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勿食我黍
当繁荣缺乏长期基础时，这种繁荣就是可疑的。
消费也不是坏事，而是人类生活的一种表现。然而，最具破坏性的经济错误之一是资本回报和资本消费之间的混淆。给牛挤奶和在牛有机会产犊之前宰杀它是有很大区别的。
如今，在西方发达地区，高消费水平部分是由大量资本所赐——这只是部分原因。如果近几十年来我们的经济领域没有迅速向亚洲扩张，我们早就被迫大幅减少消费。这种扩张，一方面是由于苏联体系的崩溃，另一方面是由于亚洲在货币革命和工业革命方面的滞后性。
因此，经济奇迹的结束在某种程度上被延迟了。
欧元区还有一些产业，这些产业是用战前欧洲的智力资本和战后欧洲的勤奋建立起来的。而美元主要是靠军事力量“撑腰”的。然而，它的继续存在面临以下威胁：经济资本结构的扭曲，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消耗效应。
繁荣的代价
经济资本结构的扭曲是货币革命的结果。它创造了典型的经济周期模式，特点是扭曲和纠正交替出现。
只要增长与信贷扩张齐头并进，增长就不再直接遵循消费者的预期需求，而是由扭曲的价格和利率信号驱动。其后果是经济结构在某些领域过度扩张，而在其他领域则相对收缩。
纠正期不可避免地会到来，并且会在人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打击他们。纠正是如此令人痛苦，因为它揭示了人们在决策方向上的错误。不仅投资和创业的决策被揭示出是错误的，而且年轻人的教育和职业决策，年纪大的人的投资决策以及其他人的消费和储蓄决策也被揭示出是错误的。在这里，“错误”的意思是：就与主观需要和真实情况的相符而言，不具有可持续性。
一般来说，繁荣的幻觉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人们高估自己的财富和整个经济的繁荣状态。
由于信贷扩张导致名义价格上涨，人们认为自己比实际更富有，企业家认为自己比实际更聪明，工人认为自己比实际更有生产力，投资者认为自己比实际更有技巧，当然，政治家认为自己比实际更精明。
这导致了持续的隐性资本消耗。根据奥地利学派的观点，资本不仅仅是由货币价值构成的。资本消耗体现在储备不足，利润支出过高，奖金和工资增加，流动性降低时过度冒险，储蓄倾向下降，浪费和福利心态，忙碌的短期主义，过度劳累，缺乏健康意识，奉行实用主义而不是坚持诚实正直，以及虚张声势而不是追求实质。
货币革命具有深远的道德后果，同时也是经济衰退的征兆和背景。
奥地利学派并不质疑物质消费水平，尤其是经济活动和消费本身。它只是对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现代“繁荣”提出了一种被广泛忽视和遗忘的批评。问题在于这种繁荣是有代价的：它自己的长期基础的瓦解，对短期的日益关注（用一个流行的术语来说，就是缺乏“可持续性”）和质量意识的下降。
幻影经济
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分析了金融体系、经济周期和经济扭曲之间的联系，并警告说资本结构的破坏有利于“幻影经济”，这种“经济”的生产过程已与人类的实际需求脱节。然后假设这种扭曲——正如约瑟夫·熊彼特轻蔑地写道——可以通过心理广告技术，也就是“操纵抛售压力和政治口号”来弥补。广告和政治越来越明目张胆地要求更多的消费。威廉·罗普克还警告社会虚幻繁荣的后果，这种繁荣混淆了被动的、建立在债务融资之上的消费主义和财富。财富的获得是一个积极的过程，它描述了我们作为自由人实现我们设定的目标的潜力。因此，米塞斯总是围绕经济活动所服务的人类目标，而不是渴望“增长”或国内生产总值展开创作。
奥地利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利奥波德·科尔警告说，不要仅仅把产品的丰富程度作为衡量繁荣的标准。我们必须考虑到，在货币革命引发的人为增长中，丰富的产品增长被创造出来。由于这种增长伴随着扭曲，这些产品只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必需品。
例如，汽车对于实现个人出行这一人类目标而言，是一种巧妙的、有创意的解决方案。然而，它成为一种大众必需品，只是因为随着城市的扩张，工作场所和住宅就像一个充满空气的气球上的不同点，相互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作为一种大众产品，它会引发交通拥堵，这需要道路网络的扩张，而这增加了交通量并导致更严重的交通拥堵。
生态主义是泡沫经济破坏自然的结果，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助长了新的泡沫。奥地利学派在赞美荒芜的自然景观的同时，并不鄙视人类。它只是清醒地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自然被朝着一个有利于人为结构的方向上“推”，以致在某种程度上不再反映人类的偏好，这是货币革命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
在这种背景下，“偏好”指的是由人的行动所揭示出来的目标，而不仅仅是意见的表达，后者波动过大，与现实联系不大。俗话说得好，“空谈是廉价的”，只有行动才包含实际成本。市场、价格和利率是用于协调无数不同人类个体行为的工具。如果这些分工制度被扭曲，协调就会受阻。这可能是货币革命最巧妙，但同时也是最具灾难性的方面：它使私营部门的经济活动受挫，并驱使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国家的怀抱。然后，国家必须在其数量越来越庞大的下属和仆从之间分配财富，而这些财富是国家自己不能创造的。结果，国家和工商业之间的共生从长远来看是不可行的。从某个时点开始，实际财富开始下降，因为生产不再跟得上消费的步伐。
利奥波德·科尔警告说，不要依赖统计数据。毕竟，繁荣幻觉主要是数字幻觉。更一般的指标可以更好地洞察实际繁荣的下降。例如，在妇女解放之前，丈夫的工资通常足以养家。难道妇女解放仅仅是经济趋势的必然结果吗？——导致典型的净工资远不足以为有子女的家庭提供良好的生活？
投资者幻觉
自货币革命以来，对各资产类别而言，其价值的增加不再仅仅是企业家的独创性和卓越知识的结果，而主要是经济泡沫的结果。如果一个迄今为止被忽视的资产类别突然风起云涌，当然可能表明了一些投资者的预感，但更可能是群体症状——大多数其他投资者的想法。在泡沫中，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逐渐稀缺。
因此，奥地利学派投资者吉姆·罗杰斯解释了为什么在2007年新兴市场成为投资大师们的最爱时，他却清空了在新兴市场的投资。因为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不再是对真实财富创造的预期，而是以下现象：
全球有两万名MBA飞来飞去，寻找新的热门市场。所以我在收获了18年的巨大收益之后，清空了在博茨瓦纳的投资。
过去几年，美联储的低利率和通胀政策（称为“量化宽松”）导致了信用媒介的大量膨胀。过去十年中，从土耳其到巴西，几乎每一个“经济奇迹”都是新市场向恐慌地寻求收益的资金洪流开放的结果，随之而来的是当地信用媒介的扩张。
繁荣幻觉的一个推论是投资者幻觉。正如管理层声称公司股价上涨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泡沫经济也催生了股市专家。在这两种情况下，所谓的“光环效应”都在起作用。这种效应是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桑戴克发现的：军官们会把最高的智力和最佳的领导品质归于具有最佳身体姿势的士兵。在经济中，成功形成了一种“光环”或气场，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在这种光环下被解读。
这种错误最常发生在对公司的评估中：一旦一家公司因短期成功而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这种成功就会用其所谓的优越特征来解释。管理层突然发现自己登上了新闻杂志的头版，他们的癖好成了新的管理风格和时尚的基础，这为整个行业的顾问、作家和演讲家提供了素材。然而，有人对成功公司的任何长期观察都相当清醒：来得容易，去得容易。菲尔·罗森维在对光环效应的分析中，还分析了柯林斯和波拉斯提出的成功案例。正如在管理文献中经常能看到的那样，他们根据它们最近的成功选择了一组公司，以分析它们的最佳实践。然而，结果表明，这些都被证明是完全武断的。
从1991年到2000年的十年间，16家“高瞻远瞩”的公司中只有6家跑赢了标准普尔500指数；其余10家甚至没有跑赢市场平均水平。你最好随机投资，而不是把钱投在柯林斯和波拉斯给出的有远见的公司上……研究结束后的五年内，只有5家公司的盈利能力提高，11家公司下降，1家保持不变……更有可能的是，柯林斯和波拉斯声称的持久业绩的驱动因素——强大的文化、对卓越的承诺等——是基于业绩的归因……事实证明，持久的商业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错觉……猜猜1957年标准普尔500指数中有多少公司在40年后的1997年仍然在标准普尔500指数中？只有74家，其他426家消失了——被其他公司推到一边，或者被收购，或者破产了。在74家幸存下来的公司中，猜猜有多少家在那段时间的表现优于标准普尔500指数？74家中只有12家。其他62家幸存下来，是的，但它们确实在茁壮成长……主导模式不是稳定性或耐力，而是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的常年狂风”。公司在表现出色后退步是完全正常的，也是可预见的。
由于繁荣的幻觉，大多数投资建议都是可疑的。投资者第一步要做的是必须摒弃幻想，并花时间进行深入思考：如果大多数关于财富管理的假设都是错误的，那会怎么样？
我们经常受到诱惑去思考错误的选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不久，杰出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和银行家费利克斯·索马利——一个想尽办法阻止这场战争的人——在瑞士逗留期间，向他更著名的同事古斯塔夫·卡塞尔提出了以下投资建议：
卡塞尔：“你现在更愿意在哪里投资财富，柏林还是伦敦？”
索马利：“如果我的计划失败了，两者都不会。它们会毁了彼此。”
卡塞尔：“你会在哪里投资？”
索马利：“在美国，或在这里。”
“在这里？”卡塞尔惊讶地问道。“我来这个地方已经很多年了，但我从来只把这个阿尔卑斯山小国当作避暑胜地。”
索马利是最早意识到当时贫穷的农业国瑞士将成为欧洲新金融中心的人之一。他也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直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将爆发及其规模的人之一。在战争开始前几天，他将客户的银行存款和在股票市场的投资换成被嘲笑为“野蛮的遗物”的黄金，并将其存放在瑞士和挪威。
《奥派投资》将替代方案摆到桌面上。最终会发生什么，历史会告诉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虚幻的繁荣将很快终结。
在最好的情况下，真正的财富创造将在虚幻的繁荣结束后再次蓬勃发展，让人痛苦的贫困将受到遏制。
本书的目的是将替代方案摆到桌面上。最终会发生什么，历史会告诉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虚幻的繁荣将很快终结。在最好的情况下，真正的财富创造将在虚幻的繁荣结束后再次蓬勃发展，让人痛苦的贫困将受到遏制。但不幸的是，这不是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然而，我们不想涉足预言 （prophecies)，而是想尝试更好地了解预测 (prediction）的才能，如果这种才能确实存在的话。
作者
拉希姆·塔吉扎德甘（Rahim Taghizadegan） 经济哲学家，奥地利维也纳学术机构“学邦”的创始人。目前在国际哲学学院（列支敦士登）和IMC应用科技大学（奥地利）任教。
罗纳德·圣弗尔（Ronald Stöferle） 投资和资产管理公司Incrementum AG的管理合伙人。
马克·瓦莱克（Mark Valek） 投资和资产管理公司Incrementum AG的合伙人与投资经理。
海因茨·布莱斯尼克（Heinz Blasnik） 咨询公司Hedgefund Consultants Ltd的独立交易员和市场分析师、金融应用程序开发商Seasonax的顾问。
本文选编自《奥派投资：穿越通胀与通缩》，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
转自：“经管学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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