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本人思想的三次重大转折

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其中有三次重大转折。

第一次重大转折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这是从社会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主要以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文章为标志。在此之前，他是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启蒙主义者，或者说自由主义者。他也相信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基本的民主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主要关注政治解放，诉诸启蒙来实现人的解放。之后，他对政治解放产生怀疑，并走向社会解放。追随启蒙现代性、批判专制的德国现实制度、从传统走向理性的现代是青年马克思的基本政治诉求。此后，马克思很快发现了现代解放的限度，认为现代只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形式解放。

第二次重大转折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这是从历史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折。在此之前，他的共产主义思想和理论主要是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推导出来的。他运用德国哲学的成就，推测了社会变革的趋向，向当时弥漫着资本主义是永恒的、合乎理性的迷雾的理论界，投入了一道明亮的光。但是，当时他的社会主义思想还不是科学的，原因就在于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观念主要植根于人本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马克思和恩格斯清算了德国哲学中的唯心史观和人本主义的影响，完成了从历史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蜕变。他们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发展关系的方法，把人类历史的发展看作一个合乎规律的过程。既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必然性，同时也说明了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被新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所替代。这一方面从根本上清算了从人的本性、异化及其复归等概念来批判资本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把共产主义的学说直接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第三次重大转折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性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运用它可以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共产党宣言》正是这样做的。但是，这一一般规律不能直接说明特定的经济制度变革和未来新制度的特征。也就是说，要说明人类社会必然要用社会主义来替代资本主义，除了有赖于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之外，还得依靠实在的根据，必须把一般的规律与实在的根据结合在一起。当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时，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缺少这种实在根据的。当时，他们还没有自己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更没有剩余价值理论，也没有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结构及其运动规律的全面系统认识，这表明他们当时对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达到完全科学的理解，这样，他们所作出的关于“两个必然”的结论在一定意义上也只能看作一种科学假设。

为了真正达到对资本主义的深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开始致力于着重从经济上研究“这一个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于是就有了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特别是有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样，马克思、恩格斯的“两个必然”的结论，不仅有了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不仅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支撑，而且还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和发展规律的理论基础。《资本论》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把一系列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展现在人们面前，其中有价值规律、剩余价值生产规律、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平均利润率的形成以及其趋势下降的规律等，人们透过这些规律，可以深切知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如何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变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的，如何因为自身的逐渐演变陷入了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境地。

正是这第三次重大转折，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的结论真正有了科学依据。恩格斯称《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认为该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他还说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资本论》“为起点”，以《资本论》“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法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则这样说道:人们“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资本论》这个茫茫森林中为自己开辟道路”。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演说中，对马克思一生的贡献作出了经典表述，即两个“伟大的发现”，一是唯物史观，二是剩余价值理论。以前我们有时候只强调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而忽视剩余价值的作用，这是错误的。这两大发现是一个整体，应当同时强调两个发现对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作用，不能撇开剩余价值理论单纯强调唯物史观的作用。

有段时期，我们学术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从现代性批判的角度研究和认识马克思的思想。刚开始时，我们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单纯理解为马克思对传统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成长于一种浓厚的启蒙精神的氛围之中，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归结为主要是对传统哲学、对形而上学、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显然是对马克思的误解。后来，我们终于认识到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还应包括对资本的批判。问题在于，我们在看到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有着两大内容，即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对资本的批判时，又把这两种批判相提并论，不愿承认尽管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为后来对资本的批判奠定了基础，但真正代表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的是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

因此，如果停留在第一次转折前的马克思，那马克思仅仅是个启蒙主义者。如果停留在第二次转折前的马克思，那马克思还是个历史唯心主义者。如果停留在第三次转折前的马克思，那马克思在一定意义上也只是个理性主义者，甚至是乌托邦主义者。总之，不能停留在把马克思说成主要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最一般的规律，亦即停留在马克思以“抽象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上。作为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真实的马克思，是实现了第三次转折后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思想的核心，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留给我们最重要的理论遗产。我们千万不能抛开了马克思的这一核心思想而侈谈什么马克思主义，更不能用马克思的其他理论来消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因此，学界不应把《资本论》首先当作一部哲学著作，对《资本论》作单纯的哲学的、存在论的解释。我认为《资本论》主要是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只是它全面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如果把《资本论》主要作为一本哲学著作，甚至所谓存在论的著作来解读，必然要把经历第三次转折后的马克思的思想重新倒退到第二次转折，甚至第一次转折之前的理论观点上，或者说，必然要用马克思第二次转折前的唯心的人本主义的观点，第三次转折前虽然是唯物的但缺乏经济的、实证依据的历史观来曲解《资本论》。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守正创新”。他指出:“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做“守正创新”的事。“守正”是我们必须要做的。这就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精髓，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脉”。那么，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的“正”和“脉”?这就成了问题的关键。这涉及我们究竟应当在什么样的基点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的问题。而当真正把握了马克思本人思想的三次重大转折，我们就会知道，不能把第一次转折前的马克思的思想、第二次转折前的马克思的思想，甚至不能把第三次转折前的马克思的思想，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正”和“脉”，当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点”。我们今天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须在马克思完成第三次转折后的思想的基点上展开。

转自：“马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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