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出“多物种殖民主义”概念，并以此对19世纪末的东非牛瘟进行历史人类学分析。长期以来，历史研究视牛瘟为西方军事殖民的序章，对牛瘟、兽医学与殖民主义经济的关系缺乏关注。研究借助东非殖民政府年报、探险家记录和殖民官员报告，探究兽医学进入东非之后如何创造殖民者的畜牧经济优势，如何作用于英国殖民地的扩张和巩固。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既是政治经济学和文化意义的伸张，也是生物权力从西方宗主国的延伸。这一过程伴随着殖民政权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身心压迫，也伴随着殖民政权对自然物种的控制和利用。
作者简介
齐腾飞，深圳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张仁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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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物种殖民主义
本文以“多物种殖民主义”为概念，对19世纪末的东非牛瘟大流行进行历史人类学分析，阐释多物种如何作用于殖民主义扩张与巩固。“多物种殖民主义”由“多物种”和“殖民主义”构成。“殖民主义”概念已被前人充分解读，此不赘述，在近代西方殖民时期，这一词汇指代殖民者对土著剥削和压迫的方式。“物种”是现代生物学的分类术语，其被普遍接受源自1859年面世的《物种起源》。物种，指的是具有一定形态和生理特征以及一定自然分布区域的生物类群。作为动物、植物以及微生物分类的基本单位，物种是生物繁殖的单元，也是生物进化的单元。“多物种”加诸“殖民主义”之前，意味着殖民主义不仅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关系，而且应该包含其他的物种。换言之，殖民主义不仅针对人，也面向动物，植物，乃至细菌、病毒等微生物。正如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在关于生态帝国主义著作中表达的观点——殖民者对新世界既是政治上的征服，也是生物学上的征服。
“多物种殖民主义”概念的提出，源于两种研究路径。第一种路径是多物种民族志的研究，第二种路径是一部分境外学者将多物种与近现代殖民主义扩张连接在一起分析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近年来，一部分中国学者将多物种民族志研究从境外介绍到国内。朱剑锋通过以往人类学家对松茸、奶酪、森林和动物的研究，概述了多物种民族志的基本特征。多物种民族志的兴起与人类学20世纪90年代的两个研究取向密切相连，第一个研究取向是旨在彻底突破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二元论，第二个研究取向是将有关“人类纪”和“资本纪”的理论思想纳入生态危机研究。在她看来，“在多物种的民族志中，动物、植物、细菌、病毒和微生物都成为主角，和它们的同伴物种（人类）占有同样的地位和分量；它们不再是被消费的对象，而是和人在一起，共同制造、生产、编织着大家赖以生存的时空和星球”。另外，多物种民族志的前提是人与至少另外一种物种存有跨界共生关系，一部分人类流行病与牲畜的紧密关系可以说是这种跨界共生关系的典型代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多物种民族志被介绍到我国之前，一些中国学者就已经将不同物种纳入人类学研究，如崔明昆对云南新平傣族植物传统知识的研究；宋冉冉对福建平和蜜柚的研究；黎永励对桂西盘瑶村落祭祖之猪的研究；杜鹃对泸沽湖摩梭人采集青刺作为植物药的研究；范长风等人对三江源地区毒杀高原鼠兔的研究；张光红对滇东北雄村天麻种植业的研究；陈祥军对人工繁殖放生野马的研究；阮池银对云南彝族作物苦荞的研究；李锦对嘉绒藏族关于山神与植物、动物和人之间的本土知识体系的研究；杨庭硕对我国养蜂业的生态环境研究等等。这种境外与国内研究旨趣的不谋而合之举说明将多物种纳入民族志研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对多物种与近现代殖民主义扩张链接并进行历史人类学研究构成了“多物种殖民主义”的另一个渊源。墨西哥人类学家阿图洛·瓦尔曼（Arturo Warman）的《玉米与资本主义》和古巴社会学家费尔南多·奥尔蒂斯（Fernando Ortiz）的《烟草与蔗糖在古巴的对奏》（Cuban Counterpoint，Tobacco and Sugar）是农业作物与殖民主义历史发生紧密关系的经典之作。《玉米与资本主义》描绘了殖民主义如何推动玉米从被藐视的植物发展成全球性经济的一个主要商品。《烟草与蔗糖在古巴的对奏》以散文的笔触构思出原本毫无交集本土“烟草先生”与东方“蔗糖女士”因殖民主义在古巴奇妙相遇，并共同作用于古巴被殖民的过去和独立后的现在。除了农业作物，野生植物和动物也与殖民主义发生关联，如隆达·施宾格（Londa Schiebinger）的《植物与帝国》披露博物学不只是考察和搜刮殖民地植物，也是一种殖民帝国的凝视；玛蒂尔德·科恩（Mathilde Cohen）则解释了今天社会牛奶之所以普及，是因为殖民主义主导了奶牛的养殖、分布和宣传贬低母乳喂养的消费策略。动植物之外的微生物也没有逃脱与殖民主义建立联系的命运。美国人类学家查尔斯·修斯（Charles Hughes）等人从殖民土地开发的视角，研究了人口流动、交通枢纽建设、丛林地带变为农场土地的过程对非洲地方病蔓延的巨大影响。这个研究告诉我们，伴随殖民主义扩张的农业开发和城市建设，使得锥虫病、丝虫病、旋盘尾线虫血、吸虫病、疟疾，纷纷从有限的生存空间进入到人口众多的居民区泛滥。
在殖民者的想象中，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应该与殖民地的民众一样，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都应当为其所占有和剥削。同时，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也能够充当殖民主义的工具，为殖民者所操纵。本文提出“多物种殖民主义”，通俗而言，就是将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等纳入殖民主义的讨论框架，将之前少被正视的侧面问题化和显性化。
之所以从多物种的角度研究殖民主义，是因为2018—2020年笔者两次前往肯尼亚共和国翻阅东非史料过程中不断出现的“19世纪末牛瘟大流行”字眼。其时，笔者从事田野调查的题目是土地纠纷，无论是在土地法庭听证会上、历史档案里、本地学者书中、或是访谈之时，有关土地权属的陈词与历史的勾连不断，且经常涉及1895—1963年的英国殖民历史。这段历史的源头，史学家的阐释常常以“一家公司”“一条铁路”和“一片高地”作为三位一体的叙事主线。公司、铁路和高地分别为皇家不列颠东非公司（Imperial British East Africa Company）、乌干达铁路（Uganda Railway）和白人高地（White Highlands）。皇家不列颠东非公司是英国在东非的利益代表，也是东非保护国（East Africa Protectorate）的前身。它是一个特殊的商会，主要目的是开发英国势力控制下的非洲殖民地。皇家不列颠东非公司及后续东非保护国政府负责修建的乌干达铁路是一条将乌干达内陆与肯尼亚的蒙巴萨港口连接起来的一米宽轨道。白人高地位于肯尼亚中部，原来是马赛人（Maasai）、基库尤人（Kikuyu，也写作Gikuyu）以及其他几个部落的家园，被英国和其他欧洲移民占据成为白人定居地。然而，控制这片偌大的殖民地，英国政府却投入了相当少的军事力量。1888—1895年，皇家不列颠东非公司雇佣的士兵人数在200～1000之间波动，由桑给巴尔人、苏丹人、斯瓦希里人和索马里人组成，英国人担任军官。1895年，皇家不列颠东非公司将管辖权移交给英国政府之后，英属东非保护国的军事力量不过四五百人，到1901年也仅有千人左右。造成如此低廉统治成本的原因在于19世纪末的牛瘟大流行。倘若不是牛瘟大流行的推波助澜，英属东非帝国（British East Africa Empire）在现如今的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则需要更长时间方可建立起来。牛瘟大流行极大地削弱了包括马赛人、基库尤人以及其他部落抵制英国殖民主义扩张的能力和斗志。
英国人将兽医学引入东非之后，主要用于保护白人控制的农场和畜牧业，历经大疫的殖民经济脱颖而出。非洲人的本土经济严重倒退，白人农场主乘机再捞一把，收购了本土破产者的大批土地，由此将殖民主义土地制度牢牢地凌驾于非洲人之上。接下来，本文将时间拉回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通过殖民官员的记录、探险家日记以及东非诸殖民地年报等资料，对19世纪末东非牛瘟与殖民主义的关系进行历史分析，呈现多物种殖民主义的运作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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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瘟与殖民主义经济
瘟疫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深刻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走向。鼠疫、天花、肺结核、霍乱、黄热病、牛瘟等瘟疫的大流行，不仅造成人群死亡，还摧毁城市、政权，甚者瓦解文明。面对瘟疫，人类与之进行了数千年的抗争，时至今日，被消灭的病毒性疾病只有两种，一是天花，二是牛瘟。天花为人所共知，牛瘟却名微识寡。与天花冲击美洲大陆，充当殖民主义“帮凶”类似，19世纪末的非洲牛瘟大流行也为西欧殖民者的扩张创造了条件。
在关于东非历史的学术研究中，19世纪末的牛瘟都会出现，被视作东非被殖民前的序章。对牛瘟的专题研究主要集中于牛瘟的来源、牛瘟对游牧部落的伤害程度、牛瘟与政治联盟以及牛瘟与军事殖民等。如此仿佛形成了一个逻辑链条，即牛瘟损伤了东非游牧民族，殖民者趁机入侵，有的游牧民族被迫选择合作，有的游民民族虽然抵抗但因力量悬殊而落败，最终殖民成功。这一链条展示了19世纪末殖民入侵的过程，却没有触及殖民的根本目的。殖民东非的目的并非单纯的军事侵略，而是获取经济优势。殖民东非之后，牛瘟依旧存在，也会侵蚀白人的农场，在这种情况下，殖民者如何谋取经济优势？与军事战争主题相比，牛瘟与殖民主义经济显得较为平淡，处于一种被忽视的地位。然而，这一被忽视的问题对理解殖民主义的呈现方式和运作逻辑尤为重要。讨论牛瘟与殖民主义经济的关系，需要厘清牛瘟如何改变了经济关系，尤其是畜牧经济格局；需要了解兽医学如何介入牛瘟防治；也需要阐释兽医学为何具有殖民属性。
西方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殖民肇始于15世纪的新航路开辟，但对非洲内陆的征服却晚到19世纪末。在此之前，西方殖民者将据点安置在沿海地带，缺乏对内陆的了解。在西方人的想象中，非洲是无法居住且不文明的“黑暗大陆”，充斥着未知、疾病和死亡。18世纪晚期，西方殖民者开启了几次探险，却承受了重大损失：威廉·波尔特（William Bolt）带领152名欧洲人探索德拉瓜湾（Delagoa），死亡132人；蒙戈·帕克（Mungo Park）带队去尼日尔河上游探险，命丧他乡；詹姆斯·塔基（James Tuckey）带队探索刚果河上游，结果54名队员死亡19人。这些损失大都因疟疾、昏睡病（非洲锥虫病）、黄热病等“热病”造成。如果说之后的牛瘟充当了殖民侵略的“帮凶”，那这些热带疾病则成了抵抗殖民主义的“斗士”。
这种情况在19世纪末发生了改变。西方选择此时瓜分非洲，除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柏林会议确定瓜分原则以及基督教文明传播等政治、经济和文化原因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疟疾、昏睡病等“热病”不再成为致命威胁。随着病菌学说，以及疟疾寄生虫和病媒的发现，热带医学走上历史舞台。这一时期，药物治疗和疫苗接种运动兴起，疟疾、昏睡病、霍乱等热带疾病得以攻克。在解决了热带疾病“斗士”后，殖民者入侵东非还可能遭遇东非土著斗士。在大卫·利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亨利·斯坦利（Henry Stanley）和约瑟夫·汤姆森（Joseph Thomson）这些早期探险家的记录中，除了描绘奴隶贩子的凶残外，也惊讶于东非内陆游牧民族的好战尚武。斯坦利在《穿越黑暗大陆》（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中写道，“这些野蛮人只崇拜武力、权威，充满了勇气和决绝”。作为第一个穿越马赛地的欧洲人，汤姆森近距离感受到马赛人崇尚暴力、充满欲望、消耗生肉鲜血，以及与野兽搏斗的生活方式。居住在马赛人西侧的南迪人（Nandi）也是勇武的存在，他们因与持枪的阿拉伯奴隶贩子战斗取胜而傲慢。由于南迪人勇猛且经常袭击陌生人，汤姆森在1883年甚至发出警告，通告欧洲人避免进入其领地。正是因为马赛、南迪这些游牧民族的存在，白人探险家在19世纪末之前不能直接穿越其领地前往维多利亚湖。除马赛人和南迪人外，克里斯·皮尔斯（Chris Peers）还描绘了1840—1900年活跃在东非的其他四个族群——恩戈尼人（Ngoni）、赫赫人（Hehe）、鲁加－鲁加人（Ruga-Ruga）和图尔卡纳人（Turkana）。马赛人猎狮、南迪人打击荷枪实弹的阿拉伯奴隶贩子，恩戈尼人在尼亚萨湖流域（Lake Nyasa）重整当地社会结构，赫赫人曾在1891年击败过德国远征队，而图尔卡纳人统治着非洲最偏远的荒野。在这种情境下，西方殖民东非可能要付出巨大代价。然而，19世纪末的牛瘟大流行彻底改变了东非高原的力量格局。在诸多记录中，牛瘟贯穿非洲大陆，从苏丹、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津巴布韦，直到南非，都留下了毁灭性的影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约90％的牛被病毒杀死，绵羊和山羊，乃至野牛、长颈鹿等野生动物也损失惨重。牛的死亡让农民无法耕作田地，而放牧和狩猎也缺乏动物存量，叠加天花、干旱等因素，大规模饥荒开始了，很多部族损失惨重，如埃塞俄比亚损失了1/3人口，马赛人锐减了2/3。这些数字皆为估算，具象的场景则触目惊心。奥地利探险家奥斯卡·鲍曼（Oskar Baumann）描绘牛瘟肆虐马赛地区后的惨状时写道，“可怜的女人瘦骨嶙峋，双目呆滞；昔日勇猛的战士萎靡不振，无动于衷；孱弱的老人疲惫不堪，步履蹒跚；而成群的秃鹫高处俯视，等待着他们倒下”。
在“热病”可控、牛瘟导致东非部族实力大损的背景下，英国殖民者深入到内陆，仅仅依靠两三个连的雇佣兵军队，就能控制一个偌大的殖民地。之前强悍的东非部族，除了南迪、赫赫少数外，基本与殖民者选择了合作和屈从，这也导致在殖民过程中，东非始终处于低强度的敌对状态。军事征服之后，西方殖民者专注于圈地以获取经济利益。英国对东非土地的觊觎之心源自对尼罗河源头维多利亚湖的争夺以及之后乌干达铁路的修建。在游说英国国会修建铁路时，非洲殖民史的主要人物、“间接统治”理论的提出者和实践者弗雷德里克·J．D．卢加德（Frederick J．D．Lugard）指出欧洲人若要定居东非，则需选取凉爽的东非高原。东非保护国行政长官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鉴于乌干达铁路造价昂贵，鼓励欧洲人来东非高原建设农场，收回铁路建设成本，并为殖民行政管理提供资金支持。为了打造只属于白人的农场，英国殖民政府采用“先占”“协议”和“租赁”方式获取土地。牛瘟创造了人烟稀少的“无人区”，英国殖民政府视之为无主荒地，根据英国法律先占原则据为己有。对其他部族已经占据的土地，英国人采用了“协议”和“租赁”方式“鸠占鹊巢”。“协议”的代表是1904年和1911年的《马赛协议》。为了获取肥沃的土地，英国殖民政府与马赛大酋长莱纳纳（Lenana）签署两份协议，驱逐马赛人，前者给马赛人划出莱基皮亚（Laikipia）和恩贡（Ngong）两块保留地，后者违背前约，剥夺马赛人保留区，将其压缩到与坦桑尼亚接壤的南部卡贾多郡（Kajiado）和纳罗克郡（Narok）。西方人对“租赁”的理解与非洲人不同，如基库尤人的土地制度有“莫霍伊”（Mohoi）和“莫萨米”（Mothami），前者基于双方友好关系给予他人种植权，免费使用家族或个人土地，后者不仅给予种植权，还给予建筑权，这两种制度并非是西方人眼中的租赁或者购买。西方人通过与长老发生礼物馈赠关系而获得“莫霍伊”和“莫萨米”，并将土地视作长久的租赁。当然，“协议”和“租赁”能够履行的基础是西方的军事优势。在西方殖民者占据肥沃土地的同时，土著被殖民政府圈到保留地生活。在迁徙到保留地的过程中，牲畜和人员损失惨重，而迁到的保留地土地贫瘠、水源不足，限制了放牧和耕作的产出，游牧民族在畜牧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彻底瓦解。
“白人高地”被打造出来后，殖民政府一方面安置英国一战老兵，另一方面吸引南非和欧洲白人前来建设农场。截至1960年，“白人高地”共有3600个农场，其中800个面积在2000英亩以上，2800个在2000英亩以下的“小农场”总占地280万英亩。土地的经营需要劳动力。为了给白人农场提供劳动力，殖民政府引入税收、强迫劳动法令和身份证制度。房屋税和人头税迫使土著必须去白人农场劳动换取货币；强迫劳动以法令形式规定土著必须为白人农场和庄园劳动；身份证制度限制土著流动，使政府能够跟踪劳动力资源。同时，殖民政府限制土著获取货币的机会，经济作物，如茶、咖啡、棉花、剑麻、菊花等，皆不允许土著种植。由此，土著依附白人农场的经济格局形成。在原来游牧民族占主导的畜牧经济方面，白人也开始发挥主导地位。1905—1920年的东非保护国年报和之后的殖民地年报，东非的皮毛一直是对外出口的主要产品，并且长期居于前三位（其余为谷物和棉花）。然而供给皮毛的并不是游牧民族，而是白人农场。造成这种畜牧经济格局，既在于牛瘟致使游牧民族的牛、山羊和绵羊损失惨重，也在于游牧民族的优良牧场被白人抢夺，还在于西方殖民者控制了牛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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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主义兽医学的介入
牛瘟的危害不只针对非洲游牧民族，对白人农场也一视同仁。这意味着，西方殖民者要获取畜牧经济优势，需要控制牛瘟。在这种情况下，兽医学被引进了。在探讨兽医学介入之前，有两个涉及西方殖民策略的问题需要回答，一是牛瘟是不是西方殖民者的阴谋？二是在殖民之前非洲是否存在对抗牛瘟的本土兽医学？
牛瘟发生的时间节点与西方瓜分非洲狂潮的时间相近，不仅降低了土著的反抗能力，还满足了殖民者道德上的希冀，这不由引发诸多联想。牛瘟进入撒哈拉以南非洲存在两种说法，一是1887年，印度感染瘟疫的牛被进口到埃塞俄比亚补给意大利士兵，牛瘟感染了当地的牛，致死率高达90％，并在接下来的十年蔓延到整个非洲大陆；二是1884—1885年喀土穆之战时，尼罗河流域的牛被英国从俄罗斯和其他黑海港口购买病牛感染。非洲牛瘟为西方传播，但是否蓄意存在争议，一些专家认为牛瘟是生物战的一种形式，是蓄意而为，而其他人则认为这是偶然。那么，殖民者在殖民之前是否已经掌握了牛瘟防治方法了呢？若否，牛瘟也会伤害白人的畜牧经济，殖民者不敢贸然使用牛瘟；若是，那么意味着殖民者在传播牛瘟方面存在前提优势。殖民非洲之前，欧洲曾发生过数次大规模的牛瘟，此时尚无疫苗，政府认为其是一种无法治愈的传染病，应对的措施是屠宰、掩埋、隔离。尽管牛瘟被扑灭，但是也付出了惨重的经济代价。而在疫苗方面，直到1897年，德国微生物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才推出胆汁疗法，而疫苗成熟则是1959年在肯尼亚工作的沃尔特·普莱怀特（Walter Plow right）在牛肾细胞中成功培育出牛瘟病毒。疫苗发明时间晚于殖民入侵时间削弱了阴谋论，然而2010年揭秘的一份英国档案却增强了阴谋论色彩。该揭秘档案显示，二战期间英国秘密进行生物武器试验，列明了可以用于细菌战的疾病（人类疾病包括伤寒、痢疾和霍乱；动物疫病包括炭疽病、口蹄疫、牛瘟、马鼻疽和猪瘟），而很多瘟疫在当时很难防控。战争，意味着失控，会扭曲常规逻辑，这也是牛瘟阴谋论的争议所在。但依目前证据，只能说明这场19世纪末的非洲牛瘟为殖民者所传播，但蓄意与否无据可佐。
以往大多认为19世纪末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次遭遇牛瘟，但非洲口述传说否认了这一观点。自1400年之后，撒哈拉以南非洲至少发生过三起牛瘟，还有一些游牧部落的崛起被此打断。但当时的牛瘟因为部落居住分散而成为地方性流行病，未造成大面积感染。然而19世纪末，恰逢干旱和殖民扩张，游牧民族迁徙的频率和广度增加，加剧了牛瘟的传播，最终酿成横贯非洲的牛瘟大流行。既然非洲之前存在牛瘟，那么是否存在本土兽医学？爱荷华州立大学的康斯坦斯·麦科克尔（Constance Mc Corkle）和伊芙琳·芒迪（Evelyn Mundy）在非洲进行的研究发现马赛人、富拉尼人等非洲牧民已经发展出本土兽医治疗体系，他们拥有一个民族植物解药库用于治疗牲畜疾病，如烟草可以治疗寄生虫，大蒜是多用途的植物药。面对牛瘟，游牧民族除了隔离和驱散畜群，还流传着接种传染病疫苗知识。疫苗是用受感染动物的肺组织、尿液、粪便或乳汁制作而成的。然而，面对牛瘟，这种类似天花接种式的做法无论在欧洲，还是在非洲不仅被证明失效，还造成健康牲畜的感染。
在本土兽医学失效的前提下，现代兽医学进入非洲大陆。巧合的是，现代兽医学的产生也与牛瘟有关。18世纪，欧洲牛瘟流行，在1711—1769年致死了2亿多头牛。鉴于牛瘟的急迫性，1761年，法国人克劳德·布尔热拉（Claude Bourgelat）在里昂成立历史上第一所兽医学院，了解和治疗牛、马的疾病。三年后，国王路易十五授予其皇家兽医学院称号，意味着兽医学院这一机构得到国家支持。之后，其他国家迅速跟进，成立兽医学院。非洲最早的兽医学院成立于1827年的埃及，但埃及兽医学与东非社会没有太多关联。真正与东非社会产生联系的是南非兽医学。当牛瘟席卷到南非，殖民者发现修建围栏限制动物活动无法阻止牛瘟进入欧洲养牛场。1896年，瑞士兽医阿诺德·泰勒（Arnold Theiler）和纳塔尔殖民地首席兽医沃特金斯·皮特福德（Watkins Pitchford）开始免疫血清接种实验。未及两人完成实验，受开普敦殖民地聘用的罗伯特·科赫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证明了从受感染动物胆囊中提取的胆汁注射到健康牲畜的方法可以作为一种预防措施。罗伯特·科赫的胆汁疗法控制了牛瘟，在南非拯救了几千头牛，在巴苏陀兰（莱索托旧称）拯救了10万头牛中的7万头。但是，采用胆汁疗法存在一些缺点，一是必须牺牲3％～7％的牲畜来提供胆汁，二是胆汁保存期只有几天，接种疫苗的效果不尽相同，有的动物没有反应；三是从感染的牛身上取胆汁，只有17％～26％可用，四是罗伯特·科赫关于胆汁不会导致疾病的假设是错误的，在许多没有感染的牛群中接种疫苗后暴发疾病，五是注射器在当时是一种供不应求的物品。之后不久，血清疗法在阿诺德·泰勒、沃特金斯·皮特福德等人的实验和改良下趋于成熟。虽然免疫血清只能提供短期的被动保护，但是含有超免疫血清和强毒病毒的疫苗能够产生持久的免疫力。接下来很多年，血清病毒同步法被视作控制牛瘟最有效的方法。在抗击牛瘟的过程中，南非的实验室、疫苗工厂、研究所和兽医培训制度逐渐成熟，1920年，阿诺德·泰勒被任命为德兰士瓦大学学院（Transvaal University College）兽医教育和研究部主任，标志着南非兽医学的正式确立。
东非内陆被殖民之后，牛瘟尚未终结，在1906—1920年的《东非保护国年报》（East Africa Protectorate Report）“动植物疾病”一节中都会提及牛瘟带来的伤害。而针对牛瘟的办法即是学习南非的经验，创建实验室，制备免疫血清。那免疫血清如何制备，服务于哪一群体呢？《1910—11年东非保护国年报》（East Africa Protectorate Reportfor1910－11）中的一段内容给出了答案。
牛瘟在一些地区导致了牛群的死亡。土著保留地受损害程度最大，这是因为土著饲养牛的数量大且混杂在一起，而且将患病牛尸体上的内脏和肉块带回牛棚。在本报告所述年度的最后七个月中，实验室发放了30000剂血清；尼安萨省的土著向该部门提供了用于制作血清的牛。血清非常有益，在一些地区，特别是马赛人保留地东北，牛瘟已经退场。
这段文字传达出三个信息，一是殖民政府将牛瘟受损严重的责任归于土著；二是制作免疫血清的原材料来源于土著；三是接种免疫血清，马赛保留地东北受益。将牛瘟造成损害的责任归于土著的说法在以后的报告中多次出现，或抱怨民众混养病牛和健牛，或谴责牧民跨地区流动，或叱怪土著关于牛的习俗。免疫血清，也叫抗血清，对于牛瘟而言，就是含有牛瘟病毒抗体的血清。将血清注入牛体后可以产生被动免疫，然而免疫血清的制备需要一些牛做实验，而殖民政府让土著提供原材料的做法就等于成果惠及白人农场，但成本需要土著支付。接受免疫血清注射的受益地区只点名了马赛人保留地，显得颇为含蓄。然而，《1911—12年东非保护国年报》（East Africa Protectorate Report for1911－12）中“因土著保留地难行，放弃接种免疫血清”，《1914—15年东非保护国年报》（East Africa Protectorate Report for1914－15）中“为保护欧洲人牲畜，给周边土著保留地接种免疫血清”的说法阐明了真相，即优先接种免疫血清的是白人农场，即便给附近的土著牛群接种也是为了防止牛瘟传播到白人农场，而马赛人保留地东北正是紧挨着“白人高地”。同时，免疫疫苗需要冷链，不然几周，甚至几天就会失效，而东非炎热的气候又会加剧失效的速度。在冷藏技术落后的年代，内罗毕卡贝蒂兽医实验室（Kabete Veterinary Laboratory）制作的免疫血清要发放各地需要良好的交通条件。东非高原的陆路交通是围绕乌干达铁路和坦噶尼喀中央铁路展开的，其支线的修建也是为了白人农场物资的流动。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卡贝蒂兽医实验室的免疫血清可以销往乌干达、坦桑尼亚，甚至可以通过海运到达南北罗德西亚、莫桑比克，乃至南非，却难以进入交通不便的土著保留地内部。
从普遍性来讲，以免疫血清为代表的兽医学能够控制牛瘟，增进社会福祉，然而初衷只是保护南非的白人农场。东非殖民政府引入免疫血清技术亦是为了白人农场，土著居民不仅要承担免疫血清制备的原材料成本，却得不到免疫血清的普惠待遇，甚至还要遭受加剧牛瘟损害的指责。兽医学在东非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转型中所发挥的作用，助长了殖民，这意味着本身应当价值无涉的兽医学因社会情境因素披上了殖民主义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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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上述关于牛瘟、兽医学与殖民主义经济的故事展示了多物种殖民主义的两层含义，一是殖民者利用物种完成对土著民众、土地和物种的殖民，二是殖民者将自身与物种的实践关系强势地移植到殖民地。
卢加德在《我们东非帝国的崛起》（The Rise of Our East African Empire）中提到“一个国家可能因引进或驯化一种动物而发生巨大变化，如西班牙人将马进口到墨西哥从而征服了这个国家。”利用物种征服土著在东非殖民过程也得以呈现。这一时期，细菌、病毒等微生物成为殖民主义操纵和利用的工具。殖民前的阶段，德国卫生学家马克斯·佩腾科弗（Max Pettenkofer）提出病菌生态论，为攻克霍乱提供了依据；法国实验室在疟疾研究上取得突破，发现引起疟疾的不是细菌而是原虫，之后又发现了造成非洲昏睡病的锥体虫；英国医生帕特里克·曼森（Patrick Manson，即万巴德爵士）、罗纳德·罗斯（Ronald Ross）建立起疟疾寄生虫与蚊子病媒之间的关联，为切断疟疾传播指明道路。科学家为控制疾病所作的贡献理应得到承认，但也不难发现殖民者利用这些学术成果控制了细菌、病毒和寄生虫，打破了非洲内陆抵御殖民的天然疾病屏障。在殖民初期，不管是否蓄意，殖民者给东非带来了牛瘟病毒，或者说利用牛瘟病毒获得了军事、经济和道德优势，占据了土地，奴役了土著，成功实现了殖民。殖民成功后，针对牛瘟的免疫血清又成为殖民者可操纵的工具，其制备原材料取之于土著，而配给则完全围绕白人农场，免疫血清保护了白人畜牧经济，却任土著的牲畜自生自灭。
多物种殖民主义的第二层含义体现了殖民者对殖民地生态环境的改造，这涉及变更植物的生存空间、改变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开拓野生动物休闲观光产业和丰富博物学知识等等。植物是殖民主义的关键商品，欧洲殖民主义开始于追寻香料和热带植物，兴旺于移植植物到殖民地的种植园经济。咖啡源自埃塞俄比亚，茶叶源自中国，甘蔗源自印度尼西亚群岛，金鸡纳源自南美，剑麻源自墨西哥，这些重要的热带植物无法在欧洲温带气候中成长，而形成商业价值需大面积的土地种植。因此，殖民者清除原有土地上的植物，变更土地用途，调整上述植物在热带地区的分布，将经济作物种植于新开拓的种植园。西方殖民东非之前，游牧民族与牛在生计、组织、艺术、信仰和仪式诸方面绑定在一起。作为游牧民族的马赛人与艾德华·伊凡·埃文斯－普理查德（Edward Evan Evans-Pritchard）笔下的努尔人起源于相近的地域，采用同样的生计模式，同样视牛为主要财富。牛，不仅维系着游牧民族生存，更是文化的载体，社会结构、宗教仪式和人生礼仪都跟牛绑定在一起：拥有牛只的多寡是划分富庶与贫穷的标准，也是声望获取的物质基础；献祭祖先或造物主恩盖神（Engai），需要屠宰牛，方能沟通神灵，完成过渡仪式；男孩成年礼、婚礼，必须用一头母牛献祭，才标志人生进入新的阶段；而遇纠纷冲突，唯有牛才能作为和解的诚意。当马赛人被驱逐，殖民者在“白人高地”建设牧场后，人与牛之间的关系则蜕变成了单纯的经济关系。正如东非殖民政府年报所列的条目，殖民者考虑的只是皮毛、肉类和奶制品的贸易额。在诸多殖民地中，东非以野生动物繁盛知名。《我们东非帝国的崛起》总共21章，而卢加德用3章篇幅介绍野生动物，并为野生动物设计了狩猎、驯化、观光等服务白人的愿景。这一愿景为后来的殖民政府继承，并打造出了将野生动物归国家所有的国家公园，如内罗毕国家公园（1946年，成立时间，下同）、察沃国家公园（1948年）、塞伦盖蒂国家公园（1952年）和马赛马拉国家公园（1961年）等。之前与土著共存的野生动物变成了殖民主义展演和获取收入的工具。动植物资源除了满足殖民者的野趣和商业利益外，还有一个目的不容忽视，那便是丰富了博物学知识。殖民地的奇珍异草、珍禽野兽云集欧洲，丰富了邱园、伦敦动物园和巴黎植物园的展演，一方面宣示了宗主国与殖民地的权力关系，另一方面也满足了美学和知识的目的。正是建立在殖民地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基础上，博物学才不停地延展知识的边界。需要注意的是，动植物的命名规则必须采纳拉丁语体系，这也就是说在动植物命名权方面，殖民主义与博物学实现了共谋。
最后回归到中国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研究上。多物种殖民主义的事实告诉我们在从事海外民族志研究的过程中，有必要将发展中国家遭遇过殖民政权统治的历史经历纳入其中，也有必要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曾经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近现代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既是政治经济学和文化意义的伸张，也是生物权力从西方宗主国的延伸。这一过程伴随着殖民主义政权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身心压迫，同时伴随着殖民主义政权对自然物种的控制和利用。
文章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注释从略。
转自：“学术人与实践者”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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