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7期P60—P61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原题《巫者、歌者与辩者：中国阐释学的早期空间及历史嬗变》，摘自《江海学刊》2023年1期，马涛摘
就中国阐释史来讲，“公共阐释”涉及中国传统公共话语空间的建构问题，而这一空间的形成和展开则进一步建基于中国早期文明如何实现了公共性。下面将以此为背景，对公共阐释在中国的历史发生及早期嬗变问题作出阐明。
中国早期的公共空间
公共阐释所依托的公共空间，并不是一个万物各处其位的自然空间，而是人与人发生交互的人文空间。以此为背景，人关于自身和世界的共同经验促生共同话语，共同话语集合成共同关心的问题。这共同问题如果需要解释，则衍生出公共阐释。
那么，在中国社会早期，中国人如何形成其公共空间？从传世文献看，这是一个由圣王主导的不断进化的空间体系。在《周易》中，无限杂多的自然通过卦象分类被建立秩序，生活于其间的人则因此获得统一的认知和实践方式。这是一个秉持了相同天地经验和生活模态的共同体，由此形成的公共空间，可称为被哲学观念规划的自然和人居空间。
与《周易》相比，《尚书》对中国人公共空间的规划更多是政治性的。从尧到舜再到禹，形成了连续性的空间生产。按照《禹贡》最后形成的空间规划，九州与中央王朝的贡服关系，使其成为一个稳定的统一体，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公共空间的基本场域。
阐释学的巫者时代
见于远古龟甲、兽骨或陶器上的刻符或朱书陶文，虽然因今人难以识读而无法被视为文字，但它的指代和隐喻功能却是毋庸置疑的。在阐释学视域内，它既涉及人对世界和自身的认知和理解，也涉及人借助符号认知、理解和解释自身与世界。
那么，在远古巫术背景下，甲骨卜辞如何进入阐释学？首先是阐释对象。按照现代文化人类学的观念，巫术的产生离不开远古泛灵论或泛神论的背景。在此，所谓阐释就是探问世间万物为人显现神性的蛛丝马迹，然后作出多元化的解释。
其次是阐释的物料。殷商时期，作为阐释对象的“帝”的隐身，反向强化了占卜材料的重要性，它意味着龟甲和兽骨充当了证成神灵的在场之物，承担着使其具身化的任务。
再次是阐释的层级。对于殷商甲骨存在着两重阐释：首先是当时巫师对甲骨裂纹的阐释，然后才是对后发性的文献记录的阐释，即对巫师阐释的再阐释。
最后是阐释的标准及公共性问题。在占卜活动中，殷商统治者好像把自己的命运全然交给了不可知的神，但从史料看，它又终究是一种人为的操作，操作方式已先在决定了神意的取向。
从以上分析可知，史前至三代，中国如果有一种发端阶段的阐释学，那么它一定是关于巫者的阐释学。就历史留下可认证的印迹而言，它的起点是具有巫术性质的远古刻符。到殷商时期，作为群巫之王的殷王逢事必占，为这种基于符号性占卜的阐释学留下了成熟的形态。这种巫者的阐释学不但借助神意形成社会性的共同经验和行为共识，而且通过占卜实现了人神互通。就此而言，来自巫者的阐释必然是一种公共阐释，它呈现出了一个天地人神交互往还的意义生成模态。
阐释学的歌者时代
自殷商至西周，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变。有周一代，如果有一种公共阐释，那么对神意的阐释已退居次要地位，而人间性的沟通则成为重心。既言且歌的诗作为这一时代新出的艺术形式，就成了当时建构新型阐释空间的代表。鉴于诗在当时的广泛流布及歌乐性质，我们不妨把西周至春秋时代称为中国阐释学的歌者时代。
诗在春秋时期的普及，离不开西周以降的教化传统，而诗之所以能从中被特选出来，成为这一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公共话语，则一定是因为它具有实现公共性的特殊性质，并因此主导了那一时代的阐释实践。
首先，从文本性质看，诗在春秋时期获得公共性，应和它的表意方式及多元化的来源有关。西周至春秋，诗无论是作为在乐舞和日常话语之间折中出的“雅言”，还是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实现的经验的共享，均预示着它具有成为社会公共话语的潜质，这是以诗介入公共阐释的必要前提。
其次，从内容框架看，这一时期的诗具有多主题性，在《诗经》中被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的风来自周王朝统治的不同地域，是民间性的；雅来自京都王畿之地，是贵族性的；颂则来自祖灵祭祀，是超越性的。三者分别指向了下层庶民、现实政治和纯精神的信仰之域。《诗经》展现的结构框架绝不是随意而设，而是包含着那一时代的国家观和天下观。由此，春秋时期以贵族赋诗活动为标志的《诗》阐释，也就不仅是以斯文或风雅的方式相互表情达意，而是以其内容形成了对国家或天下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整体映射。
最后，从阐释方式看，春秋时期的《诗》虽然涉猎内容广泛，但每首诗又毕竟有其表意的专指性，并受具体历史语境限定。这样，当它被挪移到另一个生活空间吟诵并表达赋诗者的想法时，就必然面临因旧诗新咏而出现的转义问题。诗虽然包蕴无限多元而深奥的意义，但对它的阐释仍应以符合礼乐之教为基本原则。这就是春秋释诗的“诗以合礼”问题。
春秋时代现实层面的礼乐崩坏与理想层面的诗的光辉，两者之间虽然存在矛盾，但也相互映照。正是后者的存在，为这一动荡时代提供了精神生活的亮丽之域，也使围绕诗形成的公共阐释变得空前富有意义起来。
阐释学的辩者时代
到战国时代，诗让位于哲学，咏歌让位于论辩，至于史，则至多是充当了这一新时代到来的前奏。我们据此可以把战国时代称为哲学或辩者的时代。战国是中国传统王道政治的末世，相反却是思想的盛世。作为一种相反相成的逻辑，正是周朝礼乐制度彻底丧失统摄力，反向为思想的多元生发提供了契机。这逼迫人们重思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并对何谓公共阐释作出新的界定。
首先，自西周至战国，中国传统政治和学术主体均体现出整体下移的趋势，在政治层面导致了王权的最终灭亡，但却促成了学术或思想群体跨阶层的倍量放大。这种趋势改变了阐释的性质，也重建了公共阐释。单就学术而言，这种“改变”无非是指参与思想的人口因士（乃至庶民）的加入而更趋庞大，思想因突破礼乐的钳制而更趋多元。这也必然意味着传统围绕贵族趣味形成诗的阐释学，朝更民间、更现实化的表达方式迁移。
其次，战国时期的列强争霸和土地兼并，重置了国家文化地理版图；诸子则因为祖述不同，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历史论述。这两重因素重塑了中国阐释学的时空格局，拓展了公共阐释的界域。这种往古与当下的尖锐对峙，是对先秦厚古薄今传统的颠覆，却为中国阐释学中的古今之争增添了前所未有的张力。
最后，战国时期更趋自由的人口迁徙，带动了学术的跨地域流动和学术共同体的重新组合，这加速了阐释学意义上的视域融合。
至此，战国时期被后人称为百家争鸣的公共阐释也就显明起来。简言之，这是一场以士人为主体、以比中原古国更具拓展性的时空为边界、以人口的大范围流动为驱力形成的一场思想运动。这一运动的起点是周制的崩解，主要表现为对礼乐传统的批判性反思及由此演绎出的种种替代方案。
中国早期阐释学史可以用巫者、歌者、辩者做简洁的分期，其奠基性的东西仍然是相应的文本。如巫者对应于史前刻符、殷商卜辞和《周易》，歌者对应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诗》，辩者对应于战国诸子的哲学文本。以此为大框架，歌者时代经历了《诗》从正风正雅向变风变雅的递变，在歌者与辩者之间则夹进了春秋晚期以孔子为代表的治史风潮，如《春秋》《左传》《国语》等。其中，对于诗，史是其自然的下降形式，即诗的理性化；对于哲学，自孔子以降，史被中国传统史家赋予了独特的哲学品质，即“以史发思”。此后诸子的崛起，则显现出“以思代史”的新方向。据此，我们大致可以以文本的递变将中国早期阐释学史的轮廓更清晰地呈现出来。在传统史家心目中，这是一个社会不断变坏并最终沦为末世的过程，但同时也是中国人的思维不断成长并最终理性化的过程。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