好。道家不教我们道德标准，教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自由自在一点。光有道家会完形成一种“奸猾”的人生态度，没有是非善恶，老子一部《道德经》全世界没有比它更高明的权术书。用好道家的思想，必须有儒家做根基，做基础、前提。因为儒家保证做事正当，指明了我们要“明明德”，要“亲民”，要“止于至善”。
“五伦”讲中西哲学之比较，追问的是中西方文化之差异的根源。这差异的根源是来自这个民族对世界的不同理解。而这种不同的理解的形成：地理环境，导致了社会秩序的不同构造原则，中国的原则是在血缘关系之上形成的亲情，然后在这个亲情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秩序的原则，这原则最后归为“五伦”，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中国人特别地强调人生价值的五个方面，每一个方面都是我们人生意义的实现，缺一不可，同时具备是完美的人生价值（中国人讲人生的价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交互性的）：“君臣有义”“君仁臣忠”，民族为君我为臣；“父子有亲”，讲“父慈子孝”，叫亲情；“夫妇有别”，夫妻之间共命运，各司其职，形成一种情感，恩爱；“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西方则是马斯洛需要层次，最高一层，自我价值的实现，源于基督教时代，摆脱了家族，个人独立。对于中国人而言，自我价值实现如果离开“五伦”就没有幸福感。中国人的生命追求，理想的状态就是“五伦”的五种价值。
重返古代思想的区分今天，我们重新返回中国古代的思想。这些思想并不等于把它简单等同于中国古代朝廷、中央专治政权来巩固王权、来宣布臣子对君主的绝对忠诚所用的意识形态，中国儒家思想所阐述的人生的境界，那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区分意识形态的用法和人生境界的用法，否则在阅读经典会怀疑其现实意义，有了区分才能读懂其中的道理。不要以为现在的汉语是西方概念的表达式，汉语永远是汉语，她的生命力全在民间对她的用法中，不要听信那些学者不断用西方概念来纠正我们说话的意义，正在铲除我们的精神家园。
文章来源：选自王德峰《中西文化差异的渊源》讲座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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