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6日下午19:00，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当代艺术人类学”论坛第三十八期在线上召开。本期论坛为“设计人类学专场”，特邀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耿涵副教授、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张朵朵副教授主讲，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李砚祖教授，同济大学上海国际设计创新学院副院长张磊副教授，浙江理工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生活样式设计工作室主任、兼职教授、景德政陶瓷大学设计学院客座教授，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生活样式设计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朱阳教授担任与谈人。学术主持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安丽哲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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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环节
耿涵
何以为学？——设计人类学漫谈
耿涵副教授以1973年维克多·帕帕奈克（Victor Papanek）所画的理想化的设计小组为开场，提出早在20世纪70年代，甚至更早时候，人类学家就参与到实际的设计实践中。而后，耿涵副教授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了设计人类学何以为学的原因。
一、设计人类学的必然性
首先，耿老师梳理了设计人类学的发展脉络。设计人类学可以追溯到马林诺夫斯基、博厄斯、莫斯等人类学家对器物文化功能的关注。1930年代，美国商业繁荣，应用人类学导入到商业实践，尤其是生产中。二战结束后，设计的人本主义风潮开始出现，1960年代，帕帕奈克开启了人本主义的设计实践，提出了许多与设计人类学相似的理念，如设计师应该参与到某种具体的文化中去学习。1970年代，美国的人类学家参与到产品设计尤其是计算机交互领域。1980年代，美国商业设计公司广泛使用民族志、影像志为工具进行设计实践。21世纪后，克拉克、英戈尔德等人对设计人类学的概念诞生具有重要贡献。而设计人类学能够进入学术领域，一方面，设计人类学、民族志以研究工具的属性存在的，具有一定的应用基础。一方面，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与设计的发展是同步的。
其次，耿老师从两个层面解释了设计人类学的合法性。从设计学本位来说，再确认一种“以人为本”的设计态度，并为实践和理论提供视角、路径和工具。在设计实践上看，设计人类学打开了设计实践的空间，尤其是社会创新意义上的设计实践。人类学本位来说，设计人类学是以设计为研究对象的一种人类学分支，或是人类学的社会介入愿景，为人类学提供一种突破理论建构的视角和文体。
再次，耿老师总结了设计人类学的四个问题：第一，传统生活的传统问题，从传统设计认识传统生活。第二，传统生活的现代问题，思考传统工艺的现代运用。第三，现代生活的传统问题，认识现代生活中既存传统工艺的活态价值及其在生活和文化中的意义。第四，现代生活的现代问题，思考现代设计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
由此，耿老师指出设计人类学是设计学和人类学的双向奔赴。人类学对直接性、“有机性”的期待，与设计学从参与式观察到观察式参与的双向奔赴。设计人类学的工具性：成为一些项目的辅助性手段，这是其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广泛应用的影像志、民族志帮助设计者认知公众，做出有效性的预测和分析。人类学观察世界的方式，从微观角度切入，不断力图建立连接性的原点，罗织出一张网，这对设计学有借鉴。设计人类学有助于生成设计的文化意义，或形成设计的意义再生。
二、设计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
在第二部分，耿老师分析了设计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的关系。在共性方面，第一，设计学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都是被人类学后缀所统摄的学术领域。第二，设计学一级学科在艺术学门类之下，从创造力认知的角度看待设计与艺术，二者容易产生共识。第三，设计、艺术（包括工艺）的文化研究在人类学眼光中有比较大的公域，其研究落脚点能够趋同，最后都是去看待造物文化。在异质性方面，第一，二者的覆盖力不一样，艺术人类学对艺术事象背后的文化、生活生产实践进行研究，设计人类学不一定是对象化的，可能是整体性的实践。第二，设计与艺术的分野，二者落脚点的巨大反差，容易形成不同的人类学关切。设计行业对人类学的注意源自于其工具性，而艺术行业对人类学的关切来自于它的知识性和思想性。第三，设计人类学有一种实践期待，即强调实践的直接性和“有机性”，对现实响应的即时性，它的雄心是介入并参与到事件甚至文化的发生之中。
三、设计人类学的独特愿景
设计人类学的独特愿景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借助设计或设计意义上的人类学来实现的人类学，这需要通过社会创新设计或设计的“谋事观”来实现。第二，设计人类学变得独特的根本条件是通过调动参与实现对价值观生效，传播参与事件者的价值观，根本上是关于人的创造力的唤起和幸福感获得的问题，背后是一种隐藏的善意的支撑。然后才是它的方法、工具性和其他。
四、设计人类学的本土化
设计人类学在本土扎根，关键要看设计学和人类学两个学科结合形成的设计人类学能发挥多大的能动性、多大程度上介入社会实践而不是困在学科内部，成为内部流通和繁殖的话语系统。耿老师更多强调的是设计人类学在实践领域的生命力，设计人类学可以是工具，但不能只是工具；设计人类学应该有理论的相遇；设计人类学应该有自己实践的方法和范式。
最后，耿老师设想了设计人类学在本土的发展前景：未来的设计人类学保持有机性，在文化田野中生效，在实践中存在和生长。
耿涵副教授结束发言之后，安丽哲副研究员对其发言表示感谢。并提出，艺术人类学中有很多门类艺术人类学，其发展相同或相似，这就需要研究者通过交流来汲取经验。艺术人类学的工具性体现在，通过具体的门类艺术的角度解决人类学的问题，反过来，也可以通过人类学的工具来解决本学科的问题。
张朵朵
迈向超学科融合：设计人类学的知识谱系研究
张朵朵老师的演讲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在迈向学科交叉的时候，对于设计人类学的人类学自身到底有哪些立场和方法的独特性？设计人类学的独特性是什么，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范式的独特性？通过张老师的精彩演说，最终提出以实践性、批判性、未来为导向的超学科的设计人类学（DA）是该领域发展的方向。
一、人类学的两大法宝：文化观与民族志
人类学的两大法宝「文化观」与「民族志」为设计学成为设计人类学的新方向的借鉴。就文化观来看，人类学的文化观包含三个关键理念：第一，文化相对论，直接涉及文化价值判断的方法和理论，是人类学的核心；第二，文化整体观，人类学的基本点；第三，文化比较观，使研究者发现更多、更广的人类行为的可能。张老师提出人类学的文化观核心在于价值观。设计学关心弱势群体、某种社会设计，在某种意义上与人类学强调的文化观密切相关。就民族志来看，民族志是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人类学家通过参与式观察，把研究对象视为他者进行研究，还要将自身浸润于“他者”的社会文化中，掌握当地语言，用“当地人”的视角看问题。最终通过民族志的知识成果。其中，设计民族志，在载体、呈现方式、展开方式等方面有独特的特性。
二、设计人类学的知识谱系及三种研究范式
在第二部分，张老师主要寻找设计人类学可能有独特的研究范式。设计人类学是设计学与人类学学科交汇处诞生的一个新兴热点领域，2010年欧洲第十一届社会人类学家协会双年会上作为一个专门的术语正式提出。目前，设计人类学成为一个正在形成中的超学科领域，以问题为导向，面向不确定、真实的世界形成的一套新的、关注系统维度的方法。
首先，张老师对学科史的发展进行梳理。上图中，黄色区域主要是人类学家或者是文化研究者展开的对人造物的研究。例如Miller.D、Ingold.T等人的研究是偏向于人类学家立场的，即将设计作为研究对象。红色区域是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等机构将人类学家请到他们的研究中心去解决他们不曾遇到过的人机交互的问题。而绿色部分则是2010年开始形成的DA的发展趋势。基于这些文献和Wendy Dunn提出的设计人类学三分法，张朵朵副教授与其博士生李浩对设计人类学进行重新优化分类，并深入思考了设计人类学的研究范式。
（一）dA（design Anthropology）：文化和社会研究的设计人类学，即服务于人类学的设计人类学
主要关注与物和过程相关的物质文化、人类学探索，对应的是设计史和设计文化研究。运用“通过设计之研究”（Research through Design，RtD）方式展开。此类研究的研究对象从“物”到“过程”的转变，本质上是“他文化”向“自文化”的转向，是对于日常文化实践关注的转向。主要包括两个向度的研究，第一，设计作为结果：物与物质文化研究。第二，设计作为过程：日常即兴与过程的物质性。
（二）Da（Design anthropology）：应用设计人类学，即服务于设计实践的设计人类学
应用于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创新和商业环境中。这类研究本质上属于“通过设计之研究”（Research through Design，RtD），但因其同时聚焦当下或未来的“设计民族志”、“参与式设计”方法和理论的提炼，如“情境知识”、“跨文化的用户研究”、“用户体验设计”等。故而也包含了“为设计之研究”（Research for Design，RfD）”。而后，张朵朵副教授通过自己的实践经历来生动说明Da的参与式设计，如2017年开始做的“花瑶花”乡村儿童大美育项目，社会设计合作工作营x东瓜山夜市等。
（三）DA（Design Anthropology）：设计学和人类学相互共生、重构社会文化，迈向未来超学科融合的设计人类学
张老师提出相对于商业应用的人类学，DA不仅要进行文化阐释、设计介入，更重要的是进行批判性反思。2015年，哥本哈根丹麦皇家艺术学院举办的设计人类学未来会议中提出设计人类学的八项原则，其中之一就是超学科性。超学科的设计人类学的特性在于它是一种“独特的认知方式”，是一种基于丰富理论和对人类日常生活情境的研究，带着批判性视角参与到对各种可能的未来的探索中。实践对设计人类学的知识十分重要，包括对特定知识产生的行动和时间，基于此事件，生成可迁移的知识。
在设计学领域，“可能的民族志”概念逐渐形成，这是一种描述未来的“想象力的技术”。借助设计探索延伸的、可能的未来。当然，“可能的民族志”也可以探讨现实生活的问题，就中国本土的情况来看，第一，面向传统的新兴文化实践，如民艺、乡村振兴等，第二，面向新兴技术的文化实践，如通讯、抖音、自动驾驶、公共医疗等。
最后张朵朵副教授期待一个新的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这个学术共同体基于中国本土文化实践，是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的、互动式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发出中国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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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环节
李砚祖教授表示设计人类学的提出扩大了设计学思考的范围和边界，进一步揭示了设计学的本质内涵。对于两位老师对设计人类学理论梳理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20世纪80年代，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成为一个主流概念，导致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对象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也就带来了人类学本身的转折。但是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对于设计学而言，人类学主要提供一种视觉和方法，而不仅仅是价值观，所以它是有限的，不能把所有的事象都纳入到设计人类学中。第二，设计人类学家由谁来担任？目前来看，主要是人类学家，也有一部分是设计研究者，但几乎没有设计者。第三，学科概念背后，要思考设计人类学对设计和设计学的价值。尤其是在对西方概念的学习和借鉴的过程中要有批判意识，才能进行中国理论的建设。
张磊副教授首先提出要分清楚设计人类学和设计民族志，而不能将民族志完全置于设计人类学之下做介绍。其次，设计与人类学之间的相互关联很强，主要体现在人类学对设计的影响和设计对人类学的影响两个层面。第一，人类学对设计的影响在人类学脉络中很少被提及。目前所讲的设计人类学实际上是文化人类学的分支，甚至是文化人类学最为核心和关键的部分。克莱德·克拉克洪提出文化是历史上创造的生活的设计，并提出“designs for living”。格尔茨也赞同这种看法，他提出人是唯一的一种需要文化设计的物种，人类的身体很大程度上是由设计的存在所塑造和决定的。也就是说，格尔茨认为，人类是以设计为前提的，设计是人区别于其他生物的最重要的特征。而设计界在几十年之后才认知到这一点。第二，设计对人类学的影响。当设计作为动词时，设计可以设计一切。人类学可以通过设计介入社会，如设计参与乡村振兴实践活动等都可以被统摄到设计人类学的范畴中。这时候，跨学科的概念是帮助这个设计领域形成一个可以容纳更多设计实践和理论的容器。
朱阳教授则提出设计人类学是人类学方法在设计中的运用。现在设计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人机工程学问题，更多的是人与文化的问题，所以需要文化人类学的介入。张朵朵老师提及到“生成”和“涌现”，而“生成”和“涌现”本身似乎是反设计的，因为设计的本质是对未来的计划。如果未来是靠“生成”和“涌现”，那么就不必要计划了。但张朵朵老师提到可以设计一个引发“生成”和“涌现”的事件，如此一来，设计的工作从设计未来变成设计“生成”和“涌现”的事件，这让设计的结果成为一个生产新知识和新可能性的触发点或环境。在中国古代社会，没有设计的概念。替代设计的，就是日常生活中“生成”和“涌现”的一些传统和习惯。而“生成”和“涌现”就是要再造“生成”和“涌现”的环境。设计人类学最重要的是全社会视角，民族志的撰写是要描述一个社会或社区的全面性。通过全面性，了解社会的组成系统、社会如何发展，这在设计人类学的研究中是缺失的。如果单独看一个设计行为，的确是一个片面的造物，但是如果把所有的设计行为进行整合去理解，就会发现所有的设计行为最终形成社会的象征系统。比如说，现代主义设计创造了一个同一化的全球标准，这就是为什么全球化的大都市看起来都是一个模样，从城市景观，到穿衣风格、生活空间格局、日用品等。而超学科的概念就是要回归到社会问题，即设计在社会中的功能是什么，而不是把社会分成设计或艺术，因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并不会对事物和事件进行学科分类，而是将之看成一个整体。这也是成立生活样式专业委员会的原因。
安丽哲副研究员提出艺术人类学研究群体的现象，西方艺术人类学研究者几乎都是人类学家，而中国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者基本是艺术学、各门类的研究者，设计人类学的研究者也是如此，从今天在场的老师也可以看出来主要是设计学门类的研究者。而后，对张磊老师提出的学科框架问题进行了回应。她认为，一个新的学科出现是需要合法性的，这就需要有学者讨论学科存在的合法性、梳理学科史和相关理论，在此基础上才能继续探讨这个学科的发展和未来。今天的讨论做的就是设计人类学合法性的讨论，这次论坛较为全面地讨论了设计艺术学的研究价值，研究方法，发展史以及分类等问题，此次讨论可能会成为作为中国门类艺术人类学的设计人类学发展史上里程碑意义的讨论。
李砚祖教授进行评论环节的总结，他提出一个新的学科和概念产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希望年轻学者可以建构起中国风格的设计人类学。
来源：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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