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向 | 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演变逻辑
徐志向◆文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决定了经济危机产生的必然,而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则形成了经济危机演变的逻辑起点。由技术创新、信用扩张、世界市场合成的"三重助力",推动资本主义依次经历着从"商品货币化""货币资本化"到"资本金融化""金融虚拟化"再到"虚拟符号化"的资本"五化"过程,促使经济危机由产业危机和金融危机向结构性危机,乃至全面危机演变,昭示出技术创新应用过程中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重要性。
——徐志向
经济危机作为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伴侣，一直是经济学家们的主要研究对象。特别是伴随资本主义的持续存在和发展，经济危机的表现、特征以及影响也在不断变化，而对这些变化的内在逻辑的理解却始终莫衷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从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批判出发，系统阐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明确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和命运。本文将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演变的逻辑进行论证，以期进一步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和新特征的规律性认识。
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演变的逻辑起点：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
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充分表明，无论在任何社会形态下，生产力的发展变革始终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所以结合生产力的发展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时代特征是必要的。列宁也认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恩格斯曾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而技术创新就是科学发展的现实体现。因此，要想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实现对经济危机演变逻辑的分析，就需要从技术创新及其社会使用形式——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的视角切入。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科学阐释了资本主义应用技术的双重维度。一是在大工业生产的内在驱动下，为了突破自然力、资源禀赋以及生产地点等限制，并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最强有力的武器”而应用的技术——新机器的发明和使用；二是在大工业生产中后期，为了开辟“突然致富的源泉”,发展虚拟经济，以及作为竞争斗争中的“新的可怕的武器”而应用的技术——金融技术创新。其中，技术作为联结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纽带，既推动了二者的共同发展，又加剧了生产的相对过剩以及经济“脱实向虚”的分离，因此也就为经济危机的产生与演变培育了“优质土壤”。
需要明确的是，新机器的发明和使用将始终贯穿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而金融技术创新则主要随着“资本金融化”的发展才愈演愈烈。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新机器的发明和使用更多的构成了经济危机演变的逻辑起点，而金融技术创新则主要促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演变的逻辑遵循。所以，下文将先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谈起。
首先，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加剧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以及劳动者之间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致使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不断深化，危机爆发的条件得以形成。
马克思指出：“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不仅为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以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创造了新条件”,而且还为资本增强对他人劳动的贪欲“创造了新动机”。一方面，机器体系的应用使工人开始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劳动差别越来越小，“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持续增强，工人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只有通过激烈的竞争才能维持生存，而且“生产资本越扩大，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越加剧。”另一方面，对超额剩余价值的追逐作为技术创新的源动力，在增强资本家之间竞争的同时也加快了垄断进程，部分中小资本家不得不被排挤到无产阶级队伍中。以致“社会被自己的富有所窒息，而同时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却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免除极度贫困的任何保障。”特别是工厂法等各种法规的出台更是强化了技术创新的动力，加剧了资本对劳动“外延量”和“内涵量”的双重剥夺，不断催生经济危机。
其次，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推动了信用扩张，形成了相对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加速了危机的爆发。
资本家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了生产的扩大和积累的增进，并使“一种崭新的力量——信用事业，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形成起来。”一方面，信用的发展为资本集中创造了“社会需要”和“技术手段”,补充了资本积累的作用，突破了社会财富增长程度的限制，使资本家具备了无限扩大生产规模的条件，造成了生产相对过剩的常态化。另一方面，信用的扩张还使少数资本家越来越具有了“纯粹冒险家的性质”。资本家们为了竭力逃避残酷的工业竞赛，毅然选择假冒伪劣、买空卖空以及票据投机等冒险行为，而投机的过度狂热势必会逐渐“以一种无法控制的方式冲向银行恐慌和整个金融体系的垮台。”同时，资本的集中又对资本技术构成和市场的扩张提出了更高要求，使得“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所以信用扩张不仅加剧了资本对劳动的直接剥削，而且助长了投机行为，致使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不断升级，加速了危机的爆发。
最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使生产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增加了危机影响的广度和深度。
马克思讲道：“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事实上，受机器资本主义应用的主导，市场的扩张必然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在大工业生产的原料、销路以及市场被限制的情况下，世界市场的形成不可阻挡。与之相伴的，是一种与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的产生。这种新的国际分工，一方面，强化了劳动者的全球流动与竞争，促使资本对劳动的剥削逐渐演变成世界范围内的资本家总体对工人总体的剥削，使剥削具有了世界性。另一方面，打破了全球资本自由转移的时空界限，生产规模不断膨胀，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如此一来，既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又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基础。同时，世界市场的形成还增强了资本家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竞争的普遍性和剧烈性，反过来又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言：“至于欧洲各国，迫使它们使用机器的，是英国在它们的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上的竞争。”
总之，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为经济危机的爆发提供了物质条件的同时，还推动了信用扩张和世界市场的形成，由此形成的包括技术创新、信用扩张、世界市场在内的“三重助力”,打破了阻碍资本嬗变的时空界限，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经济危机的作用，但终将加剧危机的爆发。
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演变的逻辑遵循：资本“五化”的时空转换
资本主义制度下，由技术创新、信用扩张、世界市场合成的“三重助力”共同促进了资本的嬗变：“商品货币化”“货币资本化”“资本金融化”“金融虚拟化”以及“虚拟符号化”的时空转换，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演变的逻辑遵循。
1.商品货币化
商品货币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价值形式的转化过程。随着工具的发展和人类社会三次大分工的完成，生产规模逐渐扩大，交换需求与日俱增，劳动产品不断转化为商品，商品也就在同一程度上转化成了货币。由此，经济危机便具有了可能性。同时，伴随交通的改善和市场的扩张，商人阶级形成了，商业开始逐渐吞并工业，变得无所不能。[7]马克思认为，货币的产生使资本获得了最初的表现形式，每一个新资本最初都是以货币形式出现在市场上，并经过一定的过程转化为资本，从而形成了货币资本化的过程。
2.货币资本化
马克思将货币资本划分为两种情形：一是货币向生产资本的转化；二是货币向借贷资本的转化。受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影响，机器代替手工劳动成为现实，极大促进了工业生产力的发展，货币向生产资本的转化程度加深，资本主义进入了工业化时代。然而，“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特别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当商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和规模时，社会财富的绝对增长对资本积累的限制作用不断凸显，而且有些部门经济剩余增长过快与吸收转化不足的矛盾也在日益加剧，由此经济危机从可能转化为了现实，而且该时期的危机主要表现为产业危机。同时，随着信用的进一步扩张使得货币经营业应运而生，进而催生了货币向借贷资本的大规模转化，资本金融化顺势拉开了帷幕。
3.资本金融化
马克思认为，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货币资本家阶级(包括食利者、银行家、货币贷放者以及金融家等)也会不断增长。此时，创造价值与提供利息成了货币的主要属性。列宁和希法亭(Hilferding)则进一步指出资本金融化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随着大银行或大金融集团之间形成利益共同体，加剧了对产业部门、房地产部门等诸多领域的剥削。可见，资本金融化作为金融化过程的初期阶段，尚处于依托产业资本，以服务实体经济融资为最初目标，凭借货币资本所有权参与并逐渐疯狂剥夺产业资本剩余价值的过程。也就是说，在资本金融化初期，社会再生产领域对剩余价值的剥夺依然占主导地位，金融发展只是为产业资本服务的一种附庸形式。
4.金融虚拟化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货币资本的积累越来越表现为对虚拟资本(生产索取权或幻想的资本价值)的积累。伴随互联网和信息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金融市场去监管化直接降低了大型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对于银行存款的依赖。而且银行也将利润来源逐渐转向了对个人收入的剥夺以及投资银行业务的发展，推动了金融虚拟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这种虚拟的银行家资本，大部分并不是代表他自己的资本，而是代表公众在他那里存入的资本。”这就表明，资本家不仅通过再生产领域剥夺了工人的剩余价值，而且还在其他领域利用金融手段将社会公众的收入汇集起来进行高风险、高回报的投机行为，如在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进行金融剥夺以间接攫取体现劳动力价值的工资部分，致使“日常生活金融化”。因此，金融虚拟化主要是指随着资产证券化、结构化的过度膨胀，以金融衍生品及其他金融创新产品为代表的虚拟资本逐渐脱离生产领域，纯粹以投机方式盈利的过程。与此相对应，该时期的危机则逐渐开始由产业危机向金融危机转化。
5.虚拟符号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用到了“符号”这一概念。他认为，即使借贷资本以金银或商品的形式存在，此时的货币资本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也必然只是虚拟的，完全像价值符号一样，只是价值的权利证书。”并指出：“银行家经营的是信用本身，而银行券不过是流通的信用符号。”由此判断，当前随着数字货币、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云端融合等新一轮技术创新成果的应运而生，已然从三重维度凸显出了虚拟符号化的倾向——再证券化、数字化、概念化。一是新技术将增加金融机构对金融衍生品的趋势、风险、收益的预测评估能力，进一步助长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和再证券化。二是新技术将推动金融产品和资源的价值转变为价格数字符号，以致“现代金融资本的流动不再是物理形态的空间位移，而是表现为金融数字的相互转换。”三是新技术将提升对人们消费倾向及风险偏好数据的获取、存储与可视化管理能力，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符号的原意是指“携带意义的感知”。金融资本家可以通过区块链等新形式构建概念化、“有意义”的金融创新产品。因此，符号化背景下金融产品的价格更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关于虚拟的、“有意义”的故事的编纂能力，“将幻想变成现实当作生意来做”已然成为一种趋势。
总之，社会发展的基础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虽然现代网络信息科技的应用推动交易取得了各种存在形式，促进了资本“五化”的依次推进和资本主义社会持续向前，但“资本所打碎的界限，就是对资本的运动、发展和实现的限制。”当前，信息的收集、储存、解释、复制、转移和提供正构成资本保值和增殖的关键要素，信息处理的自动化正在使更强更多的软件系统成为促进现代生产的重要手段。一旦虚拟领域或数字领域产生危机，将很容易危及生产领域，进而影响到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形成结构性危机，乃至全面危机。
三、“三重助力”下资本嬗变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演变的契合
长期以来，经济危机演变的内在逻辑始终没有超越马克思对资本嬗变规律及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
18世纪末英国发生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开辟了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工业化时代，最大程度地推动了货币资本化的蓬勃发展，该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社会扩大再生产过程中货币向生产资本的转化，所以与之相对应的，该时期的经济危机以产业危机为主导，表现为由相对生产过剩引起的工业危机和商业危机。卢森堡(Luxemburg)认为，19世纪欧洲几次代表性的危机的原因分别为：1825年的危机是大规模投资修筑道路、开凿运河和开设煤气厂的结果；1836～1839年的危机同样是大量投资兴建运输工具的结果；1847年的危机是英国狂热地建造铁路的结果；1857年的危机是欧洲工业突然开辟了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新的销售市场的结果；1873年的危机是德国和奥地利开办大工业的直接后果。由此来看，19世纪经济危机无疑就是“当作创造使用价值的自然的技术过程来看的生产目的和当作扩大交换价值的历史制度来看的资本主义目的之间的矛盾”的最好例证，且这一矛盾的本质完全可以归结为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第二次科技革命时期发电机、内燃机以及通信技术的发明和使用，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社会化趋势，资本金融化的程度相继迅猛发展。阿瑞基(Arrighi)将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归结为四个“体系积累周期”,并认为资本主义演变过程是物质扩张时期与金融再生和扩张阶段的交替更迭。相应地，迪梅尼尔(Duménil)和莱维(Lévy)将19世纪90年代的危机和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看作是“盈利能力危机”,而将大萧条和2008年金融危机看作是“金融霸权危机”。他们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金融革命是“第一次金融霸权”,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复辟属于“第二次金融霸权”。其中，正是前者导致了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而后者则造成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事实上，由于20世纪初期金融领域内的各类资本的融合主要以银行为中心，还处于较低阶段，所以可以将“第一次金融霸权”对应为资本金融化的过程。20世纪中后期，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使用，以及金融自由化的加强和混业经营模式的出现，催生了金融衍生品和衍生工具的创新发展，金融虚拟化程度不断加深，因此可将“第二次金融霸权”对应为金融虚拟化的过程。
2008年金融危机本质上是生产的房屋、汽车等生活消费品与实际购买力相对而言的过剩，而直接原因在于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在利益驱动下将大量次级抵押贷款汇集到“资产池”并进行证券化以实现融资的金融虚拟化过程。20世纪末股票市场的繁荣和泡沫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效应，提升了较富裕家庭的信贷和消费动力，加之受宽松货币政策以及低利率的影响，不断推动证券泡沫化趋于过度，直至利率的攀升与房价下跌的同时出现。之后，随着利率的提高和房价的下跌，致使越来越多的可变利率抵押贷款持有者(特别是次级可变利率抵押贷款持有者)违约和抵押贷款债券的滞销，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此次危机尽管带来了积累的严重中断，但并没有直接产生于生产领域，而是由美国贫穷工人还不起住房贷款所致。这就从侧面反映出危机之所以发生在美国是因为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发展程度最高且通过家庭负债来维系需求的比例达到了临界点。
纵观资本主义历次重大经济危机，都与“三重助力”(特别是技术创新)下资本“五化”的时空转换存在高度契合。而且经济危机还对资本“五化”产生了反向作用，更进一步地，也对技术创新、信用扩张和市场范围的扩大不断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此循环往复，直至资本主义灭亡。从资本主义产生之日起，首先，三次社会大分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使商品货币化趋于成熟，同时也引致了商业危机。其次，18世纪中后期第一次科技革命推动货币资本化势头强劲，致使19世纪的经济危机表现为产业危机。再次，19世纪中后期发生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加快了资本金融化进程，使20世纪主要表现为金融危机、货币危机。最后，20世纪中后期第三次工业革命加深了金融虚拟化程度，使21世纪主要表现为泡沫危机。这一过程中，信用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信用的持续发展不仅为超越资本本身的界限提供了保障，而且还通过金融手段把各国经济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
总体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演变的背后无不蕴含着技术创新的推动。当前，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条件已然酝酿成熟，“独特的金融技术”日益发达，信用体系不断完善，云端融合既成事实，先进的电脑系统可以通过构建复杂的数学模型设计出更加“高端”的金融产品，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高效、快速的交易。此时，资本家只要具备高超的想象力与故事编纂能力就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获取巨大的财富，虚拟符号化趋势随之悄然兴起。仅就比特币的产生与发展而言，国外比特币的应用范围已逐渐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市值小、7×24小时交易等特性很容易使比特币成为资本操控的对象。然而，这些价值符号实际上是以全世界的总体信用作为后盾的。单从技术层面来讲，任何一个政府都难以取缔和废除比特币，它的存在只取决于公民的信任度。一旦信用崩溃，其价值将荡然无存。而且符号化本身还具有主观性和脆弱性。分析师和评估师的主观意识很容易对符号化产品的设计、定价与流通产生干扰，打击消费者信心，造成连锁反应，引发危机。
四、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演变的逻辑根源：无政府状态和民主畸形
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固然要充分重视技术创新的作用，但离开经济制度谈科技革命，并不能揭示危机的根源。马克思主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论证了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所以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以及生产社会化和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已属客观事实，这更多体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但并不必然构成危机的原因。而生产私有制条件下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以及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则属主观可控范畴，更多体现为生产关系运动的结果，是引致经济危机的核心和关键。因此，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技术创新得以加重危机并推动危机演变的根源更多的应归因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无政府状态和民主畸形(人民主体地位的丧失)。
一方面，资本主义私有制内在规定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无政府状态，强化了资本对技术创新的硬性需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我们已经看到，现代机器的已经达到极高程度的改进的可能性，怎样由于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而变成一种迫使各个工业资本家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不断提高机器的生产能力的强制性命令。”这就表明，无政府状态从根源上消除了资本主义技术创新的障碍，强行迫使资本家进行技术革新，为恶性竞争、过度竞争以及少数大资本家的垄断开辟了道路。罗莎·卢森堡则进一步强调垄断不仅没有消除而且加剧了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使资本主义的一切内在矛盾暴露出来并趋于成熟。而且，在垄断基础上产生的金融资本的实质又在于金融资本的统治，金融资本进一步加强了垄断的巩固和发展，从而扩大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希法亭认为随着商品生产的普遍化以及地方的和分散的市场扩展为世界市场，无政府状态便形成了危机的一个一般条件。哈维(Harvey)则表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只要新自由主义政策掌权，必定会加剧财富和收入的两极分化。而新自由主义要想得到延续并继续为上层阶级的特权服务，就必须扩大政府干预的程度和范围。无论如何，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资本只是在社会范围的个别点上受到国家的监督，它就会在其他点上更加无限度地把损失捞回来。”从而充分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制定如工厂立法及对股份公司的监督等措施的实质，即这种个别的对劳动的保护或者对企业的监督从一开始就变成了对资本主义所有权的保护，且进一步造成了对技术创新的巨大刺激，更是加重了无政府状态和灾难。即使危机时期，国家通过税收、公债、甚至超发货币来刺激需求的手段，也只不过是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社会购买力的重新分配而已，并未创造出新的购买力。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受制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私有制内在规定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畸形，使资本主义的技术创新始终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私的表现，从而进一步深化了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进而促进并加重了危机。事实上，资本主义民主只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在政治领域中公开化了。所谓的民主仅仅是局限于上层阶级内部的游戏，要想实现一种联合了大众阶级的民主则是困难重重。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技术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为资本家谋求巨额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论证了“工人利用工具”向“工人服侍机器”的转变，并明确区分了“适用于机器体系的一切可能的大规模应用”的工厂与“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的工厂，认为它们的本质区别就在于第一种工厂中的工人作为积极行动的主体存在，而机器只是被工人利用的客体。相反，第二种工厂中的机器则成为主体，工人只是作为“服侍机器”的“有意识的器官”存在。由此证明了机器本身对于矛盾深化并没有责任的事实。此外，金融技术创新实质上也是对产业资本家和工人的双重剥削。恩格斯就曾指出，交易所实际上是资本家之间相互剥削的机构，在交易所里转手的剩余价值是已经存在的剩余价值，是过去剥削工人的产物，以致交易所对于工人所受的资本主义剥削的影响和反作用是间接的，是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实现的。
五、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演变趋势：全面危机
上述分析表明，技术创新作为经济危机演变的逻辑起点，加速了信用扩张与世界市场的形成，推动危机的爆发点不断发生转移，使危机既可能爆发于经济运行内部的生产领域或流通领域，也可能由经济运行体系之外的社会、政治、生态等其他危机引致而成，单纯的经济危机已然演变成了结构性危机，乃至全面危机。
首先，社会危机一触即发。近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决策与经济政策的明显阶层偏好同广大中下层的获得感、幸福感日益脱节，社会分裂严重，尤其是“美国梦”逐渐趋于褪色。不同阶层根据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对所谓“普世价值”做出了不同的判断，冷漠和批评的态度开始盛行，任何一种对社会的不满都可能引发暴力威胁。特别是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拓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不断在全球范围大肆扩张，终将形成全球性资本家阶级对全球性雇佣劳动阶级的直接控制和统治。同时新自由主义也在不断强化财富集中基础上的权力集中，少数富有阶层始终控制着政治权力和发展方向，广大中下层边缘化倾向明显。如此一来，劳资关系与阶级矛盾必将凸显，贫富差距过大、族群矛盾突出、极端社会事件的发生以及基础设施严重老化和不足等问题将直接影响资本主义国家的正常社会秩序，致使社会严重撕裂。
其次，政治危机难以避免。福山(Fukuyama)曾说道：“民主确实能对精英权利提供重要制约，但经常是名不副实的。当朝的精英群体通常享有优越的资源和信息，可用来保护自己。”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将新自由主义奉为圭臬，打着崇尚自由的旗号推行政治霸权，逐渐把国际社会强行引入了对立、对抗与冲突。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中东、北非等地的“颜色革命”以及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等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勃兴，都对当地的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创。同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决策资源和决策程序也几乎变成了党派斗争的工具，党派争夺耗尽了大量的政府管理资源。种种迹象表明新自由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已经濒临破产，政治危机也有可能成为经济危机的导火索。
最后，文化和环境的变化同样不容忽视。一方面，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的核心本身在于崇尚个人中心主义与追求民主自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然而拉美“中等收入陷阱”、亚洲金融风暴、欧洲债务危机、美国金融危机及其导致的恶果，已然揭示了新自由主义与西方文化的背离，无情地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彻底破产，西方文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两难境地。另一方面，西方国家长期盲目过度的生产活动造成了生态平衡的严重失调，特别是伴随着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气候变暖、水污染和空气污染、自然灾害、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恶化等问题已经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状况。有学者曾预言：“没有任何一个坚守客观标准的观察者会否认世界正在快速接近临界点，一旦达到临界点，倘若国际社会不立即采取重大举措，那么环境危机的发生将不可避免。”
总之，受社会、政治、文化以及生态环境各方面因素恶化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过去单纯依赖技术进步与经济金融化的增长模式颓势已现，势必会导致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爆发，加之新自由主义趋于破产，结构性危机必将愈演愈烈，其影响也将更加深远并趋于常态化，甚至可能发生全面危机。当然，尽管未来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有一点确定无疑，即各国只有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进一步加强系统性协调与合作，形成合力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才能为世界的发展做出贡献。
文章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21年第5期
文章作者：徐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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