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莎（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2023年4期
摘 要
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视角出发的微观层面探究数字化的影响机理和机制，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在数字化背景下“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从探讨厘清基础概念、廓清主要关系、捋清重点内容的视角，澄明数字化赋能的“何为之辨”；从明晰数字化环境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要素的全面升维、数字化思维优化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环节、数字化技术使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过程呈现新特点的视角，呈现数字化赋能的“能为之思”；从分析全面协调数字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主要矛盾以及精准运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规律的视角，掌控数字化赋能的“善为之度”。
关键词
数字化;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数字技术;
数字化、智能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主题。随着数字化生存场景不断向现实延伸拓展，思想政治教育与数字技术和应用场景结合，从整合视角出发的宏观与中观层面的创新发展问题成为学界探讨的热点和焦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理论，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视角出发的微观层面探究数字化的影响机理和机制，能够更好地认识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在数字化背景下的本质和规律，从而创新实现数字化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推动信息技术同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高度融合，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在数字化背景下的自觉性、科学性和有效性。
一、数字化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何为之辨”
深刻理解数字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何为”、“应为”是探讨数字化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影响的逻辑起点。既有研究主要围绕数字化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重要性和宏观格局架构开展探讨，但针对性明显不够，这主要表现为忽略了数字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源起，未涉及数字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等。从思想政治教育属性来看，从过程论的微观视角探讨数字化为其赋能的机理和机制，更有利于把握数字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联系。
1.厘清基础概念
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数字化是什么，从而澄清数字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的一些误区。一是数字化不等于信息化。信息化是教育生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由专业机构来承担，促进整个教育生态向更高效迈进。数字化应该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完善逐步“浸润”整个教育生态，需要整个教育生态系统多维度合力协同构建，每个教育要素、流程和链条都要作出相应调适、改变甚至重构。二是数字化也不等于数据化。数字化是数据化的结果之一，数据化是数字化的一个阶段。各种信息数据依赖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换和升级，使所有媒介融合，才能发展到数字化阶段。三是数字化是将原子比特化的过程，即比特替代原子。原子与比特是一对著名的对立结构，原子是现实物质世界的基本单位，比特是数字化计算中的基本粒子，是信息的最小单位。数字化就是将现实存在的事物转化为信息数据，这个事物可以是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甚至是表情、气味等，通过寻找信号中的结构和信号产生的方式，经过比特的表面进入到事物内部发现事物，比如图像、声音或文本的基本构建，[1] 再以计算机二进制语言表达出来，能让现实事物重现。数字化既是一个阶段性结果，又是一种存在状态，它贯穿于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其次，我们必须弄清楚什么是数字化赋能。通过数字化过程对管理对象实现数字还原，再通过数字建模，在数字界面还原管理对象的物理现实、空间结构、运行逻辑等，进而全面仿真管理对象的全貌信息、验证本质规律、优化现存矛盾甚至预测未来变化及趋势。数字化赋能不是重新构建一个系统或平台，而是运用不断升级的数字化环境、技术、思维使要素、流程、链条全面升级到数字空间维度，解决传统社会环境下长期存在、无法有效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在数字化赋能过程中，要避免几种认知误区：一是数字化是做“增量”而不是吸“存量”。数字化是因数字技术、思维、环境的不断发展完善给原标的物带来的边际红利，即随着数字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原有标的物所释放的效益将或随之增加，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由表及里的长期过程；而不是为了实现数字化，去违背、改变标的物原有的本质和规律。二是并不是所有元素都能被数字化赋能。一个系统中并不是所有要素、流程、环节都会在数字化的浸润下赋能升级，有的可能不会发生变化，有的甚至会产生排斥和反作用力；也不是单个元素就能产生效益，需要系统配合。要做好辨析，哪些可以被数字化赋能，哪些不能；元素之间如何更好发生链接、更新升级。三是数字化目标确立不可盲目化。有很多理论研究在反复提“转型”，根据目前数字化对于社会的传导能力以及人的现实社会属性，并不是所有行业都可以直接定位为“转型”，对于某些特殊领域和行业定位为“赋能”可能更加客观理性，数字化与现实应该是一个逐步融合的过程。
再次，我们必须弄清楚何为数字化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从理论上说主要包括基本要素、基本环节、基本矛盾和主要规律。数字化联通了物质世界的“信息孤岛”，利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将现实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倒映至虚拟世界，实现数字孪生；用虚拟世界的“全场景”模拟现实世界的目之所及与不及；创建以数字信息为核心的环境，实现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符号化、可视化的全面“复盘”呈现；用数字技术手段、思维方法实现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解构、建构甚至重构，找出底层逻辑，填补认知缺陷与空白，优化管理决策。随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时空上的迁徙和变动，结构形态上的多样与复杂，模式上的流动与多元化，[2] 亟待把线上线下的场景打通，运用数字技术赋能教育要素，实现从教育对象需求到教育者供给“端对端”的链接，再延伸到教育生态的连接共生，形成全价值链的数字工程。同时，借助技术平台赋能教育过程和教育主体的价值活动。实现以“教育对象为中心”，形成组织架构、教育过程、评价方式、教育治理“端到端”的全方位创新变革。
2.廓清主要关系
首先，数字化与其他新媒体技术的关系。数字化是各种信息技术的集成。数字化伴随着计算机的出现而出现，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完善，各种信息技术可以为之所用，数字化也会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完善而拓展深化。目前，数字化是集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互联网生存和实践技术于一体，且不断更新、迭代、完善的过程。其次，数字化与人的关系。数字化是一种环境，每一代人所处的时代应该会比上一代人更加数字化。以往的所有信息技术与人的关系可以用相对独立来勾勒，它们之于人更多倾向于一项技术、一种工具，任何一种技术都不能完全覆盖人的生存生活，但任何一种技术都可以作为工具被人使用。然而，数字化与人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溶质与溶液的关系，人基本浸润在数字化这个“溶液”里，从而导致人与数字化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与连接。人在数字化环境里生存，被数字化环境改变，同时也受到数字化的反噬，自然也能够对其进行改变。再次，数字化与现实社会的关系。一是与现实隔离。数字化在某种程度、某些时段、某些人群中打破了空间、时间的限制，让人忘记现实的义务与责任，弱化甚至断开了人与现实的连接，使现实层面的规约、价值变得难以抵达现实个体。二是与现实交融。人的精神属性、物质属性决定其不可能与现实脱钩，现实不可能被数字化完全替代。三是相互影响。数字化的推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现实的巨大“后坐力”使数字化与现实的博弈将在未来长时间内持续，经过实践与现实的检验，真正能够替代的将被替代，能够影响的将被影响，本质的、无法撼动的也会在这个过程中愈发历久弥坚。
3.捋清重点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实质就是促使教育对象将一定社会的思想观念、价值观点、道德规范内化的过程。数字化赋能这一过程要解决两方面的主要矛盾：首先要结合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元素的本质特点，探究赋能的可能性，并不是所有元素都能够被赋能。其次是结合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要素的运行机制，探究赋能的可行性，使被赋能元素同向发力形成有机整体。数字化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要素。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由一系列教育和活动所构成的，教育者、教育对象和教育介体是三个基本要素。[3] 数字化使这些要素发生了促进教育目标达成的变化，强化正向影响因素，规避负向影响因素，从而更好地实现要素赋能。二是赋能流程环节。无论是教育者和教育对象，还是任何一个教育活动，都要通过对介体的数字化运用和管理使其活起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从总体上分为制定方案、实施、评估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又有具体的流程。在这些阶段和流程中，要求达到对要素的数据链接、沉淀、组接的精准整合和处理，使这些环节相互渗透、循序渐进、逐步深入，提高过程运行效率，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三是赋能教育对象思想品德形成。数字化对教育对象思想品德的形成到底是赋能还是耗能，取决于教育者对数字化的利用。首先，外在因素影响思想品德形成过程。数字化的传播内容、路径与效率使教育对象内在思想矛盾的转化，知情意信行诸要素多节点的相互作用、辩证运动难度加大，思想品德形成难度提升。其次，数字化技术如大数据技术、信息可视化等，能够将教育对象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的动态痕迹、变化路径进行可视化呈现，从而有效追踪思想品德形成的特点和规律，影响和改变数字环境的创设，从而对教育对象思想品德形成赋能。
二、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能为之思”
随着数字化加速发展，数字孪生、虚实融合是必然趋势。各行各业不仅让万物链接、万物相连更加泛在，也让模拟仿真、全息感知更为身临其境。数字化为思考解决问题提供了全新维度，引领“升维思考”，从而找到“降维行动”的突破口，逐步构建以数字化引领的创新发展模式，使思想政治教育发挥更大的价值。
1.数字化环境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要素全面升维
首先，全息感知数字环境赋能教育者的主导地位。一是全息感知技术突破时空限制对教育对象进行全面客观的把握。高校要以全息感知技术设备为基础，充分利用校园及周边、网上及网下现有视频图像资源和各类信息化设施，构建各类场景应用，形成覆盖教育对象主要学习生活场景的全景式感知体系，为智慧校园建设提供精准数据分析和基础应用支撑，拓宽教育者对于教育对象“知之”的宽度、深度和效度。二是数字技术可以对教育对象进行全面科学的可视化分析。在数字资源合法、规范、有效使用的前提下，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构建数据记录、资源交易、资源共享和资源管理等层面的数字化教育资源共享框架和分析模式，通过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的图像来模拟并还原教育对象的思想状态、行为方式、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提升教育者的价值引领力。
其次，数字化生存赋能教育对象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一是数字化生存环境极大地丰富了教育对象生存实践体验。“数字化生存”最早由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提出，它是一种区别于传统的新生活方式，以信息技术应用为基础，人在这个数字空间里从事信息传播、交流、学习、工作等活动。[4] 数字化生存拓展延伸教育对象的时空边界，它是对现实生活的模拟，更是对现实的拓展。作为深谙数字技术的当代青年学生，在数字化生存环境里拥有无数数字化的邻居，真正可以实现“日行万里”，在多元时空场域、社区圈层体验参与或见证他人实践，大大丰富了社会关系与经历，使主观认知层次不断提升。二是数字化生存催生教育对象产生“数字理性”。当代青年学生是伴随着互联网高速发展出生、成长、脱颖而出的新一代。较之以前的网民群体，当代青年学生已经能够分辨虚拟与现实、辨别数字化对于个体发展带来的利弊，他们在数字化场景中表现得更加成熟，在享受数字化给学习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会有意识地抵御过度数字化对其学习生活带来的反噬。丰富的虚拟实践带来的认知体验让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去现实中检验认知的对错真伪，从而为教育提供契机。
再次，数字化环境使教育介体趋于智能化。教育介体是教育者用以影响教育对象的方式与手段，是连接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纽带”。一是教育内容传播更高效。教育内容在数字世界中的传播完全不受三维空间的限制，学习者可以选择激活信息任意部分的海量“超文本”内容，比如视频、音频、图像、课件、文档等。每个学习者都处于信息生态环境中，且信息内容具备互动功能，以满足学习者需求的形式呈现。教育方式也不再仅是根据教育对象单向度的搜索喜好而被动生成的个性化推送，还包括根据教育对象的特点，结合其未来发展规划主动供给，主动吸引教育对象。二是教育介质物理形态可隐形。数字化使教育介体逐步让人感觉不到物理界面的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介体物理形态的消灭，而是由物理存在演化为不容易被人感知和察觉的一种形态，这种形态可以改变介质两端的关系，不再容易让人产生逆反心理。数字化环境下的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根据教育对象特点来设定，经由数字化写实、渲染、交互、表达，常态化地呈现在自然场景中，使教育“润物无声”。
2.运用数字化思维优化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环节
首先，运用客户思维优化教育方案的制订。对于教育对象思想品德有关信息资料的收集是否齐全、客观、及时、有价值，是否真正“知学生”，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案制订普遍存在的薄弱环节。只有深入了解学生思想品德现状、特征及发展变化趋势，才能充分掌握制订教育方案所需要的关键信息。（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通过“数字校园”、“智慧校园”等数字化场景的全面搭建，可以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全面收集学生的思想行为状况；通过短期、中期、长期对于学生学习、生活等公共场景的观测，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基础上，通过指标构建和筛选，充分深入分析学生思想行为的特征与发展规律，从而制订有针对性的教育方案。
其次，运用运营思维打通教育方案实施的断点堵点。数字化场景下，通过网络技术的规模化应用，实现有线网、无线网、物联网等全面融合的智慧网络全覆盖。通过整合教育教学数字资源、学生日常学习生活数字资源，建立起可视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思想品德认知和行为的关系图谱，利用数字技术挖掘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思想品德认知和行为的对应关系，探究教育方案实施对于学生思想品德认知、行为及其转化的影响，找到方案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优化教育实施方案。
再次，运用产品思维解决评估的难题。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是根据一定的标准，运用测量和统计分析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及其实际效果进行质的评判和量的估价活动。[5] 评估重点就是看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投入是否在学生思想品德认知和行为上产生作用，即投入产出的关系，这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投入情况、学生思想品德认知和行为情况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数字化场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投入全部被记录、储存，通过专业分析及数字技术模型运算，可以解决传统评估的难点问题；同时，也可以检测教育投入的迭代效应，监测投入产出比，测量教育投入的增值性问题等。
3.数字化技术使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过程呈现新特点
首先，数字化技术使思想品德形成外在影响因素可监测。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过程是个体在社会环境影响下，经由社会实践、知行转化，从而形成外部制约和内在转化有机统一的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思想倾向和行为习惯的矛盾运动过程。思想品德形成的外在因素非常复杂，一般很难分析、描述这些客观的外部条件是如何对思想品德产生影响的。撇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宏观影响因素不谈，中观、微观层面的影响因素也宛如空气一般，时时存在却莫可名状。在数字化场域里，通过不断升级的新型基础设施、智慧校园建设以及校园数据治理，可以实现对个人信息的集约化管理。同时，通过不断扩大外在环境信息收集范围，将个人的基本信息、家庭信息、学业信息、社交信息、生活信息、工作信息等逐步纳入常态化收集、动态化管理范围，从而对思想品德形成的外在影响因素进行全面监测。
其次，数字化技术使思想品德结构多要素综合系统可感知。思想品德结构是一个以世界观为核心，由心理、思想和行为三个子系统及其要素按照一定的方式构成的、具有稳定倾向性的多维立体结构。[6] 过去了解人的心理思想状况主要通过问卷调研、访谈或教育者的主观判断。根据西方行为主义的研究，人的心理和思想归根结底都会转化为具体行为。在数字化场域下对人的行为进行全面观测，使对心理、思想、行为三个子系统的现实分析应用成为可能。在数字化技术运用下，心理投射、思想表征和行为表现经过观测收集都能以具象化的“符号”体现出来。从符号学的角度审视符号性或符号化的思维是人类理性的重要特征之一，人的全部活动都离不开符号。[7] 通过对心理和思想符号化的解构分析，建立起行为动因、外在行为以及行为习惯之间的联系，观察教育影响对学生思想品德结构多要素综合系统产生的作用，建立起可感知的关联研究模型，探索习惯养成的具体方法和路径，进一步追踪强化。
再次，数字化技术使思想品德形成内在矛盾转化过程可测量。思想品德内在矛盾的转化主要是知行转化，其间经历情感、意志、信念的辩证运动。过去我们可以通过考试进行认知层面的检验，通过行为指标定点、定时地考察了解知识转化的结果。然而，由于缺乏对行为指标客观的记录和分析，更缺乏对认知与后续行为表现的关联研究，使思想品德形成内在矛盾转化一直是研究领域的“黑匣子”。其实，思想品德形成内在矛盾各要素及转化过程都具有鲜明的符号化特征，数字化技术使思想品德形成内在矛盾转化过程呈现为通过各种符号传递信息、转换信息、交流信息的过程。通过全面、动态地关注学生的认知情况以及能够体现思想品德的主要行为的关联研究，把握认知与行为转化的特点与规律，具体包括思想与行为转化过程中重要的认知提升转化节点、关键时间区域、标志性事件、典型特征行为等。随着数字化场景的不断完善，技术应用的不断成熟，法律法规建设的不断规范，可以实现对于知行转化内部“黑匣子”的不断升级“解密”。
三、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善为之度”
数字化发展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又产生新问题，如“个人隐私与社会公开性的冲突、安全与自由的冲突、政府监控与个人自知的冲突”等。数字化可以解决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但也带来新的矛盾与挑战。
1.全面协调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主要矛盾
一是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的矛盾：主流意识形态的灌输与“去中心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就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教化。数字化生存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人际社交、塑造价值的底层逻辑。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一个信息中心源，同时也根据信息源本身信号的大小强弱成为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这种扁平化、开源化、平等化的信息生产结构，在内容、路径、效能等方面给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带来了巨大影响，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持续升级。利用好数字化场景、技术、思维，要求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选择、教育方法的运用、教育环节的设计、对学生思想品德形成规律的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自身运行规律的判断等不断提升能力和水平。同时，由于教育要素的可视化，能够让教育者即时掌握教育动态，实现精准施教，同时对学生发展实况进行有效目标反馈，从而增强学生对主流价值的认同。
二是社会外部环境与教育目标客观要求之间的矛盾：权力的分散与集约。数字化的环境为个人提供了享受个性化产品与服务最大的空间和平台，长期浸润在数字化场景中，享受个性化、即时性的产品与服务，充分发表个人的见解和观点，直接参与网络虚拟的民主实践，可能会导致一种分权、平权的心态弥漫整个社会。特别是伴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社会成员，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许多传统的社会偏见，会在一定时期内引领这一潮流。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利用数字技术充分把握教育对象的思想动态、精准设计教育内容、科学设置教育环节、有效选择教育方法，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要求以及外部环境与之互动的情况，才能够积极应对社会环境负向动力系统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消解，从而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中确保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对教育对象的有效牵引力与必要影响力。（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标和任务与青年学生的发展目标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帮助学生塑造社会人格，实现全面发展，从这一点上来说，平权与分权心态的弥漫只是时代带来的挑战，并不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实施的对立面。数字化生存之所以能让未来不同于现在，是因为它具有容易进入、具备流动性以及引发变迁的能力，而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者要主动适应这种新的教育环境。
三是教育对象的思想和行为特点与社会要求之间的矛盾：个人化与社会化。在信息时代，大众传播的受众往往是单独一人，所有商品都可以订购，信息变得个人化。[8] 在数字化生存中，个人所处的外在信息环境完全是为个人量身订制的，不再只是一种共享环境，环境对于个人的了解程度可能甚至强于父母、兄弟姐妹、多年老友，这种生存状态对于个人而言，相应的信息获取和市场服务可以做到完全“个人化”。这种完全顺应个人主观需求的外部供给模式与社会对人的社会化要求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人的社会化动力和诉求。为了满足自身欲求，无限放大自身需求时，一些学生会产生怠惰心理，推脱学习任务等，这在无形中给思想政治教育增加了阻碍性因素，提高了教育难度。[9] 个人化的崛起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鲜明特征，使高扬人的主体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相融，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要。[10] 思想政治教育是帮助学生形成一定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品德、完成社会化的重要实践活动，也是学生实现全面发展的必经之路。长期以来，作为政治性与知识性相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呈现内容和呈现形式上给受众造成了一定的“刻板印象”，学生往往更重视专业技术和知识教育，忽略思想政治教育对于人的发展的巨大价值。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注重运用信息技术手段，优化数字化生存环境，帮助学生主动发现个体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引导他们认识到个人化与社会化之间存在的矛盾，激发个体的社会化诉求，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四是教育对象全面发展的需要与满足需要方式之间的矛盾：自教与他教。数字化的发展，为教育对象拓展了实践的空间，增强了实践的体验性，提供了更多实现个性发展的平台。然而，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人们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加需要正确的思想政治理论来指导实践。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学生的学习方式也在发生转变，移动学习、电子学习、泛在学习已成为青年学生的重要学习方式。[11] 在专业知识学习过程中，教育者“教”的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育者从讲授者转变为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和促进者，这种由“他教”向“自教”的模式转变，也适应了数字化场景中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然而，思想政治教育有其所承载的特定的知识内容体系，即正确的思想政治理论，它不可能不学而知、不教而会，必须通过理论灌输才能转化为教育对象的思想意识。[3] 这种特殊且不可或缺的“他教”在一定程度上与数字化场景中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存在一定的矛盾。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在于要利用数字化技术对学生进行精准的“数字画像”，引导学生自我觉知觉醒，认识到“自教”存在的客观局限性，激发学生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需求，从而不断协调“自教”与“他教”之间的矛盾。
2.精准运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规律
这方面的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精准调控教育对象思想品德发展与教育要求之间的适度张力。从横向来说，对于不同思想层次的教育对象不能提出同样的目标要求；从纵向来说，对于同一教育对象，更要偏重掌握教育目标与要求的迭代效应、曲折发展、螺旋上升的基本态势。在传统教育环境中，由于很难动态、科学、精准地把握教育对象思想品德发展的阶段、水平和层次，从教育者立场出发所提出的教育目标常常出现空洞、泛化或重复、矛盾的问题，不能较好地运用教育要求与教育对象思想品德发展之间保持适度张力的规律，导致教育实效难以提高。数字化技术场景下能够做到全面监测、动态把握、科学分析教育对象的思想品德客观基础，对教育对象的思想动态进行“数字画像”，同时对教育目标要求与教育对象做到精准的层次匹配，提出保持适当张力的教育目标和要求，从而有效保障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基本矛盾的顺利迭代、有效转化。其次，科学有效协调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统一的规律。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在教育者有效施加教育影响、积极引导和主导教育过程中，实现教育与自我教育的协调统一。当教育者能够精准把握教育对象需求，使学生在教育过程中产生共鸣，继而反观自身，产生自我教育的内在驱动力，这样的教育才是真正有效的，否则教育影响无法真正抵达教育对象。数字化环境中，从横向来说，可以通过动态监测分析完整的教育实践活动，了解供给侧与需求侧存在的矛盾以及矛盾呈现的特点与规律，从而不断调整供给内容与方式，实现精准供给、精准施策；从纵向来说，因为以对学生的充分了解为前提，使教育内容的制订、教育方法手段的选取、教育方案的实施以及教育效果的评估等环节更加顺畅，提升了教育者的引导力，也有效调动了教育对象的内在自我教育需求，使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统一。再次，科学引导各类教育要素同向发力。由于教育者能力水平参差不齐，对教育对象施加教育影响又是一个比较长期、隐性的过程，以传统的评价标准和手段很难对教育者有一个科学、客观、全面的评价。在数字化的环境中，教育影响因素的符号化、可视化都能助力解决这一矛盾，从而科学引导教育要素同向发力。比如，对于教育者的引导力可以通过数字化跟踪，建立教师引导力“数字档案”，给出评价教育者的客观参考。同时，通过对其他教育影响因素的动态监测，比如热点事件、舆论舆情、微博热搜话题等，针对性地消除其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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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亮,王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构成若干要素的符号学分析[J].思想教育研究,2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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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邓纯余.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理论与实践审视[J].思想理论教育,2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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