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现代出版 ，作者黄升民 刘 晓
内容摘要：数字浪潮中，既有线性、稳定的信息传播秩序被瓦解，传者、受者、渠道和信息等信息传播要素呈现出多点离散的失序表象。然而，基于技术和工具路线，以数字技术为起点可以抽象建设出失序表象背后隐含的新秩序发展逻辑，即信息数据化解构后形成融合潮，并由信息平台承载后通过智能决策机制展开有序管控，从而回应信息传播因何离散、如何重聚。其中，作为逻辑中心的“人”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其经由数字化解析具备了双重身份，并与信息、平台之间形成了松散耦合关系。而技术革新和人的游离则加速了信息场域的变革。虚拟信息场域的架构升级和现实信息场域的数字化再造持续推进，并催生出虚实一体的“元宇宙”信息新场域。但是，数据、算力价值在信息传播中的不断放大，致使人机博弈问题成为难以规避的发展矛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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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缘起：信息传播失序表象与秩序再造
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逻辑建构
（一）基础条件：信息数据化解构引发的融合潮
（二）运行动能：信息平台的智能决策机制
三、以“人”为本的逻辑中心演变
（一）人的数字化解析：数据塑造的单体人
（二）人与信息、平台之间建立松散耦合关系
四、虚拟与现实双重信息场域重构与融合
（一）虚拟升级：场域力量竞争驱动网络空间革新
（二）现实再造：数字跃迁中的社会生活与产业
（三）虚实一体：元宇宙催生新的信息场域
五、难以规避的矛盾点：人机博弈
结 语
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崛起，逐渐瓦解了由传者、受者、渠道和信息四要素组成的稳定的、线性的传统“传播公式”，驱使原本因渠道稀缺性、传播专业性等生成的可控的信息传播秩序走向离心、碎片。无处不信息、处处皆传播的社会表象中，信息传播的主体、模式、规则均被颠覆，似乎开始陷入一种混沌、失控状态。但其中，隐性的信息控制原理却依然在运作，即技术和传播工具如何控制信息的形式、数量、速度、分布和方向，以及信息的结构和偏向如何影响人们的观念、价值和态度。因此，基于技术和工具路线，我们或许可以从信息传播旧秩序颠覆中寻求建设新秩序的可能性，分析其建设逻辑与运行场域。这也是本文力图回应的问题。
一、缘起：信息传播失序表象与秩序再造
追根溯源，技术更迭总会引发信息传播新革命。如今，数字信息技术颠覆了长期以来由印刷技术、电波技术等技术体系形成的线性、稳定的信息传播秩序，在凯文·凯利（Kevin Kelly）界定的“失控”环境中推动信息传播新格局的生成。其中，“碎片化”“去中心化”等特征形容词层出不穷，呈现出信息传播复杂的失序性。这基于要素的属性、功能可被划分为因果互联的三点。
一是信息传播渠道的多元分支性、互通性。数字信息技术崛起的首要影响在于打破信息传播渠道的稀缺性，基于互联网创造了多元的信息传播窗口。作为渠道介质的各种数字媒体形态层出不穷，并依赖技术接口的开发创新增添新功能分支，致使信息传播渠道无限量膨胀。其中，交互技术和双向网络支持渠道传输的方向性由单向转为双向、多向互通，实现功能优化。这种质变同步引发了其他信息传播要素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二是信息传受节点的身份交叠与规模扩张。由于渠道变革，原本由传者流向受者的线性传播转变为不同信息节点之间的交互传播。大众传播时代泾渭分明的传、受界限呈现交融趋势，普通大众拥有了各种发声渠道，突破了“受者”的身份限定。与此同时，物联网普及下，信息节点的主体范畴甚至从“人”拓展至“物”，通过各式技术体系接收、回传信息。信息传受节点无限丰裕，致使“人人可发声，处处皆传播”的局面逐渐成形。
三是信息的指数级增长和秩序失衡。丰裕的信息渠道和节点开辟了“泽字节（ZB）时代”，图文、音视频等各类信息元素交融，呈现爆炸式增长。但是，信息过载削弱了把关人机制的有效性，错误信息、虚假信息与恶意信息形成了以危害性和虚假性为维度、从强到强为序的流动的信息失序图谱。特别是在智能推荐机制主导信息分发的当下，机器审核的漏洞叠加茧房效应更是会加大失序信息的传播范围，干扰信息秩序。多点信息源真假难辨，非黑即白的评判标准难以适用，信息鸿沟与理解深浅又会造成用户的认知偏差，影响信息传播的秩序性。
种种迹象均表明，技术驱动下，原本已串联成线性链条的各传播要素在数字洪流中被瓦解并增溢为离散的多点，无数未经提炼的信息碎片不断被创造出来，形成了信息传播失序表象，彰显出信息传播前所未有的变局。学界研究者、业界实践者等各方尝试从各自立场出发概括信息传播发展的新规律，对离散各点的特征性、关联性进行较为清晰的认知、理解和判断，形成了诸如网络传播、意见领袖、媒介融合、信息平台等多种传播理论。不同观点、理论各有依据又相互交叉，在发展更新中衍生出分支理论，层层剖析各信息节点之间的连接状态和规则。其中形成了一条建设信息传播新秩序的清晰目标线，即实现离散多点之间的连接，遏制信息传播失控。这成为信息传播要素离散后再聚合的现实特征。那么，“如何实现各离散信息节点之间的连接”成为解读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关键问题。
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逻辑建构
我们明确了数字技术是引爆信息传播失序的催化剂，并以此为起点抽象建设出失序表象背后隐含的新秩序发展逻辑，解答信息传播因何离散、如何重聚。
（一）基础条件：信息数据化解构引发的融合潮
旧秩序解构而成的离散的信息传播主体要素成为新秩序生成的基础，并在信息时代被赋予了新的数字形态的统一表达方式。尼古拉斯·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oponte）将这个数字化过程视为比特和原子的交换，并一再笃定信息时代的基本粒子是“比特”。这一观念的本质逻辑在于信息传播向数字虚拟世界迁移，各样现实实体通过数字技术被解构为以“1”与“0”为单位的比特代码，构成信息的基本元素。不同比特粒子排列组合，形成了新的单元，即数据。
然而，此数据非彼数据。传统意义上的数据，是在静态抽样统计范围内有前提假设的结构化数据，是发挥统计、测量作用的计算数值。而数字技术视角下的数据，以自由排列的比特代码为基本元素，本身就是承载信息的物理符号和介质，自动承担着信息记录功能。参照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媒介即讯息”的观点，数据之于信息的物质载体性，促使数据与信息也能有条件地意义等同。因此，信息可以被视为基于某种需求进行加工处理的数据。从此定义来看，无论何种数字信息，均能够通过数据离散化被“切片”为细颗粒的比特粒子，再排列组合成数据流形成新的信息。因此，信息传播科学体系的重新构建被视为一个“数据化”的过程%，其基本单元从现实世界的文字、
等原子物质转换为数字虚拟世界的比特数据。“0”与“1” 自由排列的比特世界，混杂着各式各样源头各异的数据，信息无序、离散也就凸显了出来。
因此，数字化程度越为深入，数据化范围就越为广泛。原本泾渭分明的信息传播分支体系拥有了数据这一统一的基本单元，并首先体现于图文、音视频等不同信息形态的交融。海量比特数据粒子流动，代表了多点离散的信息传播主体要素实现了数字形态对等，网络、终端、产品等均由此进行转型革新，架构于数字底座之上走向融合，并继而引发产业、制度的调整。这也解释了我们曾经提到的 “融合由慢到快由小到大，引爆于技术产品，碰撞于产业组织，结果于政策制度，最终触动社会文化的转型”。因此，由于数字化或者说数据化引发的层层深入且影响广泛的融合潮，整个信息传播系统中的信息资源、生产要素被解构为比特数据并逐渐走向整合，成为信息传播新秩序建设的基础。
（二）运行动能：信息平台的智能决策机制
信息流通壁垒被打破，数据量无限增长，信息传播前所未有的丰裕性、流动性超越任何个体的把控能力。因此，必须有新的效率和管控运行动能，来支持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建设。开放、共享的数字网络环境下，平台作为建立在海量端点和通用介质基础上的交互空间'，成为问题解决的关键工具。其动摇了传统信息传播体系中稀缺资源最优配置的经济学逻辑，满足多点离散主体要素的连接，支持无限信息生产和需求的匹配对接。而基于传播主体、信息类型等要素不同，信息平台又被划分为技术平台、内容平台、用户平台等不同的类型层级，通过账号体系和技术接口实现与信息传播主体或不同信息平台之间的连接，去支持无序信息传播的有序化。以数据为基本单元的海量信息资源向不同平台汇聚，再经由平台进行组织、管控，并实现其价值转换与流通。由此，平台拥有了信息聚合、拦截、去重的权利，成为信息传播新秩序中的“把关人”。
那么，平台管控如何具体实现？既然平台运行的价值单元被统一为比特数据，其流通、分配应该依赖于技术体系，毕竟人力无法满足如此丰裕的资源调配。但相似的是，计算机基于特定函数、算法进行数据计算并反馈结果的程序被类比为人类等生命体对外界环境信息的接收、处理和决策的思维过程，因此也被赋予了“人工智能”的界定。并且，这套程序并不是单纯地遵循和执行一组预先安排的程序和规则，而是要自主从任务中学习并持续调整其行为来优化结果。其中，平台的开放性所吸纳的越来越丰富的数据资源，是机器进行学习训练、优化算法模型的基础。平台通过机器智能来对汇聚于其上的海量比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通过高速的数据流动性计算，进行供需精准匹配的智能决策，实现信息管控。但是，这种管控机制背后也存在一种“决策黑箱”，即平台可以在不同时机和场景下，通过算法模型修改，调整相应数据与权重的运算，从而演算出不同的决策结果。可以说，信息平台的智能决策机制宛如一个可以全方位调整的机械齿轮，在决定信息传播速率的同时，也影响着信息传播的内容和方向。这也直接体现了信息平台的智能决策机制成为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运行动能，其在系统性量级运算方面正在超越人类智慧，主导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形成与演化方向。
三、以“人”为本的逻辑中心演变
从上述论断中我们可以得知，数字浪潮中看似失序的信息传播，却存在着隐藏其中的底层逻辑，即多点离散的信息传播要素经由数字技术解构为比特数据，让真实世界中的万物拥有了数字虚拟世界统一的表达形态而走向融合，并通过拥有智能决策机制的信息平台吸纳、承载、管理和分配。这回应了信息传播多点离散的连接问题，促成数字时代的信息传播新秩序的逐渐成形。但是，信息传播本质上仍要服务于人类社会，其秩序逻辑也是围绕 “人”来展开的。在新秩序的生成与发展过程中，作为逻辑中心的“人”的意义划定发生了变化，促使信息传播主体要素的关系发生变化。
（一）人的数字化解析：数据塑造的单体人
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指出：“人是被处境规定的存在者，因为任何东西一经他们接触，就立刻变成了他们下一步存在的处境。”基于处境的变化，人会不断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继而再影响人类，形成关联闭环。哲学家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曾对此提出著名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论断，将人的判断和取舍作为标准。这种信息匮乏时代形成的主观唯心主义论断在工业化、信息化时代被构建于理性之上的科技和制度所取代。新的处境下，“人”的主体性认知也在发生变化。
作为重要的哲学社会学问题，“认识人”在数字浪潮中获得了新的解决途径。数字技术搭建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连接窗口，同时也赋予了现实中的人迈向数字虚拟世界的契机。通过各种数字平台，人作为平台信息节点，以各种行为轨迹为基本要素被解析为各种细颗粒的数据，并组合为虚拟世界中的数字形象，也被称为“用户画像”，以该形象接收数字信息。平台所掌握的用户数据越多，所刻画的用户画像就越精准。社会学家克里斯多夫·库克里克（Christoph Kucklick）曾指出：“在这个世界中人是一个分散的存在，分散在很多事物、状态、感觉上。”信息时代，人的分散性被数据化放大，细颗粒的数据让个体之间的数字形象高度区分化，其差异性由此被定量地凸显。对此，库克里克提出了“单体人”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因数字化技术测量而呈现出极端差异与独特性的个体”，解释了数字浪潮中人的高度个性化。
因此，人便具有了双重身份：一个是现实世界中由原子构成的实体人；另一个是虚拟世界中由数据组成的单体人。两者之间经由数字技术实现转化，但可能由于人在现实和虚拟世界中的行为差异，且受到比特数据量和维度的限制，两者身份并不对等，也因此形成了自我或他人的认知偏差，塑造了更为复杂的人的形象。而在信息传播新秩序中，数字技术支撑形成的虚拟世界信息传播明显占据较为主导的地位，也经常被称作“互联网主阵地”。这意味着，作为信息传播逻辑中心的“人”在新秩序建设中将会转向数据塑造的单体人身份，重塑信息与人的关系。
（二）人与信息、平台之间建立松散耦合关系
在信息传播新秩序中，数字虚拟世界中的单体人形象经常具象为各个数字平台上的个人账号，也被视为平台信息节点。人与平台达成契约协议进行信息价值共谋，通过账号体系免费或有偿获取平台各项信息服务，而平台圈定权限范围并要求人让渡部分数据权限进行数据采集处理，并基于此通过智能决策机制在人与人、信息与人之间构建起连接网络。由此，人与信息、平台之间形成了一种耦合关系，相互之间产生影响。特别是在信息传播新秩序中，信息平台是重要的“把关人”，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平台控制着人进入虚拟世界的技术窗口，掌握着平台账号所有权，可以采取账号审核、封禁等举措，直接影响人在虚拟世界中数字形象的正常塑造、展示，并决定着其所承载信息的类型、内容。另一方面，平台凭借智能决策机制，基于数据形成的单体人形象进行精准的信息分发，控制着人与信息流动的方向性、连接精准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平台通过对信息生产、分发链条的管控，影响并引导着人对自我、对世界的认知，掌握着舆论走向。但是，平台并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其运行和生存依赖人和信息，并为提高两者的量级和附着性不断完善平台规则，包括倾斜给人一定的利益分配机制并提供优质信息内容、一体化综合服务等，吸纳人的快速入驻，引导其生产、传播、消费平台上的某类内容。
但是，这种连接网络形成的耦合关系又具备很强的不稳定性和易变性，主要是平台上形态、类型海量的信息内容会导致释放个性偏好的人在海量信息中的漂移、流转，在多方连接过程中出现立场失稳，从而打破同类信息偏好形成的小圈层，游离至其他类型的信息甚至其他平台的连接链条中。因此，人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在信息传播新秩序中的充分释放，会导致人与信息、平台之间耦合关系的松散。一般意义上，此三者之间既相互相应，又会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自身身份和逻辑的分离。这种松散耦合关系成为达成认知经济性和秩序的一种途径，在支持信息传播秩序性、结构性的同时，又可以实现各传播主体要素或分支链条可因具体情景随时变化调整。因此，人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在信息传播新秩序中的重要性尤为显著，在松散耦合关系中处于较为核心的位置，也成为信息传播新秩序的逻辑中心。
四、虚拟与现实双重信息场域重构与融合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曾解释：“人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方式决定了人生活的世界的存在。”在信息传播新秩序中，人基于双重身份的互换，以单体人身份决定了与现实世界平行运行的虚拟世界的存在，并生成了此世界的信息场域。特别是在不同场域的力量竞争推动数字技术深入发展和平台生态持续完善的趋势下，现实信息场域不断改造，虚拟信息场域的范围不断扩大，与现实信息场域的对接也逐渐频繁和紧密。
（一）虚拟升级：场域力量竞争驱动网络空间革新
信息传播新秩序的生成起步于互联网的崛起，人通过计算机系统进入了以比特数据为基本单元的虚拟网络空间。网络空间哲学家迈克尔·海姆（Michael Heim）提出，“网络空间是一种由计算机生成的维度，一个由我们的系统产生的信息和我们反馈到系统中的信息所构成的世界……网络行者摆脱了肉体牢笼，在虚拟空间中存储和再现的数据层中航行……这种柏拉图主体完全是现代意义的，他们并非出现在一种无感情的纯概念世界中，而是游荡在一种特殊意义下形成的实体之间”。那么，所谓的“特殊意义下形成的实体”是什么？从信息传播新秩序的逻辑构建来看，我们似乎可以将其认定为“平台”。但是在实际运行中，平台被拆解为多个层次，并通过技术体系和网络体系相连，才能构成网络空间中信息流动、传播的基础架构。其中，有三个层次尤为关键：一是后台基础设施层，包括底层服务器设施、芯片硬件和运行于其上的云网络、大数据技术体系、智能技术体系等，发挥基础的网络、技术支撑作用；二是中台智能决策引擎层，包括数据中台、算法中台，基于后台的各项数据、技术体系，进行数据智能处理，推动数据流动，提供决策依据；三是前台业务应用界面层，包括系统软件、智能终端，将画面展示给人、信息传递给人，并接收人所回传的信息数据。
现实中，这些基础架构的正常运行需要实体机构负责，比如谷歌、腾讯等互联网公司，华为、百度等科技公司，由此形成了重要的信息产业，成为虚拟信息场域中的关键力量。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曾提出：“场域的确定充满着不同力量关系的对抗……在场域中活跃的力量是那些用来定义各种‘资本’的东西。”他认为，资本是场域力量竞争的目标，也是用以竞争的手段。对于虚拟信息场域中的信息产业各方而言，“资本”就是数据和技术。信息产业围绕数据和技术展开竞争，将会持续推动个体机构所运行的基础架构升级，并继而带动整个信息产业的数据、技术研发动力，驱动整个虚拟网络空间革新。例如，字节跳动通过“今日头条”这款应用产品搭建起了以智能分发体系为核心的信息架构，引发信息产业在业务应用界面层的平台革命，创新了虚拟信息场域的信息流转方式。同样，百度的AI芯片和百度大脑、华为的5G技术和鸿蒙系统、阿里巴巴的中台战略等都在不断从各个层面推动虚拟网络空间的基础架构升级。总结来看，规模扩容和算力提升是两大重要的升级方向。其中，规模扩容包括连接范围、数据量级、传输体积等，算力提升包括数据计算速率、性能、精确性等。由此，信息在虚拟网络空间的传播将会实现大规模、低延时、高精准，推动虚拟信息场域进一步发展。
（二）现实再造：数字跃迁中的社会生活与产业
虚拟信息场域的快速发展也影响到了现实信息场域。哲学人类学教授约斯·德·穆尔（Jos de Mul）从技术与人类关系变化的角度解读了虚拟信息场域的渗透，认为人类世界的一部分转变成了虚拟环境，日常生活的世界也日益与虚拟空间和虚拟时间交织在一起，人类在“移居赛博空间”（Cyberspace，也被译作网络空间）的同时，也接受着“赛博空间对日常生活的殖民化”。这种现象拥有一个常规性表达，即数字化转型。作为一个改革过程，数字化转型强调通过信息、计算、通信和连接性技术的结合，触发实体（entity）属性的重大变化，从而改进实体。由此，传统的社会架构将向数字基础设施架构转移，具体落实在支持社会运行、与人类生活密切关联的各产业实体。
但是，现实信息场域中发展多年的传统产业实体通过人、财、物等现实要素已经形成稳固的运作、流转机制，向数字基础设施架构迁移并非易事，尤其是绝大部分实体缺乏足够的技术基础，需要依靠信息产业的“资本”支持。因此，各产业实体的数字化转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渐进式推进的。其中，关键性举措在于其将人、财、物等物质性生产要素转换为数据，并为数据的流动、处理搭建顺畅的连接网络和运行机制，改变其传统的思维惯性和发展范式。这要求产业实体要具备一定的数据采集和积累能力，主要分为两个方向：一是他方数据合作；二是自有链条数据化改造。例如，乳业集团伊利深谙数字化转型之道，一方面借助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平台和京东、淘宝等电商平台向线上营销迁移，获取第三方平台上的消费者数据，另一方面通过制造执行系统（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s，MES）、云商系统、产品扫码等实现从工厂生产到经销商销售再到消费者购买环节的全流程数字化，实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据资产的沉淀。在此基础上，产业实体开始搭建数据资产管理平台或称数据中台等核心运营引擎，内嵌人工智能技术，对接各业务分支数字化平台，通过智能算法重构生产、销售等业务运营和组织管理体系。
产业实体对人、场、货的数据化以及数字化连接，逐步实现了社会生活与产业向虚拟世界迁移。由此，现代信息场域的运行也开始遵循信息传播新秩序，以数据为基本要素展开广泛连接。尤其是在人工智能与物联网（AIoT）等技术的支持下，现实信息场域的数字化转型逐渐深刻，与虚拟信息场域的捆绑也日益趋紧。
（三）虚实一体：元宇宙催生新的信息场域
虚拟世界的拓展和现实世界的改造并行，呈现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万物皆比特（It from bit）。这个由物理学家约翰·阿奇巴尔德·惠勒（John Archibald Wheeler）于1989年提出的论断正在趋向真实。通过数据，现实世界中的每一个粒子的位置、速度、形态均能被感知，虚拟世界信息流转的模拟环境逐渐成形。在这种趋势下，世界的存在认知方式发生改变。物理学家斯蒂芬·沃尔夫勒姆（Stephen Wolfram）曾直接表示：“宇宙的本质都是数字……我们的世界就是计算，就是一套简单的规则生成的复杂现象。”而哲学家尼克·博斯特伦（Nick Bostrom）更是推演出现实处于后人类文明基于足够的计算能力来构建的计算机模拟世界中的论断。而当现实人类掌握了足够的可以证明与物理定律一致的技术能力时，就能够搭建堪比真实的虚拟环境。这种虚拟环境在当下科技发展背景下被赋予了新的概念，即“元宇宙”。
元宇宙本就是科幻概念，其是在人工智能、云计算、虚拟现实和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等基础上创造、孵化出来的与现实世界映射与交互的虚拟世界，并没有具体的样板形态。但是其基本的运行逻辑就是遵循“万物皆比特”的规律，将数据作为基本单元，通过强大的计算能力实现数据高速流动，从而在虚拟网络空间内构建起建筑、生物、自然等表现形态，并实现不同实体之间的数据交互。且基于世界观差异，可以分为数字孪生世界和数字原生世界两种。前者直接复刻了现实世界并采用其运行规则，后者则构建起架空世界并重新制定出世界运行规则。其中，无论哪种世界观，均在时空维度方面平行于现实世界，但又在实际运行方面与现实世界紧密关联。因为元宇宙所构建的是一个开放、共享甚至自治的平台式规则架构，其所搭建的虚拟场景需要现实世界的人或机构的实际运营。一般情况下，机构通过资本投入“置办”元宇宙虚拟业务生态，而人通过可穿戴设备等进入其中与虚拟“原住民”（类似游戏NPC）一起工作、生活。元宇宙以数据为基础，通过底层的智慧合约体系构建起其中人、场、物之间的可信关系。
因此，理想状态下，元宇宙应该是综合各种信息传播技术，构建起一个人机协同、虚实一体的全新信息场域，也成为掌握数据和技术的信息产业巨头争相布局的焦点。但是目前，尽管Roblox、Meta （Facebook母公司）已经开始尝试开发元宇宙产品，比如Meta推出了Horizon Worlds，并在2022年4月允许创作者销售虚拟商品或服务，但由于现有的认知水准、技术普及度和相关法律制度还不足以完全支撑起元宇宙的大范围有序运行，其未来发展仍饱受质疑。不可否认，元宇宙若真的广泛落地，将深刻改变现有社会的组织与运作，实现信息传播的重大变革。
五、难以规避的矛盾点：人机博弈
无论何种信息场域，均在信息传播新秩序运行中将数据、算力的价值不断放大。信息加工、处理、分发的绝大部分工作被交由计算机来完成，甚至在元宇宙的理想场域中，智能机器可以与人类同等对话。对此，社会学家、哲学家经常担忧未来“机器统治人类”的情况会发生，毕竟拥有海量数据运算能力的机器智能已经在很多方面超越了人类大脑。但是，在现阶段的人机博弈问题中，机器智能的发展还面临着许多问题。
首先，现阶段机器智能本身存在技术有限性。机器智能的实现依托于数据和算法，并强调其数理逻辑带来的客观性。然而，实践中的数据从来不是中立的，数据不会允许以客观的视角观察世界，而是将我们导入某种特定的关系。数据采集、存储和处理的各个环节，其实均存在或多或少的数据偏见，即基于某种特殊目的或某种特定框架对数据进行筛选。这就导致数据在诞生伊始就可能是非客观的，继而影响后续的一系列决策。同样，基于数据形成的算法模型有明显的数理机械性，其在对现实的抽象和模拟过程中对人的行为进行了“量化”，但忽视了人的行为的复杂性和现实世界要素的多重关联。虽然机器可以经过对大量数据集的有监督学习或无监督学习训练来降低训练误差，优化算法效果，但是被用于训练的数据集多为经过特征工程筛选的历史数据，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算法模型的局限性。
其次，现实社会的人性具备较高的复杂性。行为科学奠基人乔治·埃尔顿·梅奥（George Elton Mayo）曾言：“尽管在物质和科技领域我们细致入微地发展了知识和技术，但是，在人和社会政治方面，我们只能知足于随意推测和机会主义探索。” 人的思维、行动是高度复杂的，单纯的数据运算并不能与之比拟。断定“世界就是计算”的斯蒂芬·沃尔夫勒姆也明确提出了其中的“计算不可化约性”，即简单的世界底层规则生成的人类行为却极端复杂、无法化约，之间存在的计算鸿沟导致即使明确了一切规则，也无法预测未来走向。人性的复杂塑造了观点多元、包罗万象的信息社会，冲击了机器智能发展带来的工具理性。由此，信息茧房、价值算法等概念开始浮出水面，从经验、价值观指标性量化等维度去探寻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平衡的问题。但是，数理逻辑的直线思维仍然无法比拟人脑的复杂性。Space X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曾天马行空地表示未来可以将人类意识上传至人形机器人，但是这项技术目前并不存在，而其背后存在的伦理道德问题也难以得到解决。
因为信息的无限、数据的海量，信息传播新秩序在任何信息场域的运作都需要机器智能的支持，也无法逃避人机博弈问题。我们无法预测未来技术的发展是否能够为解决该问题提供手段，但是当下或短暂的未来，人机博弈问题将会在信息传播秩序中持续存在。
结 语
实际上，当下信息传播秩序呈现出多种特点，可以从传播学、社会学、哲学等各种角度进行解读。而我们从技术和工具路线来解读信息传播新秩序的逻辑规则和运行场域，并不是陷入了技术决定论或数据中心主义，而是想抽离出最具革命性、影响力的发展趋势。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未来数十年的社会生活、产业竞争方式，尤其是自新冠疫情以来，现实世界的数字化进程加速，数据、算法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人、信息和平台之间的松散耦合关系持续深入。而元宇宙概念的火热，更是描绘了数字基础设施上数据流动、智能运转、时空再造的未来趋势。以数据化为起点，信息传播新秩序正在成型，并影响广泛。未来，技术革新，信息场域进阶，人与信息、技术工具的关系将会持续发生怎样的变化？科幻作品经常给出两种答案：一种是人的意识以数据流形态被上传至虚拟空间；另一种是数据算法精进赋予机器等同于人脑的智慧。但是科幻毕竟是科幻，我们承认数据、算法为基础的人工智能在信息传播新秩序中的辅助决策作用，但现阶段的技术水准还存在诸多不足。信息传播秩序再造过程中，人类或许应当谨记物理学家霍金的警告：谨慎对待人工智能。
（注释略）
作者黄升民系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晓系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 2019 级博士研究生。
引用格式参考：
GB/T 7714-2015 黄升民,刘晓.逻辑与场域：透视信息传播新秩序[J].现代出版,2023(3):76-84.
CY/T 121-2015 黄升民、刘晓:《逻辑与场域：透视信息传播新秩序》,《现代出版》2023年第3期,第76页至84页。
MLA 黄升民,刘晓."逻辑与场域：透视信息传播新秩序."现代出版.(3)2023:76-84.
APA 黄升民,刘晓.(2023).逻辑与场域：透视信息传播新秩序.现代出版,(3),76-84.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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