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何认识并书写出中国故事的丰富性与多维度，这是摆在每一个有严肃追求的当代作家面前的真实问题。范稳的《太阳转身》通过对多条线索的并合叙事，赋予驳杂混乱的现实以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接续了“新文学”观念先行的传统。他将通俗的侦探类型小说，融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时代命题，同时结合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体现出化繁为简地书写多维度的当代中国故事的能力。
关键词：中国故事 赋形 类型文学 乡村振兴 文化传承
作者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3年第2期P47—P53
关于范稳创作的总体性扫描，从早期摸索与学习阶段的《骚宅》《冬日言情》《山城教父》《清官海瑞》，到产生较为广泛影响的藏彝边地历史题材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再到聚焦抗战历史的《吾血吾土》《重庆之眼》，我曾经同他有过一个比较详细的访谈，也写过评论，本文不再赘述，而主要就范稳的近作《太阳转身》做一些讨论。这本书一般被视作他的现实主义转型之作，但现实题材并不一定意味着现实主义。在我看来，范稳的风格从来都是现实主义的，只是现实主义内部有自身不同的界定和分殊，他可能不是那种被命名为“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者“新写实主义”的类型。纠结于这种看上去似乎很“理论”的问题，对于创作的现场而言是无效的，倒不如从文本自身出发，来探讨当下如何书写多维度的中国这样切实的问题。
一、线索与赋形
但凡一个对当代中国生活略具观察力和敏感的人，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其丰富性和复杂性使得任何“一言以蔽之”的企图都变得不可能。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已经无法从心理内部去玄想与构拟一个纷繁起伏的宇宙，另一方面理性和智识的有限性也不足以让人们对世界形成总体性的认知。当代中国的写作者都必须对自己的局限和片面有清醒的自觉，然后才可能进行诚实的写作，他（她）要做的可能不是呈现出“真实”或者“现实”——而顶多只能去靠近和摹仿“真实”或“现实”，去竭力营造出某种说服力和可信性，让自己的文本在读者那里具备接受度。
《太阳转身》的故事比较复杂，除了那些在长篇小说中常见的旁逸斜出的细节，从情节层面而言至少有三条彼此交织的线索。主线围绕侦破汤谷寨的小女孩侬阳阳被绑架一案展开，因为父母都在省城打工，这个跟着外曾祖母一起生活的留守儿童很轻易就被拐骗走。无意中卷入此事的省公安厅刑事侦查局前局长卓世民的追拐破案过程，构成了整个叙事的推动力。这条主线顺带着串起了两条辅线：一条是卓世民在追踪嫌疑人时，寻踪追到30年前亲身战斗过的边境地带南山村，那里有着悠久的戍边历史，曾经是对外自卫反击战的前沿阵地，却因为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在市场大潮中逐渐落寞，出现了拐卖儿童的团伙，犯罪嫌疑人曹前贵就是从这个村子里出来的。如今南山村正在村长曹前宽的带领下挖山修路，希望能解决交通困难问题，进而让村民走上致富之路。另一条是侬阳阳父母侬建光和韦小香从壮族山寨到矿山和省城务工打拼的经历，以及返乡寻女并转入到对壮族传统乡土文化的开发之中。这三条线索基本上可以概括为破案者、嫌疑人、受害者三方，背后各自携带的则是打黑除恶、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主题。可以说，这是一部在主题写作中进行杂糅融合的尝试性作品，试图将罪案、乡土和文化等类型结合在一起。
与这三方都发生关联的是青山州朗沙集团的老板林芳和储志，他们不能生育，12年前从在自己矿山务工未婚先孕的侬建光、韦小香那里“买”来了儿子林褚承。林芳夫妇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道德败坏之人，只是求子心切，铸成后来的恶果：林褚承罹患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必须要亲生父母或者同胞姊妹兄弟的骨髓配型才能治疗，林芳夫妇病急乱求医，找人诱骗拐走侬阳阳，试图私下配型。人算不如天算，他们没有想到自己雇佣人贩子曹前贵拐卖之事被犯罪团伙五孃集团盯上，半道“截和”，把侬阳阳抢去并进行勒索。商和匪勾连，再加上警、贼和民的错综关系，构成了彼此交织的网络，其写法贯穿了从传统文章技法中得来的所谓“急脉缓受”法，即所谓“事急处须缓做，务令纡徐曲折，勿得埋头，勿得直脚”，“贵在错综其势，散能合之，合能散之”。从情节来说，儿童被拐的侦破主线急如奔火，但如果平铺而下则容易失去兴味，因而用其他线索宕开一笔，形成叙述节奏的起伏，而面对铺展开来的错综复杂的网状线索，主线索则起到了统摄聚合的作用。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将小说的情节梗概梳理出来是为了表明，在看似线头繁多的枝蔓中，因为有主线的统摄，才能抽关启钥、条理分明，从而构成了清晰的戏剧化甚至过度戏剧化的脉络。比如孩子患上白血病，需要同胞弟弟妹妹配型，从而导致家庭伦理的龃龉，引发其他相关的冲突，这种情节与电影《左右》（王小帅，2007）及其改编的电视剧《亲爱的小孩》（胡坤，2022）颇有相似之处，属于类型化的套路。这涉及小说写作中的化繁为简、举重若轻——将大量驳杂的信息进行组合、提炼、萃取、建构、表述为故事的技术。这几条线索关联着人物从战场到官场再到商场的经历，关联着村庄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命运，以及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复兴的期望与实践。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本身并无逻辑可言，就像生活的原生状态一样，充满了无意义的喧嚣、难以摆脱的琐碎和空洞杂乱的信息，只有将那些零散的、破碎的日常碎片进行清理、整饬，赋予其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才能让它们获得清晰的面目。线头纷出的现实碎片在戏剧化的赋形处理中，信息才被讲述为故事，社会新闻才转化成文学表达，经验感受才具有意义效果。
赋形的过程，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创世，“这并不是说它无中生有、言出法随，而是说它必须通过文字构建一个世界，而文字世界与现实世界构成某种关联，它是现实世界的某种抽绎、切片、微缩、模拟、映射，在任何一个微观的部分都要显现出总体的内涵，就像一个细胞中就包含了所有的基因信息。这天然地要求创作者要对这两个世界都有种整体性的把握。……创作者内在于世界这个浑沌里面，他/她的至关重要的选择、决断和行动就是要在一片苍茫中刀劈斧砍，像盘古一样使清浊分开、天地分明。他/她通过发现与创造一个世界来理解一个世界。……在某种文学观念中，文学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建筑的标志就是放逐明确、坚硬的观念，而让歧异、多解的世界以本然面目出现。但这恰恰是放弃了赋形的任务，因为我们都知道世界的实然状态，这个无需作家指明，世界已然如此，我们想要知道世界的应然状态，哪怕这种应然是多样性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通过小说来重新理解未知的世界，而不是看到我们已知的世界”。如果说什么是“现实主义”，那么这种在实然世界中创造应然世界的欲望和尝试就是现实主义的精神，它不仅仅是自然主义式的“写实”，而且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式的写“真实应该有的样子”。
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此种观念来源，是此前文艺理论界讨论经年的话题。20世纪30年代苏联文艺界关于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辩证唯物主义”创作倾向的讨论中，曾有过这样的观点：“艺术家首先应该真实地反映生活。如果他真实地反映我们的生活，那末他在生活中就不可能不觉察到、不可能不反映使生活走向社会主义的东西。这就是社会主义艺术，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说法的逻辑是“写真实”应该反映生活发展的趋势和时代本质，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或者停留在细节的真实之上，其背后隐含的是理想主义的情怀和努力，此后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这种观念是一种书写的价值取向，在后来也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但至少范稳在《太阳转身》中是秉持着这种理念的。很显然，小说中的三条线索都有着各自明确的主旨导向，它们糅合在一起的时候会显得有些刻意。这种刻意本身就是一种“新文学”以来的理想主义的传统，它“不是像通俗文学一样，要去迎合读者的阅读趣味，而意在通过艺术所具有的魅力与感染力，改变或提升读者对人生与世界的认识，在意识领域中引发读者对自我、世界或艺术自身的思考，从而扩展、丰富个人的审美体验，同时对自身的现实与精神处境有一种新的体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才是一种精神或艺术上的事业，而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或讲述故事的方法，文学才是一种‘高级文化’，而不是一种消遣或游戏”。即，它是“观念先行”的，有着“意在笔先”的创作主体自觉，既不是凭借某种神秘的天才力量奇妙地运转创作出来，也不是事无巨细地记录或者“民俗研究”一样的社会学展示。需要区别的是，“观念先行”并不等同于“概念先行”或者“图解政治”，而是在尊重现实的基础上有着明确的可欲性诉求，所谓“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意义就在于此。
二、主题与融合
从主题意旨来说，卓世民和他的战友们代表的无疑是维护正义、打击罪恶的力量，突出的是信念，就像卓世民在联手老战友兰高荣在境外追捕的时候所说：“有些事情，外人看来，不值当，没意义，不可为，而当事人却情愿以命相搏。因为这事关他的爱、良知、荣誉、责任，这是他的信念，是他活着的意义。一个人执着于自己的信念，哪怕显得再傻再笨，不为人所理解，但那是一种高贵”。这个老骥伏枥般的人物，曾经是边境战争中的连长，转业到公安部门后是出类拔萃的刑侦专家，嫉恶如仇，一身正气，有着古典英雄主义色彩。出场的时候因为医院例行体检的误诊，卓世民以为自己身患癌症，一度充满绝望，当他战胜恐惧，决定发挥余热，进行最后一次奉献的时候，他的“大我”就超越了“小我”。此种充满阳刚之气的英雄人物，在军旅文学和公安战线题材作品中所在多有，并无特别之处。值得一提的倒是，《太阳转身》借用了刑侦小说的外壳，体现出亲近读者的努力，却无意于对通俗类型形式本身进行探索，而是试图将类型文学严肃化，或者杂糅到相关的文类之中。
类型文学严肃化的趋势，从王小波、徐浩峰的准武侠小说，到刘慈欣、王晋康的科幻文学，都有所展现。仅以罪案和悬疑类题材而言，近些年来从影视作品辐射到文学领域的尝试就很多，比如从双雪涛、班宇的东北罪案叙事，到东西的《回响》、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都试图通过讲述读者喜闻乐见的通俗故事来表达关于历史和现实的认识。从效果上来说，均取得了不错的反响，也体现出了雅俗共赏的趋势，回归到小说作为通俗文类的原初美学特色：它首先确保的是阅读的基础快感层面，然后再进而引申到诸如美学创造、观念传递等其他层面。当然，形式与内容之间本身无法截然分开，这种形式上向大众趣味的贴近与下沉，反映的是文学在整体性文化转型的语境中争取一般读者的举措。回到故事，回到最大范围内的受众预期之中，在“严肃文学”领域内是一种大的趋势，显示出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纯文学话语的悄然变形。
南山村的前后对比则呼应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主题。用曹前贵的话来说，南山村的情况是：“八十年代土里刨食吃，九十年代卖娃坐班房，跨入新世纪了，到处打工，回村修路”。这个在保家卫国的战斗中积极支援前线、受到过官方荣誉表彰的模范村庄，为什么却一度堕落为拐卖村呢？小说给出了客观的原因：地理条件太差，不仅由于石头满地走的喀斯特地貌造成先天的贫瘠，更主要的还在于由此导致的道路崎岖险要，交通不便，村民找不到致富之路，不适应新兴的经济形态：“他们都是不穿军装的戍边人。可是一进入市场经济，他们便显得有些无所适从了”。这也解释了曹前贵以及杨翠华等村民走上犯罪道路的深层原因，从而让贫困的表象具有了现实的根源，其中固然有个体道德差异的因素，但其本质却还是没有找到发展之路造成的贫困。曹前宽带领村民胼手胝足、自力更生，用打钎抡锤的方式开掘出村的道路，也证明这里的人们始终没有放弃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正是在这种“当代愚公”般的实干背景下，像州委书记再说出“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这样的话来，才不显得矫情和空洞。
由于南山村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记忆，它被赋予了脱贫致富和固边守土的双重任务。这就让脱贫攻坚的主题变得丰厚起来，从而带有了边地山村的个性。小说通过埋头苦干20年的曹前宽等人的努力，为新时代以来全面脱贫攻坚的完成奠定了基础。这里显示出真正的现实主义态度：脱贫攻坚从政策层面来讲，固然是一种运动式的推进，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行为，除了在报告文学和一些主旋律作品中常见的“第一书记”、带头人所起到的示范和引领作用，更多是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普通民众，他们在为自己的生活而奋斗，并且有着永不懈怠的决心。
壮族村寨汤谷寨在前两个主题之外，似乎有些游离，它是案件的发生地，也是韦小香的故乡，并没有同主线情节发生直接关联。但是，随着卓世民的女儿、人类学博士卓婉玉的到来，在她同侬建光、韦小香夫妇的交往交流中，山寨原初的文化生态逐渐展示出来，呈现出其前世今生和未来的愿景。汤谷寨属于壮族濮侬支系，有着祭祀太阳的习俗，本来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处所，有着自成一体的、基于稻作文化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体系。侬建光和韦小香在其中自然成长，原本无忧无虑，只是时代变化了，当他们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才发现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田园牧歌、诗情画意的生活，只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生活的表象。乡村正处于一个嬗变阶段，年轻人观念在不断刷新”。原先擅长的驾牛种田的生计方式贬值了，引以为豪的“一棵树”古屋遭到嫌弃，人们的价值观念已经迥异于原生状态，他们不得不走上离家打工之路。“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就这样被现实肢解。这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遗憾？远离故乡的年轻人，总有一种逃离了樊笼的喜悦和期冀。他们把单调乏味、贫困落后又看不到希望的乡村甩在了身后，连母亲挥动的手臂都来不及多看一眼，眸子里的渴望全交给了未知的远方。这是一群试图渡过贫穷海洋的探险者，新大陆在何方，在他们转身离开家乡时，并不十分明了。” 现代化转型中的城乡、中心区域同边缘区域的区隔和代差是一个普遍现象，构成了大量当代叙事中矛盾与冲突的发生学渊源。
对于多民族文化的持续性关注以及书写，是范稳小说创作的一个特色。他设置汤谷寨这样一个存在，不仅具有展现文化多样性的功能，也为前两个主题注入了文化内涵，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转化的问题。这也是涉及中国文化总体性的命题：当时代向前发展，某些先辈留下的遗产究竟还有无活力，又该以什么样的形态表现出来。《太阳转身》没有流于一般 “文化小说”的窠臼，也就是说，没有陷入对某种文化先验式的价值认定当中，没有将文化本身当作目的，而是将其当作服务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手段。这使得《太阳转身》的叙述没有将壮族文化的差异性绝对化，而是将其置入当代社会经济大转型的语境中对其可能性进行考察，同时避免了城乡二元对立式的想象——在那种狭隘的想象中，乡土及其文化的“原生态”似乎具备不证自明的正当性，从而被书写者当作表达对现实不满的渠道。范稳务实地让文化和旅游开发成为汤谷寨转轨的出路：让林芳成立旅游文化公司，将太阳祭祀转化为太阳节展演，从而带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开发：“太阳从这个北回归线上的村庄转身，不是悄然离去，而是王者归来……他们在这个大时代将再度证明自己……在这片盛满阳光的土地上，连一株摇曳的稻穗，我们也要赋予它全新的内涵”。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个看似游离的主题是融合前两个主题的关键。它构成了神话原型叙事的框架：小说借卓婉玉的口吻，重述了壮族神话中的射日传说，原本天上有12个太阳，造成灾难，大力士射下了11个，只剩下了一个太阳女儿躲了起来。一位勇敢的壮族妈妈走遍天下去寻找，这个过程中还丢失了自己的女儿，最终在经历了无穷磨难之后，壮族母亲终于在汤谷寨的大榕树下找到了藏匿的太阳，也就是她丢失的女儿——这个神话情节与小说中侬、韦夫妇丢失女儿又找到女儿的故事形成了同构关系。同时，太阳本身也成为一种关于“传统”、历史和文化的隐喻，“太阳转身”也就点明了卓世民这样英雄主义的化身、南山村这样对于幸福的向往和奋斗、汤谷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意义所在。复杂的主题最终达成了有条不紊的融合，成为一个有机统一的当代中国故事。
三、正义与信念
从整体上来看《太阳转身》，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结构性过强、复杂化过度、人物设置过多的故事，以至于有时候它看上去像是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的内容提供者。麦基在讨论影像艺术编剧的时候说道：“无论是刻板故事还是奇观故事的作者，事实上所有的作家，都必须明白故事与生活的关系：故事是生活的比喻。……故事必须抽象于生活，提取其精华，但又不能成为生活的抽象化，以致失却实际生活的原味。故事必须像生活，但又不能一成不变地照搬生活。……实际发生的事件只是事实，而不是真理。真理是我们对实际发生的事件进行思考后的想法”。显然范稳不会满足于为影视剧提供脚本，那么复杂维度的中国故事在它的娱乐外观之下就必须提供“真理”——并不是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而是让故事成为生活的载体，从混乱人生中萃取出某种问题与值得推崇的价值理念。
需要有一个赋形的理念，才能让《太阳转身》的情节网络不是散乱线索的强行叠加，而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国故事”。在我看来，三条线索的明暗不同层面融合中，起到统摄作用的理念是对“正义”的追寻和实现。但我并不是要进入关于正义理论分析的思想史中，而是就小说文本所显示出的朴素的认知进行讨论。
朴素的正义首先当然体现在卓世民侦查案件的过程中，因为“正义所要求的乃是禁止直接对他人构成伤害的行为”。警察的职能直接指向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打击罪恶的不义，寻求法律的正义。卓世民特别的地方在于他已经是退休警察，所以他的选择当中有着主动担当责任的道德意味。需要指出的是，侬阳阳被拐案的侦破充满偶然性，运气的成分居多，如果不是因为认识卓家人，而卓世民又是一名正直而又富于责任感的警界官员及资深干警，这个案子没有这样的结果。小说中的情节也显示出，即便有卓世民这样的警察精英亲自出马，追捕过程也困难重重，甚至他自己也差点遭到毒手。这意味着侬阳阳案的侦破得益于偶然性的叠加，而非必然性的结果——小说给出的结果是想象性的个人主义叙事，一个公共理性的结果，即它通过虚构给出了一种通俗化的、抚慰公共情感的结局。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只是文学虚构的幸运。
南山村的新生活就是另一重隐喻意义上的社会正义讨论。由于自然地理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南山村处于一个对村民而言“不义”的现状之中，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在这里就是最大的“正义”。30年前卓世民与曹前宽是并肩战斗的同袍兄弟，30年后却成了拥有资源完全不对等的两个阶层的人。这属于原生运气不佳造成的资源、福利、机遇等方面的不平等，但是某些先天的因素如气候和自然资源无法改变，也不可能指望其他自由个体主动去分担那种不幸——这同样是一种运气问题，依赖于偶然性的个人道德选择。面对这种现实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抵消一切运气的影响，也不应该只抵消某些运气的影响，我们只是需要抵消运气的某些影响，这是我们考虑制度正义时的基本思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脱贫攻坚就是通过制度正义的设计与追求，去抵消那些运气不好（比如生在穷乡僻壤，出身社会底层，自然资源不平均）的负面影响。在这种制度设计背景中，南山村在内部原发的动力与外部力量的帮扶双重作用下，才让生活不再全然受制于自然的局限，社会的公正与分配的正义才得以实现。
汤谷寨所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与转化，与一个族群、地方乃至某种久远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命运联结在一起。最初山寨中的少数民族文化在其自然生长中，同城市文化也并没有等级与价值差别，但是在市场经济中却沦为因为无法带来经济财富而被抛弃的过时之物，城乡的差别造成了山寨民众在城市里低人一等的现象。小说中朗沙集团的投资就是一种承认并发掘多样性文化价值的再分配方案，山寨及其文化由此脱胎换骨、华丽转身，走上乡村振兴的道路，最终体现出的是一种文化上的“正义”。
法律的正义、社会的正义以及文化的正义这三种正义，最终统一在文本的综合之中，成为一种“诗性正义”，也即“通过想象进入遥远的他者的世界，并且激起这种参与的情感”，从而让尊重人类尊严的伦理融入真实的人群中。卓家对侬家的同情理解、卓世民重回南山村之旅、卓婉玉进入汤谷寨的考察，实际上都是走出了自身圈层的局限，关心他人并且联结、沟通、参与不同于自身的生活与处境的行动。只有在这种行动之中，城乡、阶层和民族的差别与隔阂才得以打破，并且在文学之中通过复合的正义重新构建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这种复合的正义背后，贯穿着关于“信念”的坚守：退休的警察坚守着维护正义的初心，贫穷的山民在艰难困苦中也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信仰和寻觅，偏僻的少数民族寨子信守着对祖先文化的继承和本色，但他们也没有抱残守缺、僵化停滞，而是让文化的生产嵌入、适应现实的生活。正义和信念的结合，可以说是范稳一以贯之的隐含观念，从其获得声名的“藏地三部曲”，到抗日铁血故事与战争索赔诉讼小说，都体现了这一观念，这也是他能够在驳杂的当代中国现场中惟精惟一地讲述同一个关于正义与信念的故事，而不显得自我重复的原因。
如何书写多维度的中国故事，这是摆在每一个有严肃追求的中国作家面前的真实问题。《太阳转身》显示出了某种可能性。并不是说它已经成为一个范例，可以供后来者模仿——它当然并非完美作品，甚至有些地方还颇为生硬和刻板，但这并不妨碍它的运思与写法可以参考，即在认识中国的丰富性、多维度的同时，又竭力避免陷入细节和信息的海洋之中，而要有一种写作者的强劲主体性，将它们化为自身所支配的故事，进而表达自己关心的主旨。
认识中国与表述中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个过程就如同郑板桥论画时所说的从“山中之竹”到“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再到“手中之竹”的过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哉”。“意在笔先”即可以理解为先有主题构思或者说意象的想象从而形成认识，“趣在法外”则指向于主题和认识之后落在笔墨上的具体呈现，这个论说不仅适用于画作，同样适用于包括文学在内的其他艺术创作。复杂的当代中国现场能够被看见与听见，就需要认识到当代中国的多维度性，这其中有由于地理、历史、语言、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性所构成的多样性格局，同时也有着区域、城乡、产业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财富、心理和情感上的分化与落差，后者对于个体所形成的冲击，可能更为切肤而直接。城乡差别、阶层分化、发展不平衡、文化权重不平等……这一切构成了当代中国现实中复杂的矛盾和冲突，也是《太阳转身》整个叙事得以推进的动力。
范稳对这种复杂性有着难得的清醒认识，而在对其进行处理的时候，则以理想主义为底色进行统摄，用信念为支撑，行动为方法，促成了矛盾和冲突的化解，不义的事实最终向正义的愿景转身。对于投身于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以及向文学高峰攀登的写作者而言，这种认识的洞察与表述的心力是基本的素质，它们不仅是视野问题，也是心智问题；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观念问题。面对斑驳陆离而又变化不息的现实，需要接续“新文学”的伟大传统，讲述属于我们时代的独特故事。
（本文注释内容略）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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