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社会学研究杂志 ，作者王春光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县域现代化虽然曾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领跑作用，但总体存在滞后问题，成为当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基于对百强县市前十的两个县级市——江苏省太仓市和福建省晋江市持续近三十年的调查，本文探讨了地方性在四个维度上助推县域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地方性的四个维度不但各自具有与县域现代化的适配性，而且相互适配、相互形塑，进一步提升了地方性适配现代化的水平。这背后的关键机制是由地方性滋养出来的社会文化主体性成为推动县域现代化发展和变迁的主导力量。从地方性中寻找社会文化主体性的培育可能，是中国更多县域推动现代化建设可以借鉴的重要经验。
关键词： 地方性；县域现代化；社会文化主体性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
原文刊于《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3期
县域经济和县域社会最近又成为政府、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在传统中国，县域社会占主导地位，而进入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城市化时代，县域社会的主导地位被城市社会所取代。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县域社会的重要性降低了，但在一段时间内，城市基于多方优势成为国家的发展重点，对县域发展的重视程度相对下降；同时，县域的一些发展劣势也逐渐显现，县域与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明显扩大。有统计显示，全国1431个县的GDP总量在全国GDP总量中的占比逐年下降，从2014年的23.71%下降至2019年的21.38%，尤其2016年以后呈现显著下降趋势。当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着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迈进的时候，当国际环境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县域现代化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日渐显现。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县域现代化建设何以可能？它们有怎样的实践逻辑和机制？县域如何才能实现现代化？基于对江苏省太仓市和福建省晋江市长达近30年的持续跟踪调研，本文采用县域社会学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性的解答。
一、研究的出发点
之所以关注县域现代化，是因为不论从历史还是从现有的社会结构来看，在中国，县这个社会结构单元一直有着非常特殊的位置，是一个与其他国家有着明显不同的重要的社会维度和结构因素（王春光，2016，2020）。在中国2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自从实施郡县制以来，县这个建制一直没有发生变更；而其他建制（比如州、府、郡、道、都督府等）及其内涵都在不断变更，没有一以贯之的意义。就官僚体制而言，县这个建制有着超稳定的综合性功能。所谓“皇权不下县”，说的就是有了县这个建制就不需要再设立更小的建制。县管辖着大片土地和大批人口，为皇权的稳定提供了重要的保障。这个历史现象背后的机理虽然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但它呈现出县制所具有的独特稳定功能：县不但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发展和保障功能，而且拥有独特的社会运行机制，即作为重要的社会文化和生活共同体，县具有相对稳定的运行条件、基础和因素。当然，这样的运行机制是在县制基本不变的历史语境中形成的。生活在一个县的人在日常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实践中会形成共同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这在他们的生活方式、言语举止、活动仪式、宗教信仰、神情表达和性格特质上都有明显的体现。
县域在当今中国依然有着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强国建设和全国人民的富裕与幸福。当前全国的2844个县制单位（县市区）涵盖全国绝大部分国土面积（93%），其上居住和生活着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7.45亿），包括所有农村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6%左右）和部分城镇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6%左右）。按户籍人口来算，县域容纳了8.91亿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3%），其中有1.46亿属于外出流动人口（大部分是农村外出跨县流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0.4%，占县域户籍人口的16.4%）。在改革开放后40多年的现代化建设中，县域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全国百强县（市）”表现最为明显：2020年，全国百强县（市）以占全国不到2%的土地、7%的人口，创造了高达95565亿元地方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9.6%，人均达到12.9万元；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14.4%，工业发展优势明显；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达到4.43万元，居全国前列（吕风勇、邹琳华，2021）。
然而，县域的发展存在明显的不均衡，县域之间的发展差距甚至大于县域与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全国2844个县制单位之间存在相当多样的差异，体现在历史、社会、经济、文化、地理区位、人口结构和资源条件等方面。特别是与百强县市相比，相当一部分县域的经济因为资源枯竭、缺乏大产业等原因，只能依靠“财政经济”和财政转移性收入来支撑，从而陷入人口外流、发展停滞甚至衰退的困境；更多的县域虽然没有陷入停滞和衰退的困境，但找不到更快、更好发展的空间、机会和重点。此外，县域现代化差异与区域现代化差异存在明显交叉。就2022年全国百强县市的区域分布而言，江苏（24个）和浙江（17个）就占了41个，中西部地区则只有少数几个，县域现代化的差距是区域现代化差距的主要影响因子。因此，推进县域现代化发展是我国实现基本现代化并最终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必然选择。但是，如此众多的县域究竟如何推进现代化建设？这并不是一个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县域现代化面临许多可知或不可知的、确定或不确定的困难和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从已有的在推进现代化建设上做得比较成功的百强县市那里寻找一些经验或启示呢？也许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百强县市发展的机遇或其他条件其他县域并不具备，而且它们的现代化建设还在推进中，尚未大功告成。但是，这些县域毕竟有更丰富的现代化建设经验，提前碰到过其他县市没有碰到的困难和问题，找到了一些有效的解决方案和做法，而且县域现代化并不是完全没有规律可循。
对于县域或区域的发展差距问题，经济学已经有不少研究。有研究者从地理区位优势和政策先发优势来解释中东西区域发展差距，并从产业、收入和支出三个维度来解释南北差距扩大的原因：北方工业相对落后是南北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南北收入差距体现为南方的劳动收入和企业盈利相对领先；南方在消费支出、货物和服务净流出上具有长期优势，北方则过度依赖高投资、高积累的发展模式（刘学良等，2022）。笔者在与中西部地区的一些领导干部交流东中西发展差距时发现，他们大多认为地理区位与政策优势是发展差异的根本原因，似乎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因。与此同时，一些经济学研究在解释区域发展差异特别是县域之间发展差异的原因时，更多聚焦于经济自身的内部结构，认为第二产业发展的差距是县域发展差异的根本原因（方迎风，2022），或认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差距是根本原因（姚永鹏、韩粉霞，2021）。例如，有研究认为县域的产业发展差异是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第二产业所起的促进作用远大于第三产业（焦文献等，2021）。另有研究者指出基础教育和人口增长是县域平衡发展的主要动力（方迎风，2022）。还有研究者从欧美日本等国家的区域发展差距演变的不同形态（美国倒U型、欧盟倒S型、日本“扩大—缩小”波浪式交替出现）中发现了法律法规体系、区域协调发展管理机构、财税金融政策和综合行政手段的重要性（徐淑华等，2022）。
经济学主要从经济角度寻找县域经济差距的原因和体现，忽略了这些经济现象是怎样形成的，比如，为什么一些县域的第二产业发展会相对滞后？个别经济学研究者从地理区位和政策优势差异上去寻找答案，有的还将眼光瞄向教育和人口等方面的差异。经济学不太重视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及作用，忽视了县域更复杂、更系统的社会经济乃至文化、区位等因素的作用及影响，尤其忽略了发展主体性特别是人的作用或者原因；仅仅从经济角度来寻找县域经济差距的原因是缺乏解释力的，而且不容易找到有效的对策。同样，国际上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也大多以经济因素解释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比如罗格纳·讷克斯（Ragnar Nurkse）的“贫困的恶性循环”就是指“收入低—储蓄低—资本投资少—生产率低”的恶性循环（讷克斯，1966），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B. Chenery）基于工业化和经济结构内部变化提出了四种发展模式（钱纳里等，1995），西奥多·威廉·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也是从人力资本这个经济要素入手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舒尔茨，1990）。虽然现代化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以及其他发展社会学理论都试图从社会文化中寻找国家之间的现代化差距，但它们更偏向于从外部去寻找答案和解决途径。所有这些研究都不足以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内部不同县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做出有效的解释。本文试图从地方性这一视角去检视县域现代化的动因和逻辑机制，以此进一步探索县域之间发展差距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
二、解释县域现代化的地方性视角
相对于国家来说，县域显然属于地方，那地方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社会学和人类学找到了地方性（placeness）这样的概念来进行表述，地方性属于社会文化解释范式，显然不同于经济学范式。要了解地方性视角对县域现代化发展差距的解释力度，首先要厘清地方性与现代化之间的内在理论逻辑关系。
“现代化”已经成为众人皆知的概念，但其究竟指什么呢？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特别是不同学科、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解读。在社会学看来，现代化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在发达国家，它指从16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带来的深刻变迁过程；而在发展中国家，则专指追赶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过程（何传启，2002）。经济学注重工业化、市场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组织方式、经营方式和经济结构的变迁，会用工业化水平、产业结构、劳动生产率、人均GDP、消费水平等指标来衡量现代化水平。哲学则采用抽象的反思方法来探索科技进步、城市化和工业化给人类带来的价值及意义，尤其关注现代性、前现代性和传统性等问题。社会学在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视角与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现代化社会的想象和看法，认为随着科技、产业以及市场、价值观念的革命性进步，社会形态发生全方位变化，出现了现代化社会形态。比如，大部分人口集中居住在城市的城市化水平、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公平和开放的社会流动、社会组织取代家庭成为基本的社会单元等，这些变化都体现了理性化原则下的社会进步和变迁，即通常所说的现代性（吴忠民，2019）。这样的现代性最先出现在西方国家和社会，表现为“西方现代性”：“如果说，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和18~19世纪的‘科技大发明’是西方现代文明得以崛起并迅速腾飞的两翼，那么，肇始于意大利文艺复兴而最终成就于17~18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光荣革命’和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启蒙运动的胜利，以及最为根本的是欧洲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及世界性扩张，则是西方现代性生成的根本标志”（万俊人，2022）。当然，中国的现代化和现代性晚于西方，也没经历过“地理大发现”等，而是采用了自己的方式，这体现了现代性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和现代性缺乏普遍性。中国作为现代化后发的国家，同样需要科技发展、市场经济发展、工业革命与全球化；当然，这些过程也会有中国自己的实现和表现方式。这里的问题是，外来的现代性因素如何与本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实现有效的融合、转化和创新呢？这通常是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关键问题。虽然本文不重点关注这个问题，但讨论和研究县域现代化的过程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解答。
虽然有人在探讨中国现代化历史时会回溯到西方工业革命开始的16世纪明朝江南手工业和商贸发展的“资本主义萌芽”，但是中国现代化开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了曲折多难的发展过程，“直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中国现代化才真正进入其比较正常而从容快速的发展阶段，至今已延续４０余年”（万俊人，2022）。“只有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这40年，中国现代化内生动力的‘正常发育’才具有可能性和现实性”（吴忠民，2019）。因此，本文中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变迁过程，改革开放则是开启这40多年现代化的“金钥匙”；这把“金钥匙”最先是在县域范围使用的，而并未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使用。这是因为县域比城市特别是大都市有着更多的改革需求、更强的发展动力和较小的改革成本，后者有着更坚固的计划体制，其产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负担更沉重，不利于推进改革和开放。具体来说，在县域根本没有任何像样规模的国有企业，更多的是自负盈亏的社队企业，在单位制内就业、生存的人数比例占比小，大部分人生活在农村；经历了人民公社和计划经济，他们仍然面临众多生活困境，甚至温饱问题都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因此改革开放和发展正是他们所渴望的，也正是他们所积极推动的。由此，由改革开放所驱动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最先在县域涌现和兴起。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到农村工业化、小城镇发展等，撬动了过去40多年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车轮”。这就提出了这样一些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新的一轮现代化建设为什么从县域开始？县域有什么样的条件和要素可以激发现代化动力？远离大都市的县域怎么会萌发现代性呢？从外部输入的现代性与县域究竟存在怎样的内生亲和关系呢？
新一轮中国现代化首先在县域兴起这个问题并没有被现有的现代化理论所关注，也是其无法解释的。在它们看来，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是输入型的，是按照从大城市到小城市再到小城镇最后到乡村的路径推进的。偏远的县域、小镇和农村不可能会是现代化的先行之地。在那些现代化并不很成功的国家，乡村往往被现代化所遗忘，出现现代化“乡村陷阱”，因而以广大乡村为腹地的县域并不被视为现代化可能的“中兴之地”。在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理论等左派现代化理论看来，从外部输入现代化因素就会致使后发国家卷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因而难以实现其现代化目标；同理，作为后发地区的县域在进入国家现代化体系后会成为作为先发地区的城市的附庸而得不到发展。有研究者担心，“现代化所带来的同质化过程，也可能会引发‘千村一面’的消极后果，使乡土社会丧失地方特色，历史文脉断裂，地方性特征变异、消亡”（宣朝庆、王茹薪，2021）。但是，事实上中国的县域现代化并没有完全按照这样的路径运行，甚至有一些县域的现代化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先导作用。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假设，即后发地区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并非都是现有的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被动接受方或者说“被现代化”者，而是存在从最初的被动方转变为主动方的可能。它们会经历“凤凰涅槃”，获得现代化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在国家层面体现为社会文化主体性，在地区层面特别是县域层面则体现为孕育社会文化主体性的地方性。
现有的现代化理论在认识“西方现代性”时忽视了重要的一点：它并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在西方的地方性、传统性和本土性中孕育的，存在着多样性，也就是同一性与多样性的结合。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都有其内生的动力，包括人们的基本日常生活需求、市场经济实践以及由此产生的开放需求等。这表明二元对立的现代化理论对现代化的源起和推进的解释存在明显不足。实际上，地方性在现代化中一直没有缺席，它正是孕育现代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土壤”。但是，在现代化研究中，地方性往往被视为与现代性和现代化相斥的对立面，这源于人类学对地方性的文化阐释；人类学忽视了地方性的社会结构和变迁含义，尤其不关注地方性与现代化发展动力的关系。县域现代化研究（主要是县域社会学研究）可以修正人类学的这一研究偏向，更关注地方性对县域社会变迁（尤其是现代化）的影响。
“地方性”自然与地方密切关联，而地方自然是有地域边界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出生、生活在某一地方的人们在行动上就一定受地方边界的限制而无法超越地域边界，人是有突破边界的行动能力和意识的。同样，在某一地方形成的地方性并不一定受地域边界限制，而是能向边界外扩散并从边界外吸收其他地方的经济社会文化要素。从这个意义上看，费孝通对地方性的解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或者说只是静态的理解：“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费孝通，1999a：319）。事实上，地方的边界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限制作用。当处于静止、非流动的状态下，地方性无疑就是乡土性，指的是在特定的乡土中产生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特性。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交通信息技术的进步，地方的边界会被突破，特别是随着对人的行动的限制减弱，地方之间会出现各种交流，由于交流而形成的一些属性和特性反过来会成为地方性，这种地方性与乡土性有着明显的差异。比如，尽管上海是大都市，具有与其他大都市相同或相似的属性，但各大都市又有各自的风格和特点，所有这些相同属性和不同的特点、风格构成了它们各自鲜明的地方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地方性不同于乡土性、本土性和传统性，它兼具这些特性，同时又超越它们。在英国著名人文地理学家蒂姆·科瑞斯威尔（Tim Cresswell）看来，地方本身就是被社会关系建构的，在对地方的描述性取向、社会建构取向和现象学解释取向这三种研究路径中，他更偏向于社会建构取向；他认为，地方是有地域边界的，同时也是可跨越的，这里是有一定的社会规则、习俗的，彰显了我们认为的“地方性”（Cresswell，1996，2004）。在这里，乡土性自然属于地方性，但是地方性并不只有乡土性，在历史跨界交流中形成的一些社会文化属性也属于地方性范畴。此外，地方性也不等于传统性，如果乡土性属于传统性，那么地方性也包含传统性；但是，地方性又有超越传统性的东西，就是从外部吸收进来与乡土性融合而成的东西；比如上海的洋泾浜就属于上海的地方性，它刚开始不是上海的传统性，而是经历了一段时间才转换为传统性。地方性与传统性可以互相转换，但还是有所不同：传统性不限于地方，会在比地方更大的范围呈现出来，在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上与地方性有着明显的不同。相比传统性和乡土性，地方性具有明显的多样性、包容性和建构性，不仅具有历时性，还具有共时性，不仅体现在时间维度上，还在空间维度上展现出来。“地方及地方性都是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的产物，会随时空转换不断变化，从来就不存在单一的、静止的地方性，地方性可以通过不同时空维度下内生与外向的社会关系互动得以再生产”（宣朝庆、王茹薪，2021）。正因如此，地方性比传统性、乡土性和乡村性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开放性，与现代性存在着更复杂、更具弹性、更兼容亲和的关系，尽管也存在一定的张力。
由此可以说，地方性显然是指此地不同于他地的特性，正如人有人格，地方也有“地格”，地方性就是一个地方的“地格”，它不是由单一的特性构成的，也不是完全由独特的特性构成，其中有一些特性会与其他地方相似或相同；这些相同或相似性与独特性结合在一起，呈现出地方的鲜明特性，这就是地方性的系统性特点。具体地说，地方性的系统性体现在地理空间区位、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们的生活实践等各个层面，它们是一个地方长期不断建构形成的具有社会文化底蕴的表征，因此具有很重要的再生产能力，“可以表现为对全球化霸权的解构，会随着现代性的进入而逐渐重构并强化。由此言之，现代化成为全球化力量与地方性力量相互融合、共同作用的过程和产物”（宣朝庆、王茹薪，2021）。早期的现代化研究通常采用二元视角，把传统性、乡土性（或乡村性）、地方性与现代性、城市性、全球化对立起来进行讨论，后来的一些研究，特别是有关地方性的研究，抛弃了二元对立的视角，转而采用融合、转化和建构的视角（Harvey，1989，1996；Cresswell，1996，2006；马西，2018）。这说明地方性不仅具有与现代性相转换的能力，而且内在蕴藏着一些驱动和契合现代性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
因此，在讨论和研究县域现代化时，我们必须考虑县域的地方性问题。正如本文开头所指出的，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县域是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是一个比乡村更大但又不同于城市社会的地方或区域，兼具城乡的特征。在县域范围内，不仅散布着三百多万个村落（自然村），而且还分布着五万多个乡镇，包括县城、中心镇、普通小镇等。不同主体有着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属性。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具有一些城市性。有统计表明，全国有四个县级市（江苏的昆山、浙江的义乌和慈溪以及福建的晋江）的人口超过百万，达到二线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标准；有的城镇是工业城镇，有的城镇是服务城镇，或多或少都具有一些城市性和现代性。所谓城市性，在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看来，就是城市生活所具有的特性，即城市生活区别于乡村生活的特征；城市性就是一种现代性，指涉在由众多异质的个人组成的相对稳定的聚居地中出现的社会活动的形式和组织，表现为人口数量多、人口密度大、人口异质性强三个特点，由此带来文化多元和职业专业化等社会特性，区别于乡村性或乡土性（Wirth，1938）。在县域范围内，除了各种城镇之外，还有广大的乡村地区，虽然现在的乡村生活、生产、文化乃至其他方面或多或少已经受到城市性的影响，但是仍然以乡村性或乡土性为主要特征。所以，当我们讨论县域现代化的时候，不能只关注城市性而不关注乡村性或乡土性，同样也不能避开城市性而只关注乡村性或乡土性。县域兼具城市性和乡村性或乡土性。乡土性或乡村性与城市性，或者说现代性与传统性在县域范围内并存且杂糅成地方性，这就是县域的最核心特征。县域既区别于纯粹的城市，又区别于纯粹的乡村，在地方性上表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这就构成了对各县现代化多样性的关键解释：不同县域地方性内在的各种要素之间配置不同，影响其现代化动力机制以及发展进展水平。
基于地方性理论以及长期的观察和研究，本文将从四个维度展现县域地方性与县域现代化的关系，具体而言，也就是探讨乡村性、乡土性与城市性、现代性在这四个维度上的体现如何影响县域现代化：一是县域地理空间区位特质，主要是指与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地理距离以及受大城市的辐射影响。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新一轮的现代化最先发生在县域，但是从长时段现代化进程来看，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还是现代化的先行者和发达者；即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城市也是中国的工业和商业服务业重镇，有更高的现代性、城市性水平。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一个县域的现代化来说，与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地理区位距离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变量。二是县域社会流动性和社会组织特质，不同县域有着不同的社会组织特质和社会流动性。有些县域的家族、村社乃至同乡传统更浓厚，而有些县域则少一些；有些县域在历史上就存在流动、迁移传统，甚至存在跨区域和国际间的流动，而有些县域则相对少一些、安土重迁一些。虽然这个地方性要素与其所处的地理空间区位有一定的关系，但它却有着相对的独立性。而社会合作、社会流动与现代化又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流动则是现代性的重要特质。三是县域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精神特质，指的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和需求。不同县域的人们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有些县域的生活方式相对比较保守，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调生产生活，而有些县域的老百姓则不满足于现状，也可能是由于生活资源匮乏而不得不去冒险或另谋生计。这样一来，就养成了一些不同的商业文化、创业意识、打拼和冒险精神，与之相关的面子观、财富观以及人际观也发生了变化。多样的生活方式、精神气质和价值理念总有契合现代性的要素，或者说可以从中孕育现代性，当然其中也存在阻碍现代性孕育和输入的因素。这就是构成不同县域现代化水平差异的另一个要素，即韦伯所提到的现代化精神问题。生活方式和文化精神特质与社会流动性和社会组织特质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彼此相互影响和作用，又可以对现代化发生相对独立的影响和作用。四是县域政府治理特质。从现实观察来看，不同县域的政府治理是有差异的，有些县域采取无为而治或者说少为而治的治理方式，有些县域则是无所不管。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存在其他一些治理类型。不管怎样，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既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影响整个县域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县域政府治理与县域现代化之间的协调、配合程度对后者来说至关重要，在以强政府为特点的中国尤其如此。下文将从这四个方面构成的总体性上来深入地探索和阐释县域现代化何以可能。
三、地理空间区位的势和位
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现代化呈现出从沿海向内地、从城市向农村、从南方向北方、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等渐次展开的地域空间特点。不可否认的是，现代化首先出现在西方国家，对中国来说有个引进的过程，不论是一百年前还是改革开放伊始，首先受现代化影响的还是沿海地区和沿边地区，然后才是内地。在这个过程中，对一个县域（或者一个地方）的现代化发展来说，地理空间区位特质显然是个不可忽视的地方性因素。总体而言，凡是靠近东南沿海以及大城市的县域都有着独特、天然的地理空间区位优势和地位，有更便捷的接近和接受现代化的可能性，反之则没有这样的优势和地位，由此产生了县域在现代化上的差距。
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两个现代化的区域中心——上海和香港，它们是现代化的先行地和扩散中心。凡是靠近上海和香港的那些县域都有更大的可能获得优先的现代化发展机会。中国百强县有三分之二集聚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百强县的前十名几乎都在这两个地区，这并非偶然，其中地理空间区位特质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太仓市就是典型案例，它多年位列全国百强县前十，与它毗邻的昆山市更是长期位列百强县之首，常熟市和江阴市也都位列百强县前十；它们都分布在苏南地区。苏南地区和相邻的杭嘉湖地区都得益于与上海的近邻关系，一起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先行地区之一。上海的工业化、科技教育、交通基础设施、商业服务乃至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现代化发达水平都被视为中国其他地方现代化要模仿和追赶的目标。早在计划经济时代，太仓就凭借着地理区位优势，聘请了上海国有企业中有技能的工人师傅和工程师，在技术上指导和帮助社队企业，这些“星期日工程师”在苏南社队企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社队企业是改革开放后苏南（包括太仓）乡镇企业的前身，为后者快速发展和苏南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工业化技术基础。所以，那一带形成了被费孝通教授称之为“离土不离乡”农村工业化的乡村现代化景象，这也是中国工业化的崭新特点（费孝通，1999b）。毗邻上海不仅为太仓现代化提供了技术支持，还使其受益于苏南地区总体性的现代化发展格局。
地理空间区位特质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建构出来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地理空间区位上靠近上海或香港就能自然获得现代化发展优势，而远离上海或者香港就无法获得优势，而且往往有些地理空间区位表面上看并无优势，但是经人们的建构，就成了优势。与太仓市不同的是，同样位列全国百强的晋江市就没有太仓市那么好的地理空间区位，既不与上海毗邻，又没有与香港接壤，按当地人的说法，晋江处于“四不靠”且对台前沿的地理位置。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晋江交通非常不便利，既没有高速公路，更没有高铁。虽然1955年兴建的军用机场1980年一度用于民用，但很快被关闭，到1993年才又重新被改建为军民两用机场，且在当时利用率并不高。而且，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泉州、厦门的工业化水平并不高，人才资源匮乏，不能像上海带动太仓等周边地区发展那样给晋江的工业化提供那么多的机会和技术。但是，晋江人长期与海洋打交道，从海上“讨生活”主要表现在商贸和移民方面。在地理空间区位上，晋江与台湾隔海相望，咫尺天涯。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台湾海峡出现了活跃的商贸活动，虽然是被当作走私行为来禁止的，但是阻挡不了那一带人的参与，原来属于晋江县的石狮由此而闻名全国。1986年，笔者的首次晋江行就是到石狮，看到街头摆着琳琅满目的皮带、手表、收录机、鞋、服装等在售卖。有研究认为，凡是商贸活动发达的地方，都能打破“零增长”困境，实现“正增长”，变得富裕起来（张笑宇，2021）。由此可见，晋江市的发展得益于临海以及与台湾岛相望，这一地理空间区位优势在历史上为晋江人出海下南洋、移民海外以及从事海上贸易提供了便利的通道和机会。
从发展角度看，地理空间区位的作用由来久远，并非始于当下。在历史上，运河使得地处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扬州繁华似锦、富甲天下，而今在现代化进程中其作用就更为明显，表现在更多方面，例如有一些看似并无优势的空间区位却可以建构出新的优势。特别是现代化高速公路、高铁以及飞机使得地理空间区位的优劣得以重组和变化，其势和位就可以得到转化，为更多的县域现代化提供契机。
四、社会流动性和社会组织特质的动与能
地理空间区位的势和位并不是既定的，而是由社会行动者来建构、挖掘和利用的。社会行动者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往往立身于特定的社会组织中；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组织形态都能导向现代化。对此，马克斯·韦伯曾有过探讨。通过对家庭工业制与工业作坊与城市行会的关系的讨论，韦伯发现城市行会不利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他说：“新工业同行会关系的法律地位是不稳固的。它们和行会精神颇不相容，所以见疑于行会……在英国，行会是纯粹的都市团体，行会法在市区以外无效。所以工业可以和家庭工业与作坊工业的生产程序相协调而在城市之外地方建立起来，结果直到1832年的选举改革法时为止，新工业始终不能派代表参加议会”（韦伯，2006）。英国也是欧洲行会权力瓦解最早的国家，所以制造业得以最先获得发展。在韦伯看来，诞生于中世纪的行会之所以与新工业不相容，是因为行会受国家权力和领主的干预，为“生计”而存在而不是为利润而存在，采取的是非市场取向。中国的改革开放采用的是市场取向。社会组织是否存在市场取向对于县域现代化自然也是相当关键的，因为只有市场取向，才有现代化发展的动能和活力。凡是现代化先行和先发达的县域均可以提供有力的佐证。就从太仓和晋江来看，尽管两个地方的社会组织形式有一些明显的差异，其中，太仓以社队企业（改革后演变为乡镇集体企业）等社会组织形式为主，晋江则以家族和邻里为主要社会组织形式，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孕育市场取向。
太仓的社队企业在计划经济时代之所以取得比较快的发展，自然得益于其所处的地理空间区位特质的优势。太仓地处江南鱼米之乡、富庶之地，历史上经历过频繁的迁徙，家族传统并不明显。在计划经济时代受“以粮为纲、全部砍光”的影响，太仓人不能从事工商贸易，因此他们的收入明显减少。“（苏南）60年代有一阵人们觉得工分不值钱了，‘大锅饭’越吃越少了……到了70年代，出现了抢工分的现象。一闹，才感到人口太多了。可是大城市进不去，镇上又萧条，在无奈何之下，一股无法再压抑的力量促使了大家走上了发展社队工业的路子”（费孝通，1999c：57）。费孝通教授接着还指出：“如果光是种田，那么江苏一带的人就无法生活下去了。也就是说，如果那里的农民不从事另外一种生产，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人住在那块土地上”（费孝通，1999d：310）。因此，当国家在农村政策上稍有松动，苏南农村的集体组织优势得以凸显，就开始抢先创办社队企业，太仓也不例外。“苏南地区各个镇的工业都是从农机厂开始的。乡办五小企业（小农机厂、小水泥厂、小窑厂、粮食加工厂、轧棉花厂）”（王春光，2012）。包括太仓在内的苏南地区纷纷凭借与上海毗邻的区位，有效地利用了上海相对较强的工业、技术以及消费实力等，纷纷开办社队企业。改革开放后，太仓的许多乡镇企业就是在这些“五小企业”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构成了太仓现代化建设的工业化基础。因此，王春光认为，“由于近代历史遗留下来的工业化、商业化基因仍潜藏在民间，由于计划时代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建立了系统的现代国有工业生产体系，由于民间渴望着经济发展和富裕，更由于现实生产和生活压力的倒逼以及作为上海腹地的有利地理位置”（王春光，2012），太仓发展了起来。在20世纪70、80年代，社队企业的组织优势之所以得以体现，是因为它们是集体所有制的代表，在计划经济时代以及改革开放初期，有着家族、家庭组织无法享受的政治合法优势；因此，它们进入上海与国有企业交往以及开拓产品销售市场时，有政治合法性作为保护伞。同时，社队企业又不像国有企业那样得到国家的资源庇护，也较少受计划指标的干预，在市场上获得盈利的取向和动力更强，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得以快速发展，发展出费孝通教授所说的代表中国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离土不离乡”的苏南模式。当然，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乡镇集体企业内部产权不明晰的组织劣势显现，竞争力受影响，于是它们纷纷改制转型为民营企业。然而，由于太仓缺乏晋江那样的家族组织形式，民营经济缺乏家族的支持而得不到蓬勃发展。于是，太仓便凭借与上海毗邻的地理优势开始转向招商引资，由此成为外资从上海向外转移的投资热土，吸引了大批德资企业入住，成为德资企业在中国最为集中的县域。
相对而言，晋江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太仓那么好的社队企业发展条件。一是因为晋江地处对台的最前沿，国家没有在那里投入大量的资金发展产业；二是因为晋江远离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但是，晋江由于地处偏僻，家族和邻里传统氛围浓厚，普遍存在一个自然村就是一个家族或者只有一个姓氏的现象，较少受历史上各种战争的影响。这决定了晋江人的社会组织表现为费孝通所说的以个人为中心不断向外推展和延伸的“差序格局”。家族和邻里传统有利于他们抱团谋生。晋江“人稠地狭”且土地贫瘠，历史上晋江人都向海上谋生，因此移民海外尤其是东南亚成为他们的重要谋生手段。他们早有以家族关系、村舍邻里关系从世界市场上获得生存和发展机会的传统。早在清朝和民国时代，晋江人就在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兴办家族企业。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刚起步，晋江人的家族和邻里抱团办企业的“基因”得到了激发，出现“一发不可收拾”的态势。当然，这里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太仓等苏南地区之所以在计划时代有社队的发展，且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纷纷兴起，也与它们浓厚的商业文化传统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社会流动性有着直接关联。
五、生活方式和文化精神特质的积淀与支撑
现代化建设需要现代化精神的支撑。在韦伯看来，没有新教伦理的支撑，现代化就不可能在欧洲发展，而中国之所以没有像欧洲那样率先出现现代化发展，就是因为缺乏类似新教伦理这样的精神，儒释道缺乏新教伦理的现代化精神气质（韦伯，2006）。虽然韦伯的观点已经遭受很多学者的批驳，但是他看到了现代化需要一定的文化精神这一点。虽然文化精神与现代化究竟谁先谁后这一鸡与蛋的关系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但我们从中可以延伸到对县域现代化的认识。
韦伯只是从宗教中寻找现代化精神气质，事实上，这样的气质不仅存在于宗教信仰中，还存在于日常生活方式中。进一步而言，即便宗教信仰也是体现在日常生活方式中的。在中国，不同县域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它们是否真正拥有现代化所需要的一些精神文化气质呢？许多县都在提自己的精神，特别是那些先发达起来的县都觉得有本地的精神发挥作用，比如“敢为天下先”“敢吃苦、敢闯、敢冒险”“敢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等，晋江就把“爱拼敢赢”作为重要的晋江精神。虽然这些精神大同小异，有时候“有点大”，但是落到日常生活中去观察老百姓的行为和精神气质，确实会发现一些独特的县域精神气质，这与他们的现代化实践都有一定的关联性。
就拿太仓来说，历史上那里就是中国商贸最为繁荣的地方之一，上海开埠尤其是进入近代以来，太仓及其周围的苏南人被带进了农商和农工兼顾的生活实践中。在民国时期，当地人去上海做工是很普遍和正常的。“苏南人在上海做工，家仍在乡下，平日寄钱回家。上海的钣金工无锡人特多，有人称之为‘无锡帮’，在上海机电行业中独占鳌头”（费孝通，1999c：61）。太仓人也是如此，还有人在周边的常熟、苏州和无锡等地从事商贸。因此，从商从工在他们看来并不违和，相反，禁止他们这样做是他们不适应和不高兴的。他们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养育成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才不兴（费孝通，1999c：61）的这样一种农工商的文化意识和精神。
同样，晋江人的工商文化意识和精神也由来已久。历史上，晋江人从地里谋生较为困难，加上兵荒马乱、土匪横行以及自然灾害频发，他们从隋唐开始就出海谋生，到宋朝时泉州商贸非常活跃，商贸活动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化育出善于经商的强烈的商贸意识和精神。那里村村有海外华侨华人，有些村甚至绝大部分人都出国谋生。有记载说1923年晋江的金井镇坑西村有80%人出走他乡，流落南洋，他们基本上是去海外经商，即使从事农业，也是经营性的农业（王春光，2022）。晋江在海外的华侨华人达300多万，遍布世界各地，移民最多、最集中的是东南亚各国和地区。晋江不同乡镇华侨华人在海外的分布还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菲律宾以龙湖、深沪、英林等去的人为主，而新加坡、马来西亚则以东石、安海等乡镇去的人为主。晋江的华侨华人有一些明显的特点，他们对祖籍地的家乡意识和认同很强，一直以家族的组织方式居住和行动，且世世代代与祖籍地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比如，他们会给留在祖籍地的亲戚朋友寄钱，赚了钱会回到祖籍地或流出地捐钱修学校、桥梁、宗祠、庙宇以及救济邻里，还会翻新或者新建家宅祖厝等。向海外流动、移民给了晋江人实现社会经济地位改变的机会，也给晋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影响，强化了晋江人“爱拼会赢”的意识，更重要的是使他们意识到可以从流动、移民和商贸中创造财富。大量华侨华人向国内家人和亲戚寄的钱成了不少晋江人的“闲钱”，在改革开放大门打开后，这些钱成为晋江经商创业的“原始”资本。晋江人长期积攒的“三闲”（闲屋、闲人、闲资金）就有了发挥作用的机会和空间，为他们创办家庭作坊提供了最亟需的资金、人力和场所。这“三闲”的闲金和闲屋与华侨华人直接关联，其中闲金主要是华侨华人寄来的侨汇，而闲屋主要也是华侨华人的祖厝或者他们赚钱回来修的房子。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初期，晋江的一些华侨华人回到家乡，开始直接投资办厂，晋江的鞋服产业最早还是他们带头兴办起来的。事实上，在计划时代之前，甚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晋江华侨华人就曾回晋江投资电力、纺织、商业、地产、金融和海产等，商贸已经相当活跃。这样的工商投资的文化意愿、意识和行为再次被改革开放激活，同时晋江当地的居民也从中获得了办实业经商的动力、意识和机会。
从太仓和晋江的现代化实践中可以看出，县域现代化并非从天而降，而是需要一定的内在沃土和相应的“种子”，那就是社会流动和社会组织特质、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精神特质。从其他一些现代化后发的县域中，我们也能看到相应特质的缺乏带来的影响。费孝通教授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意识到这一点：“一项先进的生产技术能否引进来发生提高生产力的效果不能单凭主观努力，还要看是否具备必要的社会条件”（费孝通，1999c：59）。太仓人在长期生活中不只是从事农耕生产，还从事手工业和商贸活动，特别是与上海这个现代化中心有着千丝万缕的日常经济、社会交往；他们品尝过发展经济作物、工业和商贸带来的甜头，积累了一定的非农生产组织和技能经验，培育了相应的非农文化精神和观念；因此，尽管在计划时代国家严格管控农村非农发展的情况下，他们也以各种理由和方式去发展社队企业。同样，在晋江，人们早已不仅仅从土地中谋生，移民、商贸以及由此形成的生活方式构成了现代化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土壤。社会传言说，晋江人从娘胎里就知道怎样做生意，主要是因为周围的人都知道不从农业之外去谋生是生存不下去的；他们就浸泡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里，因此只要行动限制一放开，他们就知道怎样做、做什么了。在长期的迁移和贸易生活中，晋江形成了中原文化、移民文化、佛教文化、穆斯林文化、海洋文化、民间宗教文化等多文化的杂糅，这使晋江人认识到世界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也有了更多的认知支持。所以，一方面，晋江人很“传统”，很“儒家”，重视家庭、家族、邻里和老乡等传统资源；另一方面，他们又不保守，愿意去改变，去兴工从商，能认知到金钱、技术和新鲜事物的价值等。
六、政府治理特质的激励性
制度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越来越重视从路径依赖、信用成本和规范等方面去探讨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美国著名学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一书中认为，“（良好）的经济的、社会的以及政治的制度，能够激励人民以个体身份积极从事生产，以便积累国家财富”（戴蒙德，2017:50）。对中国的现代化来说，政府治理则是所有制度中最为重要的制度。改革开放就是中国政府在治理上做出的放权让利的重大调整，由此带来了中国的重新现代化。所以，政府治理的变化会影响政府对经济、社会现代化的激励性。将这个问题的讨论落在县域层面，治理制度对县域现代化的激励性同样是不可忽视的。
不同县域的治理特质存在明显的差别。在戴蒙德（2017）看来，并不是所有制度对社会财富创造都具有激励作用，他指的能发挥激励作用的制度是良好的制度。同样，能激励县域现代化发展的是良好的县域治理特质，而良好的县域治理特质也不只有一种，戴蒙德（2017）列出的良好制度就达十二种之多。而不同类型的良好治理特质需要相应的其他因素来匹配才会显示出来，进而表现出区域性和阶段性特点。
从对太仓和晋江两个地方较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来看，在改革初期，太仓的政府治理属于全能型，什么都管。尤其在经济领域，从计划时代的社队企业发展到改革后的乡镇集体企业，太仓当地政府一直扮演着企业家和经理人的角色，社队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都是县政府、乡镇政府（之前叫人民公社）或村委会和村组（之前叫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投资兴办的。为此有研究者称其为地方公司主义（Oi，1992）。在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策背景下，基层政府和集体出面办企业有很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相对容易获得基本上由国家垄断的生产资料，也相对容易将产品销售出去，尽管多数产品都是在当地销售的。同样，在其他领域，基层政府的作用也十分明显。比如，由于掌握了经济资源的生产和分配权，太仓当地政府就更容易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因此太仓的民众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执行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另外，农村三级合作医疗体制并没有因为改革开放尤其是人民公社体制解体而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因为政府和集体有比较好的经济条件支持其运行。为什么全能型、无所不管的地方政府有兴趣创办企业呢？这是因为政府官员都是本地人或在本地有很长时间的工作经历，自然也受到当地的工商文化熏陶，他们意识到发展工商业会给政府和集体带来比农业更多的经济收入，这是推动他们行动的一个重要动因。
与太仓不同，改革开放初期，晋江采用了少管而多助的治理方式，这里的“少管”指当地政府和绝大部分村集体不直接兴办企业或从事其他经济活动。这是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晋江地处对台最前沿，国家基本没有在那里投资经济，所以当地国有经济很不发达，政府和集体并没有多少财力，即使到改革开放时期也无力去兴办企业。相对而言，民间有侨资等方面的收入以及长期形成的浓厚工商文化，当国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民间投资兴业的积极性便得到极大的激发。然而，由于国家在民营经济发展上的保护和激励政策非常短缺，加之原有政策的延续和政治意识观念变迁的滞后，民间参与和发展经济处处受到掣肘甚至打压。晋江各级政府采用了背书、保护并在职权范围内调整政策这样的“多助”策略，而不是打压、设限那样的做法，扮演了庇护者的角色。最明显的例证是，早在1980年晋江政府便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允许开放小商品市场、允许长途贩运、允许乡镇企业供销员收取业务费及允许集资办企业等活跃经济的规定，还举办了面向全国的商品展销会（王春光，2022）。这些规定和做法为当地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和政策保护，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等方面均走在前列。
在不同时期，政府的治理方式和策略会进行调整。在太仓，从20世纪70—90年代，当地政府和集体从自身作为经济主体转变为推动经济（集体乡镇企业）改革的主体，完成从企业的主办者向招商引资和服务者的角色转变，实现了经济模式和方式的转型。同一时期，晋江的地方政府从民营经济的政策和政治保护者、庇护者转向民营经济的规范者、引导者和服务者，推动企业质量立市、创建知名品牌和鼓励企业上市筹资，接着又推进晋江企业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创新创业和现代高科技产业发展。显然，太仓与晋江在政府治理方面的差异是植根于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因此体现的是地方性特质；这样的特质虽然有差异，但只要它跟其他地方性特质相契合，就能激发其他特质的活力和优势。
由此可见，地方政府治理特质对县域现代化的作用在于激励，不能替代社会和市场的功能，但是缺乏激励功能有可能会阻碍社会和市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当然，后者也在倒逼前者的改革和改进。政府治理特质的可塑性和可变性是存在的，也是县域现代化的需要；反过来说，政府治理缺乏可塑性、可变性则有可能就是县域现代化难以推进的一个重要障碍因素。政府治理特质与地方性其他要素之间的相互适配问题是其发挥激励作用的路径和机制。
共建和谐 发展农业
七、余论：地方性的内部适配和社会文化主体性
本文将现代化的讨论从国家层面推到县域层面，尝试从后者中寻找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更具体的路径和机制。如果将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出现的改革开放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再次出发，那么就可以看到县域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县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重新出发的先发地。然而，在过去40多年，县域现代化总体上滞后于城市现代化，成为新时代中国现代化的短板和关键；只有县域实现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目标才能实现。不同县域在现代化水平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中一些县域现代化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那么它们为什么能获得如此好的发展呢？它们的相对成功有什么奥秘，对其他县域有怎样的示范效用呢？基于对太仓市和晋江市持续近三十年的跟踪调研及其与其他一些县市的比较研究，我们提出用地方性视角去理解县域现代化实践的机制和逻辑，深化了对地方性与县域现代化的关系的认识。
首先，县域现代化是镶嵌于地方性之中，反过来说，地方性并不排斥现代化，其自身有可能蕴含着许多现代化基因，比如文化基因、组织基因乃至治理基因。但是，这些基因并不会自动转化为现代化的动力，而是需要一些外部因素的激发和影响。地方性的动态开放为县域现代化提供了可能和机会。其次，从地方性的四个维度来看，一个县域现代化要想获得较好的进展，仅靠一个维度是不够的，甚至有些维度对现代化来说并非有利因素，但是如果放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就有可能转化为有利的维度和因素，它们之间就产生了天然混成的相互支持的关系，而不会相互抵消或互为阻碍。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地方性的四个维度从各自的角度来看也许都有利于现代化，但是它们在一起也有可能出现相互排斥、抵消的不利效应。这就涉及地方性内在的适配问题：地方性四个维度之间的嵌套关系是理解县域现代化能否顺利推进和成功的关键。由此，这里又提出这样一些问题：那些现代化发展不甚理想的县市区是不是因为它们的地方性与现代化发展存在不适配，或者它们的地方性各要素和维度存在互相抵消、彼此阻碍、无法协调？而那些现代化发展跟太仓和晋江一样好的县市区，是不是也是由于地方性与现代化的适配以及地方性内部各因素和维度的适配比较好呢？虽然本文不一定能充分地作出解答，或者说将从两个案例中获得的发现进行推广，但地方性的适配问题是一个对县域现代化发展的动力、条件和机理具有一定解释可能性的有价值的研究问题。
所谓适配性表现在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地方性与县域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县域现代化至少需要四个方面的地方性特质，其中每个特质都得有利于现代性、城市性与乡土性、乡村性实现有效的融合，产生新的发展需求、动力和机制、路径。在太仓和晋江的现代化案例中，我们看到的是不仅仅是现代性的不断输入衍生、后扩散和丰富，而且乡土性、乡村性并没有消失、退隐；相反，后者与前者以融合后的新样态出现，比如家族与企业的融合、现代慈善与村庄的融合、村庄与企业的融合、外来人口的本土化等，从而对现代化产生了增强的效应。当然，并不是每个地方性的特质对县域现代化来说都是有利的特质，但是，它有可能间接影响其他特质，从而转变为有利的特质。从相反方向看，如果地方性的四个维度之间存在相互抵消，或者它们不具有促进现代化发展的特性，那么就意味着这些维度与现代化是不适配的，即使它们内部之间是相互适配的，也会强化其与现代化的不适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地方性与现代化之间在整体上的适配才能产生推动县域现代化的积极效应。
另一个层面则是地方性各个要素和维度之间的适配性与县域现代化发展的关系。不同县域的地方性要素和维度是有差异的，那么为什么不同的地方性因素和维度都可能可以推动县域现代化发展呢？这得益于地方性维度之间的组合或者配置而产生的现代化发展动力，这是适配性的另一种含义。单从某个地方性要素和维度来看也许是劣势，比如晋江在地理区位上显然不如太仓，无法帮助晋江像太仓那样从上海或者香港那样的现代化区域中心获得现代性支持，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晋江的县域现代化发展，因为它通过海上商贸、海外移民等来形成自身的现代化发展动力。也就是说，对县域现代化来说，不仅需要地方性内部四要素和四个维度相互支持和嵌套的关系，而且它们之间存在相互转换和形塑的影响关系。因此，地方性内部各要素和维度之间的适配性不仅指彼此之间的相互支持，而且意味着相互之间的影响和形塑，从而构成了地方性与现代化的适配性问题。
跳出太仓和晋江案例，从其他县域尤其是现代化发展没有那么好的县域来思考县域现代化也会发现，地方性要素内在的适配性并不一定都有利于当地的现代化发展，原因可能是地方性缺乏与现代化的适配性（即第一个层面的适配性问题），比如地理空间区位上远离大城市，而且也没有更便捷的接触和获得现代性的途径，其他特质也相应地缺乏与现代性对接的条件（比如缺乏工商文化传统），尽管其地方性内部各要素之间是适配的，也是相互形塑和影响的。由此可以断定，地方性与现代性的适配性问题是导致县域现代化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当然，如果从地方性四个维度中的主要维度上给予积极干预，也许就能对其他维度进行形塑，给县域现代化带来新动能。
进一步对太仓和晋江的案例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地方性的四个因素和维度关键体现在人们的生活、社会和经济实践中：一方面地方性塑造了当地人一些独特、自主的社会文化观念（工商文化观念和流动观念等）和能力（组织手工生产、工业和商业的能力和技巧），另一方面他们又凭着这样的观念和能力，利用现代性带来的机会拓展实践。从社队企业、家庭作坊到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乃至参与外资经营，从乡村工业化到工业园区，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这些发展都充分展现了社会文化主体性的价值（王春光，2019）。一位晋江知名企业家表示，他从一个“泥腿子”、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农业劳动者发展成一家非常现代化的企业老板，最深的体会是不断去探索和学习。这就是晋江地方性的核心——社会文化主体性。正如布达佩斯学派代表人物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所认为的，主体性体现在四个方面：自我意识、选择能力、责任感和实践智慧；人的主体性是在体现文化的生活实践中获得和实现的（张艺川、张三萍，2022）。这种在地方性的生活生产实践中获得的主体性会反过来将地方性与现代性进行有效对接和匹配，进而推动县域现代化的历史性变迁。因此，观察一个县域的发展潜力，除了看大的社会结构是否能提供相应的机会外，还需要对地方性能为当地塑造出什么样的社会文化主体性、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这种主体性的形成做出有价值的判断。反过来说，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文化主体性就蕴藏和滋养于地方性之中。
（本文注释内容略）
来源：“社会学研究杂志”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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