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7期P25—P26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摘自《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1期，周学军摘
从1997年的《意大利的记忆之场》到2017年的《全球意大利史》，意大利史学界关于本国历史的书写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和深刻的转型。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被看作整个欧洲关于民族国家历史书写探索历程的缩影。无论借助历史书写重构民族国家身份，还是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拯救国家记忆，意大利的历史编撰者都在历史叙述中通过追寻记忆来建构认同，这种努力都可以被置于更加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用来探讨历史编撰与时代的关联性及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满足时代的需要。
意大利史的书写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圭恰迪尼的《意大利史》，但这部写于16世纪30年代的历史著作主要叙述意大利战争，只能算得上是一部断代史。圭恰迪尼和马基雅维利还写过《佛罗伦萨史》，类似的歌颂城市国家的历史著作还有很多。它们主要出自意大利人的地方自豪感，但恰恰造成了此后意大利国家身份缔造的困难。18世纪的穆拉托里开始从意大利的角度撰写历史，他的《意大利编年史》即从意大利整体的角度叙述中世纪史。19世纪时，随着意大利民族国家的形成，意大利史的书写开始受到重视。地理、民族、方言、宗教不同，各个区域的历史遗产不同，加之处于容易受到外来影响的地中海地区，这些都加剧了意大利身份认同建构的困难，也促成了19世纪意大利史学家参与“创造意大利人”的使命感。
为了给新生的意大利国家寻找合法性，意大利复兴运动时期的历史学家们倾向于到中世纪史中寻找资源，以历史记忆作为现实斗争的工具。意大利的古代史和中世纪史有许多可资利用的主题，但也使其面临两难困境。意大利政治的复杂性也使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书写充满喧嚣，共和制与王室、民族国家与帝国主义以及保王派、教会人士、联邦主义者和自由派的历史观，都存在重重矛盾。直到意大利进入共和国时代以后，意大利史的编撰才逐渐确定以“共和与国家”为宗旨。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史编撰已有超越国家史的倾向。可以看出，意大利的通史编撰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点。意大利通史的编撰，始终容易受到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影响，这与其自身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状况有很大的关系。正是这些因素推动了意大利史学界追随各种新的历史书写趋势，尝试不同的历史研究方法进行本国史的书写。《意大利的记忆之场》和《全球意大利史》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欧洲国家纷纷出现“记忆之场”的研究与书写。这一浪潮源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也出现了类似的书写。1996年起，意大利的马里奥·伊斯能希主编了三卷本的《意大利的记忆之场》，主题分别为“符号与神话”“结构与事件”“人物与日期”。意大利的“记忆之场”虽然受法国相关研究的启发，但也有自己的目标。首先，《意大利的记忆之场》执着于探讨“共和”，对共和相关的主题做了大篇幅的讨论，这与20世纪末意大利共和危机的背景直接相关。其次，意大利民族国家的建构道阻且长。故而，其“记忆之场”致力于从近现代历史中寻找建构的资源。此外，意大利的“记忆之场”也与现实中国家发展的困境和焦虑有关。因此，将《意大利的记忆之场》置于20世纪90年代的现实状况中，可以看出其对国家建构的关切。
除了《意大利的记忆之场》外，意大利在20世纪90年代还出现了不少其他记忆研究。这些研究通过空间、纪念碑式建筑、仪式路线、记忆和庆祝活动等方面，考察意大利人国家认同和身份建构的历程，并探讨民族国家如何被想象以及象征和神话如何被缔造，以使爱国情感深入人心。这些研究多关注国家记忆的建构，对意大利何时以及如何成为一个国家进行了深入探讨。可以说，《意大利的记忆之场》正是在这一学术趋势影响下的产物，也正好体现了国家建构之艰难。
当然，这种理路也不是没有问题。而且，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展，“记忆之场”也在不断拓展其研究对象的范围，加深对民族国家的思考。当区域一体化遭遇21世纪全球一体化时，记忆研究和历史书写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进入2l世纪以后，越来越强的全球化浪潮改变了民族国家书写的模式。但是，与以英美为代表的强调联系和互动的全球史不同，欧陆在这一波全球化浪潮推动下的历史编撰紧紧围绕着国家，形成了国别史与全球史的结合。
意大利历史学家安德烈·贾蒂纳集结165位历史学家，汇总了176篇文章，以时间为轴，从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2015年，在形式上采取了编年史的体裁，完成了《全球意大利史》。该书选取的时间点一般都与具有全球意义或非国家中心意义上的事件有关，有时以人物和事件为主，有时选取商品和思想。总之，是为了凸显意大利在欧洲、地中海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位置，注重从流动和交往的角度重新建构意大利历史。这种将跨国史与国家形象史结合起来的做法，恰恰体现了全球化时代容易遇到的问题。
《全球意大利史》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非线性叙事。其次，重构性。再次，前沿性。整体上来说，该书体现了国别史书写中的空间转向，在地理空间上，起自阿尔卑斯山，终至兰佩杜萨。“记忆之场”体现了在特定的国家空间中讨论国家建构，而全球史则在空间上进行拓展，对国家单位有所突破，但也做了补充。如果说“记忆之场”体现了时间维度的拉伸，那么“全球意大利史”则是在空间维度上的延展。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历史学家对民族国家的生成和意义继续深入探索，拓展历史研究的空间范围，微观史、全球史、全球微观史等，都是这种变化的体现。微观史恰是在意大利发展起来的，而全球微观史也是其传统的延续。这种结合了地方史与全球史的做法，实际上也是对国别史的补充。
从20世纪末的“记忆之场”到当下的全球国别史，我们可以看出二十多年来意大利史研究和书写的转变历程，以及在这背后的历史传统、现实因素和学术思潮的影响。不论是叙事史，还是使用分析方法，意大利史的书写都有很强的指向性，那就是为国家统一与民族建构服务。那么，如何看待从“记忆之场”向“全球意大利史”的转型呢？
时代的变化和内部的矛盾使意大利需要不断重新认识自己。这些现实变动对其历史书写产生了影响，历史学家纷纷将意大利放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进行研究，讨论去中心化、地域差异、欧洲与国家的界定等问题。这也使此前的“记忆之场”模式出现变化，国家建构的讨论转向了对欧洲和世界的展望。意大利对国家神话进行批判，传统的国家历史书写的宏大叙事似乎正在被消解。因此，《全球意大利史》也是21世纪以来诸多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的集大成者。一方面，从《意大利的记忆之场》转向《全球意大利史》，为我们看待意大利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另一方面，相较于《意大利的记忆之场》，《全球意大利史》虽旨在突破国家界限，但并没有完全做到用“全球的”视角重新阐释意大利国家历史，对本民族国家的自豪感依然很强。不得不说，这样的全球视角其实也是另一种以本国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在不消解主体中心性的情况下，究竟能否对国别史做出新的尝试，还需要更多的思考。
事实上，《全球意大利史》之所以依然立足本国，没有放弃内在的、强烈的民族主义诉求，是因为这种诉求是在历史上形成的，也体现在数个世纪以来意大利史书写传统不断受到现实因素的影响上。
如何协调本国史与全球史的关系，是世界各国在全球化时代都需要面对和重视的问题。在历史书写中，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记忆与全球史并不矛盾，有时甚至相辅相成。可以说，意大利的国别全球史实际上也是对“记忆之场”的延续。如果说《意大利的记忆之场》是在特定的民族国家空间中对过往历史的重构，那么，《全球意大利史》则是打破空间藩篱、在比国家更广阔的区域内重新探索民族国家记忆的尝试。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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