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兴林 | 第二国际理论家“经济决定论”再考察
谭兴林◆文
第二国际理论家开创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一个理解史阶段，即“经济决定论”理解阶段。准确把握第二国际理论家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理解范式，须认识到：第一，回归历史原初语境可知，第二国际理论家普遍反对“经济决定论”,其总体理论支点是“归根到底经济决定”主张，这一主张契合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精神；第二，第二国际理论家之所以被后继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为“经济决定论者”,是因为第二国际理论团体中存在“经济因素衡量论”“经济自发论”和“经济决定命名论”主张；第三，第二国际理论家“经济决定论”理解范式的本质缺陷在于缺乏辩证逻辑，即第二国际理论家从“经济决定”到“历史”的建构方式存在偏差，他们从个人意志、教阶制度、作为量的经济必然性、理性等角度演绎历史，或者停留在对经济归根到底决定作用抽象的哲学规定上，或者滑向思辨的意志论窠臼中。
——谭兴林
甫一提及第二国际理论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人们往往会冠之以“经济决定论”理解范式，即认为“马克思逝世以后，第二国际主流派……将历史唯物论解释为经济决定论”。这一认知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第二国际理论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实则是以“经济决定论批判者”自居，例如，“普列汉诺夫针对经济决定论对唯物史观的歪曲，展开了具体而深刻的批判”。如果第二国际理论家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上兼“经济决定论者”与“经济决定论批判者”双重身份，那么这意味着，反对经济决定论的人最后倒成为了经济决定论者，这不可谓不是理论发展的吊诡。由此引发人们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作为“经济决定论批判者”,第二国际理论家总体理论支点是什么，又或者说，他们捍卫的历史唯物主义本真规定是什么?第二，作为“被批判的经济决定论者”,第二国际理论家又在何种意义上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相?这两个问题构成了理解第二国际理论家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理解范式的关键。
一、“归根到底地经济决定”主张：第二国际理论家作为“经济决定论批判者”的总体理论支点
第二国际内部长期存在理论论争，尤其是在恩格斯逝世后，理论上的分歧进一步扩大，然而难得的是，在评价与界定资产阶级学者历史唯物主义理解这一问题上，第二国际理论团体达成了宏观共识。无论是第二国际前期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权威解释者的时候，还是第二国际后期内部分化为“左”“中”“右”三派期间，第二国际理论家普遍批判资产阶级学者等将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仅仅承认经济因素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决定论”。
总体来看，以保尔·巴尔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当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污蔑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无主观力量”污蔑，他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否认观念力量和道德动力在历史中的意义，进而“把人类变成一种机械发展的毫无抵抗力的玩物”。第二，“无自然”污蔑，他们指责历史唯物主义“完全忽视了像气候、种族等等的一些物质的因素”在人类历史上的影响。第三，“机械决定论”污蔑，他们把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经济唯物主义”“技术经济史观”和“社会静力论”,认为马克思仅仅承认纯粹生产技术的决定作用。在资产阶级学者的理论误导下，当时第二国际的主要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也认为唯物史观的本质是机械经济决定论、社会宿命论，例如，“青年派”代表保尔·恩斯特在《马克思主义的危险》(1890)中主张，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使人产生个人活动无用、个人活动完全受经济支配的印象，这样就会导致个人漠不关心社会发展的态度，从而削弱革命热力，因此他主张以“激动”这种情感力量作为引子点燃暴力革命，实现经济变革。
第二国际重要领导者恩格斯打响了与“经济决定论”交战的第一枪。恩格斯晚年写了五封著名的历史唯物主义书信(《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恩格斯致梅林》(1893)、《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在这五封信中，恩格斯从三个方面反驳“经济决定论”并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第一，阐明物质生活条件的决定性作用只是归根结底意义上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思想领域存在相互作用，即“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第二，指出经济因素与其它因素的互动机制是通过偶然事件展开的，“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第三，提出历史合力论呈现个人意志、主观能动性在历史上的作用，“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
与恩格斯一样，梅林、拉布里奥拉、普列汉诺夫等第二国际理论家极力反对资产阶级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指认。首先，他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否认主观力量，而是把人当作精神的、有灵魂的生物。他们说：“历史唯物主义不否认观念的力量，它只是把它推究到底，好使人清楚，究竟观念是从哪里获得力量的。”其次，他们指出，唯物史观也从不否认自然因素，它只是在考察自然因素是如何作用于人类社会的，“劳动的自然条件，只有通过生产过程才对人类社会历史发生作用……任何时候的生产方式都含有当时的劳动的自然条件，越出这个范围，自然在人类社会历史中就不起作用了”。最后，他们坚称，历史唯物主义绝不是机械的“拼凑”,不是所谓的决定论和宿命论，相反，“历史唯物主义消灭一切任意的历史编造；它取消任何企图把人类的有变化的生活视同一律的空洞的公式”“历史唯物主义是对每一个历史阶级都毫无成见地进行研究”。
透过恩格斯、梅林、普列汉诺夫等第二国际理论家对资产阶级学者“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可以洞悉第二国际理论家究竟在何种意义上称巴尔特等资产阶级学者为“经济决定论者”,以及觉察第二国际理论家在与资产阶级学者进行理论交锋之际总体的理论支点所在。在第二国际理论家看来，资产阶级学者的“经济决定论”强调的是：马克思仅仅承认经济因素对人类历史的决定作用，其它因素则对人类历史不起作用。对此，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批驳性观点可以总括为：唯物史观不否认观念、自然、种族等因素对人类历史的作用，只不过这些因素在历史上起着被经济因素决定的自身的作用。为方便叙述，可以将第二国际理论家针对巴尔特等人“经济决定论”提出的理论观点称之为“归根到底地经济决定”主张(即在不排斥政治、文化、自然等其它因素作用力前提下，强调经济因素对历史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作出概括性阐述，而每一次阐述亦强调经济因素在人类历史上归根到底的决定性作用。1845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著名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命题，认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唯物史观作出了更为系统性的阐述，提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命题，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876年《反杜林论》引论部分，恩格斯第一次提出“经济因素归根到底决定作用”,指出“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1888年在《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重申：“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之后，强调经济因素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阐述方式，1890年，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明确表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由此可见，第二国际理论家作为“经济决定论批判者”,其批判的学者对象是保尔·巴尔特等资产阶级学者以及当时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青年派”,其批判的理论对象是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一种仅仅承认经济因素在人类历史上发挥决定作用的理论学说，其批判的总体理论支点是“归根到底地经济决定”主张，即强调经济因素在人类历史上并非唯一，而是归根到底决定作用的观点。应该说，第二国际理论家团体普遍持“归根到底经济决定”主张，而这一主张契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规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二国际理论家团体整体上(除已被第二国际批判且清除出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青年派”)作为“经济决定论批判者”捍卫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二、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经济决定论者”的三处指认
尽管第二国际理论家以批判“经济决定论”的方式捍卫历史唯物主义，澄清关于马克思的各种误解与污蔑，但一个不争的理论事实是，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引发了其后研究者对其冠以“经济决定论”称谓并进行批判。那么，第二国际理论家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被称为“经济决定论者”呢?
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经济决定论者”的第一处代表性指认来自列宁，其指认核心是“经济因素衡量论”。
俄国十月革命第一次使得关于“经济决定论”的争议面向现实，即应该如何解释经济落后的俄国比经济发达的西欧国家率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对此，第二国际理论家考茨基提出，俄国在当时不具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成熟条件，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无非是一种想要超越或者用法令来取消那些自然的发展阶段的大规模实验而已，这种做法更使我们想起一个怀孕的妇女，她疯狂万分地猛跳，为了把她无法忍受的怀孕期缩短并且引起早产。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同样，第二国际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在其《政治遗嘱》中表示：“俄国就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无产阶级人数以及群众的文化程度和自觉程度而言还没有做好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因此列宁设想的社会实验必然要失败。”对于此类言论，列宁在口授的《论俄国革命》中提出了批判，认为考茨基等把经济因素看成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忽视了社会发展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固化西欧发展道路，孤立看待俄国生产力发展，消解人的主观能动性，割裂帝国主义时代落后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间的联系。列宁的看法构成了批判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代表性观点，由于列宁主要是批判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苏汉诺夫等坚持俄国十月革命是“早产儿”的第二国际理论家，认为这些理论家以经济发展水平为唯一衡量因素，否定在经济落后的俄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因此，可以把列宁所批判的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着眼点称为“经济因素衡量论”。
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经济决定论者”的第二处代表性指认来自卢卡奇、柯尔施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其指认关键是“经济自发论”。
卢卡奇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以总体的而非经济的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认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基于此，卢卡奇等批判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在“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已经克服了自身内在矛盾，它内部蕴涵的社会主义因素将会不断增长，因此，在经济因素推动下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暴力革命就不再具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效力。但卢卡奇等认为，全然依靠经济自发规律实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决不会‘自动地’、由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产生出来”。卢卡奇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构成了对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批判的另一种代表性观点，由于卢卡奇等主要是批判伯恩施坦等主张利用经济自发规律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观点，因此，可以把这类“经济决定论”批判的着眼点称为“经济自发论”。
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经济决定论者”的第三处代表性指认是“以经济决定论命名历史唯物主义”。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既是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起步阶段，也是苏东剧变迫使中国国内学者重思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阶段，随着国内相关研究的推进，关于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指认亦出现了新的标的，即对第二国际理论家拉法格直接以“经济决定论”命名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批判。拉法格在《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和《思想起源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以及其它著作中，都提出并运用“经济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概念，认为“经济决定论，这是马克思交给社会主义者的新的工具，为的是要靠它的帮助把秩序带进历史事件的混沌状态中去”。拉法格认为，在马克思之前，哲学家或者历史学家将历史发展的动力诉诸神、上帝、理念、绝对精神等，这是因为他们未能意识到思想的起源和本质，事实上，概念、思想必须由经济因素说明，历史发展的动力即为经济因素。尽管诸多学者都对拉法格使用“经济决定论”术语的具体语境作出澄清，认为其经济决定论不过是表达了“一种在马克思那里被表述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经济因素对于道德观念、政治制度以及人类历史具有决定作用的观点”,但大部分学者还是指出拉法格单用“经济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来指称历史唯物主义是不妥的，容易造成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质规定的误解。
至此可以概括，现有的关于第二国际理论家“经济决定论者”的指认主要有三处：第一处针对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苏汉诺夫等的“经济因素衡量论”;第二处针对伯恩施坦等的“经济自发论”;第三处针对拉法格“以经济决定论命名历史唯物主义”。
诚然，上述三处指认表明：“‘经济决定论’的始作俑者虽然并不是第二国际，但它最后还是成为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的‘正宗’解释”。而在上述分析基础上，从全面澄清第二国际理论家与经济决定论的关系来看，还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第一，对拉法格的“经济决定论者”指认不是理论内涵层面而是理论形式层面的，因此，尽管拉法格最明确地以称谓形式主张“经济决定论”,但在理论实质上，拉法格不应该承担太多地指责；第二，关于“经济因素衡量论”“经济自发论”,第二国际内部也涌现出一批持反对声音的理论家，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第二国际理论团体中也出现了“经济决定论批判者”。
先来看第一个方面。厘清拉法格的“经济决定论”议题首先要回到拉法格与饶勒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论战语境中。1894年，饶勒斯在巴黎作了《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演讲，认为“一切历史现象可以用纯粹的经济进化来解释，也可以用人类对生活的最高形式的经常的、不息的企求来解释”,人类的进步不是由生产力发展单一推动，而是在“博爱和正义”等意志因素共同促进下实现的。针对饶勒斯提出调和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主张，拉法格写了同名著作《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1895)予以反驳，在这一著作中他强调“是经济的必然性而不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正义观念引导人类前进”。1909年，拉法格出版了《思想起源论》(又名《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这本书的出版标志拉法格正式宣告以经济决定论指称与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这本书的理论主张与其《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一致，即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一般地规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极力呈现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命题。可见，拉法格虽然以“经济决定论”指称历史唯物主义，但其深层内涵还是前文业已叙述的“归根到底地经济决定”主张。而拉法格理论阐释的局限性或许也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它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或歪曲。”
再来看第二个方面，即第二国际理论家团体中对前述三种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在此，我们主要关注第二国际理论家对“经济自发论”的批评。这一理论交锋处在第二国际后期分裂为“左”“中”“右”三派的历史背景下，当时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右派”修正主义者持“经济自发论”观点，而以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和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都不同程度地反对伯恩施坦的观点。梅林、普列汉诺夫等都对伯恩施坦提出批评，“梅林在《莱比锡人民报》上对党的纲领和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展开了批判……普列汉诺夫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他尖锐地批判了修正主义者‘回到康德去’的口号，批评了他们要用新康德主义的可怜的、折衷主义的‘乏味稀汤’来代替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哲学的企图”。在反对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中，“给修正主义分子以最沉重打击的，则是刚刚加入德国工人运动队伍的年轻波兰女革命家、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杰出代表人物罗莎·卢森堡”。卢森堡在《是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中指出：“伯恩施坦的观点实际上是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整个进程根本对立的……它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最典型的实质的表现。”与此同时，第二国际理论家考茨基也对伯恩施坦提出批判，在《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纲领。反批判》中，考茨基论证：“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基本发展趋向的观点的攻击，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基于前述分析，如果说第二国际理论家是在“经济因素衡量论”“经济自发论”“经济决定命名论”三种意义上被冠之以“经济决定论者”称谓，那么，第二国际理论家同样也可以在这三种意义上被冠之以“经济决定论批判者”称谓，以列宁为代表的对“经济因素衡量论”的批判，以卢森堡为代表的对“经济自发论”的批判都可以为此佐证。由是观之，第二国际理论家团体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具有复杂性，在不同的意义上，不同的理论家乃至同一个理论家既可以被称之为“经济决定论者”,亦可被称之为“经济决定论批判者”,不可概而论之。
三、第二国际理论家“经济决定论”根本缺陷：辩证逻辑的缺失与形而上的历史建构
解析第二国际理论家“经济决定论者”与“经济决定论批判者”双重身份后，一个衍生性问题就是，持吻合马克思哲学本真精神“归根到底地经济决定”主张、明确反对资产阶级学者“经济决定论”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为什么还会走向“经济决定论”呢?以普列汉诺夫为例，普列汉诺夫早期强烈反对资产阶级学者“经济决定论”,但后期却坚守“经济因素衡量论”,那么，诸如普列汉诺夫此类学者缘何在拒绝“经济决定论”的同时又逐渐滑向“经济决定论”呢?
我们可以在恩格斯、列宁那里获得关于这一问题的初步回答。
恩格斯认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理解与历史唯物主义创立时不得不强调经济因素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为了对德国观念论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作出清算，“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它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如此才能廓清被唯心史观所“否认的主要原则”。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进入政治经济学研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对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等相互作用展开叙述。一直到十九世纪末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决定论倾向，恩格斯才以各种回信为契机，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各种因素间相互作用关系作出进一步阐明。由此可见，正是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对经济因素作用作出强调，以及对其它非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未能系统性论述，以至于第二国际理论家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时候只能对经济因素的决定性历史作用作出抽象的把握。
列宁也曾对前述问题作出讨论，通过回归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理论生成语境，澄清彼时“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内在联系，列宁揭示了第二国际理论家“经济决定论”倾向的意识形态因素。列宁指出，在1871至1914年这一资本主义“和平”时期，机会主义逐步发展成熟起来，它起初只是部分官僚和工人上层分子的一种情绪，后来成为一种主张改良的流派，最后成为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内部的有组织的工具，因此，列宁认为，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经济决定论”论调既是资产阶级化的工人或工人贵族阶层推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理论支撑，也是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一种理论映射。
恩格斯和列宁的解释使我们认识到第二国际理论家团体出现“经济决定论”认知倾向的外在环境因素，在此基础上，我们试图进一步阐明，从德国社会民主党青年派一直持续到第二国际破产之际的“经济决定论”倾向，并不仅仅是为客观革命道路所需被迫找寻的一种主观理论阐释，而是与第二国际理论家整体上缺乏辩证逻辑密切联系的。对此，只要回归到前文提及的第二国际理论家“归根到底地经济决定”主张，甄鉴这一主张的本质逻辑，就可以清楚意识到这一点。
第二国际理论家普遍持“经济决定”主张，即坚持经济因素在人类历史上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那么，理论家们是以何种逻辑架构展开这一主张的呢?通过考察第二国际代表性理论家的思想，可以发现，这种逻辑架构主要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补充解释式，即以某种非经济因素作为经济因素的补充以形塑人类历史发展，这种阐释着眼于非经济因素对历史形成的作用力。第二国际理论家饶勒斯、拉布里奥拉是这种阐释的代表。饶勒斯与拉布里奥拉都持明确的“经济决定”主张，饶勒斯认为“经济生活的组织的方式是历史的最紧密、最基本的弹簧”,拉布里奥拉也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要用构成历史事实的基础的经济结构来归根到底解释每一个历史事实”。但二人在从“经济决定”主张到历史的建构过程中，又都采用了某种“补充”。饶勒斯直接以“理想”补充“经济”,认为“一切历史现象可以用纯粹的经济进化来解释，也可以用人类对生活的最高形式的经常的、不息的企求来解释”。在他看来，“正是人类自己通过与自己的思想矛盾越来越少的经济形式实现自己的理想。在人类的历史上不仅有必然的进化，而且有明确的方向和追求理想的精神。”拉布里奥拉试图以由经济结构本身生发出的“教阶制度”作为历史动力流补充历史的建构，主张只有在经济结构基础上形成“教阶制度”才能推进历史进步，即“这个社会总是通过各种复杂的独特的道路走向教阶制度”。他坦言：“进步过去总是，而且直到现在仍然是局部的和片面的。整个这种局部的进步，到目前为止是在一些人压迫另一些人的条件下实现的，是以对抗为基础的，因此，经济矛盾造成一切社会矛盾，少数人的相对自由造成多数人受奴役，而法律成为不公正的捍卫者。因此，进步就是人们遭受的一切灾难和整个物质不平等的道德的和理性的综合。”
第二种是定量解释式，即着眼于经济因素作用到人类历史上的强弱程度，第二国际理论家伯恩施坦就是这种阐释的代表。伯恩施坦把经济因素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理解为“历史必然性”,认为“把唯物论应用于历史的解释，不消说就是主张一切历史事象和进化的必然性”。伯恩施坦意欲阐明的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承认过观念的要素，而是他们是否记述过这种要素对历史有怎样程度的影响?伯恩施坦虽然不反对唯物史观的经济必然性，但是他认为这种必然性至少在十九世纪初是弱性的，其表现就是经济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影响受到其它因素的制约，其作用力减弱。为佐证自己的观点，伯恩施坦解释了为什么当时人们会误以为经济要素在今天起着比以往更大的作用，因为“经济的动机以前曾经为各种支配关系和意识形态所掩蔽，而在今天却是自由发动着”,“技术的经济的进化与其他社会制度的进化之间的因果关系，渐渐变为间接的东西，从而前者的自然必然性，对于后者的形态，渐渐难以作为规准了”。可见，在伯恩施坦看来，经济因素的归根到底决定作用是一种质的表达，而非量的陈述，经济因素在与其它因素相互作用的同时，自身作用强度会被抵消，因此，整个社会就会日益凸显其它某一种或者某几种因素的作用力，而我们就看不到经济因素的作用力。
第三种是阶段解读式，即强调经济因素决定性作用只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的特征，这种阐释着眼于经济因素的历史阶段性特征，第二国际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是这种阐释的代表。普列汉诺夫从一开始就将唯物史观定位为历史观，因此，不同于其他人视恒定的“物”在历史时间轴上流动，普列汉诺夫是在历史时间轴上铺陈了不同的“物”,然后构成“唯物”,这一做法在他自己看来是对辩证法的科学继承。普列汉诺夫建构了“生理决定→地理环境决定→经济决定→理性认识经济必然性→社会组织生产→驾驭经济必然性(自由)”的唯物史观解释模型，认为当社会环境发展不再是受制于地理环境，那么，它就会遵循经济必然性，经济必然性是在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的程度上彰显的生产力的力量，长期以来，人们并未意识到这种必然性来自何处，只是隐约感觉被一种巨大的力量牵引，当生产力发展促使人们意识到这种牵引的原因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后，社会人而非个人便组织生产，如此一来，自由就成了必然性。因此，辩证唯物主义不是使人相信且顺从经济必然性，恰恰相反，是使人挣脱经济必然性走向自由。
透过上述第二国际理论家“归根到底地经济决定”主张的三种代表性阐释，可以发现，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一种辩证逻辑将“归根到底地经济决定”主张扩展到历史叙事上，第二国际理论家对历史的建构普遍具有形而上的局限性。
首先，当补充式解释以某种非经济因素作为经济因素的补充以形塑人类历史发展的时候，其潜在的思维理路是将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对人类历史的作用进行独立建构，而非整体讨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无论哪种因素，哪怕是具有归根到底决定作用的经济因素，也不具有对人类历史的独立作用力，换言之，讨论某种因素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力这种讨论形式本身就只具有抽象的讨论效力，一旦深入到具体的人类历史形成问题上，就需要从单一因素作用力转向多因素的相互作用力，进入到一种总体的视域中去，这也就是恩格斯为什么一再强调“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这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仅仅是为了阐明经济因素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才将经济因素从人类历史因素系统中独立出来加以讨论，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没有将这种单因素维度上的讨论应用到具体的历史形成问题上，关于具体的历史，他们是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视域下历史性分析，认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而当饶勒斯、拉布里奥拉试图以某种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力补充经济因素的作用力时，他们忽视了在经济因素作用力的辩证逻辑中本身就蕴含了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力这一事实，没有看到“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因此，倘若如饶勒斯等人一般将不同历史因素逐一拆开后合成作用到人类历史形成上，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辩证精神的抛弃。
其次，当伯恩施坦对经济因素和其它非经济因素的历史作用予以定量解释，并且把历史样貌局限在某种因素的强弱体现的时候，他就从本质上走向了一种实证的、自然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模式。与前述补充式解释拆解各种因素对历史的作用力不同，伯恩施坦强调经济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影响受到其它因素的制约，即坚持各种因素的统一作用力，但是，伯恩施坦夸大了这种制约力量，甚至试图借由这种对经济因素的制约力量赋予伦理道德等因素以独立的地位，认为“今日所达到的经济发展状态，给与各种观念要素、特别是伦理要素以前所未有的独立活动范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不否认人类历史上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力，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经济因素较之非经济因素的历史作用力并不是进行定量分析，即以所谓的表象的某因素强弱程度去判定历史的主导因素。如果说马克思曾对人类历史上各种因素的历史性作用作出过类似“强弱性”地阐释的话，那便是介由“以太”概念实现的。马克思在讨论社会形态的时候指出，在存在多种生产方式并存的境况下，一种社会形态之所以能够被确定下来，其依据是这种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将其称之为“以太”“普照的光”。伯恩施坦虽然无意间抓住了一个类似马克思的“以太”的概念，但他却是在与马克思完全相反的方向去把握这一概念，马克思是以生产方式的主导表达一种所谓的因素强弱性，这种强弱性是本质层面而非表象层面，但伯恩施坦却是以表象层面的因素强弱性映显本质层面的因素的主导性，这就完全违背了马克思的本意。
最后，阶段式解释代表普列汉诺夫虽然有意继承与发扬历史唯物主义中蕴涵的辩证逻辑，试图通过“生理决定→地理环境决定→经济决定→理性认识经济必然性→社会组织生产→驾驭经济必然性(自由)”序列揭示人类历史的辩证发展进程，并且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不是使人相信且顺从经济必然性，恰恰相反，是使人挣脱经济必然性走向自由，但是普列汉诺夫却把经济因素归根到底地决定性作用仅仅归置到人的生理必然性与地理环境必然性之后的阶段，即归置到人类社会关系高度发展且对生产力有加速或阻滞作用的阶段，这也就是为什么普列汉诺夫的思想中呈现出生理决定论、地理环境决定论、经济决定论等多重理论图景。显然，普列汉诺夫未把握住所谓生理决定、地理环境决定背后的经济内涵，也就是说，普列汉诺夫从未真正理解“经济”概念的辩证内涵，未能意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经济”范畴的一般性与特殊性、抽象性与具体性，即未能觉察普遍性的“经济”概念中还蕴含着“现实生活中的生产和再生产”“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的方式”“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外部环境”等诸多具体的内涵。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3年第3期
文章作者：谭兴林
转自：“学术与我”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