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必然
(经济学名著译丛)
[英] 琼·罗宾逊 著
安佳 译
ISBN：978-7-100-22149-8
内容简介：
在本书中，琼·罗宾逊教授出色地完成了很少有社会科学家敢于尝试的工作：概要介绍了对历史的经济学研究，对经济历史做了创造性综合。本书从社会的起源开始（先是动物，然后是原始组织），讨论了财产概念和剩余概念的起源。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每一章都借鉴了多领域专家的研究成果，详尽分析和讨论了民族国家的发展、资本主义扩张，以及最终的工业大国之间的战争等重大问题。
作者的论述机智、尖锐、毫不妥协。本书最重要的不是援引公认的事实，而是激发人们的思索。
作者简介：
琼·罗宾逊，英国著名女经济学家，为后凯恩斯学派的重要人物，曾提出不完全竞争理论，专长在于货币经济学。代表作有《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经济哲学》《现代经济学导论》《经济学的异端》等。
译者简介：
安佳，女，北京邮电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心主任。翻译出版了《经济学的异端》《经济学的尴尬》《经济哲学》等多本著作和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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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和劳动
——《自由与必然》书摘
第一种形式的农业可能是偶然发现的。或许，当一场森林火灾破坏了植物群落，同时也赶走了猎物的时候，人们才发现，种子会在灰烬中生长；无论如何，现在通过燃烧林木来清理一定面积的森林已经成为一种常规制度。在同一片土地上可以收割两种作物，然后必须移往另一块地。有了足够的领地，妇女可以种植，男人出外打猎，一个民族付出少许劳作就可以养活自己了。用现代行话来说，每亩地的产出很低，但每人每小时的产出很高。与南太平洋诸岛一样，总收入可以是提供习惯消费标准所必需的任何东西，（如果不是为了战争的话）还有多余的产出用以供养酋长、祭司和敬神。（今天，以这种方式生活的人被认为是最贫困的人；这与其他人通过更加努力工作而获得的消费水平形成对比。）
恢复一片森林的全部可耕种能力需要大约20年的休耕时间。次生林比原始森林更容易清理；当一块地足以一次种植五分之一的土地，并且整个区域至少经过一次耕作时，单位劳动的最大回报才得到了保证。
人类的技术和智慧打破了“自然的平衡”。他能以超过人口置换率的速度喂养和养活孩子，从而使自己地盘内的人口密度逐渐上升。首先，可以通过将新的原始森林区域纳入耕种周期来适应人口数量的增加，但如果没有更多的土地可供利用，每块田地的再利用速度开始加快，休耕时间缩短，从而燃烧森林变得过于频繁，以致树木无法再生。毁掉的森林成了灌木丛或草地。
不管是出于上述原因还是由于气候的变化，人们不得不学习另一种谋生之道。这就有了一条类似的发展路线，大概是从捕食成群的野兽，比如水牛或驯鹿，到驯养和繁育它们，对此我们所知不多。
在有水的地方，犁铧将农业和畜牧业结合到了一起，定居耕作成为生活的基础。
现在，土地产权的观念逐渐形成。即使在轮作种植制度下，每家每户在焚烧过的田地上拥有自己的田园也是很便利的事情，而且，每家每户都可以用尽可能多的劳力和种子来耕种；当然也可以选择焚烧过的区域来容纳所有的人。没有冲突和法律制度的原因是，每个家庭都有权获得他们所种植的作物，这一点无疑太明显了，完全不需置评。这一经济基础也适用于如我们在孤立的社会中所观察到的各种不同的亲属制度和共同义务网络。有了犁铧，法律制度就必须适应新的技术条件。非洲的一些部落至今仍然维持着共同所有权制度。理论上，土地属于酋长，由他按可供使用的劳动力比例来分配土地。然而，家族继承是一个相当明确的观念，因为它把强烈的家庭情感动机作为工作和储蓄的刺激因素来发挥作用，可以证明是一种技术优势。母系继承制是最简单直接的制度（聪明人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但在仍然实施母系继承制的地方，一个男人不得不为他姐姐的孩子而不是自己的孩子贡献收入，让他觉得是很恼人的事情。当畜牧业取代了狩猎，犁铧取代了尖棍时，男性的经济地位开始占据优势，父系继承制开始流行。
中世纪的欧洲已经制定了土地每三年休耕一年的制度，动物在休耕地上吃草并为土地施肥。实施这一制度的整个村庄要制定一个共同的计划；每个家庭在每个区域都有一些土地，这样他们就可以每年都有收成。
根据希伯来律法，土地由个人耕作，但所有人都必须守“安息日”，遵守每七年休耕一年的休耕期；这必然需要用六年的工作时间来积累存货。
亚洲部分地区人口密度很大，这使得土地每年都必须耕种；只要能够灌溉和施肥，就可以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种植水稻。动物也必须靠种植的庄稼来喂养。（供养牲畜所需的工时必须计入生产供人食用的农作物工时中。）在中国的某些地方，农耕的集约程度大到甚至都无法使用牲畜的地步，犁铧也让位给了锄头；人类的排泄物和河泥都被用来作为肥料，有些地区还实行了庄稼两熟或三熟制。
在印度，人口的大爆炸是最近才开始发生的，一对公牛仍然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最低装备。
在亚洲，个体耕种是惯常的做法，尽管在某些相互临近地区，农忙季节时的互帮互助也是一种习俗。传统和对已知方法的谨慎依赖几乎与三圃田轮作制（the three-field system）所需的共同方案具有相同的一致性。
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前，美洲的一些地区是由锄头支撑着稠密的人口，耕畜和带轮的推车根本不为人所知。
鉴于地理和气候条件，任何地区人口的增长都依赖于每亩土地产出的增加，尽管是以每工时产出的减少为代价。（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无法适应其技术的人口将被淘汰或迁徙以征服其他土地。）人口密度增加所要求的变化可能会给整个社会基础以及技术带来一场革命，比如采用犁铧，就可能是在逐渐持续增加的压力下发生的，比如以畜力取代越来越密集使用的人力劳动的方式结束了土地的分散耕种。
纵观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农民一直是文明的受害者，在最近一段时间内，没有被引入市场经济体系或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人已经所剩无几，但在分散于各处的留存个体基础上重建一个自由的耕者社会还是可能的。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掌握了足够的已知技术，劳动就成了限制性因素。每个家庭所做的工作不超过其所需，仅限于满足其自身的需求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包括对认可的行政和宗教方面的公共开支的捐款。
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几乎一个家庭的全部生产都是为了自己的消费。积累可能包括开辟新的土地、增加牲畜、建房和制造工具。就牲畜而言，积累意味着抑制消耗，比如养一头小牛而不是屠宰它，但其他类型的投资会牵涉到额外的工作，而不是克制自己的消费；事实上，由于更艰苦的工作需要更多的热量，他们可能需要额外的消费。
即使在新石器时代，显然也存在专业人士；开采和制造燧石工具以及武器需要知识和技能，也需要获得特殊的自然资源。（特定个体是否为全职专业人士，必须视乎社会的规模而定。在一个较小的群体中，专业人士会用部分时间从事普通耕耘者的工作。）专业化需要交换。亚当·斯密认为，在同等物品之间，货物将按生产货物所需的劳动的量的比例进行交换，但如果按照物品的具体情况，每种劳动都是不同的，那么等量劳动就失去了意义。毫无疑问，从远古时代开始，不同的服务就有不同的价值——比如牧师就比理发师更受人尊敬——而用粮食给铁匠或葺屋顶者支付的报酬，也必须设定在一个能使他们达到社会认为合适的生活水平上。由于产量每年会随天气的变化而变化，这种支付可能是按收成的份额来支付，而不是按粮食的具体数量来支付。专门人士的知识和他手中的工具，如同土地上的财产一样，将由父亲传给儿子。不同的继承形式都有可能存在——父亲去世后由长子来继承（或在他退隐以求解脱之时，这在佛教社会很常见，在其他地方也有所闻），或由儿子们共同继承，或在儿子之间或所有孩子之间进行财产分配。结婚可能需要向新娘的家人支付一笔款项，或者从新娘家人那里得到一笔嫁妆。父权社会通常会有私生子或贵妻贱妾的概念。那些被排除在继承权之外的非婚生子女和年幼的儿子们，除非有其他的谋生方式，否则将不得不服务于他们的亲戚，由他们提供生计饭碗。在形态复杂的社会里，似乎正是由于男性急于要知道其继承人是否为自己亲生，才导致了对女性贞操的崇拜，以及对女儿、姐妹或妻子“名誉”观念的崇拜，正如约翰逊博士所说，女性的贞节至为紧要，因为所有的财产都取决于贞节。在初民的神魅观念中，或许还有其他的根源。在某些社会里，它成为了一种嬉戏的基础，就像王政复辟时期（Restoration）的喜剧中所描述的那样——勾引别人的女人，保护自己的女人。在大多数社会中，伴随而来的是通过卖淫制度来调和过度的男性性行为与家庭制度的要求。
家庭问题不仅与生活的经济基础相关，也与社会组织有关。土地和牲畜财产权为身份地位的竞争提供了一个载体——时至今日，我们所说的大人物仍然是指拥有大量财产的人。家庭关系通过财产权被卷入争斗之中。在彩礼盛行的地方，女儿是一笔宝贵的资产；在要求嫁妆的地方，女儿却使得家庭资源流失严重。对一个人来说，有很多儿子在他的土地上为他工作是他的优势，但如果有许多兄弟与他分享土地则是他的劣势。
在任何一种继承制度下，家庭生活的机遇会改变土地财产与为土地提供劳动之间的关系，因此，有些家庭会发现自己拥有的土地比他们能耕种的多，而有些家庭拥有的土地却比他们能耕种的少。此外，性格差异也在发挥作用。有些人勤劳肯干，有些人贪得无厌，有些人不负责任，有些人游手好闲，有些人慷慨大方。这也有一定的抑制积累的倾向。富裕家庭的孩子结婚较早，因此在第三代中，人口数量增加更快，人均土地面积开始减少。但事实证明，这一趋势还是过于微弱，无法抵消要求平等使用土地的压力。
在一个允许家庭间财产不平等的社会中，家庭财产不平等会持续存在。拥有过多土地的人可以利用他人的劳动，或以工资形式雇用他人，或将土地出租给他人，自己与他人分享农产品。无论采用何种方式，财产都成了财产所有者工作之外的收入来源。
在季节性收获农作物的地方，会出现财产收入的另一个来源。即使是在有可耕地的地方，为了耕种土地，人们需要种子、工具，或许还需要拉重物的牲畜，当然，还需要在从播种到收获的这段时期内维持生存。那些在下一个收获期到来之前没有足够的生活費用的人，可以依靠贷款来维持生活，并承诺在收获期到来之时偿还这笔贷款。由此就产生了利息的概念——偿还一笔比拿到的款项稍多一些的还款就是这样自然产生的。因此，一个家庭如果有超过其需要的盈余，就可以收息放贷进一步增加自己的收入。一个人可以索取的最大获益，是他在可耕土地上一年的劳动所能生产的东西和他为了生存所必须消耗的东西之间的差。在这个限度内，价格可以按惯例以某个整数结算。在豪萨人被卷入现代货币经济之前，“对每一位在农耕季节初期告贷的人而言，每借一包谷物，就得在收获时偿还两包；如果出借人较为慷慨，每借两包，偿还三包”。因此，一个拥有两倍于他所需消耗量的谷物的人，可以吃一半并借出一半。他会在下一次收获期到来时收回全部谷物，然后再借出一半，他可以不做任何工作，也不做任何储蓄，继续无限期地以“非劳动收入”为生。收取50%而非100%的费用的慷慨的放贷人，想必是一个不想死命占贫穷邻居好处的地主。希伯来律法中禁止收取利息以及每逢禧年（jubilee year）就取消所有债务的规定，就是设计出来用于检查以利息为来源的积累。根据贷款制度，人们发展出了土地抵押担保制度。这就使得富裕家庭可以获得违约债务人的资产。失去土地的家庭不得不沦为雇佣劳动者或佃户。由于家庭生活与财产息息相关，形成了相互联姻的土地所有者阶级，以及只能把贫穷留给子女的劳动者阶级。爱情与责任之间不幸冲突的浪漫故事在多种语言中都有讲述。
一个拥有足够的土地养活自己的独立家庭，可以尽自己所能地工作。（这种自由也是有限的，因为在三圃田轮作制中，耕种必须共同进行，但即使在这种农耕制中，有些人也可能会比其他人遇到更多的困难。）无论是耕种更大面积的土地，还是从事例如除草之类的更密集的劳作，一个家庭一年投入了更多的劳作，就会获得更多的产出。他们的目的是在不过度劳累的情况下，尽最大可能生产出生活所需的一切。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他们将平衡收入的效用和工作的无用性。没有土地的家庭将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劳作。一个佃农必须拿出一块土地的一半总产量才能获准耕种这块土地，如果他想吃得和自由农家庭一样好的话，他的产量必须是控制同一地区的自由农家庭生产量的两倍以上。（需要两倍以上是因为，他要把总产量的一半付给别人，还必须从自己的那一半中留下来年的种子。）为了获得两倍的产量，他必须加倍努力地劳作。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在既有的农业技术范围内，某一特定地区的劳动报酬在某一特定时间点后会出现递减，可以说，在一年内额外工作10%的工时会产生不到10%的额外产出。根据土壤的性质和使用的技术，他可能无法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维持与独立家庭相同的生活水平，因此，他不仅需要更努力劳作，而且需要吃得更少。
另一方面，土地所有者家庭可以比自由农家庭消费更多而劳作更少。他们获得盈余的第一个用途，通常是不让自己的女人到田间劳作。第二个用途是雇用仆人或家奴，这样他们的女人也不必在家操持家务，最后，儿子们也可以免除劳作了。他们还雇用代理人和壮汉来确保佃户付清田租，牧师与他们分享了丰盛的食物之后，则向贫苦人宣讲顺从的观念。
任何时候，租金和利息的水平都是由惯例并用整数确定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也存在一个大概的供需因素。当人口增加时，对土地的需求也在增加。地主可以用更小块的土地招揽佃户，而佃户为了生存必须更加辛苦地劳作。随着既定地区的总产出的增加，地主的收入也随之增加。即使有土地可供新来的移民耕种，面对土地，两手空空的穷人也无可奈何。然而，地主可以安置新来的村民，并在他们有能力进行支付之前，根据他们的需要为他们垫付款项。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人口的增加减少了劳动的边际产出，提高了土地的边际产出，因此使平均收入下降而土地所有者的财富增加。
马尔萨斯的学说使十八世纪的人道主义者大吃一惊，马尔萨斯认为，世界各地的人口增长超过了食品供给的增长，人口将因困苦和饥饿而受到遏制。从上述对家庭土地所有权的重要性的分析中，我们似乎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利用现有技术）一个人在一年内所能提供的最大劳动量不能产生足够的收入来维持生存时，马尔萨斯所说的不幸将会出现。但这样一来，他就没有余钱可以交给地主或放贷人了。在这一阶段到来很久之前，他们的苛捐杂税已经使他陷入了悲惨的境地。
然而，如果没有地主，就没有剩余产品，因为自由农家庭不会有动机去生产多于消费所需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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