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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治理:成效、经验、深化路线——基于学校落实“双减”典型案例的分析

2023/8/8 18:14:06  阅读:32 发布者:

作者信息

江宏/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万礼修/重庆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正高级教师;

周智良/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正高级教师, 本文通讯作者。

本文摘要

“双减”治理是我国基础教育治理的“一号工程”,对构建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与建设基础教育强国至关重要。“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各地坚守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基本政策逻辑,校外培训治理成效显著、作业负担治理有序推进、社会治理氛围持续改善。在此过程中,也获得宝贵的实践经验,即治理理念从“模糊”逐渐变得“清晰”,治理主体从“单一”逐渐走向“多元”,治理方式从“传统”逐渐趋于“智能”,治理内容从“千篇一律”逐渐发展为“凸显特色”。基于此,未来深化“双减”治理应立足于现实和长远发展,统一治理思想,确定学校的治理目标;立足本土实践,探索学校治理新模式;落实治理方案,确保计划的有序施行;优化评价环节,提高“双减”治理效度。

“双减”治理是我国基础教育治理的全局性重要举措。20217月以来,为深入贯彻《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的精神,各地区、各学校创建了独具本土特色的治理模式,为落实“双减”政策提供了校本化、系统化的行动范式。基于教育部陆续公布的五批学校落实“双减”典型案例,检视我国各地学校在“双减”治理后的成效,从中深入总结“双减”政策落实的校本化经验,展望未来实践路向,对于深化“双减”治理、防范学校治理风险、推进高质量基础教育学校治理体系建设意义深远。

一、“双减”治理的成效审视

厘清政策成效是总结经验的前提基础。在我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系统审视与分析政策推动下我国“双减”治理的成效,不仅对我国基础教育政策调整具有现实意义,还对建设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营造和谐教育生态格局、建设基础教育强国至关重要。作为教育系统回应国家教育强国建设的“一号工程”,“双减”谨守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基本政策逻辑,在校外培训治理、作业负担治理与社会治理三方面取得巨大成效,营造出和谐共建的教育治理新格局。

(一)校外培训治理成效显著

校外培训治理是我国“双减”治理的关键抓手,更是“双减”治理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自“双减”政策颁布以来,我国校外培训治理以回归教育的公益性为基本政策逻辑,以构建良性教育生态格局为治理目标,以治乱防风险为核心,持续推进校外培训机构数量压减、转型升级,在数量与质量两层面成绩斐然。

一方面,原本无限扩张的培训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学科类培训机构在数量上被大幅削减。目前我国东部某省线下有证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72%,线下无证机构压减100%;线上有证机构压减率为81%,线上无证机构全部清零。数量的压减与质量的精益求精扭转了过去培训机构大肆横行的有害局面。以往,大量培训机构以虚假宣传、夸大事实等非法手段强化应试、掀起“内卷”、谋取工具性利益,严重违背了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扰乱了正常的教育秩序。校外培训治理通过集中通报、罚款警示以及弩令整改等专项措施,既有效遏制了超前超标的校外培训现象,纾解了恶性教育竞争的传统桎梏,又满足了人民群众对于教育发展的多元化以及个性化需求,校外培训合理有序发展的良好教育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另一方面,校外培训转型升级、精益求精,在强化学校教育主体作用的同时,有效补充了学校教育。“双减”治理的要义在于构建各方教育相互支撑、相得益彰的良好教育生态格局,而非消杀或强令某一方教育式微。各地在落实“双减”的过程中,采用多项措施充分发扬校外培训个性化、实践化的独特教育优势,如山东、广东、重庆等省市有力支持书法、音乐、舞蹈、体育等关乎兴趣爱好的教育,以及与研学旅行、社会实践、志愿者活动、缅怀先烈等相关的校外活动,帮助学生在实践中了解社会,增进社会情感。

(二)作业负担治理有序推进

作业负担治理是检验“双减”成效的关键内容。自“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各地学校着力减轻学生学业负担,有效缓解了学生的学业压力。

第一,作业总量减少,摆脱过去冗杂的重复性、机械类作业情况,有效拓展了中小学生个性化发展的空间。在落实“双减”治理的过程中,大部分学校教师都具备控制作业总量的潜意识,在布置作业时对作业时间的掌控比较合理,所预留的作业通常在30分钟之内可以顺利完成。作业量的减少使得学生和家长的可支配时间更为充裕,更有利于拓展和丰富学生的兴趣爱好,实现更自由、全面的发展。

第二,作业总体难度得到有效降低,有力增强了学生自主管理作业能力。在落实“双减”的过程中,各地学校将培养学生作业任务主体性作为作业布置的重难点,通过控制作业难度,酌情增加实践类、活动类、探究类作业,减少难度较大的费时作业,有效减轻了学生和家长负担,有力地遏制“超前教育”和“教育内卷”。自“双减”政策颁布以来,在校内校外治理双管齐下的政策执行带动下,大部分的学生都能够自如运用教师在课堂中所传授的知识进行独立作业,家长在协助孩子检查、核对作业情况时也相较之前更为轻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学生全面发展自己的自由空间和实践机会,提升了基础教育改革的实效。

第三,师生以及学生家长对作业的排斥感、疲惫感降低,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家长的教育焦虑、疏解了部分学生的厌学与学习焦虑情绪。作业的趣味性、生动性、选择性增强,总体数量减少,过半数孩子对作业的抵触情绪降低,自主独立作业的积极性增强,主观感受较为积极。大部分的孩子在完成作业后,会油然而生一种成就感、自豪感、幸福感。

(三)社会治理氛围持续改善

坚持教育的公益属性是“双减”治理的根本立场,推进高质量教育治理体系构建迫切需要社会各方的广泛参与。自“双减”政策颁布实施以来,各地以顶层制度设计为指导,精心规划、精准发力,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治理氛围,为从根本上扭转教育焦虑的社会氛围、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环境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和舆论基础。

各地“双减”治理避免了传统中单一依靠政府统筹设计的弊端,适当开放了社会组织等的一部分权力,有力拓展了社会组织等主体积极参与“双减”工作的广度和深度,充分发挥出全社会联动治理的综合效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育治理的弹性,也增强了教育治理的韧性,最终形成了“既有利于政府进行统筹管理,又能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教育管理的富有活力”的多元参与、多向互动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在落实“双减”的过程中,各地学校在充分发挥自身主阵地作用的基础上,协调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互享优质教育资源,多维度、多面向推动“双减”政策的落实,各地社区、社会组织等多种力量联动起来,共同构建了教育系统协同育人新体系,推动了“多维多项协同治理”局面的形成。

二、“双减”治理的实践经验

“双减”治理是政策落实的全局性工程,总结治理经验是提升政策实效的强力支撑。在“双减”治理的过程中,全国各地学校精准定位、定向施力,在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内容四个层面,有力破除了传统教育治理中理念模糊、主体单一、方式陈旧以及内容单调等沉疴旧疾,确认了以生为本的清晰理念、协同参与的多元主体、智能有序的方式、凸显特色的个性化内容,为基础教育“双减”治理提供了彰显校本特色的有益经验。

(一)理念确认:从“模糊”走向“清晰”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明晰理念是教育治理工作有序开展的必要前提。以往的“减负”治理之所以成效不足,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传统模糊化的理念引导下,教育治理在制度落实的实践过程中难以精准有效地发力。“双减”治理取得卓越成效的首要原因即革新了传统中相对模糊化的治理理念,基于学生成长需要明确了治理导向,建构起以生为本、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双减”治理新理念。

在高质量发展基础教育的时代大变局下,人民群众对教育发展的多元化需求迫切需要得到行之有效的制度回应。各地学校在推进“双减”治理的过程中,敢于超越传统治理框架的藩篱,站位于发展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基础教育,致力于每个学生的全面、自由、个性发展,确认了清晰有效的治理理念。也就是说,“双减”治理的思想摆脱了相对模糊的理念认知,在明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不断深化对“双减”本身的制度理解,更新“双减”治理的理念认知,并由此形成治标又治本的“双减”治理的行动纲领。如上海市、福建省等地方的部分学校在国家制度的顶层指引下,纷纷出台课后服务工作指南,从治理需求、治理内容、治理保障与资源利用等层面提出规范性的意见,明确了“双减”治理工作开展的具体目标和操作原则。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牢牢聚焦五育融合的基本育人目标,确立了“三性三化”课后服务实施原则,所创设的课后服务体系从实施原则到实施内容、实施过程等都与五育融合紧密联系,促进学生的多元成长,也体现了学校“双减”治理的先进理念。

其中,基于学生需求酌情调整治理方式已经成为各省市的重要举措,这种学生发展导向下的理念确认为各地“双减”治理发挥实效奠定了基调。而治理路径的具体性和可操作性本身即是对治理理念明确性的有力反映,各地政府所颁行的各类指南、各地学校所制订的校本方案,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各地“双减”治理理念的明确性与针对性。

(二)治理主体:从“单一”走向“多元”

善治的本质特征是多元参与,基础教育的公共性也决定了“双减”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传统中的“减负”治理往往依靠政府的单一治理,学校、社会等各方主体的参与意识不强,这种治理方式越来越难以满足基础教育高质量治理体系建设的现代化需求。自“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各地学校在发挥自身主阵地作用的同时,积极回应政府号召,鼓励社会、家庭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到“双减”治理的工程当中,逐渐构建了“四位一体”的教育共同体,形成了多元协同的共生型治理模式。协同治理并非简单地为基础教育做“加法”或“乘法”,而是突出协商共建、合作治理。在学生全面发展的理念导向下,各地学校与当地政府、社会、家庭各方力量围绕共同的育人目标厘清身份边界,承担不同责任,将多元协同治理贯穿“双减”治理的全过程。

其一,基于育人为本的教育目标形成协同治理的理念认同。为达成教育治理的公共利益,各地学校与其他利益主体内联外合,就有效落实“双减”形成了统一的理念认同和价值共识,并由此形成“双减”治理的长效协作机制,避免了单纯依靠政府元治理所导致的多元利益冲突与博弈下的教育之“殇”,最大限度激活并释放“双减”导向下多方协同治理的创造力与生长力。在各方学校落实“双减”的过程中,很多学校基于本土学校特色构建了“双减”治理的统筹管理机制。20219月,山东省正式印发并颁布《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统筹管理工作的通知》,建立以校内主场为本、以家校协同为辅,家校协同管理、分工明确的小学作业统筹管理机制,在共同的育人目标导引下,校长、年级主任、学科组组长、各班班主任、学科教师以及家委会成员等各方责任清晰了然,他们共同围绕学生作业管理问题建立作业设计、作业督导、校内公示等多维一体的协作机制,切实保障“双减”政策下学校学生作业管理要求扎根落实。

其二,多元主体民主参与治理,不断提升多元协同治理的集体化、组织化水平。各地学校在落实“双减”政策的过程中,与其他各方主体民主协商、共洽共治,创造出很多独具人性关怀的治理范式。河南省许昌市第一中学基于校本特色,建立了“双减”落实的“345”协同工作模式,其中,“3”是由学校、社会、家庭等多方主体共同确立的“脑动、手动、嘴动”的课堂教学理念,“4”是建立学校、家庭、社会等各方主体之间层层监管的四级机制,“5”则包括了作业设计的五个目标。这种工作模式注重治理主体之间的民主协商与和谐沟通,在充分发挥学校自身主阵地作用的同时,也提升了协同教育治理的效率和水平。

(三)治理方式:从“传统”走向“智能”

步入AI、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持续迭代更新的新时期,“智能化”对协同教育治理发挥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作为一种重要的治理经验,“双减”治理智能化本质上是在共同的教育理念导向与多元主体的协同下,对传统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的变革与颠覆。在各地落实“双减”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各方学校与其他主体不断提升智能化手段和技术水平,将传统陈旧的治理方式逐渐向智能化的方向转型,极大提升了教育治理的效率和能力,实现了“双减”治理效率的最大化。

第一,通过打造智能化的“双减”治理平台和治理环境,实现对基础教育的科学化、创新化、精准化的层级治理。部分学校利用新基建建设开放性的智慧校园,有力消除了学校、社会、家庭各方协同治理的壁垒,满足了学生个性化、特色化发展的教育需求。第二,建设新型教育资源,推动高质量的“双减”治理。浙江省台州市在助推“双减”政策实施的过程中,积极利用线上线下优质教育资源,探索并创造了“双减”背景下学校教育和科普场馆相结合的新模式,将优质教育资源以线上形式输送给边远山区的学校,依托自己的智能化教育平台建设了多类面向全体师生的创课课程和开放学堂,将重塑政府管理生态,引发公共服务模式变革和政府决策体制的创新。这种现代技术支撑下的治理模式为其他地方与学校提供了一种更为开放多元的治理范式。

(四)治理内容:从“千篇一律”走向“凸显特色”

教育治理的对象和内容复杂而多维,涉及多个教育学段、多种办学类型、多元教育主体、多重教育任务,庞大的教育治理对象注定了“双减”治理内容的多元性、复杂性和周延性。囿于传统教育管理在办学自主性等多层面的桎梏,“减负”治理容易表现为单线性导向下,单个要素的强拼力凑或叠床架屋,呈现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碎片化改革倾向。“双减”治理的根本立场是坚持人民至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教育生活的需要。满足每个学生的多元化、个性化教育需求是“双减”治理中需要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而治理内容个性化因此成为“双减”治理备受关注的关键环节。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摒弃了自上而下千篇一律的治理模式,虽全国各地“同下一盘棋”,但手段和内容却因时、因地而制宜,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各有特色。

“双减”的综合性治理需要精准定位治理对象和治理内容,在精准进行“双减”治理时,各地一般均设有常态化的治理内容,既包含宏观层面的“管”与“放”,也包含微观层面各组织架构之间的关系平衡。“双减”的精准治理意味着在常态化的治理内容之下,对不同区域、不同城乡、不同学校甚至不同社会背景下的教育对象要予以系统化的关注,充分了解、细化识别不同情况的学生,并作即时性的前瞻分析与预报。各地学校的“双减”落实除了常态化的治理内容以外,还包含了独具个性化色彩的治理内容。如通过监察、督导等形式以及大数据技术与AI智能技术等手段,即时即地获取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负担的基本情况,或与学生学业负担相关的社会舆情等,及时为学校、家长等提供个性化的教育数据信息,较为典型的是四川省发文部署进一步加强考试和作业管理。四川省在落实“双减”政策时,为加强义务教育学校考试与作业管理,实行学科轮流作业制度,即依据不同学科、不同年级系统化选编、改编、创编学生基础性作业,为不同发展水平的学生确定“个性化作业”。在作业数据采集与分析平台中,通过对学生德智体美劳各方面发展情况的实时关注,定期向学生反馈并提供个性化学习报告,为不同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双减”治理的深化路线

“双减”背景下的学校治理是一个小步快走、逐步完善的过程,更是一个需要多维发力的综合性系统工程。从治理方向、治理特色、落实行动与评价保障四方面审思“双减”治理的深化路线,能够为“双减”政策的落实落细保驾护航。

(一)明方向:统一治理思想,确定学校治理目标

治理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明确治理方向是确保“双减”治理实效性的前提基础。落实“双减”政策就是要捍卫教育的公益属性,从治理方向上锚定“双减”治理的发力点。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好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提高基础教育“双减”治理的效率。

首先,围绕“学生为本”的“双减”治理理念形成学校治理的价值认同和思想共识。学校“双减”治理在坚持贯彻国家顶层制度指引的前提下,还需要内外联动,各方主体以教育的公共利益为根本原则,就落实“双减”形成统一的治理思想。我国“双减”治理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取得卓越成绩的关键原因之一即各方主体具备统一的治理理念和思想共识,有效避免了治理过程中的多元利益冲突。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双减”政策的精髓即让学生获得个性发展、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围绕这一根本性的治理理念,各主体才能形成一股合力,共同为基础教育治理增力添彩。

其次,在明确思想的前提下依据学校自身特色民主协商治理的共同目标,并为此确立内外联动的学校治理目标系统。学校治理主体需要围绕学校自身办学特色与治理理念等,精准定位学校治理的微观目标和宏观目标,且两者之间互相耦合、共同作用,提升学校“双减”治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最后,不断创新治理理念,基于学校治理目标形成自上而下的目标贯彻机制和目标执行机制,在共商共建之中强化价值共识。学校的“双减”治理形成从国家到地区再到具体学校的三级目标贯彻机制,将国家顶层设计、地方严密部署与学校校本化行动紧密联结,确保学校共同治理目标的切实达成。在此基础上,还应建构从学生到教师到年级组长再到校长的学校治理目标三级执行机制,从而确保学校治理目标的方向引领性,使学校“双减”治理真正落实落地。

(二)寻特色:立足本土实践,探索学校治理新模式

“个性化”治理和“特色化”治理是“双减”治理成效显著的关键因素。各地各学校在“双减”政策总体治理目标的顶层引领之下,充分发挥好学校自身的特色优势,依据此确立学校治理的行动逻辑是弘扬校本精神、推进“双减”落实的必然之径。立足本土实践、找寻自身特色,才能继而探索“双减”治理的校本模式。

其一,充分调动并统筹利用各方积极因素,不断提升校本治理探索的协调性。学校要探索适合自己的治理模式,就要在治理过程中,立足于学校治理的共同目标,在确保不同主体、要素等相互联结、密切配合的基础上,综合协调各方因素,保障学校在探索校本化治理模式过程中的方向一致性。

其二,基于学校的动态发展探索动态性的校本化治理长效模式。学校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过去适合学校发展特色的治理模式或许已经难以适应当下的发展,随着时代的进步与信息技术等的迭代更新,传统与现代的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不断产生新的智力问题,就需要不断改革创新学校的治理模式。在探索校本化的“双减”治理模式时既要注重共时性因素,也要重视历时性因素,让“双减”治理始终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对学校的需求。

其三,学校治理模式的探索应注重差异性,立足于学校的治理总目标与阶段性发展目标不断创新校本化治理模式。任何学校都不存在一劳永逸或普遍适用的治理模式。在探索适合学校自身的治理模式时,必然要基于学校自身实际情况而不是盲目效仿、跟风其他所谓“有效”治理模式。

(三)抓行动:落实治理方案,确保计划有序施行

“双减”治理是一项实践性的系统工程,不仅要有理念和模式层面的方向指引,还应有具体的行动纲领和实践方案上的动力保障。

第一,在学校变革与发展的历程中不断借鉴治理经验,形成可持续性的学校“双减”治理方案。我国很多区域如山东省、河南省、重庆市、深圳市等的多所基础教育学校为应对减负工作,规划短期和长期治理方案,打出“双减”政策落实的“组合拳”,充分照顾并凸显了区域和学校的本土特色,确保“双减”治理的实效性、针对性和有序性。

第二,学校“双减”治理的落实既要符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同时也要关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韧性”与“温度”。依循基本规律柔性探索学校“双减”治理策略,形成相应的综合行动方案是使“双减”政策真正扎根、落地的必由之径。这意味着学校治理要避免“一刀切”的行动方案,综合利用校内外资源优势,通过多种形式、多元手段开展特色化的学校治理行动,增强学校与地方经济、社会的耦合联动性,以此确定行动方案,维护好“双减”政策的公共性、公益性制度逻辑。同时,还应通过柔性的治理方案积极调动各方成员共同参与到学校的教育治理行动中,比如部分学校建立的家长委员会、家长学校等,再如江西省针对中小学教师所实施的“弹性上下班”制度,都充分调动了教师、家长等参与“双减”治理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也体现了“双减”治理方案的弹性和韧性,确保了学校治理规划的有效执行。

第三,学校的“双减”治理还需要在反思中不断优化治理方案。这要求学校要敢于突破传统藩篱,勇于摒弃过去层次鲜明的垂直等级式的单向度治理模式,既要注重自上而下的顶层逻辑,也要重视自下而上的底层突破,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促进学校“善治”。比如重庆市分学科研制作业设计与实施指导意见,这已经成为学校行动方案创新的典型代表。在优化“双减”方案的基础上,学校还应主动利用自身主体优势,构建上下联动、内外联合的立体化治理机制,在机制的推动下不断创新行动方案,形成“双减”治理最大合力。

(四)促成效:优化评价环节,提高“双减”治理效度

科学而完善的评价体系对顺利落实“双减”政策、推动学校“善治”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能够保障学校综合治理的质量和水平,不断推进学校发展。这种科学系统的评价体系构建需要通过评价目标变革、评价体系变革等手段,形成综合性、生成性的可持续评价机制。

首先,将各方评价主体对学校“双减”治理的评价权落到实处。可通过构建智能化、智慧化的评价平台,最大限度地了解并明晰各方评价主体的利益需求,确保各方主体利益的联结性,并建立相应的学校治理需求评价体系,鼓励学生家长、社区成员等广泛参与到学校“双减”治理评价之中。其次,各方在评价中更加重视增值性评价,不断深化过程性评价,围绕顶层政策,依据动态化、生成性的学校“双减”治理制定相应的评价标准和评价原则。在此基础上,落实好学校“双减”治理评价的具体行动,并形成系统而完善的学校“双减”治理质量评价体系。然后,要加强对学校“双减”治理评价的监管,大力推进学校治理评价的诚信机制。在学校落实“双减”政策的过程中去探索建立相应的信用等级评价标准,不断完善学校“双减”治理的信用评价体系。最后,学校“双减”治理作为一种系统性工程,往往会面临诸多突发性情况,在对学校治理方式和效能进行评价时要及时反思,在此过程中不断查漏补缺、创新评价模式,科学预测并规划未来学校治理与发展路径,以此不断拓宽对学校“双减”治理进行评价的方式、手段与具体途径,促进更为全面、客观地评价。

本文内容刊登于《中国教育学刊》2023年第二期,内容以正式出版物为准

转自:“中国教育学刊”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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