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巫术与宗教》
医药、巫术与宗教
1915年和1916年在伦敦皇家内科医师学会的
菲茨帕特里克讲座
(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
[英]W. H. R. 里弗斯 著
何钧 译
ISBN：978-7-100-22231-0
内容简介：
本书为作者1915—1916年所做的四次菲茨帕特里克讲座的讲义。在本书中，作者讨论了他所调查的美拉尼西亚地区原始部落中与医疗相关的实践。里弗斯并不是以西方现代社会的理性和医学观点来评价土著人的医疗实践，而是将其作为与土著人的宗教观念、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社会生活之一部分讨论，诠释原始医药中表现的思维方式，指出土著人的医药实践是基于其宗教思维的。本书对原始医药做的整体性思考，对人类医药史有重要贡献，这本书也成为医学人类学的奠基之作。同时本书亦对探讨原始思维乃至人类意识等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简介：
W. H. R. 里弗斯（W. H. R. Rivers，1864—1922），英国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现代人类学开创性的先驱人物，被认为是“集中式”民族志田野工作的创立者。他致力于研究生理心理学，1897年任英国第一间实验心理学实验室主任，并于剑桥大学讲授心理学。1898年，他参加了剑桥的托雷斯海峡考察，由此对人类学田野工作产生深厚兴趣，此后多次前往美拉尼西亚地区考察，晚期收传播论影响较大。其代表作为《托达人》《美拉尼西亚社会史》等。
译者简介：
何钧，北大物理学学士、考古学硕士，有多部译著出版。
里弗斯的《医药、巫术与宗教》被医学人类学奉为开山之作，如今得以在商务印书馆“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出版，可谓实至名归。当然，在此书出版的1924年，尚没有“医学人类学”一说，甚至也没有“文化人类学”，都笼统称为“人类学”。这样的整体观，今天回头看来，不仅对人类学，对医学更是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
里弗斯(1864—1922)并没有接受过人类学专业训练。他1886年获得医学学士学位时只有22岁，是英国当时最年轻的医学学士，此记录直到1970年代才被打破。毕业后里弗斯即作为随船外科医生到访日本和北美，这激发出他对新鲜经历的好奇和热爱。随后他又多次旅行，到过欧洲、加那利群岛、马德拉和澳大利亚等地，并在这些旅行中与英国文豪萧伯纳结下了友谊，有过多次长谈。据说里弗斯做随船医生时，有记下找他咨询或看病的病人细节的习惯，他注意到人们生命和职业的大不同，以及这些人对他们的家族谱系所具备的深层知识，观察到“这些知识既给予了他们在社会所处位置的安全感，也让他们作为个体与他人不同，从而赋予自身以意义”。这些经历无疑也影响了他日后的心理学和人类学研究。
里弗斯于1888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当选为英国皇家内科医师学会的会员。他很快对当时尚处于发展初期的心理学和神经医学产生了兴趣，尤其是感知觉、精神状态等方面。1892里弗斯辞别英国，到德国耶拿大学继续深造，广泛学习哲学、神经生理学、心理学，当时的德国正是这些学问最为发达之地。在德国的学习经历强化了里弗斯对心理学的兴趣，他很快收到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教授感官心理学的邀请，在那里度过了接下来的29年。里弗斯于1897年主持了英国第一所心理学实验室(伦敦大学)，并在同一年主持了剑桥大学实验心理学的建设，为该学科的建制化起了关键作用。1908年里弗斯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并于1915年荣获皇家勋章。
据说里弗斯起初对人类学并不感兴趣，甚至意图拒绝哈登请他参加剑桥大学托雷斯海峡考察队的邀请，转而推荐自己的学生去。在哈登的坚持下，里弗斯的好奇心终于让他同意作为考察队的心理学分队队长，与人类学家塞利格曼等人一起到澳大利亚的穆雷岛考察。里弗斯本以纯粹心理学家的身份出行，主要考察美拉尼西亚人的感官功能，但他回国时已然成为一名民族学家，并在调查中设计并使用、验证了谱系学方法，为人类学考察亲属关系的基本田野方法打下了基础。1898年的托雷斯海峡考察是里弗斯“职业生涯的转折点”；而作为一位严谨的科学家，里弗斯“富于逻辑思维，热衷于科学准确地进行描述和理论阐释”，与哈登一起开创了人类学的“科学范式”。
几年后他对印度南部的托达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并于1906年出版了研究专著《托达人》。需要注意的是，里弗斯之前并非没有过对托达人的研究，但他的心理学背景，以及他所努力推动的人类学调查需要科学方法以提供确切依据(而非臆测)之观念，令这本书在同时期的人类学著作中凸显了出来。
随后里弗斯再次到访美拉尼西亚，在西所罗门群岛等地停留了三个月，成为第一批“沉浸式”观察的人类学家之一。他考察了当地的手工艺、信仰系统和日常行动。通过与早年到访经历的比较，里弗斯和他的同伴注意到传统的改变和丧失给当地人带来的压抑和冷漠，而这些正是英帝国在殖民地实施的涵化政策带来的。里弗斯于1914年出版的《美拉尼西亚社会的历史》基于这次考察，被称为里程碑式的著作，它标志着人类学的民族学研究和方法的成形。该书尤其突出的是里弗斯对谱系和亲属关系术语的清晰分析，进而推导出之前不为人知的当地社会关系体系，同时也复原了一些已经消失的社会条件。里弗斯的写作揭示出他对于土著日益明确的认识：无论他们的生活与欧洲文化相比显得多么原始，他们的生活方式本身，与所谓“文明”社会的生活方式是同样有效的，毕竟这些人也同样是进化而来，与欧洲人延续的时间一样长，他们的生活方式理应受到尊重。
里弗斯于1914年又一次到美拉尼西亚考察，并搜集了不少关于新赫布里底群岛(今瓦努阿图)的信息。他本有意将来再去考察以进一步补充材料，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即在该年8月爆发，当时里弗斯正在澳大利亚，直到来年3月才得以返国，此后直到他去世，都没再能成行。里弗斯于“一战”初期回到英国，突然爆发的战争让许多士兵患上了“弹震症”(shell shock)，这是一种战争创伤的心理疾患，兼有神经学、生理学、心理学背景的里弗斯迅即决定以医生身份为国效力。“一战”的军医经历中，他发展并完善了“谈话疗法”，这一疗法今天依然在临床使用。具体而言，主要通过与兵士的交谈和讨论，精准找出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如何发展到当下的状况，最终什么可以打破他们心理上的抗拒，恢复注意力并了解自身的状况，从而帮助他们恢复健康和自尊。可以看出，此方法有着相当的人类学研究底色。里弗斯坚持认为，了解发生了什么以及发生的原因是防止这些男人崩溃的主要工具，一旦他们明白其中的机制，便不会觉得整件事那么怕人，也能更加容易地把事情放到情境中去考虑。里弗斯在战后的1919年成为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的首任主席。
正是里弗斯的医学和心理学背景，为当时的人类学带来了新气象。他在心理学实验室的研究经历让他认识到精确检验法的重要性，他认同哈登对古典人类学不重视实地调查的反感，总是强调要尽可能地接近人类实际的日常行为。里弗斯具有“实验学家对精确检验法的热爱，并从不丧失与真实生活连接的强烈倾向”，他最为当时的人类学同行称道的是他坚持术语准确、定义清晰，同时不容许任何学术讨论上的空谈，“一定要与人们的日常情感、渴望和想法有着密切的关联”。他在田野中与土著接触时的耐心和富于同情的举止让他得以收集到其他调查人员无法获得的信息，而这样的田野习惯也让他在治疗“弹震症”的兵士时赢得了病人的信任和喜爱。里弗斯于1920—1921年担任英国民俗学会主席，随即于1921年1月就任皇家人类学会的主席，直至1922年6月于任上去世。哈登在悼文中回忆:“过去的三十年中，所有与里弗斯有过接触的人都会注意到他在多么积极地拓展人类学研究；他从不以狭隘的眼光看待人类学，而是认识到，不仅正在消失的各族群习俗迫切需要这门科学，我们当下的状况也提供了同样多的人类学素材。我们的科学有着更为远大的使命。”
怎样的更为远大的使命?也许我们可以从《医药、巫术与宗教》这本书看到里弗斯的抱负。首先对于医学来说，这一系列于1915年至1916年间完成的人类学讲座，听众是皇家内科医师学会的医生，并在《柳叶刀》全文发表，这本身已经具有相当的意义。当年的医师对这样的话题感兴趣，不拒绝了解非西方医学，包括“巫术”和“宗教”这样的非科学成分对于致病原因和治病方式的介入。同时这样的了解并非仅仅将其他医学作为一件考古器物或博物馆陈列品，限于趣味知识的增加，而是以动态的视角理解医疗实践在变动的现实条件下发生的相应变化，时刻与当下的自身社会发生关联。譬如在第二章，里弗斯明确提出：从心理学观点来看，在本书中描述的这些粗野的方式和大部分我们自己的医学是同一类事物，只有程度的差别”(第35页)。虽然受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里弗斯文中依然使用了“野蛮人”“粗野文化”等歧视性的用语指代非西方社会，可这本书对于所谓“野蛮人”逻辑合理性及其行为方式与西方医学的相似之处的强调，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对于人类学来说，这本书显然没有“自觉”将自己归为“人文社科”，而是在自然与文化、社会之间自如穿梭。这也是当年人类学赋予自己的远大使命，它强调的整体观让它跳出了学科之间的文理分野，探索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广泛的人类多样性，力图尽可能多地理解人之所以为人的各方条件。这是一个相当宏大的视野，以此为背景来探究特定人群在具体时空的特定遭遇。医学和人类学的对象都是“人”，多样性也应当是医学人类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今天的医学人类学，太多甘于为医学服务，囿于医学尤其是生物医学相关话题，不得不说殊为遗憾。一百多年前的《医药、巫术与宗教》就已经明确指出:“本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研究医药、巫术和宗教之间的关系，阐明研究社会制度的指导原理和方法”(第37页)。医学是了解社会文化的绝佳窗口，里弗斯早已清楚告诉了我们。
最后，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此书最大的遗憾恐怕在于对中医的介绍相当稀薄，这与中医自身复杂精深、难于仅凭西方医学知识理解不无关系。不过本书的目的也不在于详尽介绍世界各地的医药实践，它的远大使命是“设法解开人类文化的密网，厘清其各个组成部分的线索，将各个文化元素与明确的人类活动联系起来”(第58页)。今天的人类学在经历了本体论转向之后，大多已不再认为“人类文化”可以像拼图那样在同一个平面上自成一体，而是不同人群有着存在意义上的“多重宇宙”(pluri-verse)。但里弗斯在上述认识的背景下，却也没有将不同文化预设为拼图块那样的边界稳定、一成不变之物，而是通过对不同医药实践和信念的改动、发展和简化的观察，强调文化和习俗的流动、迁徙与可变性，并做出了精彩论述。
在本书首次出版的20世纪初，人类学已经成功将自身由泰勒、弗雷泽为代表的古典人类学转型为一门“科学人类学”，追求研究方法严谨、术语清晰、对象明确，而非模糊的猜测和没有充分支撑的假设。而那时“科学”的定义显然也相当宽泛包容，不仅在《柳叶刀》上，人类学家的文章也屡屡见诸《科学》《自然》等重要期刊。这在今天的世界已难以想象。科学的定义是否愈发排他、狭窄，这里姑且不谈。人类学作为一门科学，在里弗斯的时代是题中必有之意。此书的最后回到心理学，以现代战争环境对人的心理乃至生理产生的严重破坏作用为具体案例，讨论人类文化与医药、心理乃至教育的关系及其作用。这不是仅仅谈论“他者”“异文化”“非西方社会”的猎奇式介绍，而是超越具体民族志，在真正“人类学”意义上的探讨，将所谓的“现代社会”与“原始社会”做对称性的比较和讨论，寻求人类群体处理苦痛的一般行为及其潜在普遍联系的可能。这样的人类学追求，对于今天越来越精细化、专业化的研究，是否也将有所警示？
转自：“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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