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中传传媒图书评论 ，作者薛龙
导读——
媒介文化研究，两种面向
从法兰克福学派到英国文化研究学派，都认为大众媒介从日常的信息与娱乐，到底层的价值与理念，建构、拨弄着或控制着人类的精神与物质的内容和意义。
伴随新的媒体方式和媒介语言在不断的建构以及重构着我们的当代社会生活，媒介文化研究愈显其重。
不过，要巩固自己的学术地位，需要新闻传播学者从两个面向加强媒介文化的研究。
其一、要根据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来重新界定概念和内涵。这是构建理论分析框架的根本前提。毕竟，概念是理论体系最为基础的构成部分。相关核心概念的定义，无论是描述性的或是分析性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都是理论内部的基本逻辑。否则，在驳斥“新闻无学”的谬论时，总显得音量大过底气。
其二、要既实事求是又富于前瞻性地把握文化研究的学术分量。面对一个学术路径，就像面对一种真正的技术，短期我们往往高估它的能力，长期又往往低估它的影响。透彻认识科技平台的影响、明确了解全球信息瞬间抵达的意义，大概都绕不开媒体文化研究。
这就要求我们在把握媒介文化不断演进的规律和特征的同时，能够认识媒介文化的具体运作逻辑和构成方式，从面提高解析各类大众文化和平台文化现象的学术能力。
在这些方面，本文所评论的两部著作，是个有益的尝试。
图书基本信息
书 名：《文化街区媒介意义研究：媒介文化研究丛书》
作 者：鲍海波 童妍
出版时间：2021-11
出 版 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图书基本信息
书 名：《公共空间的媒介表达》
作 者：鲍海波 王敏芝 童妍
出版时间：2022-10
出 版 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媒介文化研究的兴起与媒介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关，这呈现为一个加速度的过程，也就是说，媒介在文化的构成与表达、生产与消费中的地位愈加吃重，这很大程度上要拜技术进步所赐。一方面，媒介应用的普泛及其逻辑植入展开渗透带来了文化的媒介化，媒介文化也逐步独立显现、卓然自立，“它强调的是文化的媒介呈现方式，强调的是媒介形态对社会文化生产所产生的决定性的影响”；另一方面，伴随着互联网迭代，可以建立普遍连接的网络引发并促动媒介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技术/机构的双重理解把握，或者说由于互联网与生俱来的万物互联的内在属性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于媒介的理解认知，从而让那些但凡可以实现连接之物都统统归入媒介范畴之列。在上述前后相继的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媒介的再发现成为学术研究寻找新增长点的一个突破口，媒介的范围和涵盖面急速扩大。陕西师范大学鲍海波教授团队的《文化街区媒介意义研究》与《公共空间的媒介表达》是“媒介文化研究丛书”近年新出的两本著作，立足上述背景图绘之下，可以说，两种书共同体现出来媒介文化研究的传承性与创新性。
一、超越“媒介”的媒介文化阐释
上世纪末，伴随着广电频道多元化与都市报兴起，夹持大众与消费文化的各种文化样态经由媒介这一便捷通道变得广为人知喧嚣一时，从新闻到广告、从电视到电影、从流行音乐到时尚杂志，这些不同的媒介文本均对人们的生活经验产生了直接而明显的影响，作为舶来品的“媒介文化”与当时寻找新的研究范式的内在需求相互对接也使其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地带。媒介文化到底是一种普遍的文化样态性状，还是一种与其他文化类型并立而新出的新品类，人们争论不休莫衷一是，观点成立与否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谈论语境及其对概念的操作化处理；而关于其概念诠释也各有侧重，有学者认为媒介文化是“以电视为核心、以视觉符号为主导的大批量生产和大众消费的形式，它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价值观和认同感”。也有研究认为“指由各种传媒所组成的文化”“是有关传媒而非其他领域的文化”。不同视角对于媒介文化的界定中，有关“媒介”何谓的看法似乎构成了不去讨论、不言自明的前提，也就是说媒介文化逡巡于报刊、广电与影视以及相近物所构成的场域内，由于这些媒介的勃兴繁盛而声名鹊起，也由于互联网作为强势媒体的出现而变得有所落寞沉潜。互联网改变了媒介及其文化样态，有囊括宇内横扫一切之势，但调转过来说，媒介并不只包含互联网，用互联网文化来替代或者作为媒介文化的单一延续终是力有不逮、差强人意。赓续并创新媒介文化研究的传统，某个方向上的突破，需要对不证自明的前提性的“媒介”意涵加以重新诠释，以此次打开更为广阔的讨论空间，这也就是重新发现“媒介”的过程，如此，超越“媒介”的媒介文化阐释才会成为可能。
所谓《文化街区媒介意义研究》与《公共空间的媒介表达》中的“文化街区”与“公共空间”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超越“媒介”的媒介形态，诚如这两种书前言文字部分对关键概念的分别表述界定——“文化街区是以某种特有文化形态为主导的以吸引人们前往观赏并分享其文化观念的特殊街区”，公共空间则是“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公共场所和建筑空间”“这些室内或室外现实的物理空间虽根据其所具备的实用功能并通过一定界限区域划分而成，但普通民众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自由出入其间”——所言，文化街区、建筑空间与地标场所被纳入媒介视线的观照之物。
把有形的建筑街区结构空间视为媒介存在方式深受有关传播的连接传输、交往互动与意义共享的多重意义维度读解的启发，这既打开了建筑空间的研究视角，同时也拓展了媒介文化研究范畴。就是说，当不再把对“媒介”理解局限为技术/机构双重属性意义，媒介的范畴就会得到极大拓展。正是从建立并实现连接的意义上，媒介作为“中介化实践”的性状被提炼表达了出来，德布雷认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自我传承，总是要通过中介才可以实现”，沿着这一思考理路，媒介与社会的关系被重新加以定位，媒介的拥抱对象与涵盖范围得以解放、重构与增益，媒介不仅指“（１）符号表示的整体过程（清晰连贯的话语、书写符号、类似的图像等）；（２）社会交流规范（说话者或者作家使用的语言）；（３）记录和储存的物理载体（石块、羊皮纸、磁带、胶卷、光盘）；（４）同流通方式相对应的传播设备（手抄本、影印本数字版）。”想象的方式发生变化，这时候的媒介开始包罗万象，岂止建筑空间。而建筑以其聚合人群沟通联系表达理念的存在方式具有了媒介意义。恩伯托·艾柯认为建筑的传播对象是广大群众，它可以满足群的生活需求，会影响居民的生活方式，因此可以看作是一种大众传播的方式，建筑会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建筑可以视为一种媒介，这进一步也让不同建筑功能与风格密集聚拢而成的城市具有了媒介意义。
可以说，《文化街区媒介意义研究》与《公共空间的媒介表达》两种书丰富了媒介文化研究中的“媒介”指向。就其来源来说，尽管背景各异，学者们也总能取得认知与视野上的碰撞共鸣。翻阅这两种书共同作者之一鲍海波的早期看法，某种程度上也已经隐现了超越“媒介”的媒介文化阐释的伏线，在十三前年出版的专著中界定了区别于传媒理路的媒介文化概念，她认为，媒介文化具有“三重复合形态”，“既作为新产品存在，也作为商品与文本存在”，三重复合形态“交合于媒介文化中，不可分割不可切割，既彼此缠绕也彼此融合”。 循此思路，在媒介作为一种文本与建筑空间作为一种文本的关系对话状态中，建筑与媒介得以实现通兑、替换与对话。因此，《文化街区媒介意义研究》与《公共空间的媒介表达》两种书也可以视为《媒介文化的阐释与批判》这一理论思辨命题之下的新近的一个在经验材料与理论阐释结合上的延续与创新。
二、从“本土”到“在地”的空间自觉
“本土”是相对于“全球”的概念，这个随着上世纪以来加速全球化而涌现的话语到了时下今天的解释力似乎有所损减，一方面，国际局势的变乱交织使得逆全球化势力冲击下“本土”与“全球”的遭遇相会变得语义杂糅，曾经叫响一时的“全球思维，本土行动”说法归于沉静；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物质生活的丰腴及其分化后果，“本土”作为整体性与趋同性的话语表达的结构基础发生裂解，共享经验有减少之势，叙事表达走向碎片与圈层，“本土”原本就是由“同”与“异”共同构成人事物的一体两面，在这一趋势之下，曾经潜藏在“异”那一面的丰富性开始抬头，叙事主体所依托立足的“本土”走向了更为复杂、多元与个性化的“在地”构成。
“在地”的语意在此可以与“在天”的对比中加以理解把握，如果后者表达了一种悬浮其上、浑圆整秩与外在远观之感的话，那么“在地”就是一种走入泥土、连接地气与深入肌理的尝试实践。它们都可以作为“全球”的对立面，区别在于“本土”的人事物偏向以整体、抽象与匿名的符号方式出现，“在地”则是打通血脉、落地生根、纹理丰富与复杂多样。
具体到《文化街区媒介意义研究》与《公共空间的媒介表达》所划定的研究空间范围的古长安-今西安来说，贯通历史脉络的形象流传其实早已让这座城市蜚声海内外并且近年来更是博得“网红”之名，两种书的作者们则推开门径、笔触深掘展现这座城市的肌理细部，告诉世人这里有远不止于“古城”的经络细节与风格印记，除过为人熟知的兵马俑、大雁塔、明城墙之外，这里也有半坡遗址与印染厂的文化互构、大华·1935的文化空间重构、老钢厂的集体记忆建构、“老菜场”的市井文化、叁伍壹壹工业街区的蝶变、西影电影圈子的“第三空间”、大唐不夜城的唐风流韵；还有大唐西市的记忆传承、兴庆宫的空间变奏、大唐芙蓉园的想象再生以及西安地铁交通与书城等市民出入其间的消费公共空间。
尽管在有些翻译中，“本土”与“在地”对应同一个英文单词，但我们在此要强调的是，就两两划分一组的进行辨析来说，“本土”与“在地”共同组成了面向“全球”的对照面，但“在地”是“本土”的指向递进，是比“本土”还要“本土”的细密繁复，它更为贴近大地，以更为深入与丰富的细节图绘气韵捕捉，试图在尊重一致性的前提下发掘异质性，从而建立起人、地与物的内在的有机联系，而非只是一种外在统一形式规整的呈现。
“全球”、“本土”与在“地构”成了视线漂移观察的不同层级维度，譬之于媒介文化研究的国内命运的走向参照，可以进一步显现《文化街区媒介意义研究》与《公共空间的媒介表达》这两种书的学术史价值。甘冒简化之嫌而论，媒介文化研究的视野与方法首先作为舶来品在全球化浪潮中外交流的大势里自西而来，起步之时，话题、路数与观点不免有平移、印证之感；又恰与市场经济初兴的大众消费文化合拍生发以致蔚为可观，与媒介相近的文化消费领域各种文本均纳入讨论范畴，论说常有发人省思之处但话语方式讨论模式命定逐渐走向固化。加之又面对互联网崛起，经验与意义表达战场重心迁移，随技术权重增大而呈收缩之态，以上两点陈述可谓媒介文化研究“本土”视野观照下的一个侧写；继之到了当下今天，媒介文化研究向何处去“敢问路在何方”，在走向数字与走向生活的尝试探索中，《文化街区媒介意义研究》与《公共空间的媒介表达》展示给我们，走向“在地”值得尝试。
“在地”是相比“本土”较小的、具体的空间，更为传神地表现了一个地方的记忆、仪式、质感、风土与民情，为“人们发现自己、生活、产生经验、诠释、理解和找到意义的一连串场所”。 “在地”凸显了古长安-今西安的“地方性”，使她变得面相饱满、迷人多样。地方性就是充满褶皱与纹理的内部构成，是深入其中对于细节与微妙的离析把握。两种书打开了空间向度的媒介文化研究的阐释与述说，“在媒介、社会与地方的交织中，个体对于世界的理解与地理要素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对于媒介而言，地方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含义”。 内含在古长安-今西安中的“在地”独特性与唯一性由此滋长。
应该说，“在地”的发掘与凸显，与普通人的此时此地此刻的日常生活经验密切关联，区别于生活在别处他乡的距离感或疏离感。其就存身于城市中那些为人所知却非熟知的街区空间中，两种书体现了作为文化自觉构成的空间自觉意识萌发，那些每天生活其间时时经验的东西未必为我们所真正了解，人与人、人与地的深层连接只有在一种空间自觉之上的文化自觉中才能得以真正建立，也才会构成吾土与吾民的安身立命所在。
三、探寻并发掘“附近”的媒介意义
媒介文化研究的走向自有其时代性，也就是说，随着时代背景的转化，其研究主题对象、范式框架与话语方式也会发生迁移，而经验意义的创新表达只能是在与时代命题的共振关系中才有价值。两种书《文化街区媒介意义研究》与《公共空间的媒介表达》的出版地及其作者们的所在地古长安-新西安，新时代以来的发展表现为一种高歌猛进的快速城市化，这与整个国家发展速率与景象同步，由此也衍生出多种后果。在这其中，既有物质快速累积丰腴后难以被经验消化并加以表达的疏离失语，也有各种媒体一刻不停地信息传播后造成的紧张、倒错以及抽离空间后的似曾相识，还有各种人、事与物等因素相互作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面对裂解、复杂且液化的经验场域，两种书的作者们某种意义上试图对此做出抵抗，著者将目光投向了生活于此时此地的“附近”，探寻并发掘“附近”的媒介意义。
互联网时代的媒介化社会，那些可惊可扼可叹的“远方”之事往往更为人所熟悉，“远方”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相比于“附近”更为让人熟悉的地方，这时的“附近”遮蔽、掩藏、消失了。不是真正“消失”了，而是成为人们经验世界与关注对象中轻忽的、视而不见甚至盲点。由此带来的显见问题是疏离感的增加与安全感、亲密感的衰减，因为安全感与亲密感只能在天长日久日复一日的绵密互动中、在熟知中建立。“附近”就是相对于远方的近身、周遭与旁边，安全感与亲密感的生发处，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场所与归宿。由于一般意义上而言的学术研究前沿并不可能都在本地，而前沿位置的确立获得之后会有外溢、引领与覆盖效应，就此形成中心向边沿辐射的格局态势，因而所谓的研究的前沿对于“在地”不免也就是有关远方、置身外在、保持距离的，观察与研究视角意义上的“附近”反而易于成为灯下黑。对此的反拨必须依赖文化自觉后的反思。“附近”构成了每日生活其间触手可及且不能分解的所在，两种书的作者们将目光投向了古长安-今西安的内外场所空间，打开了媒介意义的“附近”。
在社会文化语境中，所谓“附近”，不简单是地理意义上的距离描述，而是一个蕴含生命活力、可感形象、记忆情感的周遭，“我们生活的‘附近’是一种存在于你周围的、相对固定的、日常生活化的自然与社会文化环境，其所发生的一切不仅与我们的‘历史’和‘现在’有关，而且也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我们的‘未来’”。把目光投向“附近”的意义及其展开来说正在于此，两种书《文化街区媒介意义研究》与《公共空间的媒介表达》中把“城墙、大唐西市、回民街、大雁塔广场、兴庆公园、大唐芙蓉园、大悦城、地铁、书店、医院等作为观察和研究的对象。这些室内或室外现实的物理空间虽根据其所具备的实用功能并通过一定界限划分而成，但普通民众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出入其间。”
有关古长安-今西安的文献典籍、影像记录、传闻逸事、文旅导览以及记忆体验连篇累牍，如何面对这一场域空间做出新的阐释难度不小，显而易见的是，为了区别于一般的历史文化与旅游地理研究，在媒介文化研究的理路上，作者们引入了大量的媒介学理论资源，“着重关注这些文化街区的媒介意义，即作为空间媒介的文化街区的自身媒介属性、媒介功能及其媒介作用的有效发挥”。这种有关城市、街区与场所的媒介研究凸显的是一种空间的媒介性，它们以其面向所有人敞开的公共性，建构了一种城市的可沟通性，为过往与现在、个体与人群、此在与彼在建立起密切关联，并以此伸向未来。
“附近”是出门迈开脚步就能到达的地方，是具体门牌、马路街区，孕育于泥土气韵、掌故传说、心理传统与文化实践之中，但“附近”首先也是人们发生关系与建立亲密联系的所在，其媒介意义的阐发需要不断接续完成的观察、讨论与研究，作为面向附近周遭、投入触手可及、意义不在远方就在此间的近身，它呼唤人们不吝热情奔赴其中，只有在“附近”的探寻并发掘中，以文化生活的生动实践不断确认主体意义的在场，只有这样，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关系才会更加亲密少隙。《文化街区媒介意义研究》与《公共空间的媒介表达》两种书为我们做出了探索与演示。对照快速变动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变化而言，由各种支配因素所塑造的“本土”某种程度上被遮蔽与掩藏了起来，变得“千城一面”，就寻求并发掘“在地”与“附近”的媒介意义而言，两种书在反思的维度上展现了一种媒介行动哲学。
四、结语
人们既“生活在”也“构成了”普遍联系的社会关系，对普遍联系的“何以”可能与“以何”存在的探析恰恰是媒介与传播研究的兴趣所在，媒介文化研究就是要在这种联系的澄清与阐释中实现新的意义表达从而不断确认主体性。经由“媒介”意义的重新阐发，接驳媒介文化研究传统从“全球”到“本土”与“在地”的走向，以及对“附近”的探索发掘经验表达，两种书的重要性需要在这样一个三维坐标之中加以定位观照，在媒介文化研究走向线上数字与走向生活场景的两个方向的今天，《文化街区媒介意义研究》与《公共空间的媒介表达》具有路标指向意义。
参考文献：
1. 蒋原伦《媒介文化十二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2. 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丁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9-11页。
3. 周宪、刘康《中国当代传媒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4. 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刘文玲、陈卫星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5页。
5. 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刘文玲、陈卫星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8页。
6. 鲍海波《媒介文化的阐释与批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7. 转引自孙玮《微信：中国人的在世存有》，《学术月刊》，2015年12月，第6页。
8. 邵培仁、杨丽萍《媒介地理学: 媒介作为文化图景的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2页。
9. 文军《在不确定中找回“消失”的附近》，《探索与争鸣杂志》微信公众号，2022年6月21日。
10. 鲍海波、王敏芝、童妍《公共空间的媒介表达》，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0年版，前言。
11. 鲍海波、童妍《文化街区媒介意义研究》，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1年版，前言。
| 作 者：薛龙，西安工业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新闻传播与媒体实践教研工作。
转自：“新传学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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