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新闻史学会 ，作者孙信茹 王妮
【摘 要】本研究深入少数民族语言媒体从业者的生命历程和工作情境，对四个少数民族自治州新闻单位不同代际的民语媒体人进行深度访谈，了解他们获得职业身份的方式，职业生涯和个体、社会、时代以及媒介技术变迁交织的历程。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业是一个多元主体并存，在具有空间差异性的时间关系中产生的过程，民语媒体人在特定的地方情境中塑造其职业身份，从而融入“做新闻”与“做文化”的工作实践中。研究为分析新闻工作者个人生命历程与职业角色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为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事业发展研究打开新的维度。
【作者简介】孙信茹，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妮，云南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的在地化与社会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1BXW035）。
一
研究背景
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传播事业与特定的自然地理区位、社会发展进程以及语言文字、历史文化等密切相关，成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中较为特殊的范畴。尤其对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为基础的民语新闻事业来说，是我国民族工作、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语境下，有较多学者探究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发挥的社会功能，挖掘新闻传播与社会各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采取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各有不同，有学者致力历史的爬梳，有的聚焦不同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特色和模式。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形成了“较为系统、多语（文）种、多层次、多渠道的特色鲜明的新闻传播体系，在国家力量和地方性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建构起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新闻传媒”。近些年，有研究者运用实地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机构及从业者进行微观层面的研究。这些研究立足特定区域和地方社会自身的历史情境和文化脉络来理解地方性新闻传播媒介及实践，从实证层面提供不同的阐释视角。尽管从中央到地方，从内地到边陲，研究者梳理和呈现了层次丰富的新闻事业发展体系和互动关系，但是，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的发展是一个多元主体在“并存的、具有空间差异性的时间的关系中产生的”过程。那么，如何理解这个过程中的“多元主体”？其中，新闻传播日常实践过程中作为主体的职业新闻人的价值及实现方式如何与地方社会、历史变迁发生互动？
从世界范围来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同国家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对新闻记者群体的调查”。这既和新闻业及其从业者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与境遇相关，也同职业社会学研究的兴起相关。职业社会学主要研究职业的内部结构、职业与社会的关系以及职业对于社会和个人的意义，“职业化”“职业管辖权”“职业自主性”“职业地位”“专业主义”“职业与国家关系”等是不同时期职业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议题。而从职业从业者的角度来说，一方面，职业群体的话语和实践构成了职业本身在社会系统和职业系统中的位置与权威、边界与认同；另一方面，从业者的职业生涯在嵌入个人生命周期的同时也与更宏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相联系。新闻传播领域研究中已有不少关于新闻记者职业群体和职业生涯的分析，有从国家、市场和传媒业的关系出发研究新闻职业的职业化过程；有从话语视角出发研究记者职业群体在规范、认知、实践和叙事角色中的表达和实现；还有从新闻从业者职业生涯叙事出发研究特定类型或身份的媒体人的职业实践、认同和意义。
这些研究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是在研究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实践与认同时更多聚焦于其在新闻生产流程或新闻职业体系中所担任的特定角色；二是学者们通常会强调新闻职业内部的异质性，按照媒介机构的级别与类型、新闻生产与传播过程中的角色与分工或所处职业生涯阶段的不同进行划分和研究。但是，需要看到的是，新闻职业角色之外的身份和经验，是否会影响并体现于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实践和职业生涯中？此外，研究依然“对于条线记者的特殊性的关注尚嫌不足”，并且在呈现新闻职业群体的异质性时较少阐释原因和背景。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新闻媒体机构，尤其是那些从事民语媒体传播工作的新闻人而言，除了受到国家和社会发展变迁大背景的影响之外，民族、多元文化、特殊的地域空间等往往赋予了他们生命经历中的特殊性和不同的行动策略。
二
研究对象及分析思路
研究者在当代云南少数民族新闻社会史研究过程中，以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四个州市级新闻单位中负责民语工作的一线民语媒体人、涉及民语工作的新闻单位领导以及部分民语新闻通讯员为调研对象，完成了不同代际报人和新媒体从业者的口述访谈，共125位。从空间分布看口述访谈的媒体人，其中包括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52位，迪庆藏族自治州27位，怒江傈僳族自治州13位，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33位，涉及每个州市级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单位，涉及的语言文字包括傣文、景颇文、载瓦文、傈僳文、藏文、哈尼文以及缅文。从工作时间和经历时代的角度看，最早的媒体人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从事民语报纸的创办工作，且相当一部分民语媒体人的工作时间都已超过20年。其中，1950-1960年间入职的有4人，1970-1980年间入职的有6人，1980-1990年间入职的有27人，1990-2000年间入职的有30人，2000-2010年间入职的有34人，2010年之后入职的有24人。除上级要求工作调动的情况，这些民语媒体人中几乎没有主动离职或转行，他们在单位内有着相对固定的职业模式与工作规范。
本文深入这些少数民族语言媒体从业者的生命历程和工作情境中，了解他们怎样获得民语媒体人这一职业身份，如何将其文化身份融入日常工作实践？研究采用深度访谈和口述的方法，着眼于个体经验及主体性，将民语媒体从业者的职业生涯与实践放回到个人生命历程中进行回溯和呈现。虽然立足个体叙事，但它与“亲历者所生活和叙事的那个时代、其所生存期间的国家和社会结构”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些身处西南边疆的民语媒体人的自我叙述是展现地方性媒体从业者群体生命形态的重要切口。同时，这群民语媒体人的工作实践离不开他们所处的地方性情境，其职业角色的实现除了与个人生命历程紧密相关外，还和地方性的新闻传播发展有关。通过地方、新闻传播机构、媒体从业者身份等交织的复杂关系，可以探析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发展与地区社会的变迁。
三
“地方”作为民语媒体人的身份语境
德宏、迪庆、怒江、西双版纳四个少数民族自治州是这些民语媒体人展开日常生活和职业实践的“地方”，对民族媒体人的身份语境进行分析首先需要注意这些特定的地理空间和本地化的文化背景。从地理空间和行政区划的角度来说，它们地处云南省内的偏远州市，更是中国的西南边疆地区，其中德宏州、西双版纳州有较长的边境线。但地方的意涵不只是“确定清楚而有边界的一块版图”，同一地方的人往往被设想为“以自身独特的文化建构了与众不同的共同体⋯⋯这个地方成为具有稳定的同质性与整合性”之所。所以，地方是人身份认同的源泉，而人有建构地方意义的能力。地方和地方性的文化、群体、社会等，都被描述为具有独特性的存在。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而言，民族成员“先天地生存于其中的民族地方性文化”。调查中的四个州市涉及的民族有傣族、景颇族、傈僳族、哈尼族、藏族等多个少数民族，丰富的民族文化也进入到地方文化之中。这种地方性在语言上表现极为明显。由于民族教育、社会扫盲、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成为实践和推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重要媒介，民语媒体人在保存和传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云南省有民族文字的11个少数民族中发展出了23种文字，这些文字的字形和体系复杂，因此党和政府根据本民族自愿自择的精神帮助那些需要创制和改革文字的民族完成文字方案的设计工作，到1989年，云南已有14个民族正在推行或试行22种民族文字或拼音方案。民族语言的变迁和相关政策的实施对民语媒体人的工作影响深刻，20世纪90年代之前入职的民语媒体人大多都会提及见证或亲身参与了本民族语言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创制和改革的过程。另外，云南有16个少数民族具有跨境而居的特征，不少民语媒体关于自身生命历程和职业生涯的叙述中都包含着跨境传播的经验和故事。
其次，民语媒体人的身份语境还由该群体的职业定位来确定，而这种职业的身份语境也离不开“地方”的框架和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事业是随着党和国家的组织系统延伸至此而建立起来的，自诞生起就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组成部分。这些机构的从业者无论自身所处的位置、身份，还是在新闻活动开展过程中所采用的话语和实践方式，都必须被纳入到这种统一的结构和规范之中。但同时，这些新闻从业者又是一群特殊的工作者，他们既是民族地区从事新闻采编、新闻学研究和管理工作的少数民族，也包括“内地新闻单位的少数民族同胞”“在以民族语文传播的新闻单位从事采编、校勘、科研、教学和管理工作并做出一定成绩的汉族同胞”。不论是有着哪种民族身份的工作者，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特点，比如熟悉民族理论和政策、通晓民族语言和民族风俗、能够在民族地区进行深入采访等。那些从事第一线采访、编辑、播音等工作的少数民族群体构成了这一职业群体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将其称之为民语媒体人。与在民族地区从事新闻传播活动的汉族人不同，他们不仅是职业的新闻工作者，同时又往往是本民族文化的持有者甚至传承者。这种独特的双重身份在他们的职业活动和日常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中国新闻事业进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并发展至今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兼具地缘、语言和文化特殊性的地方情境，历史与文化、民族与国家、全球与地方等要素的交织互动形塑着这四个州市少数民族语言媒体人的双重身份和对新闻职业的理解。不仅受到自然地理区位、经济发展水平、民族文化等要素的影响，民语媒体人的新闻传播活动对特定组织机构和媒介技术也深深依赖。囿于发展的局限，他们的职业实践似乎是相对被动的，发展程度也不及大城市和发达地区的新闻传播事业，民语媒体人在我国新闻事业体系中和职业实践活动中处于边缘位置。但职业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至少是一种有特定文化资源、追逐权力的政治－社会行动者”，身处地方的民语媒体人也是具有主体性的社会行动者，他们在新闻实践中，往往将自己的日常系统，即地方情境融入实践过程中。因此，认识其主体性需要回到他们展开生命历程、进行职业实践所处的地方情境，才能体会民语媒体人“用来界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事的习惯用语”，从而理解地方性职业媒体人和新闻事业的独特性。
四
“职业”与“文化”的双重性塑造民语媒体人
（一）“转变”：“半路出家”与“专业者”
“转变”作为生命历程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析性概念与人生转折有关，“这个剧烈的转折及其发生的时间和与之相伴随的事件，会对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产生连续不辍的影响甚至重新定向”。决定进入地方新闻机构从事民语新闻工作，标志着作为民语媒体人职业生涯的开端，是个体生命历程中的重大转变。
分析个人教育背景和不同时期媒体行业的准入机制后，我们将民语媒体人划分为三代，即乡土派、过渡期和学院派。第一代“乡土派”媒体人大多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进入地方民语新闻单位，由老媒体人亲自下乡寻找，或从其他单位招收过来，选拔标准看重的是个人语言能力。第二代“过渡期”媒体人在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民语媒体机构，他们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和毕业生统包统分制度的建立进入新闻单位，这一代民语媒体人所学专业大多与新闻学无关，多来自语言、文学、史地、教育、宗教等其他专业。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民语媒体机构有了更灵活多样的招聘渠道，来自高校少数民族语言专业、新闻传播学科相关专业的毕业生经过考试成为第三代。虽然他们对汉语的理解远远超过前两代人，但是他们的民语能力却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乡土语境。
从“下乡找人”“熟人推荐”、单位间调任到包分配再到自主择业，获得民语媒体人的身份需要长期的职业磨炼与规范的训练，这在第一代和第二代民语媒体人中最为突出。成为民语媒体人之前，黄荣生是州委党校的老师，“领导考虑我们哈尼语使用的是拉丁文字母，有点像拼音，老师的拼音基础比较好，就选择从老师中抽调了。开播前我们学了一个星期的文字，节目开播后我们就一边学习一边工作。”（西双版纳州，黄荣生）德宏州广播台载瓦语的部门主任石勒宝1993年刚参加工作时由于汉语水平一般，不适应新闻稿件的民文翻译工作，他“做了二十多年才觉得适应了。”（德宏州，石勒宝）迪庆广播电视台藏语译制中心主持人扎西德勒刚进台时主要跟着老编辑学习翻译和播音，“过了二十多天到一个月的时候，自己才可以独立完成一新闻翻译。”（迪庆州，扎西德勒）刚开始入职的人员大都不具备职业新闻人的知识和技能，不了解新闻传播和宣传规律，因此成为民语媒体人往往是他们生命历程中的重大“转变”，这是一个需要长期的学习和适应、逐渐走向专业化的过程。民语能力和汉语能力的消长和错位在第三代民语媒体人中最为明显，因为“搞少数民族语言翻译还是要在农村里经常说傈僳语的才比较纯正，半路上会讲几句也不行，胜任不了这个工作”。（怒江州，赵科）在少数民族地区，“虽然是傈僳族，会一点傈僳文，但傈僳语也不是那么纯正了”。（怒江州，赵科）因此，对于第三代民语媒体人来说，成为“专业者”的转变需要克服更多语言能力的不足。
（二）“嵌入”：媒介技术与职业体验
民语媒体人的职业实践依赖于媒介技术与配套基础设施的完善。技术的变化嵌入到媒体人工作中，形成他们不同的操作习惯和情感体验。云南各地的民文报纸发展远远滞后，在2000年前后才逐渐告别铅与火实现电脑激光照排，2010年前后实现彩色印刷。民语媒体人大都经历过或者听前辈讲述过从手工画版、石印或铅字印刷到电脑编辑排版的过程。石印、铅印的时代，他们先手写好要刊载的稿件并把版面画好后交由排字工人排版，然后再由他们校对，每次修改都需要把之前排好的一整排字拆下来重新排。电脑排版时代虽然操作便捷，但是对少数民族语言来说也有限制，像傣文、傈僳文和藏文的字符比较特殊，首先要解决少数民族语言电脑输入法的问题，因此相对晚于汉语言报纸实现电脑激光照排。老报人对石印、铅印技术时小心翼翼的工作状态记忆犹新。“石印有个程序是制版，统统是手工写成，刚开始制版工作非常小心翼翼，连口气都很难喘，哈着点气就可能会版面污染，影响印刷效果。”（德宏州，王启宏）
20世纪80年代至今历经了从模拟式录音技术到数码式录音技术的变迁，民语媒体人先后使用过盘式录音、磁带录音、MD录音、录音笔等录音设备。“以前我们背着很重很重的前苏联出的磨盘式大录音机，没有车只能靠人力，太辛苦啦！”（西双版纳州，沙露）老式录音设备沉重，携带和使用都不方便，录音环境也简陋。为了避免杂音录入，他们经常赶在一大早上班之前或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录制。为了能够一次性录制成功，他们会反复阅读甚至背诵需要录制的稿件直到烂熟于心。2005年前后民语媒体基本实现了无纸化办公并配备了数字化的录音设备和专业的录音室，民语媒体人可以在电脑上查阅编辑文稿不必再抄写，大大节约了录制成本。
媒介技术的变迁成为民语媒体人讲述其职业生涯历程的一条重要线索，同时也是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事业发展的重要见证。民语媒体人大多有一个共识：技术虽然变得越来越先进和便捷，但并不是所有的新技术都能达到最佳效果。“以前配音效果还更好，因为你全部要记住甚至脱稿，要背，在心里记住就不容易出错。”（西双版纳州，沙露）过去相对落后的设备对民语媒体人来说意味着要投注更多的精力和情感，但也因此留给人们更多的个人色彩和风格发挥的空间。随着互联网络和移动终端的普及，民语媒体人兼做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创办了少数民族语言的门户网站、数字广播以及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账号，他们都认可新媒体的宣传效果是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但媒介技术的革新却使得他们在工作中的情感投入和对人本身的价值体验有所降低。倚借新技术不断扩展的力量，年轻的民语媒体人更有优势将媒体理解为连接传统与现代、民族社会与国家乃至世界的桥梁，甚至技术的更新帮助他们建立新的理想价值体系。
（三）“交织”：个体命运与职业变化
民语媒体人的职业生涯是个体生命历程的叙事和写照，而从个体记忆与社会的关系角度来说，个体通过把自身置于群体的位置之中，“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这群民语媒体人的工作时间从几年到几十年不等，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民语媒体人的个体命运和民语媒体事业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起伏息息相关。
新中国的成立赋予民语媒体人的身份和地位以合法性，他们作为党和国家的象征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起党的新闻传播事业。例如1952年赴怒江投身广播新闻事业建设的谭天应和当地的傈僳族民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学会了傈僳语。在只有一台收音机的情况下，谭天应和同事将每天收听的《云南新闻》《中央新闻》记录下来，给县委书记看过后再通过口读新闻的方式传播给当地干部，重要的新闻出黑板报进行宣传，逐步打破了过去边境的教会电台对当地百姓的误导，树立了党和新中国的形象和权威。“文化大革命”期间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传播事业陷入停滞。一直到1972年国家指示恢复民族文化事业，之前被迫离开的民语媒体人纷纷选择回到报社重建民语媒体事业。德宏团结报傣文版编译人员多守翠说当时“听说报社要从保山搬回来了，我很开心，又可以去做自己的专业了。”（德宏州，多守翠）
改革开放让民语媒体事业迎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除了宣传中央精神的重大新闻，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点的本地新闻受到重视，民语媒体人有了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和灵活性。各州的广播电视事业也逐步建立并迅速普及。一直到21世纪初，民语媒体人都觉得那是他们“最辉煌的时期”。那时报纸送至乡村会被抢着拿，报人会收到大量的通讯员来稿和读者来信，广播节目的连线电话被打爆，电视媒体人下乡采访或做节目会受到群众的热情欢迎。“在路上走着经常有人认出我，还和我打招呼。”（德宏州，唐永旭）“老百姓喜欢你，就会来摸你的手，掐他自己说是不是真的见到了你。”（西双版纳州，玉应香）世纪之交，国家开始进行的“村村通”和“西新工程”②在基础设施、资金、硬件和软件系统方面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传播事业提供了支持。但是，对于民语媒体人来说，与时俱进的另一个表现是危机感的来临。“现在傈僳文编译室人才奇缺，已经青黄不接了，有文凭的不一定懂傈僳话、傈僳文。”（德宏州，曹德旺、黄玉兰、曹力）“很多（少数民族）语言都是因为工作需要才还在用，好多村寨里的人都不用了。小孩上幼儿园就开始讲普通话，老师讲汉语、教汉语歌，语言在慢慢流失，让我们从事文化工作的媒体人很有危机感。”（西双版纳州，白建美） “融媒体时代来临了，传统媒体在走下坡路，这是我们要正视的一个行业危机。”（迪庆州，杨秋霞）
民语媒体人除了是党的新闻事业中的一员之外，他们本身所持有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是这一职业共同体凝聚和延续的核心。老一代民语媒体人通过言传身教培养新一代民语媒体；每一位民语媒体人要在岗位轮换中熟悉并掌握采访、翻译、编辑等不同职业角色的工作内容；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等不同类型和部门的民语媒体人之间，资源共享、人员调任、交流学习是常有的互动。在传播语言本身具有的特殊性上，民语媒体人表现出和一般新闻机构从业者不一样的特质。可以说，正是在职业媒体人追求新闻性表达，但同时他们又身处地方特定文化和历史境遇之中，这种来自职业和个体、群体文化的双重影响塑造出了民语媒体人特有的身份，也形塑出了关系更加紧密的职业共同体。
五
“做新闻”与“做文化”的工作日常
在“地方”所塑造的区域、民族、文化等特定情境中，民语媒体人个体职业化的开端、工作中对技术的运用以及与当地社会结构变迁之间产生了紧密关联。这种关联，深深影响到民语媒体人对职业角色和工作实践的态度，“做新闻”与“做文化”成为民语媒体人最经常用来概括日常工作所使用的词汇。从一般性的工作层面来看，它们分别对应着译制和自制两种内容生产方式。“做新闻”主要是译制来自汉语部门、云南省省级新闻单位和国家级新闻单位的新闻类内容，以新闻、专题和服务类为主，兼有少量的、不定期的民语媒体人自己采写的内容。在这里可以发现，所谓“做新闻”其实和一般专业型媒体机构的理解有所区别，并非完全等同于通常意义上的新闻生产或新闻报道。“做文化”则主要与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相关，通常由民语媒体人自主选题、策划和制作。作为少数民族自治州的地方主流媒体，“做新闻”自然是基础工作和“规定动作”，在民语媒体发展早期，由于资金、人手、专业能力等条件的限制，民语媒体人只能完成常规“做新闻”的工作。随着条件的改善和人手的扩充，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不能单单做新闻了”（西双版纳州，蓝培、陈继明），在做好新闻的同时要想办法做出能真正体现地方文化特色的内容。
（一）民文翻译中“做新闻”
从不同民语媒体人的从业历程来看，他们都是从新闻做起，即从翻译汉语部门的稿件和节目做起。这不仅使他们在从业初期新闻专业素养就得到了培养，也训练了他们在汉语言文化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之间转换的能力。当然，民语报纸和广播电视节目呈现的内容并不都是汉语版的翻版，而是民语媒体人依据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性特征和受众需求进行“二次选择”。除了国家和州委要求发布的宣传任务，村寨中少数民族村民受众的生产、生活和精神需求也是重要的选择标准。例如，西双版纳州的傣族居民比较喜欢看周边国家的新闻和民生类新闻，民语媒体人就会适当进行选择和译制。有经验的老媒体人都说只有汉语言文化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化都精通才能做好民文翻译工作。一方面，不同类型的媒介对翻译的要求有所差异，报纸翻译要求准确、严谨，广播电视的翻译则相对要求口语化、贴近生活。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日新月异，需要翻译的“新词术语”也层出不穷，这些“新词术语”在民语中没有直接对应的词汇，民语媒体人在翻译时通常遵循着解释性翻译的原则，即弄懂原文的汉语意思后，再按照少数民族的语言习惯对汉语意思进行翻译。这也会造成一篇汉语文稿翻译为民语文稿后可能远远超出版面字数的限制。“一篇100字的汉文翻译成藏文是300多字，出于版面的限制，就必须进行压缩”（迪庆州，白玉先）、“不能一字一句照翻，要像写作一样去加工”（迪庆州，万玛措）。这种“二次创作”既要保留新闻的要素，又要尊重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传统。而对于一些难以进行解释性翻译的词汇，例如“社会主义”“精准扶贫”“微博”“高铁”等专有名词，还有科技和医疗卫生等领域的专业词汇，民语媒体人会统一创造新词，以便受众对这些词汇形成相对一致的理解。在民文翻译的过程中，除了民语媒人，地方少数民族文字工作委员会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精通少数民族语言的地方文化精英也会参与进来，最终“看我们当地老百姓更能理解哪个，我们就拿来用（哪个）。”（迪庆州，扎西德勒）
曹有和是德宏团结报傈僳文编译室主任，他最满意自己对“同胞情深，胞波情浓”这个标题的翻译，按照傈僳文的意思翻译为“我们自己的民族，我们自己的语言，我们自己的文字”。很多民语媒体人都有相似感受，不仅要熟悉新闻的要求和表达，还要追求翻译过程中民族语言的美感与节奏。例如，藏文背后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这使得它的词藻非常华丽，“太阳”的表达就有一百二十多种，像“火花”这个词，根据它的形态在藏文中被表达为“月亮的敌人，太阳的亲戚。”（迪庆州，白玉先）“只有当口语成功成为文学表达的媒介时，它才有可能在现代条件下被保存下来”。扎西德勒也认为，如果想把意境性的东西翻译出来，“没有一些文学功底就比较困难”。在民族地区双语教育弱化、民族语言日常使用日益减少的情况下，民语媒体人在新闻内容和节目的翻译过程中完成信息的传播和宣传内容的传达，同时，民文翻译的工作也是民族文字传承的重要方式。
（二）挖掘本土资源“做文化”
民语媒体人不仅将党和国家的声音转译为本地少数民族居民看得懂听得懂的语言，同时也“自觉认真地展示各自的文化特征”。这样的过程使得民语媒体人的工作成为“做文化”的实践。
民语媒体人认为文化是少数民族的根，“必须要做文化类节目，这代人看完了下代人还有得看，自己民族的文化都不了解那就太羞愧了。”（德宏州，唐相亚）“其实处处都是文化，什么都是文化，比如饮食文化、种植文化、纺织文化、编织文化，这些都是文化。”（西双版纳州，玉康龙）“咱们这边有那么多特殊的题材，都是别的地方没有的本地特色。”（迪庆州，万玛措）民语媒体人大多是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因此，他们具有很强的文化自觉性。他们通常有意识地将媒体作为展示和保护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平台，媒体人身份为他们采集本地文化资源“做文化”提供了支持。采集地方文化的过程也在重塑媒体人对地方的认识。高鸿斌来自香格里拉东旺乡，他发现迪庆州三个县里迥异的文化：“一个乡里的节目，四五年的时间都挖不完的。”（迪庆州，高鸿斌）同事扎西邓珠则看到这些文化的共性：“在塔城，很多纳西族和傈僳族也在跳藏族的热巴。这是民族团结的精彩案例啊！”（迪庆州，扎西邓珠）
民语媒体人也会根据当前流行的文化形式进行内容创作。例如，黄荣生将广播剧引入了民语广播节目制作当中，“当时有汉语广播剧在台里面经常播出，我们都听，所以后来就想着搞。我们第一个广播剧，是宋云（电视台台长）帮我们写的剧本《养牛的风波》，写山上老百姓养的牛被雷打死掉了，我们就以那个为原型做了广播剧，很受欢迎啊。”（西双版纳州，黄荣生）尝试新的节目类型不仅是因为老百姓的喜欢和需求，更是因为哈尼语广播人心中的责任意识和文化自觉。“我作为傣族人同是媒体人，可能比一般本民族的人接触的东西会更全面一点，所以要起到一个带头和引领的作用，通过自己做媒体将傣族文化传承和发展下去，我认为从事这份工作很光荣，在传承本民族文化方面自己的使命感很强。”（西双版纳州，岩温罕）
虽然民语媒体人来自特定的少数民族，但身为地方主流媒体的从业者，他们对地方文化的认识超越了单一的民族认同而寻求一种包容性更强的地方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这种包容性在民语媒体人制作的音乐节目中最为突出，“不管是傣族还是哈尼族、布朗族、基诺族的歌手，我们的节目用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把这些歌手全部做完了。”（西双版纳州，依金坎）“藏族、纳西族、傈僳族、彝族、白族、普米族的歌曲都会在我的那档节目里出现，我几乎搜遍了迪庆州所有的优秀民族音乐。”（迪庆州，张琼华）民语媒体人并不单纯地只做民族文化，还力图通过文化的形式反映国家大事和方针政策。例如，“章哈”是傣族传统的曲艺演唱形式，媒体人会把具有宣传教育意义的新闻、民间故事乃至叙事长诗创作成适合说唱的章哈刊登在报纸上，或拿给章哈艺人演唱并录制为音频在广播中播出，也会把优秀的汉语文化作品（文学、影视剧等）译制为民语版让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欣赏。他们希望自己的受众不只是本地少数民族居民，还期待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
（三）超越边界的融合实践
德宏、怒江、迪庆、西双版纳作为地方，还有着较为特殊的一面，它们既是远离国家发达区域和中心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但又因为与周边国家领土相连而面向国际，同境外地区有着人员、商品、信息等方面的广泛流通。当地许多少数民族与境外族群有着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文化上的相近和认同，很多民语媒体人就归属于傣族、景颇族、傈僳族、哈尼族这些跨境民族，因此，民语媒体人这一职业有着超越地域和国家边界的意义，他们在实践过程中通过多种方式走出国门，更把多样的文化带向世界。
首先，在参与跨境民族的语言文字国际标准化工作中，傣语、哈尼语、傈僳语、藏语都面临着国际标准化使用的问题。以傣文的国际化为例，西双版纳州的老报人玉康龙、岩温胆等人受云南省民委委托参与傣文国际标准化工作，先后到世界各地参加了50余场相关会议，很多提案都受到了参会各国的认可和采纳。傣文国际标准化工作完成后，通过官方或民间渠道流通进周边国家的傣文报纸和傣语影视剧都可以被当地人看懂。其次，国际新闻和边境新闻是民语媒体报道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德宏州景颇文编译室主任赵敏采写过一篇名为《边境线上的好村民》稿件，讲的是坐落在中缅边境线上的等嘎村村民之间互相帮助、和睦相处的故事，获得了第二十五届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报纸好新闻三等奖。西双版纳傣语广播员不仅在当地有影响，而且在缅甸也很有知名度：“通过我们边境播出的新闻、党的政策，影响到了缅甸、老挝那边的傣族”（西双版纳州，岩叫）。在民语媒体人看来，民文报纸和广播电视节目可以起到国际文化交流的作用。创办国际化的媒介也是民语媒体走向世界的重要方式。德宏州于2015年创办了中国的第一份缅文报《胞波》，为缅甸和在华缅甸人提供包括时政、商贸、服务、文体等方面的缅文讯息。“中缅关系近年来越来越重要，中缅关系看云南，云南看德宏”（德宏州，熊艳），他们被认为“为国家外事部门做了大事情”（德宏州，郑邵健）。
最后，互联网和新媒体则为民语媒体和地方文化走向更大范围的世界提供了平台，民语媒体人积极利用数字平台展示着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例如，既能通过传统广播，也能通过微信公众号“德宏景颇之声”，还有荔枝FM、蜻蜓FM等移动数字广播平台收听德宏广播台的景颇语节目。刘永江一直致力于景颇族的声乐采集工作，2016年他创作的宣传党的政策的景颇语歌曲《红花》拍成MV放在《德宏团结报》的微信公号上后点击量达到10万次。扎西邓珠看到新媒体的传播力量，先后开办了“触迪庆”公众号以及“阿珂灯吧”抖音号，传播迪庆新闻、民俗文化、民间艺术，还将自己创作的诗歌《金沙江畔》发布在平台上：“闻听牦牛河的传说，满眼砾石，唯不见金沙闪烁，我那遥远的祖辈。”（迪庆州，扎西邓珠）
“复杂多元的族源历史和文化格局”大大拓展了民语媒体人职业实践的空间与边界，而这种“融合性”的新闻实践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突破与创新，恰恰是建立在新闻职业的本质要求和身为特定文化成员的基础上。
六
结语
（一）回到“地方”理解职业实践
以往研究较多关注新闻从业者在整体社会环境中所面临的“理想与现实”“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等矛盾之中的生存状态，离职热潮、新闻权威的建构与消解等问题分析也较多。这些观察和研究固然是新闻从业者面临的整体性问题或困境，但是不免也会把新闻从业者视为一个高度同质性的群体，也就是说，他们的工作不无例外地受到职业共同体的规约和影响，同时也会受到政治、权力等多重力量的影响。然而，去讨论他们在新闻职业化的过程中所处的特定地方语境及其为人们职业实践提供的想象空间，其价值在于呈现那些复杂多样的“被遮蔽的记者角色的地方性实践”。少数民族语言媒体人作为地方性新闻单位的职业媒体人，其“转变”“嵌入”与“交织”的职业历程似乎与其他地区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生涯在轮廓别无二致，但是，这种地方与文化身份、职业身份的互动融合过程，需要提供具体和微观的描述，需要回到个案和事实本身去分析，本研究试图在这种呈现中有所突破。
民语新闻事业是少数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接受的新事物，也是国家新闻事业进入特定地方时面对的社会和文化需求。民语媒体人作为民语新闻事业的实践主体，其职业角色虽然是国家赋予的，但也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建构。他们所从事的新闻传播活动因与我国的宣传工作、民族工作、文化工作、边疆工作等重要领域有所关联和重合而显得具有特殊性，他们也在特定的地方情境中承担着多样的角色和职能。“做新闻”又“做文化”，既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又关注地方的人与文化。民语媒体人既是工作建制中的职业人，同时民族的文化身份又赋予了他们更多的积极主动性。作为个人的生命事业，他们在职业实践的过程中不仅完成了工作任务，还找到并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使命。作为一个职业群体，他们的经验、记忆和情感具有类似性并沿着代际的更替、技术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他们生命历程和职业生涯中的故事是民语新闻事业最生动鲜活的历史组成部分。从这样的角度讲，对专业的审视“需要关注具体的社会和历史环境，在具体语境中探讨其价值才更有意义”。
（二）回到“个人生命历程”理解职业角色
生命历程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有学者在分析时指出在具体研究中包括有四种范式性主题：人生与变化着的历史时空的相互作用，存在于主动选择与社会制约中的人类行动主体，生命过程中的时机，生命存在于相互关联或相互依存之中。这其中，个体生命与特定的历史时间与地域相遇，从而塑造着个人生命经验。对于本研究中的民语媒体人来说，他们有着较为相似的文化背景和地域生活环境，这在早年的民语媒体人中显得更为突出。从进入职业生涯的开端来说，民语媒体人多是以跨专业或非专业的身份进入媒体机构，第一代译制者大多在本地少数民族村寨长大，能用纯正的民族语流利表达，对本民族文化有较深入的了解。但和土生土长的普通村民相比，他们又是接受过一定教育的群体，可以在学习和培训专业知识、技能的过程中逐渐走向专业化。值得关注的是，正是这样的人生轨迹和经历，使得这些民族媒体人在成为专业人士之后，也仍然将自己对民族文化的理解贯穿到工作实践过程中。因此我们能看到，西双版纳电视台第一代傣语女播音员将民语新闻的译制更理解为一种传承民族艺术的方式和工作。民语媒体人的民族身份和语言优势，使他们较多从事新闻内容和专题节目的转译工作，在长期的工作中，他们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特征。按照生命历程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传统，社会文化角度与生命历程有着重要的相关性，即“社会文化规定了生命历程的标准化模式，人们在社会中必须按照社会时间表（social timetable）的指示参与社会生活”。在民语媒体人的生命历程和职业生涯中，恰恰展现出了这种“社会时间表”对个人带来的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本研究力图回归到民族媒体人所处的社会时代、文化结构以及个体的生命历程中对职业新闻工作者的实践活动进行考察，这样的研究和分析视角，一定程度上打开了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事业和新闻从业者研究的一种面向，为中国新闻事业史发展中特殊的“地方”和“群体”提供一种新的记录和阐释。
原文刊载于《新闻春秋》2023年第2期
此处参考文献从略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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