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贞节观念一直是明清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点之一，相关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大多数的研究，基本上趋向认同明代是中国贞节观念走向严格化、宗教化的时代，学者一般也多认为贞节烈女数量到了明代有明显地激增。然而所有讨论贞节观念的样本与对象都集中在妇女，甚至部分论题没有标示出性别，却“理所当然”地仅处理节妇烈女的议题，彷彿谈到贞节观念，即等同于“女性”的贞操。实际上，失偶的情形不应只出现在女性单方面，贞节观念也不应仅与女性的身体或婚姻有关，已婚的男性同样也可能面临妻子死亡或离去时，再婚或鳏居的抉择。
因此，引起笔者好奇的是：在普遍被认为中国贞节观念严格化、规范化的明代，男性守贞的情形如何？男性面对丧偶或妻子离去时，哪些因素会促使他们选择终身誓不更娶？官方与社会舆论对男子守贞又如何评价？易言之，本文旨在探索明代男性守贞的情形，并期待借此一窥夫妻之情以及鳏居期间其与家族成员之间的互动，作为观察明代男性生命史的一个面向。另外，经由本文对明代男子鳏居的讨论，也可让我们进一步思考明代男女两性守贞的意义，以及中国男性史研究对主流史学研究的可能贡献。
文章概分为四个部分：首先，笔者尝试厘清“义夫”在明代文本中的意涵，以作为讨论男子守贞的基础。其次，探究明人不再娶的可能原因与其贞节意义。第三，浅谈鳏居期间男性的家居生活及其与家族成员之间的互动，最后观察明人对男性守贞的争论与表扬。需加说明的是，本文所谓的“守贞”，仅针对失偶不再婚的情形而论，并不包括终身矢志独身者。
一、“义夫”之“义”
历代典制条文中，往往将“义夫”与“节妇”并列为旌表两性德行之条例。自南北朝开始，国家诏令属将政府旌表的对象，合称为“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或“孝子、从孙、义夫、节妇”。此后，自隋唐以至明清时代，“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俱为典章制书中揭橥旌表制度所表扬的对象。
然而，明代“义夫”所指涉的意涵为何？是指别具各项义行的男子，还是终身不再娶的“贞夫”？此为我们引用史料讨论男性守贞这项课题时，首先必须厘清的。
第一，明代文献中的“义夫”有乐善好施、捐资赈灾者之意。如弘治《徽州府志》的编者曾云：
义夫者，轻财仗义，或周人之急，或济人之危，而不为己私者也。而世人多以不再娶者为义夫，然亦未见其人。
作者解释“义夫”指的是轻财仗义者，并宣称从未见过世人所谓的“不再娶”之“义夫”。再者，史载明人“韩铎叔，士奇官副使。家居为盗所执，奋梃逐之，士奇获免。”其后，韩氏的侠义之举，博得阳曲周文端为之作“义夫传”，在此，“义夫”指的是行侠仗义之士。
然“义夫”一词在明代文献中常与其他词汇混用，需加注意。首先，明人文章告示中，“义夫”有时与“义士”一词通用。曾任广东提学的魏校（1483–1543）提及奖励节孝的财源问题时云：“广济寺乃私创，宜毁以灭迹，其寺田改为学田，附掌于学。凡郡有孝子、义夫、节妇，生当存问，殁当表扬者，于此取费。”在此，他以“孝子、义夫、节妇”连用，然于辖内求访节孝男女时却称“孝子、节妇、义士”。又，正德年间江西提学副使李梦阳（1475–1531）〈请表节义本〉一文中，也是时而用“义夫”，时而称“义士”。由于魏校并未说明“义夫”的定义，李梦阳文后仅列地方旌表笃行节孝的民妇，未有“义夫”之例，俱难辨明他们所谓的“义夫”之确切意义。
其次，前述“义夫”偶与“义士”一词通用，而“义士”又常与“义民”相通。据嘉靖《夏邑志》载：骆昭礼、仇显祖、杜敬、朱端，以上四人，俱于正统六年（1441）荒饥时各输米麦一千一百石助赈，“有司以闻，敕旌为义民。”而同卷记载嘉靖年间县民杨翁输谷助赈之事，朝廷赠以冠带荣身，则扁其门曰：“义士”。可见“义士”与“义民”亦有混用的情形，然除指乐善好施之人，“义士”同时也用来指称忠义之士，据《明实录》载：
浙江御史谢廷杰勘报嘉靖三十四年以来，御倭失事，指挥张大本等、义士沈宏、沈惟明及死贼节妇章氏等八人功罪死事状。诏大本等戍边夺俸有差，赠宏光禄寺署丞，录一子国子生，赠惟明府经历，并祀邑里章氏等，俱如拟旌表。
文中“义士”沈宏与沈惟明乃因忠义抗倭而受朝廷旌表，又《明史·孝义传》所列旌奖孝义者，则包含了别具孝行、数代同居敦睦，以及输财助官赈济者，卷中所谓的“义”并没有“贞”的意涵。由上述可知，明代官方旌扬的系统中，所谓的“义夫”之“义”，似有多种意涵。
那么，究竟明人所称之“义夫”是否有守贞男子之意？答案是肯定的，前述弘治《徽州府志》的编者，虽云未曾见过不再娶之义夫，但他接着却列举永乐年间歙县一位男子吴斯庸，年甫三十丧妻，子女俱幼，人多劝其再娶，吴曰：“吾闻妇人不再醮者谓之节妇，吾独不能为义夫乎？”显然吴自称为不复娶的“义夫”，其次，明人顾璘（1476–1545）撰有〈义夫马仲叟赞〉一文，更直接指出姑苏马仲叟，因丧妻，“不继室，从一而终”，人称其曰：“义夫”。表示明人所称之“义夫”，亦有指从一而终的守贞丈夫之意。又刘宗周（1578–1645）曾写到其祖父因感子丧母之痛，遂“不再娶，以义夫终。”在此也是以“义夫”来称呼丧妻而不续娶者。另外，程敏政（1445–1499）于文中更屡次以“义夫”一词来称誓不更娶的男子。
其次，明代地方志人物传记的类别中，除了“义民”，尚有“义夫”一项，追究这些传主的事迹，可发现此一类型确有不更娶之夫的意义。《夏邑志》载王志，年三十丧妻，誓不再娶，“终其身，无玷行”。王志的事被收入该志〈义夫传〉中，有别于同卷之〈义民传〉，表示编者视“义夫”为守贞之男性，与义民不同。另外，失偶却秉贞操之“义夫”，亦可称为“贞夫”或“从夫”，如：龙溪林清源，终身不娶，里人称之为“贞夫先生”；又嘉靖三十二年（1553）敕命项氏的碑文里，明世宗称项氏之节义值得表章门闾，足以“示贞妇从夫之谊”，即以“从夫”一词来称呼谨守夫妇不离之义的男子。综上所述，明代凡至行过人之男子，均可称为“义夫”，然其中确有一义指守贞不二的丈夫。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义夫”一词，并非起源于明清时代，但是将义夫泛指誓不更娶的丈夫，则可能至明代之普及。明清以前表扬男子谨守义节的史料，目前所见朝廷明令旌表守贞男子意义较明晰是《魏书》载：“普泰初，有司闻奏，废帝诏曰：‘贞夫节妇，古今同尚，可令本司依式标榜。’”本诏令直言“贞夫”与节妇一样值得标榜，此例显见至少在北魏普泰年间（531–532），政府已对男性之守贞有所表扬。可惜之后有关贞夫的记载，仅寥寥数例。
那么将“义夫”作为“贞夫”之意是始于何时？清初的方志编者曾曰：“汉唐以下有烈女而无义夫，近代始有义夫之名。”所谓的“近代”，很难断定是何时，查阅史籍志书，发现比较早将“义夫”用于指称“贞夫”者，为《开封府志》所载金朝的〈郭丙传〉，他因为感其妻义烈守贞，终身鳏居，人称其伉俪为“义夫节妇”。然此史料来自《古今图书集成》〈氏族典〉，书中所征引的是康熙年间修纂的《开封府志》，加以金朝的史料似也未见将誓不更娶的男子称为“义夫”，因此我们尚不能将“义夫”等同于“贞夫”的时间推及至金朝。目前所知，较早将义夫指称誓不更娶的丈夫，当在元代；《通制条格》说明官方旌表义夫一条曰：“大德八年（1304）八月……举义夫者，若共被泣荆，谊感宗族，散财焚券，惠济乡闾；汉薛包之昆弟让财，魏杨播之缌服同爨。”其对象包含了兄弟共被、让财之悌、散财救赡乡里的义行，还有同居共爨的孝义之士。其中“泣荆”指的是念旧而不改其志之人，其典故来自鲁女之泣荆，鲁女专一的故事，用于义夫，当指丧妻不再娶之士，又元末至正年间，范琦妻死不娶，人们称其夫妇为“义夫贤妇”，即是以义夫称不复娶之男子，然查元代方志均未见有关贞夫的〈义夫传〉，因此推测将不更娶的男子称为“义夫”，虽始于元代，但可能而至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5）以后才渐为普遍。
厘清“义夫”之多义，并确认有“贞夫”之意后，我们尝试进一步了解明代男性不再婚的情形。今人应会好奇，明代男性失偶之后，有哪些理由促使其选择鳏居？鳏寡期间的生活重心何在？人们对男性这样的选择又有何看法？
二、不更娶之因与其贞节意涵
（一）不再娶之因
归纳史料所见明代男性不再婚的理由有以下五点：一与子嗣有关，二为感念其妻、三为孝顺友爱、四贫困、五其他。
首先，许多已婚男子宣称自己已有子嗣，婉拒再娶或纳妾之建议，如常州杭济的妻子王氏卒后，亲友多劝其纳妾，杭叹曰：“我年已高，况有子，何畜妾为？”即以年老有子为拒。而福州罗泰，年四十，妻死，亦以有子，不复娶，方志载：“乡人高其行，咸敬慕之”，”若自己无子，则有以兄弟已有子嗣为由，坚持不再娶者。其次，亦有怜惜子哀其母之丧，遂不再娶。
其实，深究其因，顾虑后妻之虐子或娶妾室可能引发的家庭争端，是许多男性不再娶的重要理由，贡士樊天叙即恐再婚会成“家累”，故不更娶。海州卢旻亦担心后妻对于前子疏恩，遂不继娶。关于再娶可能招致街坊戚党的闲言蚩语，明末清初《温氏母训》曾告诫说：
中年丧偶，一不幸也。丧偶事小，正为续弦费处前边儿女，先将古来许多晚娘恶件填在胸坎。这边新婿父母保婢唆教，自立马头，两边闲杂人，占风望气，弄去搬来。外边无干人，听得一句两句，只肯信歹、不肯信好。真是清官亦判断不开，不幸之苦，全在于此。然则如之奈何？只要做家主的，一者用心周到，二者立身端正。
温母虽不期待子孙鳏居不娶，但诫词中也反映出续弦可能在家族内部所引起的是非。因此，亦有人在权衡娶妻妾之“自奉”与后妻疏于前子之利害得失，最终选择鳏居不娶，西安陈景常即是。
关于此点，笔者也注意到再娶与否的关键，常来自于母亲担心孙子将来之遭遇，或者妻子的期望，尤其是她们的遗愿，更让这位失偶的男性，难以拒绝。例如象山周黻则是忠于妻子吴氏之愿，她临终说道：“无他嘱，但后妻不虐吾子，瞑目矣。”黻遂终身不娶。而母亲的遗言，更是左右儿子对再婚与否的选择，许多义守亡妻婚姻关系者，乃是为遵循母亲的意愿所致，而这些义夫传，也往往被收于孝义或孝友传之中，如：
〔向希颜〕娶赵氏，寻以疾卒，生一子，甫六岁，母汤氏临终谓希颜曰：“汝若再娶，务恤吾孙。”希颜泣受教，遂终身不复娶。
对于此，李贤（1408–1466）论曰：“孝者，百行之本；义者，孝之推也。”也就是认为百善孝为先，守义乃基于孝之推及，向氏之行实孝义兼之。
第二，在明代男性守贞不更娶的事迹中，往往可以看到传主感念夫妻恩情的片段，此与节妇烈女传记着重描写女性经历的苦节烈行，却罕见妇女表露对丈夫情爱者，大异其趣。其中，第一种情形是妻子贞烈舍身，丈夫感其义烈而不再婚；《明史•列女传》就记载了这样的事例：
庄氏，周彦敬妻，彦敬栖霞知县，氏读书知大义。乱起，乡人悉窜山穴中，氏以男女无别有难色，彦敬强之，曰：“不入且见杀”。氏曰：“无礼不如死，君疑我难死乎？”即引刀自裁，彦敬感其义，终身不复娶。
其次，有的男子感念妻子孝事并有贤助，故终身不再娶。例如松江周绍节感怀妻子李氏侍候母病而劳瘁，誓不继娶；上海韩恕亦感念其妻之贤孝，终身不复娶。又，武进梅呈华，孝事孀母，妻早殁，人或劝其续娶，其曰：“吾母一生孀守，赖妻调护，若再娶，此心何安？”遂不再娶。由此可见丈夫对妻子事姑之孝的感恩。另外，明清之际，徐枋（1622–1694）记其姐夫吴佩远，“义不顾家”，姐“率家累、变姓氏，流离转匿，始终祸患者七年，而一病遂不起。”吴氏因感念其行，亦终身不复娶。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守贞之夫对亡妻表达情义者，徽州商人程廷全之妻以劳瘁早死，妻临终之时，程誓曰：“必不更立室”，鳏居二十年如一日，人皆称“义”。又杭州宓志絙之妻孙氏病殁，志红痛悼，毎有谈及者，“辄泪下”，毕身不再娶。此例更足见其伉俪之情，由此也可看出明代男性之誓不更娶，实有谨守夫妻之义的意味。
三、除了要养育子嗣长成，家庭中孝顺友悌的责任，也让许多男子选择不复娶。首先，有的决心要专一孝养父母而不再娶妻者，如杭州诸原振，因母孀居，丧偶不娶，朝夕侍汤药，数十年不离母亲左右。而有些母亲对媳妇不满，也使儿子对再婚多所迟疑。六合刘闵以妻失爱于母，黜之，终不复娶；福宁陈荣，妻亡，不再娶，因恐“不当母意”。可见母亲对媳妇的喜好与否，亦影响儿子婚姻的存续。小说《型世言》里即描写一位光棍谎称巧巧为其堂下妻，因妻子与母亲不合，故欲将之卖与吴朝奉，再行另娶。他说：
这房下虽不曾与我生有儿女，却也相得。不知近日为些什么，与老母不投，两边时常竞气，老母要我出他。他人物不是奖说，也有几分，性格待我极好，怎生忍得？只是要做孝子，也做不得义夫。
此语虽是捏造来蒙骗他人，却也透露出当时男子面对婆媳不睦，居于孝子与义夫的左右为难。
其次，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因友爱手足而于妻亡之后不再婚之例。桐城张思谊因弟“孱且愚”，由其养之，思谊未满三十岁即鳏居不娶，理由为：唯恐有家室则疏于照顾其弟。浮梁金兑说，年二十二丧妻，不续娶，“以其力为诸弟婚”，其父为此曾垂泣曰：“儿为弟计，自鳏三十年，不知古有此人否？”但金氏仍终身不娶，可见其以弟之婚事为虑，以致影响其自身之再婚。
第四，我们怀疑，贫困可能也是男性丧妻后不再婚的重要因素。胡居仁（1434–1484）曾在嫂嫂丧葬期间遇到邻家鳏居的范胜良父子，父年近六十，子年三十三，他问其何以不娶，曰：“贫故也”，明白地说出不复娶的重要因素是贫困。又，成化年间，河南陈铠祥亦因家贫，妻死，不复娶。另外，乾州冉尚谦，妻亡时，年仅三十二，誓不更娶，“贫瘘持什”。不过，或许由于文集方志所见的传主通常不是市井或务农之小民，这些传记较少呈现贫敝无以娶妇的鳏夫，因此类似的史料并不如想象的多。然而由明代婚姻论财风气在部分地区相当严重看来，若欲明媒正娶再婚，恐怕所费不赀，前述金兑说“以其力为诸弟婚”，即暗示了当时结婚可能需要庞大之花费，以致为兄者乃省其再娶之资以助其弟之聘，因此笔者推估明代许多男子未能再婚，应其无婚聘的能力有关。
最后，有一些个别的因素使明代男子选择不再婚，如于谦（1398–1457）年未五十丧妻，以“王事之多艰”，不再娶。或有沿袭父志者，明中叶中书舍人宋原亮，妻朱氏卒，不再室，人劝之娶，原亮曰其幼失恃，父终不再娶，“悉敢违”？遂不更娶。宋氏父子俱鳏居的情形，不禁令人联想到明清时代许多家族婆媳一同守节的情景。
（二）义夫之守贞
人们或许会怀疑这些失偶却选择不更娶的男子，是否可称为“守贞”？实际上，许多事例显示，明代鳏夫自身或他人确实有意识地视不更娶的行为是忠贞或义行，首先，一些论及男性不再婚者，多将女性之守节对照男性的不娶之义，表示义夫与节妇同样是守贞，例如：六合田慎，年少失偶，不再娶，他曾自云：“天下妇尚有节，男可无义乎？”显然以身为男性若不守义为耻。前引弘治《徽州府志》载吴斯庸曰：“吾闻妇人不再醮者谓之节妇，吾独不能为义夫乎？”即用义夫对照不再醮之节妇。另外有以鸟兽之相爱不忍分离来比拟夫妻之间的关系，如淮安许大受，妻亡誓不再娶，人劝其聘，他认为再醮是“失节”，而“鸳鸯不再配，人而为之，鸟不如也。”强烈地表达不再婚的意愿，以及守义乃人应持之节操。另，沈太医壮年失俪，不再聘，明人宗臣（1525–1560）称其乃“笃夫妇存亡之心，则犹足振颓淳漓，赞翊人纪。”时胡柱史为之撰“义夫传”。进些都是强调谨守夫妇之义的守贞之夫。
其次，明人王慎中（1509–1599）所撰的〈石淙贞夫小传〉，为我们提供明人视男子不再婚为“贞”之意的重要证明，兹录于下：（为方便划论，我们自行将原文分为若干段落）
石淙子，中年亡其妻，不更娶。
或有问于石淙子曰：“而之不室其为思乎？”曰：“哀有数而情有极，日远日忘，吾岂能无与人同哉？且夫思其亡而不室以副之，是耽而不士也。使吾思之不忘，虽有室犹思也。已忘之矣，虽不室犹无益于思也。吾岂为是哉？”
然则其恶败乎？曰：“配匹之伦，人道之大也。制义而能别士之事也。岂以有室而斁德哉？吾少也有室，苟能不败，岂其彊且艾而恶之？且人将于是观行道而考刑家焉，若之何恶之？”
然则其虑患乎？曰：“世之以继内祸家者有矣，而以福其家者亦不绝于世。吾安得独疑人之女之不能为福，而过料其身之不能？与人之女共福也，而先为虑以绝之？非所闻也。”
然则其养生乎？曰：“吾养备而动，时则六气不能病之矣。且夫交接有节，而和乐不淫衽席之上，固所以安身而定命也，必欲绝伦偶配，合以养其生，是异教之所云，吾不谓然也。”
或者不得问曰：“异哉！夫夫也，吾见世之不更室者少矣，其或有不更室，未有不居一于此者矣。夫夫也，皆不谓是也，不亦异乎？”
有人提出四个问题质疑石淙不再婚的理由，但无论是思念亡人、以再娶为败德，虑后妻之乱家或为养生，皆非传主选择鳏居的主因，他一一予以反驳，接着人们又问：
于是退而侦其实，曰：“是必其人微而名家莫之与女也。”则石淙子之门独名于州，州之巨室慕其德而愿以女侍巾帚者皆是也。
“是必其家贫而力不足以具财也。”则其家故饶于赀，粟之积于塲，足以振四境之乏而无不给，鳏夫旷女待其资赡以有家室者，不知何人也。
“是必其子顽而持其父，使不得娶也。”则其子长而且贤，日夜以请于其父，欲有母以共朝夕。至不得请，则属其族人、父兄、外姻、子弟、交游、长老以为请，而石淙子不变也。
“是必憋懯侗蒙麋鹿性而山谷姿好，去人论而专娱穷处者也。”则石淙子方以恩礼，敦叙一家以及其乡之人，其祭祀时而婣睦，厚宾际不倦而望守相亲，非所谓好独而离群者也。
是否因为石淙家微、贫困，还是子辈不愿其再娶，或者是好离群索居所致呢？上文作者逐一解释。由此看来，石淙既为名家，又富甲一方，且与族人守望相亲，前列之因素，俱不成立。那么到底石淙为何不再室呢？传曰：
或者涣然以悟曰：“夫夫也，其抱贞而处，载和而游，行乎其心之所安，不以物累，贸其乐率乎。”其性之所可不以名迹滑其天，故未尝不重思亡，故行古之所未有而不以峻自矜，为人之所难能而不以怪自异。吾不知所以命之，疆而名之曰：“贞”。
人们终于了解石淙是“抱贞而处”，悠游自在，不以物欲累。王慎中认为石淙并非为沽名钓誉，其行实曰“贞”。简单的说，作者以为石淙的行为乃“贞”一字可括，文中借由人们对石淙不再婚之因的诸多疑问，凸显其不更娶实为守贞之意。
另外，李光缙（1549–1623）论龙溪林清源义守妻子梁氏之遗言不再娶，有曰：“君子贞而不谅，大杖可走，乱命可违。不告之娶，父子犹然，况夫妇间乎？”认为林贞夫谨守夫妻之义。他又说林氏：“非以妇人固守终身，卒践其言，此亦儒者克己之学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割股庐墓可孝，鸾胶不续亦可贞。故以是贞之。”强调林清源不是因“一妇子语”而系其手足，使其不再娶，实是遵行大义，克己复礼，其行为可称为“贞”。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誓不再娶”的男子，有时也会借由一些具体的行动来表达其守志不移。例如淮安陈尚义，“染薙于九莲庵，构梅花精舍，寝食其中，示无移志。”男子索居于精舍，表达不移之志。而清初甚至有人“刺右臂，‘永不重婚’四字，以终结发之义。”可见明清时代的男子亦有以象征性的行为来表明其守贞之志的举动。
要之，明代男性无论是丧偶失俦，或者少数因出妻而失偶，他们最后选择终身不再婚，不仅是基于家族利益的考量（担忧后妻之虐子或乱家）以及孝悌的表现（专心养亲、照顾兄弟）而已，其实背后也有强烈的坚守夫妻情义的意味。诚如不再醮之节妇以孝养翁姑、抚育遗孤、经济困难等等因素作为守贞之考量，妇女出于自愿或非自愿的守节，并不影响其被视作守贞的状态与被称为节妇的事实；孝养翁姑的孝妇，以及为抚孤而守节的寡母，同样都被称为节妇。上述这些养亲育子的鳏夫，失偶之后选择不再聘妻，无论其动机之多样，我们亦可视为“守贞”或“守义”。尤其时人称其“义不再娶”，或直接以“义夫”、“贞夫”来称呼他们，即是明代男性“誓不更娶”实为守贞意义之最佳明证。
三、鳏居生活及其与家族之关系
目前所搜集的史料显示，明代男子守贞的年龄多半在三十或四十岁左右，或者含糊地说于其“年少”、“壮年”、“盛年”等。根据学者的研究，十七世纪欧洲的鳏夫，常倚赖宗教信仰以及家庭成员的支持来渡过余生；而明代失偶的男性，其居家少了妻子的照料陪侍，其生活起居与重心何在？除了离群索居、独身禁欲者，鳏夫与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又如何？
在日常的打理方面，传记中常会为鳏夫居家生活的陪侍情形记上一笔。有的写其不再娶妻妾，起居由媵婢来照料，如：陈应认为继室将不利前子，且有败家之虞，故不再娶，由一老媵陪侍，人称之“义夫”。《苏州府志》记载马瑢因其元配事姑劬劳而死，不重娶，人劝之置妾，乃“不得已，畜一女奴。已而嫁之，犹处子也。”如此一时义声闻于乡里。另或由童子侍之者；《青浦县志》载蔡汝贤，壮年失偶，义不再娶，“所至携二童以行，萧然如僧舍。”又，福建右布政使杭济年六十三丧妻，遂不复娶，常独寝一堂，“命童子侍盥栉”。于谦鳏居期间也是仅留一养子侍之。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以媵婢或童子照料，这些记载主要皆为凸显其不近女色的一面。
另有不少传记描写鳏夫之清心寡欲或者生活的悠游自在。吉安胡文宗入仕之时已失配室，无滕妾至终老，吟咏书史，足不踰阈，府志称其门前冷清如僧舍。亦有记载鳏夫读书以绝欲者，如解缙（1369–1415）即写章江刘观，妻死，誓终身不再娶，鳏居四十年，“读书绝欲”。而福州罗泰与少宗伯萨琦，亦鳏居，常一同论《易》。又监察御史严恭年四十丧妻不娶，墓志铭称其“虽老不近侍婢，喜究释典，意澹如也。”皆是读经典以渡余年者。另，卢陵彭景岳，早鳏，不再娶，饮酒吟唱，钓不具钩饵，随心所欲，自号为“吟源钓者”。以上闲云野鹤、无欲安居的记载，描写了男子守贞的经验，也反映出一般认为男性鳏居生活情欲难抑，这些被称道者之禁色绝欲实属难能的想法。
然与寡妇不同，男性妻亡守义，其经济生活罕见因此陷入困境者。少数记载其以务农维生，如马瀛，妻亡，瀛年三十三，誓不再娶，“耕田教子”。而有不少归乡担任教职者，如程敏政曰山阳杨旻“中岁失偶，不再娶，人称为义夫。抱遗经为里塾师。”而富户的鳏居生活更不受影响，《喻世明言》即写到：
话说国朝永乐年间，北直顺天府香河县有个倪太守，双名守谦，字益之，家累千金，肥田美宅。夫人陈氏，单生一子，名曰善继，长大婚娶之后，陈夫人身故，倪太守罢官鳏居，虽然年老，只落得精神健旺。凡收租放债之事，件件关心，不肯安闲享用。
倪太守拥有肥田美宅，看着儿子成婚，免却一桩心事，虽年老独居，收租放债，生活也不虞匮乏。
又史料中也偶见鳏居者从事家族乡里的公益事迹，例如王怡鳏居终身，置义仓义田助人。寿昌吴定，年三十六，妻卒，不再娶，无论“建桥梁、修道路、救灾恤患，悯匮睭穷”都汲汲为之，唯恐不及。宋原亮则鳏居二十七年，期间为族党济贫治病，救人无数，一次亲戚有疫，人皆忌之，无敢过门者，原亮独宿其家，“生者为治医药，死者为之殡葬。”而能义助他人的鳏夫，生活应当不虞匮乏。如此急公好义的形象，可说更强化了鳏夫“义行”的一面。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经济上不虞匮乏的鳏夫记载，可能与传记所记载的社会阶层以士人居多有关，目前所见明代鳏居男子的传记，以诸生以上者为多。而即使其生活贫困，相信也非因丧妻所致。无子以奉终老，相信才是鳏夫老年生活可能之威胁，可惜目前所见史料不足，难以论之。
除了部分隐居独身者，上述已经归纳明代男子不继娶的重要理由有孝悌、育子等因，此亦反映了守贞男子鳏居期间与家族成员之间的密切关系。志书载江陵靳相，妻卒不复娶，躬爨以养亲，可见丧妻之后，鳏夫往往担起中馈的责任。又，上元程炜，早丧偶，不再娶，侍父寝三十年；桐城张永锡，鳏居不娶，“同父寝处”。此皆是长年侍父寝居之例。而卜纩丧其妻子史氏，独身养其母、己子与兄弟之子女，其家族责任之重大可见一斑。也有不少鳏夫友爱手足的记载，如析田产时，自取贫瘠部分，以腴田让弟。唐泰恩，妻死不再娶，举其产，分为四份，给予弟和三子分之。又湖广俞彧，无子，妻死而不再娶，“依弟以老”。另外，我们从叶窠之妻党哀痛其子幼，劝之再娶的例子，也可发现少数鳏夫与妻党之间的互动。
许多鳏夫常被称誉“处家有序，教子有方”，可见鳏居男子与家族的关系，处家养育子孙实为守贞男性的生活重心。史载徐冀守义期间执爨养亲，推产让兄，教子孙尤严。前述中书舍人宋原亮，幼失恃，父终不再娶，他也决定不再婚；原亮而对父亲守贞之义与照护之恩，持有无限地感怀，也显示鳏父对儿子将来婚姻的选择亦有影响。另，耿定向（1524–1596）之祖父，终身不再娶，定向曾回忆其祖之呵护道：自襁褓时，祖父抱之不离手；一次定向发疹甚厉，侍者皆秽之，祖独置之于腹，即使定向之父垂泣请仍不听，后又亲自教授定向经史撰文。由此一方面可看出定向感恩之情，一方面也显示鳏居的父、祖，在家族内御家以礼法，并以教养子孙或作为生活的中心与职责，丝毫不懈怠。不过，也有鳏夫委托家人照育幼儿者。刘宗周之祖父丧妻，义不再娶，父刘坡乃由曾祖母抚养长大。又卢达妻死不娶，将子托寡嫂杨氏抚育之，遂自行云游四海；子卢钺寻父多年终获，然时父殁已久，后有司却赐达为“义夫”。由此例也可以看到，即使不负育子之责，也不妨官方对鳏夫守贞之褒扬。
总之，守贞不续娶的男性，身份角色不会因失偶而动摇，经济生活比起寡妇来说也比较不受婚姻的失效而产生立即的冲击。传记多记载他们鳏居期间淡泊名利，或孝事父母、友爱兄弟、教养子孙的情形，使我们得以一窥其鳏居生活。可惜由于史料之限，有些因为贫困而无法续娶或老而无依的鳏夫，其独居的经验与情感，较难被发掘。
四、男性守贞的争议与表扬
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是，乡里与官方对男性守贞有何评价？他们可能会面临何种压力、责难或者得到如何之旌奖？
（一）于礼太过？
首先，我们看到劝说再娶者有父母、儿子，也有妻党、邻里。除了子女，大部分劝娶者多强调娶妻对家庭的责任，例如《徽州府志》的编者曾云：“若无子不娶，绝先祖嗣，乃不孝之大者，何义夫之有？”即是批评妻亡不再娶之行，与孝道之继嗣有所违背，不能称为“义”。此外，除了以延续子孙为诉求，还有视不娶则“中馈无人，恐不能曲尽甘旨”之言。由此可见，欲守义从一的男子可能首先面临到的就是继嗣与侍亲的压力。
明人有批评男性妻死不续娶是“于礼太过”，但顾璘（1476–1545）则称马仲叟之不再继室，实为义夫，他说：
于其伉俪，贫不食盟，丧不继室，从一而终，若女子于丈夫然者，斯亦人情所难矣。或批评以礼规其过厚，几以其所易以便乎从薄者哉？
他将男女的从一而终相作比拟，并认为人们或许会批评“丧不继室”是于礼太过，但总比循薄俗者佳，因此其赞之曰：
桓桓焉叟，执义维烈，天降有贞，俗染罔湼。女也从人之死靡他，士也二三揆衷则那。睠彼鸿雁，不二其逑，胡斯人斯，乃弗尔侔。有男翘翘，有孙济济，无乏我后，奚乱我配。先民有作曰：曾氏贤维叟，懋德亶乎与肩。
顾璘论及士之守贞犹如鸿雁之忠于所逑者，文中暗指只要“后继有人”，何必一定要娶继室之意。
而不复娶所牵涉到“礼”的问题，乃明人论及男性守贞所关心的焦点，针对此点，岳正（1418–1472）论曰：
妻亡而不再娶，礼乎？曰：“非礼之经，礼之权也。”男子生而愿为之有室，将以传继嗣、奉宗庙，是固不可以不娶。娶而不幸或亡，则为之原情制服，服尽而再娶焉。不如是则继嗣不传、宗庙莫奉，亦君子之不得已者。礼之经也，娶矣。或中道而丧，或垂世而逝，不独有子也，而又有孙；不独有稳，而又众且贤也。如是而复娶，不幸而遇不肖之妻，其不至于虐孤遗、间骨肉、产荡而家破者不已焉。然则继嗣不绝，宗庙有承，与其再娶以乱吾家，孰与不娶以全吾美，此礼之权也。
即是认为虽然男子应再娶以传继嗣，奉宗庙，才符合“礼”，然若“继嗣不絶，宗庙有承”，即使丧妻不更娶，乃是考量再娶可能发生争端之后的权宜之计。也就是说，只要家族不绝，宗庙得祭，不再娶之事，就不被视为大大地违礼了。作者于文后又评陈景常不复娶之义曰：“夫富者心易荡，壮者欲易生，若景常者，当壮年、处富家而不事再娶，非达礼之经，而以权行之者，能是乎哉？”强调壮富之男性不易守，而陈景常之守义符合礼之“权”，更加地难能可贵。
明人另有强调夫妻之恩义实为礼之根本者。如陈贵，四十余岁鳏居，人劝其娶，但他认为“嫡继偏私，未有不乖其伦者”，幸复有子，且“夫妇之念，不可移也。”也就是说，陈氏担心后妻虐前子而不再婚，并在已有子嗣的前提下，提出了夫妇之义不可移的想法。张宁称曰：“礼始于夫妇，恩始于父子，业始于稼樯，本之固也。”更以夫妇、父子之恩义，作为礼之根本，提醒世人应善加巩固。关于夫妇之恩情，明代有许多夫妇合葬的例子，墓志铭中对之亦多所描写，如王玑（古潭）思念妻子陈氏鳏居不婚，王氏死后，子将其母迁之合葬，郑文康（1413–1465）为之撰铭曰：
一夫一妇偕老，是矢茈虒，参差固多有此。夫鳏可续，妇寡惟死。于可续者，亦有中止山海盟坚，或已有子。古潭孔义内君多祉，中焉。暂分终复，其始南高村南新官，在是一笑相逢，何如其乐只。
铭中提到世间对男女贞节的要求实不公平，但即使一般男性被允许再娶，传主王玑却选择鳏居守身，其伉俪之情义并未断绝，妻之先卒只是让他们生前暂时分离，死后的合葬，则又使其夫妇再度相逢。从中，我们更进一步感受到明代夫妻之情爱恩义。
另外，有些称美守贞义夫者，主要强调其为“义”而忍受孤独之难能，并将之作为抛亲弃妻之讽。尹台论曲岩老人蔡叟之守贞，颇有感叹地说：“嗟乎！世衰道薄，束绅黼袭，跖跷行者，何筭有如斯人。余耳目所及其几哉？”而徽州汪司义为父庐墓，又妻死不再娶，人曰其“孝子义夫”。程敏政称：世风日下，汪处士的行谊足以使悖亲、弃妇者自惭形愧。
由上述可见，男性失偶可能会对家族宗庙之无继产生威胁，历来以此不合于“礼”，并不鼓励。然明人却提出权宜之计，认为只要继嗣、祭祀不绝，不娶不仅是可被接受的，还可以作为劝世之楷模。他们甚至于以妇女不再醮之节对比男子不再娶之义，讲求两性皆可（或皆应）为夫妇的恩情而守身。以下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誓不更娶的“义夫”受到官方或乡里之表扬，更足见明人对守贞男子的称颂。
（二）表扬义夫
1．乡人义之
首先，乡里间对鳏夫的称义，在方志中并不少见。崇祯《乾州志》的作者在孝义传所录三位誓不更娶的义夫，皆仍健在，如此为生者立传留史的作法，可知其称美之力。又沙县范本德，鳏居三十余年，不蓄媵妾，乡人义之；也有鄕里称鳏夫之居曰“义庵”者，俱为邻里乡党所褒扬。其次，地方上乡饮酒礼，也屡推年高德劭的义夫任之。龙泉张调鼎，鳏居终身不娶，“迹谢公庭，行推乡党”，隆庆年间屡推之乡饮。苏藩年三十妻亡，因已有子嗣，不再娶，教子课孙，五代同堂，乡族称为“义夫”，也被公举乡饮。
又，地方文士对贞夫的行谊，颇多感叹，也留下不少称颂的诗文，如陆容（1436–1494）有诗一首曰：“不借鸾胶续断弦，半生看影暮灯前。自甘名在穷民列，肎使单衣累子骞。”称美杨义夫为免后妻疏于前子，自甘清寒守贞。而尹台闻人称曲岩老人蔡叟之行，即作诗和曰：“曳杖行歌雪满颠，世人徒羡钓璜年。岁寒桂树聊攀倚，春晚兰苕故秀娟。卖卜不张吴市肆，垂纶长放洞庭船。冥鸿世网谁能那，我忆高人颖水前。”描写蔡叟鳏居不娶，清心寡欲之高行。
诚如节妇烈女的产生常因名士或权望之传颂而较易得到官方的旌表，“义夫”亦如是。姑苏马瑢即蒙数位文人为其作诗文，其中吕柟（1479–1542）曾题诗一首云：“采药三江共五湖，壮年失配白头颅，日有兰桂阶前茂，始信人间有丈夫。”方志载：“有司遂应诏节妇孝子有之矣，义夫旌者自瑢始。”然有的则是在地方上别具名望，其行谊较有机会被表扬或记载。丰城杨琏为南昌府府尹杨铨之父，以妻贤孝而不再娶，杨铨劝之弗听，平日敦行守义，万历十年礼部以“孝义兼全”称之，乡里推服，以乡贤崇祀之。后杨琏的事迹被收入《丰城县志》〈义夫传〉中，或与其为知府之父有关。不过，我们也发现，节妇的事迹往往有赖其子与学士文人的歌咏而传世，相较之下，男子守贞不娶的行谊，似乎以地方乡里的称美为多，较少见其子对之大书特书。其次，这些鳏夫的事迹多与公义、孝友之行结合，一同被称颂，寡妇则较与孝行连结。明代两性守贞之比较，仍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究。
2．官方旌表
除了“乡人义之”，政府的旌表制度，更使别负高操的人士，得到旌奖。有关旌表义夫的规定，明洪武元年（1368）令曰：“凡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至行卓异者，有司正官举名，监察御史、按察司体核，转达上司，旌表门闾。”二十一年（1388）又榜示天下曰：“本乡本里，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及但有一善可称者，里老人等以其所善实迹，一闻朝廷，一申有司，转闻于朝。”可惜其中对于“义夫”的确切内容，在官方制书中皆未得见。“义夫”在中央旌表的系谱中，可能是一个较宽广的、泛指行义男士之意。而明代旌表“义夫”、“节妇”的概念，根本的区划或许在于“男性之行义”与“女性之守贞”。
然考察史料发现，官方旌表之义夫，确有指贞夫者。明人王圻（1530–1615）所编的《续文献通考》之〈节义考〉收录有三位义夫的传记，所指皆是谨守妻死不娶之义者，其中明初的李宗颐即得官方之旌。传曰：
李宗颐，靖安人。……陈友谅陷南昌，妻夏氏自溺井，宗颐义之，不再娶。国初擢国子学正，后拜御史，累官礼部尚书，表为“义夫”。
又万历年间诸生朱扆，曾以“义夫”被授与冠带，亦为官方旌扬之一例：
朱扆，万历间诸生，与妻李氏侍母病，衣不解带者三月。妻素羸，遂成痼疾，与姑相继卒，时扆年未四十，誓不再娶。县令为详府云，庐阳有节妇、无义夫，几为缺典，宜表扬以励人心，准给冠带。
引文中的“准给冠带”，即是官方表扬的象征。而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在明中叶开始，官方对旌表的对象有了阶级的限制，规定不准生员等陈请。这样的限制，可能是源自人们认为“若士大夫之家，何人不当为节义孝顺者”的想法，但此则案例的传主为诸生，却得官方表扬，显示官方对义夫的旌表，亦有不合例之处。
另外，方志中亦可见不少诏旌义夫之例：高邮尤佐鳏居七十三年，同里进士李应轸偕诸生公举其义行，州守旌表其门。而宝应邵明之妻张氏卒，邵因忧后妻疏于待子，又追思张氏之贤孝，遂不忍复娶，鳏居四十余年，官方题其榜曰“义夫”。高淳陈九阶之妻夭折，陈誓不再娶，“县申两院给冠带”，旌曰“特恩褒义”。另前述甘肃苏藩，年三十，妻亡不再娶，则得各官旌奖，免其杂徭。由此显示无论中央或地方，对守贞之义夫的表扬皆不遗余力。
清初沿袭明制，制书所称旌表的内容也与明代相同。而明代关于守贞节妇之旌表有年龄上的限制，义夫则无，义夫旌表之具体细则，到了道光年间《礼部则例》才对“义夫”有了清楚的界定与表扬资格的限制：
义夫应旌表者，须年在三十岁以内，已有子嗣，原配身故并不续娶纳妾，且孝友克敦，素性淳朴，至六十岁以上，身故后，准请旌表。
文中指出三十岁以下，已有子嗣，丧妻不娶，至六十岁以上，孝友性淳的男子，身殁之后，准予旌表。其中“已有子嗣”的规定，意味着完成延续后代的使命，仍是欲实践守贞的男子所被期待之前提。
简言之，明人对男性之不更娶，基本上的质疑是在“不孝”与“过礼”，其症结其实还是围绕在家族香火是否得以承续。但由文人对鳏夫谨守夫妻之义的称颂，以及乡里与官方对守贞义夫之旌扬，可发现明人视男子的守贞亦为值得褒扬之德行。
结论
民初著名中国妇女史研究先驱陈东原指出：“贞节观念经明代一度轰烈的提倡，变得非常狭义，差不多成了宗教”一说后，有关明清时代的贞节观念，在学界引起相当多的讨论。根据学者的研究，明清时代妇女守节盛行的原因，除了儒家伦理价值的影响，还有经济条件的考量、男性文人科考竞争所引起焦虑与挫折的投射、以及阶级社群为保荣誉的压力与竞争等等。另有学者认为明清时代婚姻制度的改变，流风效应与道德压力之下，使寡妇守节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追求自利）。又最近的研究则指出，朝代的更迭、满族的统治与文士的狂热，也是清代特别重视“贞女”的重要因素。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研究皆将明代视为中国贞节观念发展、实践的重要时代，然却罕见学者注意男性鳏居的情形。
有关明清时代婚姻史的讨论，也常将焦点置于女性在婚姻中的实践，而忽略男性的经验。少数几位专研清代婚姻史的学者，利用档案研究男子的赘婚、晚婚及不婚等，提供我们对前近代中国男性在婚姻制度中情形的了解，可惜亦未专就鳏夫作一考察，关于丧偶的讨论，多数学者还是关心妇女的议题。可见目前我们对中国历史上寡妇的研究比鳏夫要丰富得多。这些鳏夫“不被看见”的原因，如果我们由平均寿命看来，明清时代女性的寿命一般高过男性，因此相对而言，丈夫鳏居的机率比起妻子孀寡的情形要来的低。其次，或许缘于失偶男性的对婚姻的选择，往往不被视为与贞洁有关，以致世人多仅注意女性守贞的情形。再者，这些贞夫的事迹往往不若妇女传记的“节烈文字”那么“至奇至苦”，所以也就难以浮现，可能因此造成男性守贞不被重视。
本文在大量的方志文集之中，追寻明代鳏夫的身影，尝试探究明代男性的婚姻选择与贞节观念之间的关系。目前发现，虽然明清社会男子续弦是普遍的现象，但是，当我们深入探讨明代信守终身唯一配偶时，亦可见到一些失偶的男性选择不再娶或意图不续弦的案例。而由明代男性谨守夫妻之恩义，以及以“义夫”、“贞夫”来称不更娶丈夫等情形，可以确定明代男性确实有守贞的想法。而男性再婚并不会动摇父系家族的利益，在婚姻市场上，也不会因此而致恶名，甚至还有丧偶者，“富人争欲妻之”的情形。然而，也就是因为男性的守节不具强迫性与规范性，其守贞的动机无论是为了孝顺父母、抚养孩子或者感念前妻，其坚持从一而终的意志与真情，更是我们在时论明清时代贞节观念时，不当忽略的。
其次，明人对男性守贞的争议与讨论，也让我们嗅到明代并不把贞节仅仅框在女性身上，守贞也可以是男性被褒扬的德行之一。而且进一步探索明代男性的“誓不更娶”，我们发现“义夫”守贞的意涵似乎到了明代才有比较普遍的使用，至清代旌表制度更有了清楚的界定，此发现似能与学界认为明朝是中国史上贞节观走向严格化、宗教化的重要时代，相互呼应。
再者，若以关怀男性的生命与经验出发，我们还可一窥男性与家族中夫妻、父母、手足之间的互动。相关史料主要记载男性鳏居期间孝顺父母、养育子孙以及清心寡欲的一面。而由其选择不复娶，以及时人对守贞男性的评价，所显露男性对妻子的感恩与情义，也可令人进一步思考明代的夫妻之情。
而值得说明的是，男性失偶或再婚并不会使其身份产生重新定义的必要，但其守贞也不是毫不受限的。史料显示，明代男性若欲“从一而终”，在现实上常会遭遇家族对其广继嗣的期望与曲从父母欲其再婚之意。简单的说，男性的守贞可能会与尽孝道产生冲突。而我们也看到人们对男性德行的要求，是以孝道优先于对妻子的忠贞；此与女性之守贞即使违反父母翁姑之意，仍被称颂，也就是贞节优先于孝顺的概念，相当不同。另外，家人担忧继妻之虐前子，显现了人们对后母的刻板印象，以及忧心子孙不被妥善照顾的焦虑，这也让男性面临再婚与否时，多所疑虑。清人汪辉祖（1730–1807）就曾提到：“继娶难为父”之言。他说：
妇未必皆贤也，而所生子女无怼母之人，不幸丧偶，处不得不继之势，遇不贤妇，强分畛域，调剂之苦，天实为之幸。而妇知大义，未尝不慈，而前妻子女外视其母至父有诲劳，辄归过于后母之所为。为之父者，责善不能避嫌，不可动而得谤，是谁之过与？
由此可知，男性在婚姻的选择与经营上，常会因社会对其性别角色的期待，造成即使其愿意对妻子守贞，仍会遇到不少有志难伸、委曲求全之处。此显示我们若由男性的经验出发，关于明清时代贞节观念或婚姻生活的讨论，可能还有厘清与补充的空问。
综而言之，虽说过去的历史研究，几乎都是由男性来记载，以男性的、父系的观点发言，然真正属于男性私领域的生命与经验，在学界却未受到相当的重视。许多以男性士大夫为研究主体的课题，往往着重在此一社群的阶级、知识霸权的特性，较少侧重从性别或私领域的角度来关心男性的生命史。2000年Susan Mann教授即提到中国史领域中，男性研究并不太被关注，她认为因为过去数十年来，我们总注意中国社会父系的、父权的、男性宰制的主题，而且许多学者以为我们已经了解够多的男性史了。她以男性的人际关系觅例，说明性别、男性气质、性别关系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仍有被挖掘的必要，而且这样的研究也可让我们由此省思女性史的研究方向。本文探索明代男性守贞的原因与评价，即是试图一窥男性在被称作中国贞节观念严格化的时代中，其自身贞节之实践与人们对男性守贞的想法，而在此基础之上，更可进一步比较明代男女两性守贞的情形与意义，丰富我们对于明代社会的了解。
本文来源于《中国史学》2005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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