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的精神世界
周轶群 著
2023年6月出版
ISBN：978-7-100-22169-6
【内容简介】
吴宓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然而，时至今日，吴宓的学术成就和主张仍未得到深入细致的研究，其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形象也往往失之于脸谱化和标签化。有鉴于此，本书集中选取了三个点：吴宓毕生用力至勤的一个领域（世界文学），极为重视的一个问题（四大宗传）和极为喜爱的一部文学作品（《红楼梦》），通过细读其日记、诗文、年谱、书信和讲义，力图呈现出吴宓学术和思想的具体内涵与多重维度。作者用大量篇幅将吴宓与同时代的一些重要学者进行对比，以彰显他对于古今、中西、新旧之间的关系，四大宗传在人生和文学中的作用，以及文学与人生的关系等问题的独特认识。由此，我们得以理解在何种意义上吴宓作为一个忠于传统的开创者、一个高度开放的保守者和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理想主义者，是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物。
【作者简介】
周轶群，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副教授、古典系兼职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古希腊与中国比较、女性史、明清小说。著有Festivals, Feasts, and Gender Relations in Ancient China and Greece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10），其中译本《蘋蘩与歌队：先秦和古希腊的节庆、宴飨及性别关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
一、吴宓与世界文学
世界文学是吴宓一生用力最勤的领域，所以第一章即以此为中心，勾画出他在学术、教育和文化事业方面的追求、成就和磨难。虽然吴宓头上顶着“中国比较文学之父”“中国比较文学的拓荒者”这类桂冠，但很大程度上因为长期以来他都被划入反动阵营，所以他在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领域的贡献从未得到过全面梳理。本章的一大主线，就是分析吴宓在研究世界文学的理念和方法上与新文学主流的显著不同，其中尤其注重文化根基、经典传统和文本细读对他的意义。我希望，通过本章的初步整理，读者能对吴宓在比较文学方面的开创之功获得一个较有整体性，也有一定深度的理解。
本章最早写于2017 年，作为导读发表在吴宓《世界文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20）一书中。此次在各方面做了较大修改，有些是配合新的写作目的，有些是因为自己认识的变化，其中有两点需要在此特别一提。
吴宓《世界文学史大纲》书影
首先，四年前，和其他学者一样，我谈及新人文主义和吴宓的思想渊源时，基本上是将白璧德视为唯一主角，穆尔只是作为陪衬顺便提及，而修改稿纠正了这一做法，并且新添了对文学和宗教关系这一问题的初步讨论。与穆尔同时得到更多关注的还有被公认为新人文主义思想主要源头之一、也是吴宓的第三大精神导师的阿诺德。阿诺德与宗教的牵连非常深厚，又兼为诗人和批评家，并且不曾像穆尔那样最后全面转向神学，所以他对吴宓的影响既不同于白璧德，也与穆尔有区别。新人文主义思想不同方面的细化分析并不在本书的范围之内，但我希望，本书迈出的一小步已经非常有助于加强我们对吴宓的了解。本章中能说明这一点的一个例子是有关吴宓对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高度欣赏。现有研究一般从中看到吴宓身上的矛盾和他对新人文主义的偏离，但这种解读是在“新人文主义以反对浪漫主义为己任”这一认识以及将新人文主义等同于白璧德的前提下作出的；如果我们知道穆尔和阿诺德对拜伦的态度与白璧德大不一样，那么吴宓的“矛盾”和“偏离”就必须重新认识，我们对吴宓、对新人文主义、对古典和浪漫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也就都需要随之调整了。
《学衡》第72期刊发白璧德和穆尔的文章
二、吴宓与宗教
第二，由于吴宓多年讲授世界文学史的讲义至今无法发表，材料的缺乏对研究他在这一领域开拓性的建树构成了很大障碍，修改稿因此增加了一个附录，对吴宓的长诗《海伦曲》进行评注，期望借此探索出一种特别而有效的方式，增进我们对他在古希腊文学方面的学养和他在事业和人生方面的理想与困境的了解。此外，就宗教的角色而言，本章正文所呈现的是吴宓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学术兴趣以及他“以宗教家之精神”从事文学研究的一面，而附录则通过对《海伦曲》结尾抒怀部分的分析，将讨论引入宗教作为他世界观中“内核、基础、目标”的一面，自然过渡到下一章。
吴宓《海伦曲》刊于《学衡》第78期
本书第二章集中探讨吴宓在宗教方面的认识和实践。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的中国传统箴言指导了吴宓的价值观，但归根结底，他视宗教为人生终极意义的来源。以“四大宗传”为考察框架，本章讨论了吴宓对如下一些问题的看法：为什么说人类离不开宗教？宗教形式和宗教精神之间是什么关系？真宗教和伪宗教的区别是什么？应如何看待孔子？儒教到底是不是宗教？《圣经》最主要应当作为文学来阅读和研究吗？另外，虽然吴宓竭力提倡四大宗传融合共济，但四者之间是否有先后主次，如何决定？还有，很重要的是，就时间维度而言，吴宓一生中与各大宗传的关系是如何发展变化的？最后，为什么说宗教问题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角度，有助于我们理解吴宓在人生价值取向和再造中国文化的方案上，与同时代涌现的其他选择之间的共性和差异？
吴宓所绘“四大宗传关系图”
三、吴宓与《红楼梦》
在前两章较为宏观的考察之后，本书第三章聚焦于《红楼梦》，这部吴宓一生最爱的文学作品，也是最早确立他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的地位的作品。围绕“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人生”三大主题，本章试图通过一个重要案例，集中展现文学、道德、宗教是如何作为一个整体定义了吴宓的事业和人生，以及比较视野在形成这一整体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在《红楼梦》研究中，吴宓的一个主要贡献是他对流行的索隐派和考证派提出了异议，坚持应当回到《红楼梦》的文学本质。在吴宓对《红楼梦》的文学阐释中，“四大宗传”各自留下了清晰的印记，而四者合流的结果，则是他从“真”和“幻”的关系出发理解《红楼梦》在艺术和精神层面同时取得的伟大成就，《红楼梦》为他“宗教譬如结果，艺术譬如开花”的观点提供了最完美的诠释。对吴宓来说，《红楼梦》不只是学术研究的对象，也为他寄托文化理想、履行家国责任、支撑个人情感提供了载体和方式。考察《红楼梦》在吴宓生命中的意义，必然归结到文学、道德和宗教三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吴宓读《红楼梦》日记
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吴宓都是作为一个反潮流者被批判或遗忘的。近年来，伴随着对新文化运动范式的反思，吴宓也日益成为瞩目和重估的对象。我希望本书能为这种重新审视提供一个整体性的视角。白璧德在美国虽然常常因为对宗教的态度不够积极而受到指责，但他在《民治与领袖》开头的一段话足以说明，他对宗教的重要性再清楚不过：“只要进行哪怕有一点深度的研究，我们就会发现，经济问题会遇上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又会遇上哲学问题，而最后哲学问题本身则会几乎难以分解地与宗教问题绑在一起。”白璧德说这句话，是为了驳斥“未来社会关心的将主要是经济问题”这一论点的，因为在他眼里这样的未来将是“非常肤浅”的。在新人文主义的事业中，白璧德本人选择了将努力的重点放在哲学层面，而吴宓则更倾向穆尔，目光始终不离终极的宗教范畴。吴宓有一段话明显响应白璧德的观点：“人生观（或论事）本于科学者极肤浅，本于经济政治者较深。本于哲学及心理者更深，本于宗教者最深（亦最确）。”只不过，与白璧德相比，吴宓对宗教层面要关心得多。
吴宓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
虽然我以上的介绍一直将宗教作为重点，但那只是因为迄今为止宗教的角度在吴宓研究中最不受关注。本书所要呈现的吴宓的精神世界，是建立在文学、道德、宗教所共同构成的统一体基础之上的。宗教方面的补充会让这个统一体变得更完整，给其中的文学和道德方面增加深度和高度。作为统一体的另外两维，文学和道德之间的关系也是本书讨论的一个重点。吴宓常常被视为一个道德家和以道德人生来说文学的批评家。如果在正确的前提下，这一观点是不错的。所谓的正确前提，即吴宓对文学审美的执着追求和对训诲说教以及意识形态控制的强烈反对。阿诺德曾说，最好的诗，就是在服从诗歌之真（表现为内容的真理性和严肃性）和诗歌之美（表现为词藻和风格的合宜完美）的基础上，对人生进行批评。吴宓视文学为真善美的共生体，美在其中的地位同样神圣。这一认识的极致反映就是他对白话文运动和汉字拉丁化的抵制。在他的这些行为背后，对中国文字和文章之美的热爱恐怕是最为直接和本能的动机。吴宓的总体文学观也许包括以下两个方面：文学本身即体现真善美的统一；与此同时，在文学、道德、宗教的共生体中，文学又担当着为美代言的角色。后一方面意味着，文学的创造和研究不能离开道德的支撑和宗教的提升，而道德和宗教的修养也离不开文学的表达和陶冶。
《吴宓诗集》卷首插图
在有生之年吴宓自认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但同时他并不认为历史的评判就此终结了。在1960年代，他曾经说：“学衡社的是非功过，澄清之日不在现今，而在四五十年后。现在写，时间太早。”作为一个悲壮的失败者，吴宓不仅对古今中西文学和历史中的许多悲剧英雄高度认同，而且对堂·吉诃德这样一个似乎悲喜参半的文学人物特别惺惺相惜。此外，吴宓研究在近三十年的发展也似乎标志着一个由悲剧向喜剧（以快乐结局为特点）的转变。本书的结语部分将对吴宓身上的悲喜剧作一简短讨论，邀请读者共同思考其中悲喜成分各自的意义并对下一幕进行展望。
——摘自《吴宓的精神世界·前言》，文中标题均为编者所加
转自：“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