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健 张旭 |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大国的意义
陈健 张旭◆文
一国革命胜利和建成社会主义是有前提条件的，要先在大国进行革命与建设，在大国建成社会主义基础上再推进多国社会主义实践。大国是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必要条件，大国有足够的人口、经济、军事力量和国土空间打破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封锁，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大国的优势在于更有条件利用自身的规模经济优势，更容易形成超大规模市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也更有坚实基础。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俄国和中国是两个主导型大国，中国走出了一条更典型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大国道路。
——陈健 张旭
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关于未来社会的样态和如何建设，一直处于不断的探索之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根据资本全球扩张的特性，提出社会主义至少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的论断。资本主义发展到20世纪，已由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进入其最高最后阶段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列宁根据变化了的革命实际，创造性地提出在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这一资本主义绝对规律下，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全新论断。在一国胜利论的指导下，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成为人类历史上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开始得以展开。在与资本主义国家并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矛盾、冲突、对抗始终或缓和或激烈地存在着。纵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100多年的历程，“大国”的意义十分重大，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条宝贵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依据。
一、社会主义的大国历程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胜利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意即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同时在几个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并相互呼应和支持，革命才能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胜利论，是针对当时资本主义处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作出的理论分析，其基本依据是资本的国际化导致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单独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会遭到国际资产阶级的联合绞杀。但是，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主题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
在这一历史阶段，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表现得日益显著，必然导致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分裂，从而导致薄弱环节的出现。“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
当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进一步展开，即便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只要有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有具有较高觉悟的无产阶级队伍，就有可能突破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列宁以社会主义革命一国胜利论指导确立了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的战略方针，并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开始日益关注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进行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探讨。马克思反对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他认为其他国家“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重大理论意义在于，它明确肯定了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可以存在着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发展道路。尽管社会主义革命一国胜利论更多地是从政治角度并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形势出发而提出的，但落后国家首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论点与马克思所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是具有一致性的，是对后者的创造性发展，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可能开启了大门。
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的一国胜利论首先在政治上取得成功。但是列宁也清醒地认识到，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配合，要想建设好社会主义也是极其困难的。因此，列宁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建成社会主义区分开来，把十月革命看成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随着苏俄国内战争结束和西方社会主义国家革命运动陷入低潮，所期盼的世界革命并未很快到来，列宁和斯大林开始关注一国可以单独率先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如同一国可以率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一样，列宁等人进行了相应的探索。社会主义最终胜利也许是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率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一国就必然关注社会主义建设，增强自身实力打破帝国主义的围剿，同时支援其他落后国家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促进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实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斯大林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他认为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内建成，即“在一个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苏联依据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展开了社会主义建设，建立了计划经济，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这充分说明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行性和正确性。苏联在本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世界革命形势特别是远东国家革命形势的发展，“4亿落后的亚洲人争得了自由，开始积极参加政治生活了。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可以说已经从沉睡中醒来，走向光明，投身运动，奋起斗争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坚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新中国，这是十月革命之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又一个重大标志性事件，这意味着当时“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又一次实现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依照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原理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开始摸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开放后，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纵观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程，从革命的共同胜利论到一国胜利论，再到一国革命胜利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从形成社会主义阵营再到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各国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过程历经坎坷，存在着若干关键节点。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能够越过一系列的关键节点进一步发展，就在于存在至少一个大国能够具有坚强实力来推动这些关键节点的进步与飞跃。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胜利论转向一国胜利论为例，十月革命发生在俄国，不仅由于它处于帝国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更重要的是因为俄国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国。如果十月革命发生在其他弱小的国家，即使同样处于帝国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就革命事件本身而言，历史走向的意义会小得多，甚至会是昙花一现。而只有像在俄国这样的大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才能够震撼世界，改变人类历史，使得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质的飞跃。同样，社会主义在一国建设之所以能够成功，也是因为只有在大国进行才能典型地构建社会主义建设的完整体系。此外，社会主义从一国走向多国，也是在大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基础上，通过大国的影响力，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才得以获得相对有利的社会主义国际环境去推动本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并不是对所有落后国家都同样成立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国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必然趋势。但在当时，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大国，在苏联存在巨大影响和控制力的情况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探索自身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需要巨大的勇气，也需要有相应的体量才能得以摆脱苏联的羁绊获得自主性，而只有大国才有足够的勇气和体量形成走自己发展道路的能力和条件。只有大国先跨越，小国才能在大国跨越的前提下获得后者提供的有利环境从而实现自身的跨越。
二、社会主义革命的大国作用
何谓大国？大国，通常就是指在人口、国土、经济等方面总量指标综合靠前的国家，能够依靠其总体实力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总体而言，大国依靠总量指标而不是人均指标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俄国、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人均经济指标并不高，中国甚至很低，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一直处于东方落后国家的地位。但依靠在人口和国土规模上的优势，俄国和中国革命对世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我们历来不回避穷和弱，可是我们有‘块头大’这个好处。”因此，本文强调大国在人口和国土上的体量，哪怕经济总量的排名稍靠后，落后的大国仍然是大国，依靠人口、市场等规模优势，经济总量也更容易实现追赶。当代垄断资本主义体系是由几个资本主义强国为主构成的。强国不同于大国，强国是科技和经济发达的国家，人均指标高。强国尽管具有一定的人口和国土规模，但是其人口与国土规模与大国可能存在显著差距，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俄国和中国就都是大国而不是强国。世界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大国相互交织的历史，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也是如此，大国和强国构成了世界舞台的主角，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也主要由这几个资本主义强国形成。因此，十月革命之后，社会主义大国和资本主义强国的矛盾构成了当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同样，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社会主义大国之间的关系也构成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程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大国之间的矛盾也构成了这个历史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正确认识国际关系及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大国因素，有利于全面认识社会主义事业的运动规律。中国是继苏联之后的另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具有独特的国情，从中国的大国角度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些国情的特点。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革命应该首先发生在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比较发达的西欧，但他们晚年为什么要关注当时的俄国革命呢？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基于世界历史理论，提出在资本主义促使世界交往普遍发生后，落后国家开始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即跨越“卡夫丁峡谷”，能够与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互补充，使社会主义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世界性事业，这也就是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中指出的：“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关注俄国，不仅因为俄国是这样的落后国家，更在于俄国是一个对欧洲局势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从1848年扮演了“欧洲宪兵”角色镇压了欧洲革命起，沙俄就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总堡垒和后备军。1861年，俄国开始了农奴制改革，在资本主义得到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马克思恩格斯关注俄国局势，据此估计俄国国内矛盾激化，俄国革命有来临的可能。1877年，马克思在致左尔格的信中指出：＂俄国社会的一切阶层目前在经济上、道德上和智力上都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这一次，革命将从一向是反革命安然无恙的堡垒和后备军的东方开始。”(恩格斯在《1877年的欧洲工人》中指出：“俄国革命意味着不只是在俄国国内单纯换个政府而已。它意味着从法国革命以来一直是欧洲联合的专制制度的柱石的一个庞大的、虽然也是笨拙的军事强国的消失。……这种变化一定会受到各国工人兴高采烈的欢迎，把它看做是向他们的共同目标——劳动的普遍解放大大迈进了一步。”1890年，恩格斯再次指出：＂一旦沙皇这个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垮台，整个欧洲的风向就会完全改变。”从这些论述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关注俄国革命的重要背景是俄国革命将扫除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大障碍，避免1848年局面的重演，这正是基于俄国大国地位的对俄国革命重要历史意义的判断。
列宁在解释十月革命这一社会主义革命能够首先在落后的俄国爆发的原因时，有段经典论述：“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由于俄国的落后性，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严重削弱，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中的最薄弱环节，国内矛盾也严重激化。十月革命爆发在俄国既具有特殊性也具有偶然性，但十月革命发生在俄国这样的大国，使得社会主义革命具有了普遍性和必然性，并且实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从而影响了20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如果十月革命发生在小国，那就有可能只有特殊性而没有普遍性，只有偶然性而没有必然性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共同胜利论，主要是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和对无产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基础上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大工业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性的。“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另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当前的主要斗争”。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只在一国发生，必然会遭到其他资产阶级政权的联合干涉，面对无产阶级革命，全世界资产阶级必然会结成统一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革命形势并未出现有利于共同胜利论的环境，十月革命单独在俄国出现，也确实遭到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联合干涉。列宁对此感到担心，如果没有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即使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俄国革命自身也面临复辟的危险：“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
而十月革命后俄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正是依靠俄国广袤的国土和布尔什维克坚强的信念与严格的纪律，经历了三年内战，苏维埃政权挫败了国内外敌人的反扑，保卫了社会主义的革命成果，锻炼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能力，增强了无产阶级的力量。正是由于其大国地位，即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发生，尽管进行干涉的资本主义强国在经济实力上占据一定优势，苏俄与它们也具有足够的周旋余地，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可以认为，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是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一国发生的前提，而发生于大国则是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完全胜利的保证。
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一国胜利论有了实践的验证，使得无产阶级革命从偶然性转化为必然性，特殊性具备了普遍性。这里所说的普遍性指的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普遍性，俄国发生的革命即使是一国革命，却意味着当时占世界陆地面积近五分之一的地方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随着一国胜利论发展为一国建设论，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性则发展为现实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阵营开始出现并壮大起来，而这正是由于依靠苏联大国作用的带动和影响，使得社会主义革命从一国胜利转向多国胜利。在所期待的西欧社会主义革命难以发生之后，列宁把目光转向了东方，推动了东方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这样的古老东方大国得到了列宁的格外重视。列宁对东方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是这样评论的：“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个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可能有丝亳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
支援他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苏联这样的大国才能具备的雄厚的物质基础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同样，受到苏联影响进行革命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也必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十月革命不同，中国革命面临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这三大敌人就好比三座大山沉重地压在旧中国人民的头上，革命形势要复杂得多，斗争过程也曲折得多。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探寻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首先在敌人统治力晕比较薄弱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依托根据地发展革命力量。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中国广阔农村、广大农民所蕴藏的革命能量，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燎原”正是中国革命的目标，而中国的大国规模给“燎原”以实现的空间。倘若在小国，由于帝国主义的染指，反动势力的统治容易一通到底，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空间几无余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及时将革命重心从城市转到农村，就是利用了这样的回旋空间。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红军被迫进行最初并没有明确目的地的长征，但是中国这样的大国所具有的广阔的地理回旋空间，以及军阀矛盾所形成的社会政治回旋空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长征最终取得了伟大胜利。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有利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各地抗日根据地蓬勃发展，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胜利局面的出现也与中国是个大国有重大关系。日本帝国主义是强国但不是大国，日本尽管重击了国民党，但也无法迅速全面占领中国。再加上当时的国际局势，毛泽东前瞻性地指出了抗日战争必然是持久战：“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这同日本又是一个相反的对比，……敌人虽强，但是小国，中国虽弱，但是大国。”事实证明，抗日战争完全按照毛泽东的预计进行并取得了胜利。
中国革命要比俄国革命艰难得多、曲折得多，能够最终取得胜利的首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历经艰辛找到了正确的革命路线，同时，中国的大国国情也是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依托。中国革命并不像十月革命那样一声炮响就夺取了政权，而是经历过如前所述的重大挫折和挑战，在每次面临危急和挑战的关头，中国广阔的驱域、广大的农村为革命转危为安以及革命力最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充分条件。
对小国而言，一次革命挫败就有可能失去革命胜利的机会，而大国却可以为革命的暂时挫折提供足够的包容度。如果说俄国革命的胜利说明了大国在抵御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中国革命的胜利则说明了大国在革命形势错综复杂、革命经验需要摸索的情况下具有重要作用。中国革命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是由苏联红军进入而建立的情况，即使得到一些苏联帮助，中国革命仍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自主领导的革命，中国革命的成功从理论、历史、现实相统一的角度支持了大国在社会主义革命一国胜利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判断。
三、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国优势
一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由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发生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革命成功之后，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任务自然是生产力优先，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帝国主义势力依然虎视眈眈，社会主义阵营力量依然较小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效直接决定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持续性。大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替代的有利因素，如果说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依靠大国来开创局面，社会主义建设仍然需要大国来夯实基础。大国之所以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就在于大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具有以下优势：大国人口众多所产生的需求能够形成超大的市场规模，市场规模越大则越能够促进分工细化。不仅如此，现代机器大工业生产乃至互联网经济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规模越大则成本越低，越有利于拉动经济发展。大国不仅有足够的市场规模形成需求，而且有雄厚的综合国力可以进行相关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大国还拥有广阔的国土，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丰富，与拥有众多劳动力的人力资源优势相结合，为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提供了最大限度的保障。相比之下，当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下，小国经济发展所需的市场、资源等就容易受到限制。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也有一个逐渐认识和形成的过程。苏联成立之后，作为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下。苏联将急需的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摆在了优先发展的地位，重工业是现代机器大工业部门，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特征，这恰是大国的优势，也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有力保障。重工业具有初始投入大、配套产业种类繁多、需要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的特点，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只能依靠自己的积累，不可能走西方殖民掠夺的老路。斯大林曾经指出：“我们要走的是自己独立开辟出来的与众不同的道路，我们不需要举借外资来发展本国的大工业，我国工业化道路的发展也不一定要有外资的支持。”在孤立无援的环境下，只有大国才能具有依靠本国的力量进行资本积累、人才积聚的实力，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条件。苏联的工业化采取计划经济模式展开，工厂按照规模经济的原则设立，具有高度的专业化和规模化等特点。正是依托大国实力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采取国家控制和集中动员的方式，苏联的重工业飞速发展，使其一跃成为世界工业强国，并建立了部门齐全、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1936年，“苏联按工业生产结构已处于最发达国家的水平上；按工业产品的产量，它已超过英国、德国、法国，在世界上占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而按工业增长的速度，也已超过了帝国主义的这个支柱”。总之，苏联计划经济和工业化的核心在于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效应，探索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苏联模式也典型地反映了在一个落后大国，社会主义体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规模优势。
新中国成立后，也面临着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新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全面封锁，尽管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仍是主要的发展原则。
对于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历经帝国主义瓜分掠夺导致积贫积弱的中国来说，独立自主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毛泽东提出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原则方针，是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一脉相承的。中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1981年党中央发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作了高度总结：“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也正是来自于中国是继苏联之后另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底气。苏联摸索出计划经济模式，中国也必然能够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中国的大国地位决定了既不可能忽视本国国情而教条地照搬苏联模式，也不可能长期仰仗他国鼻息，而是依靠大国的实力顶住来自各方面的重重困难和压力，坚持对本国发展道路的自主探索。20世纪50年代，苏联模式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样板，中国能够敢于探索本国道路，凭借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路线原则和建立在大国基础上的底气。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第一次结合。1956年前后，在初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以苏为鉴，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国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毛泽东看到了照搬苏联模式带来的弊端，这些弊端主要体现在苏联模式是一种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尽管它充分利用了规模经济优势，但存在管得过多过死而导致体制僵化的问题，僵化体制的长期固化会导致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缺乏弹性和调整的空间。对于大国来说，正确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发挥好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是实现大国规模经济优势的关键。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指出了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样需要关注本国国情以及警惕苏联模式的弊端。经过艰辛探索，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条把集权和分权较好结合起来的道路。中国的地方分权做法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开始，改革开放后的地方分权改革通过地方竞争和局部改革试验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都得到了发挥。集权与分权在操作层面实现了辩证统一，不仅使得大国的规模经济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而且使得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充满了活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的改革方向之一就是“要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治理好我们这样的大国，要理顺中央和地方职责关系，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事实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在解决集权与分权关系、发挥各方积极性和主动性上都优于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在正确路线方针指引下，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40年多来的高速发展，我国形成了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具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还有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这是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所拥有的最独特的优势。习近平指出：“我国制造业规模居全球首位，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这一论述高度概括了制度优势和市场优势是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现行经济体制所具有的两个根本优势，其中，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大国的雄厚物质基础和人才储备使得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优势显现出更大更好的效果。
正是这两大优势的结合，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新的、更具有活力也更具有代表性的道路。
改革与开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对内改革的基础上坚持对外开放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对外开放使得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紧密相连在一起。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有力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邓小平指出：“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尽可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我国实行了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的转变，积极参与世界范围的贸易、资本、技术和人才全方位交流，充分利用中国作为大国劳动力规模巨大的优势形成低成本要素优势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并实现了产业价值链的不断攀升，这是中国这一社会主义大国利用对外开放促进本国发展的成功经验。进入新时代，我国面临着新的转型升级，迫切需要从产业链的低端向中高端转移，需要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实现这一转变所依托的基本依据之一依然是超大规模制造能力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继续吸引世界范围内的资金、人才、技术向中国聚集，形成虹吸效应和涓流效应的有效结合，促进中国经济建设在大规模基础上实现高质量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需要国际交流以尽快改变落后面貌，但同时也面临维护自身权益的问题，这就需要在对外开放形势下坚持独立自主原则。邓小平指出：“中国既然是个大国，完全依靠外国资金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必须立足于国内，立足于自力更生这个基本原则。”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同时坚定不移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对世界发挥着重要影响，有着足够的“块头”避免成为西方的附庸。哪怕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对中国进行了所谓制裁，中国也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邓小平指出：“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这正是基于邓小平多次指出的中国“块头大”的大国定力。中国正是基于大国地位，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既充分吸收世界经济一体化带来的益处，又抵御了对外开放带来的各类重大风险，维护了国家安全和独立自主。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具有广阔的国内市场作为坚强后盾，不仅能够稳定自身的经济，甚至还可以发挥世界经济稳定器的重要作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率先复苏的同时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充分体现了大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稳定作用。在2019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的紧迫形势下，中国不仅最早遏制住了疫情的蔓延，并且迅速恢复经济，成为全球最快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成为世界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主要力量。在全球经济衰退和全球化遭遇逆流的情况下，2020年1—6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4721.8亿元人民币，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9.2%,其中，信息服务检验检测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20.9%、8.7%和35.7%。显然，中国已然是国际资本的避险地和投资热土。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形成了苏联模式。中国作为另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独立自主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经过艰辛探索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道路与苏联模式都带有鲜明的大国特色，但又存在重大差别。在经济体制上，中国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集中力量办大事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结合起来。在对外开放上，中国主动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在全方位加深对外开放的同时有力维护了独立自主的权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比之苏联模式，在充分利用大国经济优势上达到了更高的层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都是此更高层次的具体体现。
四、大国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
习近平指出：“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发展史可以分为：空想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逐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党作出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并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六个时间段。”通过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回顾，不难看出，除去社会主义的理论创立阶段，从社会主义落地生根的第一天起，先是苏联，后为中国，这两个大国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起了主导性作用。
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苏联的成立，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具有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心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到了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段时期内，苏联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连成一片。在殖民地地区，社会主义革命斗争风起云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达到了新的高峰。但苏联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没有能够正确处理党际、国际关系问题，有霸权主义倾向。中国开辟了一条与苏联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大国地位为基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进行艰辛探索，开创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对世界社会主义模式作出了重大创新性发展，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中国贡献。邓小平指出：“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中国切身经历过帝国主义的霸凌，不会因为也是大国而走霸权主义老路。中国始终坚持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反对以大压小、恃强凌弱，始终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提出了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搞拉帮结派，主张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开放包容、互利共赢地发展。中国坚持发展平等互利的经贸关系，对外援助不附加政治条件，坚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大国地位保证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坚持国与国平等互信的主张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赞誉和认可。正是由于中国的大国地位和中国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中国的朋友遍天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得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尊重和认同。
苏联解体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次重大挫折。由于苏联解体，苏联阵营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不复存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低潮期。中国并没有因为苏联解体受到直接冲击，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中仅有的大国。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成就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方向与发展成就密切相关，这一现象的出现意味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心开始转移到中国。如果没有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稳住阵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苏联解体后完全可能就此一蹶不振。邓小平指出：“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始终站得住”。苏联解休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心也随之发生了改变。中国面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沉着应对，坚持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开创形成了充满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伟大成就。基于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功直接带动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了低潮。而且，随着中国的大国崛起，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顺势崛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了新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旗帜，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使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正是依托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得以蓬勃发展，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更大的贡献，使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昂首迈入了崭新的阶段。历史证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需要主心骨，苏联解体前的苏联和苏联解体后的中国都是这样的主心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比苏联模式更加卓越的成就，并且把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推向新的阶段。如果说苏联模式在当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代就是现实和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典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在世界范围取得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中国主张各国一律平等，不搞模式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吸引力是自发产生的。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希望保持本国发展道路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具有可操作意义的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通过自身的发展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中国道路的经验也将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其他国家可参考、可借鉴的重要经验。
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要取得关键性成功，都需要在大国内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仅对社会主义革命是如此，对社会主义建设更是如此。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是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功的前提。中国依靠其大国地位，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与超大规模市场相结合，依托大国优势，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典型地体现出来。正是建立了符合本国国情的大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得中国这个大国的发展日新月异，不仅带动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带动了苏联解体后一度陷入低潮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重新焕发活力。
中国实现了大国崛起，以前所未有的自信与豪迈屹立于世界东方，积极推进世界多极化的深入发展。但是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形势也面临着大国竞争日益显现的新局面，中国在某些西方国家眼里俨然成为主要竞争对手，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上还将面临新的挑战和斗争。习近平指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13亿多人口的大市场，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中国的大国特色、中国的大国力量，正是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后盾。
文章来源：《理论学刊》2020年第5期
文章作者：陈健 张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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