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背景下“带盟”对接的现实路径与前景
陈小沁 张婷婷
内容提要
关键词
内容提要：在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世界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性治理机制陷入困境，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愈加明显。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中、俄两国领导人通过推动“带盟”对接，为欧亚一体化提供了新思路。“一带一路”倡议和欧亚经济联盟作为欧亚地区的两大治理机制，都致力于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都主张通过整合各国资源，为区域发展带来新机遇，进而实现欧亚大陆的有序、协调发展。“带盟”对接有助于释放欧亚地区的发展潜力，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随着俄乌冲突爆发，欧亚地区安全形势骤然恶化，大国对抗不断升级，“带盟”对接面临新考验。为维护经济安全和欧亚大陆的战略稳定，各参与国既要认清现实挑战，又要看到发展优势和潜力，从机制建设、对外合作和议题设置入手，探索“带盟”对接的新路径。
关键词：俄乌冲突；“一带一路”；欧亚经济联盟；“带盟”对接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霸权主义和民粹主义交织，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频发。俄乌冲突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地缘政治演变，国际力量博弈空前激烈，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对俄罗斯施加了严苛的单方面制裁与封锁，并给中国施压。中俄关系正经受国际风云变幻的新考验，但也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2023年1月9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秦刚外长在应约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互通电话时表示，中俄关系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基础上，中方愿同俄方携手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将中俄关系推向前进。中方的立场表明，中俄关系是成熟、健康、稳定的大国关系，中、俄双方都将保持战略定力，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挑拨。
2015年5月，中、俄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正式开启“带盟”对接合作进程。多年来，伴随着“带盟”对接的不断发展，学术界对此也展开了广泛讨论，本文选取了部分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中俄地缘竞争说”，认为俄罗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担心，主要是中国对中亚地区的经济渗透和随之带来的竞争。第二，“地缘经济说”，认为“带盟”对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为欧亚地区建设物流中心和发展交通枢纽提供了契机，有助于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第三，“区域一体化说”，认为传统的区域一体化研究常以欧洲一体化理论作为标杆，可以从欧亚本土的区域一体化理论去研究欧亚经济联盟以及“带盟”对接。第四，“新欧亚主义说”，认为欧美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后，“俄罗斯精英层对东方的态度逐渐发生根本性转变，新欧亚主义前所未有地占据上风，这对推动‘带盟’对接是有益的”。第五，“世界秩序转型说”，认为“带盟”对接推动了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的转型，有助于形成更加公正且符合人类利益的世界新秩序。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带盟”对接，伴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欧亚地区原有的战略平衡被打破，“带盟”对接面临着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之下，本文旨在通过对“带盟”对接战略认知的分析,探索其实施的新路径,并对未来发展前景做出预判。
一、“带盟”对接的战略认知及表现
“带盟”对接是在中、俄两国元首的推动下，深化欧亚区域务实合作的战略性举措。随着全球经济进入新的调整期，欧亚大陆日益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带盟”对接致力于释放欧亚地区的发展潜力，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尽管俄乌冲突打破了原有的世界贸易和金融秩序，使“带盟”对接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是，作为一种新的地区治理机制，“带盟”对接符合各参与国整体社会发展与战略诉求，俄乌紧张局势很难从根本上动摇参与国的战略认知。
（一）“带盟”对接战略认知的普遍性
从历史维度看，成员国领导人对“带盟”对接的战略认知具有普遍性，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中、俄两国的战略性认知较为统一。自2015年提出对接后，中、俄两国领导人多次公开表示支持“带盟”对接，并进行了积极部署。2017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指出：“中俄双方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积极开展两国发展战略对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2019年2月，普京总统在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时强调：“俄罗斯将继续构建欧亚经济联盟统一市场，并发展对外合作，包括继续推进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对接，这是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序曲’。”2022年2月，习近平主席在与普京总统会谈中指出：“中俄继续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俄乌冲突爆发后，“带盟”对接面临诸多困难，但务实合作依旧在推进中。2022年8月5日，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会见中指出：“加强‘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与‘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形成合力，共同促进欧亚大陆的团结发展繁荣。”2023年3月，习近平主席受邀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发表了《中俄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声明》）。《声明》指出：“双方愿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和‘大欧亚伙伴关系’建设并行不悖、协调发展，推动多双边一体化进程，造福亚欧大陆各国人民。”
二是欧亚经济联盟核心国的助推作用明显。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是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较为活跃的国家，两国一直在欧亚经济联盟内部积极推进“带盟”对接。2020年12月，普京总统在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上表示：“欧亚经济联盟发展与其他国家和区域性一体化组织的合作至关重要。在此层面上，首先指的是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对接。”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经济面临被西方孤立的艰难处境，将会继续推动“向东转”，“带盟”对接是其重要“支点”。作为中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哈萨克斯坦也十分重视“带盟”对接的优势作用。时任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认为，未来欧亚经济联盟所构建的统一市场可以发挥衔接周边的纽带作用，“带盟”对接合作不仅符合欧亚经济联盟的基本理念，而且将惠及所有成员国。2022年11月26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就职演讲中指出，哈萨克斯坦优先关注的重点将是与俄罗斯、中国、中亚伙伴国家以及欧亚经济联盟伙伴之间的互利合作和战略伙伴关系问题。
三是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达成了总体共识。在各国领导人的共同推动下，“带盟”对接在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内获得了总体认可。2017年，时任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尔马兹别克·阿坦巴耶夫（Алмазбек Атамбаев）在与习近平主席会晤时表示：“吉尔吉斯斯坦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白俄罗斯也是重要的“一带一路”伙伴国家，该国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尼古拉·斯诺普科夫（Николай Снопков）在第二届中白学术论坛致辞中提道：“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白俄罗斯愿发挥自身优势，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从上述官方表态可以看出，“带盟”对接在实际推进过程中获得了成员国政府的普遍支持，各国在宏观战略上达成了合作共识。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虽然俄罗斯受到了全面性制裁，但这对其他参与国的冲击相对较少，并未造成结构性影响。
（二）“带盟”对接的现实意义
从现实维度看，作为欧亚地区的两大治理机制，“一带一路”倡议和欧亚经济联盟都致力于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通过整合各国资源，为区域发展带来新机遇，进而实现整个欧亚大陆的有序、协调发展。特别是在经历俄乌冲突后，参与国需要抱团取暖，对接诉求将会更加坚定。
从中国的角度看，“带盟”对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中国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弥合地区差异，实现内部经济协调发展的平台，也是中国与沿线国家深化政治、经济、贸易和人文联系，加强互利合作，为深化改革与发展营造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外部环境的现实需要。2015年3月，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共同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宗旨是通过推动全球范围内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市场的深度融合，打造一个开放、包容、均衡和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让沿线各国人民共享“一带一路”共建成果。“带盟”对接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发展提供了机遇。
对俄罗斯而言，“带盟”对接是绕过西方制裁的重要途径。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对俄罗斯实施了全方位制裁，涉及金融、能源、贸易、军事、高科技、文体、教育、空域等领域。其中，金融制裁对俄罗斯外贸的影响巨大：一方面，俄罗斯企业无法在西方资本市场开展融资活动；另一方面，俄罗斯被逐出SWIFT系统对其外贸与国际结算造成重大打击，使正常的对外贸易受阻。与西方国家中断贸易往来后，俄罗斯需要开辟新的贸易市场，寻找可供替代的产品供应商。而通过“带盟”对接，俄罗斯可以缓冲来自西方的制裁危机，搭建新的结算平台，“对接”需求将会更加迫切。
对其他参与国来说，“带盟”对接为减少对西方的倚赖，实现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机遇。总体来看，对于俄乌冲突，“带盟”成员国虽然存在不同意见，但大多数国家不愿加入西方阵营。在对俄制裁的联合国投票中，白俄罗斯投下反对票，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投下弃权票。从当前来看，面对地缘政治和“后疫情时代”危机，深化“带盟”对接是参与国抱团取暖、共克时艰的现实需要。从长远来看，各国发展均面临诸多挑战，新兴国家要实现进一步发展，必须改革不平等的世界贸易、金融秩序。“带盟”对接是由新兴国家主导的地区一体化治理机制，为减少对霸权体系依赖，实现多元化提供了可选择的路径。
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忽视民间对“带盟”对接认知的多元性。一些俄罗斯学者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希望通过欧亚经济联盟，使后苏联国家优先接受欧亚一体化计划，并将地缘政治对手挤出该地区，认为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存在竞争。而中亚国家一贯持有注重现实的经济利益导向，各国防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俄乌冲突爆发后，国际上出现空前激烈的争论，形成三种基本导向：一种是同情乌克兰，谴责俄罗斯违反国际法，主张制裁俄罗斯，俄罗斯国内主要城市也爆发了一定规模的反战游行示威。第二种是同情俄罗斯、谴责美国的霸权主义，认为俄乌冲突是美国主导下的北约扩张的产物。第三种是不愿意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选边站，表示中立。以上三种舆论将会对“带盟”对接产生不同影响。第一，西方国家号召国际社会制裁和孤立俄罗斯，终止与俄罗斯的合作。例如，虽然新加坡于2019年10月和欧亚经济联盟签署了自贸区协议，但是，俄乌冲突爆发后，新加坡对俄罗斯实施了包括武器禁运、限制贸易、暂停金融服务在内的制裁。第二，希望通过扩大对俄合作，从而为其提供某种形式的支持。例如，同为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白俄罗斯继续与俄罗斯深化关系，不仅为俄罗斯进入乌克兰提供帮助，还在国际斗争中始终与俄罗斯保持一致。第三，还有一些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不愿意得罪俄罗斯和美国。2022年4月，哈萨克斯坦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苏莱曼诺夫表示：“哈萨克斯坦不会帮助俄罗斯规避美国和欧盟对其实施的制裁，哈萨克斯坦将继续与俄罗斯进行贸易，在俄罗斯进行投资，并吸引来自俄罗斯的资本，但是哈萨克斯坦政府将尽一切努力控制与被制裁物资相关的贸易。”从本质上看，民间舆论的认知对立源于意识形态差异和本国利益考量，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将会对“带盟”对接框架下的涉俄合作产生影响。
二、俄乌冲突背景下“带盟”对接的新路径
鉴于俄乌冲突给国际和地区局势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带盟”对接需要开辟新的合作路径，其核心是参与国如何通过机制构建进一步凝聚共识，绕过西方的贸易封锁和金融制裁，确保地区贸易秩序的稳定和供应链的有序循环。
（一）畅通定期沟通机制
由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会不同程度地冲击到其他成员国，因此，需要“带盟”参与国不断凝聚共识、协调行动，寻找绕过西方制裁的可行性替代方案。由于“带盟”对接缺乏制度安排，在打造统一合作空间的过程中，可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为对接平台的机制性作用。例如，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当中，除了印度，其他国家都参与了“一带一路”倡议，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观察员国都参加了上海合作组织，上述机制和倡议参与国的重合度较高。自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已建立了较完善的组织架构和制度基础，在区域合作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具备成为“带盟”对接所需的共同经济空间的潜力。特别是上海合作组织确立的元首会晤机制，各成员国首脑通过定期举行会晤，及时就突发的地区热点问题交换意见、凝聚共识。“带盟”对接也可以效仿，商讨对策并确定对接的优先方向。
中国和俄罗斯分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和欧亚经济联盟的主导国，同时互为最大邻国和战略协作伙伴，两国双边合作机制日益成熟。“带盟”对接除了要在领导人层面达成共识外，还需要执行机构落实，而各国政府间协调是实现对接的重要环节。得益于持续高效运行的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参与国可根据需要适时推动建立“带盟”对接参与国政府间会晤机制，共同商议元首会晤确定的发展方向，在对接领域、对接方式等问题上深度沟通、增强互信、寻求共赢。
（二）深入推进“带盟”对接
在经贸领域，受俄乌局势影响，俄罗斯与西方传统的贸易、金融、文化、科技等合作几乎中断，不得不更加倚重与非西方国家的合作，开拓新的合作空间，而“带盟”对接＋为俄罗斯提供了契机。“带盟”对接奉行公平和开放的原则，对接伊始，中、俄两国元首就将“开放原则”写进首份对接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该文件指出：“双方将秉持透明、相互尊重、平等、各种一体化机制相互补充、向亚洲和欧洲各有关方开放等原则，通过双边和多边机制，特别是与上海合作组织平台开展合作。”
与此同时，吸引利益相关国家和区域组织，壮大欧亚经济联盟的合作空间也成为各成员国的共识。《2025年前欧亚经济一体化战略发展方向》指出：“扩大联盟与外国和国际组织经济合作，使联盟成为当前世界最有意义的中心，确保与感兴趣国家的全方位对话和多形式合作，其中包括独联体国家……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接，致力于实现联合项目；加快与上海合作组织、东盟、欧盟和其他一体化组织的协作……”总之，“带盟”对接奉行“开放”原则，致力于吸引更多的兴趣国和区域组织加入，实现区域发展多元化，缓解面临的战略压力，也可为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带盟”国家应对西方制裁提供更广阔的回旋空间。
在安全合作方面，俄乌冲突恶化了地区安全形势，“带盟”国家需要加大政治与安全领域的协调力度。随着冲突的爆发，乌克兰转变为直接战场，为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滋生提供了土壤，该地区同时面临着阿富汗恐怖势力外溢的风险。“带盟”以及安全合作需要借助一些地区内已经形成的安全合作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塔吉克斯坦学者胡多贝尔迪·霍利克纳扎尔（Худоберди Холикназар）指出：“阿富汗局势再次清楚地表明，后苏联时期的中亚国家应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等权威国际组织密切合作，以保护其主权和民族独立。”由于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未来“带盟”对接参与国之间应建立必要的对话和安保机制，通过集体安全的路径应对地区恐怖主义威胁，为经济项目的落实提供安全保障。
（未完）
本文发表于《区域国别学刊》2023年第3期
转自：“北外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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