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小北
在我们所熟知的“历史”舞台上，帝王将相、文人雅士、侠客隐者等接连登台，其他人则被分配到扮演次要的角色。
当俄国作家普希金写一篇关于农民起义及其领导人普加乔夫的文章时，沙皇尼古拉的评论是，“这样的人没有历史”。
此外，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历史还有诸多特点，例如过于关注政治，认为历史本质是叙事，史学写作以“文献”为基础……
而新史学的发展早已打破了这些陈见，上至英雄人物，下至普罗大众，大到王朝更迭，小到一花一叶，万物皆有一段过去，万物的过去都可以重建，过去与过去之间都可以联系起来。
正因此，历史写作的宇宙以令人目眩的速度不断扩张：童年、死亡、疯狂、气候、姿势、身体、女性气质、阅读、说话，甚至沉默，都可以成为历史写作的关注对象。
口述史、照片图像、物质文化证据、统计学数据、司法档案，历史研究的资料来源前所未有地广泛。
谁是历史上真正的代言人，是个人还是团体？他们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政治或文化结构的压力？历史学家解释的问题同样复杂多元。
历史是对过往一切正在发生之事的书写。当历史写作的边界不断扩大时，人们对于自我定位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历史写作有多少种可能？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
如果你也对历史上正在发生之事感到好奇，这本“所有历史学家的必读书”——《历史写作的新视野》一定符合你的胃口。
本书的主编、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汇集了一系列最新的历史写作，包括自下而上的历史、女性史、海外史、微观史、口述史、阅读史、视觉史、政治思想史、身体史、环境史等。
即使你对历史研究并不感兴趣，也能在历史写作所讲述的“万物的过去”中有所收获。
自下而上的历史
发现多数人被忽视的过去
一直以来，传统的历史学着迷于讲述一个“胜利者”的故事，一种“主宰者的叙事”，因此，从古代开始，历史一直被视为对伟人事迹的描述。
直到1966年，爱德华·汤普森发表了题为“自下而上的历史”的论文，历史学家开始关注那些在主流历史中常常被认为理所当然或作为附带品的群众的历史经验。
最典型的是对劳工历史的挖掘。比如关于工业革命的叙述一般涉及英国海外市场的扩张、圈地运动、瓦特发明的蒸汽机，但汤普森根据最新的历史资料表示，如果没有工业革命中那些贫穷悲惨的儿童，没有他们的劳动和技能，工业革命可能只是一个未被验证的假设。
书写自下而上的历史，拯救那些被忽视的属于大多数人的过去，不仅可以纠正上层人物的历史，还可以为历史理解提供更丰富的视角，将普通人日常的经历和传统的宏大叙事融合在一起。
例如王笛老师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就与常见的历史宏大叙事不同，提供了一个从下到上的考察视角，让我们看见了下层民众为其生存空间的斗争。
历史学家在关注宏大时代的脉络之余，驻足体味那些远离历史舞台中心的普通人的人生，能对遥远的时代增加一份了解之同情。
自下而上的历史不仅仅为历史学家提供新的历史解释的可能，也为某些被忽视的社会群体恢复属于他们的历史。
口述史
抵抗书面文字的傲慢
毫无疑问，书面文字拥有最后的发言权，但历史学家也正在挖掘口头资料在重建历史中的价值。
对于缺乏文献资料和书面文字的地区而言，口语是文化传承和历史存续的重要手段。但生活在有读写能力的社会里的历史学家，往往质疑口头资料的效力和信度。
按照传统的以文献为准的历史划分方式，非洲被视为伟大的没有历史的大洲。从黑格尔1831年的判断——“它不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到马克思的名言——“代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印度村落只是在太阳下炙烤，毫无成效地自我繁殖而不受政治天空的乌云影响”，缺乏文字或几乎没有文字的地区，一直承受着历史学家以书面文字为尊的傲慢。
在以保罗·汤普森发起的“口述史运动”的倡导下，口述资料在现代社会史中的价值得以被发现。社会史家使用口述资料为那些在档案记载中没有发言权的人发声，在过去的声音中重建普通人生活的细枝末节。
而历史正是关于对抹去和恢复的层压的重建，通过延展开被忽视的历史的褶皱，听到来自遥远世代的呼唤。
女性史
改写一边倒的历史
女性史的发展是和女性主义政治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者呼吁撰写一部历史，以女性为主角，展现女性的能动性，书写一部“她历史”（herstory）。
伴随着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日益壮大，书写关于女性的历史成为女权主义历史学家的主要工作。
历史书写不可避免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传统意义的历史往往充斥着父权制的声音，因此，女性史的书写既有可能颠覆既定的历史，也有可能在与强大的父权叙事逻辑的交锋中败下阵来，成为既定历史的无害补充。
正如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提到的，女性史的写作是对一边倒的历史的“补编”，女性史既是历史的补充，也是改写历史的契机，以完善单一叙述者的历史书写。
因此，女性史的主题是对“history”的修正，它质疑“他的故事”相对于“她的故事”的优越性。女性主义历史学家致力于通过女性史的写作揭露历史记载中隐含的等级制度：从女性的立场来看待历史事件会有什么不一样？是谁将男性确立为主要的历史叙述者？通过女性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女性在历史上所受到的压迫和失语。
加拿大文学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即从奥德修斯的妻子——珀涅罗珀的角度，重构了荷马史诗中著名的《奥德赛》。
在《奥德赛》中，英雄奥德修斯征战特洛伊十年，夺回了被掳走的美人海伦，在海上漂泊数十年才得以回到家乡和妻儿团聚。
而在《珀涅罗珀记》中，故事的讲述权交给珀涅罗珀和十二个因奥德修斯而被绞死的女仆，在她们的讲述中，我们看到英雄归来背后这位忠贞睿智的妻子所遭受的煎熬以及十二个女仆们的冤屈。
珀涅罗珀，古希腊神话女性人物之一。英雄奥德修斯之妻。其事迹反映于荷马的《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参加特洛伊战争失踪后，她坚守未嫁10年并以计摆脱各种威逼利诱，后又在奥德修斯归来后与其合谋将图谋不轨者清除。
身体史
作为一部历史的身体
在西方，从柏拉图提出“人的双重性”开始便一直推崇身心两极分化的模式，对身体严加看管而对心灵顶礼膜拜。
经由犹太-基督教文化的禁欲主义、文艺复兴的灵性至上、浪漫主义的反庸俗、维多利亚时期的高尚情操教育，身心二分最终成为西方身体观的文化模型。
但在肉体的骨髓中，恰恰有可能揭开灵性和智性的神秘面纱。因此，身体史将身体视为自我和社会之间的中介，关注语言、隐喻和文化如何影响身体，而非历史学和生物学的简单相加。
比如，艾滋病的出现如何强化现代人关于身体的脆弱性的认知；“新时代”的时尚、装饰、文身、身体穿孔等身体表现形式和消费资本主义的关系。
身体史关注的议题是如此广泛，它将身体作为一种人类状况，分析中世纪对死亡的迷恋可能是对黑死病的现实的本能反应。
身体史也将身体视觉图像化，高、瘦、胖、美、丑，每一幅关于身体的图像都在讲述它的故事；或是通过对身体的解剖透视自我的内心，建立身体、心灵和灵魂之间的连接；又或者，以性别为视角，解读两性气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流变。
历史写作的新视野
作者： [英]彼得·伯克 主编
本书由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剑桥大学文化史荣休教授彼得·伯克主编，罗伯特·达恩顿、乔瓦尼·列维、罗伊·波特、琼·斯科特、吉姆·夏普等10位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参与编写，审视了历史研究中新兴的诸多跨学科领域，探讨了这些当代史学实践所体现的思想和方法。
转自：“博雅好书”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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