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经济分析》
中国工业化经济分析
(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
金碚 著
ISBN：978-7-100-22141-2
内容简介：
本书以世界经济发展为大背景，运用翔实的经验资料，对中国工业化进行了系统而细致的实证分析，并且深刻地揭示了一系列内在经济关系及其与政策选择与制度演进的因果联系。 中国所走的是一条十分独特的工业化道路，但是由于其自身规模的巨大和历史内容的极端丰富性，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也包含了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普遍规律，本书在大量统计数据的支持下，运用种种分析模型，在较高的逻辑抽象度上刻画了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轨迹和主要特征，从而使纷繁复杂的具体现实获得了经济理论上较完整的再现，丰富了工业化理论，充实了工业化研究的分析方法，也为研究其他各国工业化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分析框架。
作者简介：
金碚，中共党员，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商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中国经营报社社长等，兼任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理事长。
工业化的机器价值观与生态价值观
——《中国工业化经济分析》书摘
在人类发展的长程演化过程中，经济发展形态也发生着相应的变迁。当前正处于工业化转型的大变局中，人类必须准备迎接新工业化的到来。
作为人的基本行为和观念，自西方启蒙时代和工业革命始，经济意识从长期的神秘主义，转向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纠结。前者相信以个人为主体和理性决策者的自由市场经济，是最具活力和生产力的经济形态和体制机制，最理想的就是“利伯维尔场”主义（古典自由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市场经济（美国市场经济被想象为这样的商业模式）；后者不相信个人决策的明智性和自由主义市场的盲目性效率，认为集体决策的计划性才能避免经济活动的混乱无序和无效。不过，这两种观念虽然貌似对立，但实际上都把整个经济体想象为如同一具巨大的机器体，工业化生产以经济高速增长为中轴原则，不可失速，否则就危机临头。
不过，这种“机器工业化”的思维构念，正在转向“生态工业化”的新思维构念，即从把工业化的机理逻辑想象（隐喻）为机器体式的机制，还是类似生态体的机制？这意味着工业文明的世界大变局和新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对于机器工业化，人成为工具，受工具理性支配。对于生态工业化，人是目的，同时也是生态系统的嵌入者和亲和体，即共同体成员。人类必须与自然和谐共处。
因此，当进入新工业化时代，人类必须要有命运共同体意识。因为各国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是全球性的，是同一生态体系中的共同议题。共同合作应对，特别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才能实现人类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只有整体的生存和繁荣，才会有个体的发展机会。新工业化时代，开始萌发和形成的异质性包容、多样性共存、非灭绝性竞争意识，将成为价值取向的主导。
就如生物多样化的生态系统一样，人类世界经济社会生态，也是多样性的，各具特色。如英国学者大卫．爱登堡所说：“只有当无数有机个体最充分地利用每一种资源，每一个机会的时候，只有当千百万物种的生命相互关联彼此维持的时候，我们的星球才能有效运行。生物多样性越丰富，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包括我们自己，就越安全。” “地球现在面临的危机是全球性的，只有各国捐弃分歧，团结起来采取全球性行动才能应对。”而多样性的各具特色的各国经济社会形态间的沟通和相互协调协同，直至向着全球化方向发展，又是工业化的特质。工业化在各国的广泛推进，经济规模日益扩大，分工与合作愈加紧密，进入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不仅经济繁荣发达，而且更加安全有序，可以使得和平与发展成为人类发展的长久形势。
工业化形态的深刻变化，也将使经济学的范式承诺发生重要变革。19世纪末以来形成的主流经济学，以微观-宏观范式承诺为理论逻辑的底基，据其展开的现代主流经济学体系，实质上反映了以经济理性为主导的工业化历史阶段特征，即经济体被想象为如同同质化的机器体，追求“微观”或局部“最多、最大、最优、最强”的工具性目标。
进入新工业化时代，多形态、多样性和多文明并存，经济体从追求工具特征的目标，转向具生态特征的“适度、包容、平衡、可持续”行为目标和组织目标。经济学体系也必须从微观-宏观范式向新范式转变。经济学的政策思维越来越倾向于多目标平衡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也就是说，经济学的也要相应地从传统的物理世界隐喻，转向生态体系的隐喻。
因此人们可以看到，经济世界不是同质性的微观系统，而是异质性的域观世界，即各文明体和经济行为都有其特质特色。所以，以域观形态存在的世界，必然有不同的域观规则空间，换句话说，各域观空间中的规则体系必有一定的差异性。但是，在工业化时代，各域观空间又不可分割，而是存在于共同的人类发展空间之中。所以，各域观空间的规则系统之间就必然是趋向于愈加通畅，而市场运行和世界流转的更加通畅要求，人类行为必须自律和受规则约束。这样，人类经济社会高度发达但又不可为所欲为的世界体系，才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由于中国工业化正在进入这个新时代，从高速经济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生产力状况和社会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极大演变。在经济基础和工业化格局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基础上，工业化的新思维不仅将成为工业化机理和规则的新原理内核，而且将深刻转变人的行为理性。人类如果希望继续辉煌而避免毁灭，就必须从机器工业化，转向生态工业化。机器工业化是工具理性主导的发展思维和技术路径，生态工业化是以生态理性（本真理性）主导的新思维和新技术路径。
工业化生产力和创造力大规模实现着物质形态的转化。实际上，自然界也在进行着物质元素的不断循环和转换。但由于人类赋予了自然生态以人文生态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人类价值观会深刻影响生态环境和文明形态。如前所述，在传统的工业化时代，工业化受工具理性主导，在经济高速增长和财富创造的同时，对生态的无节制干预所导致的创伤破坏，使经济增长难以持续，甚至使文明走向毁灭；所以，人类必须以更自觉更自律的行为，来适应生态环境，敬畏生态文明，懂得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
以此价值观为思维逻辑之基础，工业化的理念和机理将发生深刻变化。直至体现在学术范式上，也将发生彻底变革。
首先，在目的观上，从经济理性向生态理性转变，工具性的经济目标（例如，收入、利润、GDP）回归其本真意义，不应盲目主导、“一意孤行”，而要服从于本真理性目标，包括生态和环境保护的目标体现。
其次，在数量观上，从“最大极量”思维向“中衡适量”思维转变。在机器工业化价值观上，求“最大”“做大做强”“利益极大化”等，就是“最优”，通俗说就是“越多越好”。而在生态工业化价值观上，中和、平衡、适度，才是适当的，没有“最优”，只有“次优”，通俗说就是“不太多也不太少”，过犹不及，物极必反。
第三，在技术观上，从“有水快流”“资源尽用”向“循环适用”转变。在机器体工业化价值观上，最大限度利用资源，以“资源优势”占据“比较利益”，就是竞争力所在。而在生态体工业化价值观上，无论是“资源”还是“垃圾”，都要循环适度利用。通俗说就是，从“有水快流”“不用白不用”，转向“细水长流”“平衡可持续”。人类认识到，作为一个物种的长久存在，包括竞争求生，不是抽象目标的“优胜劣汰”，而是多样性目标的包容共存，前者是机器体工业化的机理，后者是生态体工业化的机理，工业化的经济主体不再被想象为是抽象性目标的工具理性驱动者，而是具象性（多样性）的本真理性选择者。人不再是被动的“工具”，而是自由的“物种”，这切合了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理想。
由于在机器工业化时代，思维倾向和价值观念的极端工具性，对工业化的人类命运意义是较盲目的，即为了追求“财富”或“收入”的最大化，人也被仅仅当作工具，甚至成为“守财奴”。从本真理性看，这完全可以被视为是精神的病态。物质成就依赖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目标无限性依赖于资源无度消耗与对虚拟财务的无度贪欲。生态循环被破坏，人的工具性压抑了人本性。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塞西尔.庇古对此曾有论及，在其名著《福利经济学》中论述道：“人类既将‘自己作为活的目的’，也将自己作为生产工具。一方面，人被自然与艺术之美所吸引，其品格单纯忠诚，性情得到控制，同情心得到开发，人类自身即成为此世界伦理价值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其感受与思想的方式实际上构成了福利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人可以进行复杂的工业操作，搜寻艰难的证据或者改进实际活动的某些方面，成为一种非常适合可以提供福利的事物的工具。人类为之作出直接贡献的前一种福利是非经济福利，而为之作出间接贡献的后一种福利就是经济福利。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可以自主地对这两种做出选择，并且因此集中力量开发包含于第二种的经济福利，同时却在无意间牺牲了包含于第一种的非经济福利。”
由于存在经济福利与非经济福利，即经济福利与总福利之间的复杂关系，所以，经济学家总是处于很矛盾的状态。一方面，知道“无法通过对于经济福利的影响严格推算出对于总福利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认同“存在着一个假定——艾奇沃斯（Edgeworth）称之为‘未经证实的概率’——关于一种境界因素对于经济福利的影响的定性的结论，将同样适用对于总福利的影响。”但又不得不承认，“经济因素的影响一定会受制于非经济的环境，基于这种认识可以断定，在政治或宗教等基本条件不同的情况下，相同的因素将产生在某种程度上并不相同的经济影响。”
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看，作为一个年轻物种和“种群”，人类产生并进化于自然界，从自然的“彼岸”，将自然“对象化”，进而使主体性成为可以“此岸”之王，人类的“此岸”性与“彼岸”性相互“嵌入”，形成主观意识与客观过程相互交织的思维图式，以客观现实与叙事描述的方式，呈现为纷繁复杂的生态域境。据文献反映，2005年，联合国主持编写的《千年生态系统报告》指出，古往今来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了许多裨益和恩惠，从工业化的视角看，可以称之为“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即人类从生态系统中所获得的所有惠益。分类为包括“供应服务” “调节服务” “文化服务”及“基础服务”。在21世纪上半叶，其突出表现是：从碳依赖和增长依赖逐步转向碳中和的持续文明。
在工业化时代，“人类做出的每样东西，大部分若不是由碳组成，就是以碳的火焰打造出来。” “工业是生物与地质之间交互作用的一条强大的新途径。”“花了上千年时间才从富含矿的岩石中流出的可开采石油，人类只花了一个半世纪就烧掉了一半。”“减缓我们对碳循环的冲击，又不必牺牲工业化的火焰。”“要让文明放弃成就自身的燃烧，又不至于造成文明的中断，是有史以来最困难的市民工作计划。”“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就是停止把含碳矿物燃烧成大气气体，停止砍伐森林。”
“繁荣了两个多世纪的化石燃料文明，正使我们面临一系列气候变化事件和我们几乎理解不了的新现实。”“人类正经历着另一种大觉醒。在自然规律和模式变得与之前截然不同的地球上，我们开始把自己当作一个物种，思考我们面临的共同命运。” “在下一个10年或20年，气候变化对经济造成的破坏相当于每10年爆发一次与新冠肺炎规模相当的流行病。”
人类发展的工业化历史正在进入一个充满挑战的新时代。
转自：“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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