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黄宗智：重访“大分流”：澄清中西历史和现实中两大不同农业演变模式

重访“大分流”：澄清中西历史和

现实中两大不同农业演变模式

黄宗智

中国人民大学 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北京  100872

▲原刊于 《东南学术》2023年第3期，约13000字

一、两大农业模式：农牧结合vs.单一型的小农经济。首先，我们要区别中英历史上两种截然不同的基本农业模式，一个是农牧结合的农业，另一个则是单一的种植业。18世纪英格兰的“农业革命”乃是典型的农牧结合的农业模式，其至为关键的特色在种牧两业的结合。在此之前种牧两业是分开的，在自家所有土地上种植，在公有土地上放牧。但在18世纪英格兰，公有土地多被私有化，促使私有农场的牲畜养殖大规模扩大，形成种牧在同一农场上高度结合型的农业。在同时期的中国，尤其是松江县地区的农业，则完全不同：它是最典型的单一式种植业，基本没有畜牧业。前者的农场规模是100—150英亩，后者在18世纪松江则才1—2英亩（6—12华亩）。前者具体表现于农业中马匹所占的关键位置，并且被较广泛用于耕种。马匹则少见于中国农业，主要牲畜是猪，以及耕牛，但绝少用更昂贵的马。总体来说，一匹马能够工作15—20年，效率（旱作物）也较高，牛只能工作8—10年，但马不仅要吃草，还要吃诸如豆类、玉米、麦麸似的饲料，牛则仅吃草便可。正如20世纪20—30年代在华深入研究中国农业的著名农业专家卜凯所总结解释的，这是因为种牧结合的农业所需的土地起码是单一种植型农业的六七倍。

二、内卷型小农经济的商品化与英美模式的新市场经济。我们另外还要考虑到，上述松江地区的花纱布和蚕丝农业，仍然形成了相当强大、能够推进松江地区面向全国各地的丝绸和棉布贸易的动力，促进松江广泛的市镇商业发展。棉布之廉价和其耐用性等特点使其较快成为全国普通民众的衣着，而丝绸由于其舒适、美观等特点成为上层社会的衣着。据此，松江府在其高度内卷化的棉花—纱—布和生丝生产及其特殊的优越交通条件的基础上，逐步促使众多面向全国的棉布和丝绸贸易市镇商业的兴起，由此而使松江府成为被称作“衣被天下”的棉布和丝绸贸易中心，18世纪便已如此。但这绝不等于简单的英格兰式城乡交易所导致的螺旋式的现代型经济发展。在中国，棉花—纱—布生产，由于小农家庭农场的特殊廉价高密度劳动投入生产能力，一直没有从棉花和蚕桑种植分离开来，一直保持了以小农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没有像英格兰那样依赖进口棉花，而纺纱和织布则成为城市中新兴的、可以独立支撑劳动者基本生活的生产活动，由此而进入了业内被称作“原始工业化”的发展，成为后来的新城市和机械化生产的先声。松江生产棉花纱布和蚕丝的小农家庭农场经济则完全不同，它没有导致农业与手工业分离的城镇“原始工业化”发展，直到20世纪都一仍其旧地维持其原来的小农户家庭生产模式。

它是一种不对等的提取多于平等交换的贸易和“市场经济”。笔者据此称之为“内卷型商品化”，即源自上述内卷化农业而来的不对等城乡贸易。18世纪初期英格兰的是近似斯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建构的平等互利的贸易，后者则更像中国近现代所广泛采用的城乡“三大差别”“基本国情”称谓之下的实际，即便今天仍然高度相似。两者间的根本差别的起源在农牧混合型农业和单一内卷型农业间的单位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基本不同。当然，这也佐证了英格兰基于进口棉花的棉纺织原始工业化这方面相对较高的劳动报酬和单位劳动生产率，足够维持劳动者的生活，并从农村分化到小城市，与松江仍然依赖小农经济家庭低于再生产价格的扶助性劳动力模式十分不同。中国今天虽然已经成为全球总产量（凭购买力平价来计算的话）最大的经济体，但其人均收入（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仍然只处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内卷化的、只有总产量增长但没有单位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历史，与现实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很像。“城乡差别”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特色”之一。最大和最重要的实际例证是，3亿中国廉价劳动力，即来自农村的农民工“非正规工人”（即没有职业保障、没有福利的，基本全是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已经成为中国“全球的工厂”的主要劳动力，成为在中国投资的外商首要考虑的“廉价劳动力”

三、当代中国的内卷化和去内卷化。中国今天虽然已经成为全球总产量（凭购买力平价来计算的话）最大的经济体，但其人均收入（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仍然只处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内卷化的、只有总产量增长但没有单位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历史，与现实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很像。“城乡差别”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特色”之一。最大和最重要的实际例证是，3亿中国廉价劳动力，即来自农村的农民工“非正规工人”（即没有职业保障、没有福利的，基本全是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已经成为中国“全球的工厂”的主要劳动力，成为在中国投资的外商首要考虑的“廉价劳动力”。最近几十年，中国农业虽然承继了之前的内卷化生产，但也附加了一定程度的资本投入，形成一定程度的“去内卷化”趋势。

相对英美模式，今天的中国农业基本情况仍然显著地表现为人多地少，仍然是相对低报酬、低单位劳动生产率的劳动密集型生产，而且主要仍然是单一作物型农业，仍然较少有英美型的农牧结合的农场。

同时，资本主义型雇工经营的农场十分有限，其雇工总数（根据2006和2016年的两次全国农业普查）迄今仍然仅仅占到所有农业从业人员中的3%。当然，近年来也初步兴起了一定程度的种养结合的小规模农场，显示了一定程度的去过密化趋势，但它们仍然大多是小规模的家庭自我经营的劳动密集型农场，不是雇工经营的规模化农牧结合农场。小农经济极其强烈内卷化的农业传统，今天仍然是中国的最基本实际之一。我们所看到的仍然是相比英美典型的种牧结合模型农业截然不同的过去和现在，其中关键差别在于较高劳动密集型的农业和较低的单位劳动生产率。

四、中国的内卷化小农经济和如今与未来的去内卷化。以上简述的明清以来中国农业的基本实际及其所包含的内在逻辑是前后一贯的。中国的劳均耕地面积远远低于西方，单位劳均产值也是如此，它代表的基本实际是单一农作物型的劳动密集型和低劳动回报的小农经济，与英格兰（更不用说“新大陆”的美国）所代表的不是劳动密集而是土地密集型的种牧结合型农业、高单位劳均产出和低单位土地产出模式截然不同。英美模式进入高机械使用的现代农业与其之前的农牧结合型农业乃是一脉相承的，但中国的农业所走的历史道路则相反，它是高劳动密集度的低劳均产出但高亩均产出的——“没有发展的增长”的——内卷型农业，过去无疑如此，今天相当程度上仍然如此，农业才劳均7亩地，户均10亩地。中国农业的出路要直面其基本历史和今日的实际。首先要认识到中国长期以来单一种植业型的小农经济的基本实际。我们需要据实地认识和符合实际地谋求中国小农经济的发展出路，逐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粉饰、掩盖其与英美模式的基本不同，或简单地将其不符实际地等同于英美的地多人少农业发展模式。那样只可能恶化中国过去多年来一些农业政策中不符实际地、“教条地”、试图简单模仿英美模式的规模经济效益的错误，并阻挠其最近几年（特别是2018年以来）已经初步脱离那样的错误认识而开启的不同于英美模式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新农业发展进路。这一实际是从过去的内卷化小农经济逐步进入新型的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的小农经济的发展道路。它绝对不是不符实际地盲目试图模仿英美农业模式，或被不实际地等同于英美模式。

五、几点进一步的思考。本文的目的则是说明，中国农业（及其政治经济总体）所走的历史、近现代和当代的实际道路都不可能与西方一样。直面两者间的一系列基本不同的实际，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中国前现代、近现代、当代与如今与英美模式基本不同的实际，据此才能看到中国真正需要的发展道路。它绝对不是将过去的中国简单等同于或认作优越于过去的西方，而是直面两者间的基本不同的实际。精准和清晰地面对那些基本不同，我们才可能真正认识到符合中国如今和未来所需要的发展出路，而不是简单模仿或将其等同于英美的道路。从更宏大和长远的视野来看，高度中央集权的皇帝体制和基于土地私有的小农经济体制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一个基本特色。它形成于战国后期，体现于秦汉的一统天下。它的根源在战国时期各国相争霸权的大环境，以秦国和商鞅为代表的一个基本策略和道理：一如当时的《管子》（由多位人士共同写成）所明确说明：“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道也。”这个道理在商鞅的策划下被具体化为几个基本制度即小农土地私有、早婚、诸子均分家产的制度，和封建主义制度下西方的土地领主所有、晚婚、一子继承制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商鞅执行的“徕民政策”下，当时便导致渭河流域相对人口密集的每个农夫耕种良田20.7（市）亩，贫瘠田10.4亩的小农经济实际。正是这样的制度奠定了秦国一统天下的基础，形成中国历代王朝和小农经济紧密结合的“中央集权+小农经济”的基本体系，与西方的历史截然不同。当然，这也是中国相对“早发展”的基本原因之一。

更有进者，在上述的制度体系之下，人口变动的基本规律是，只要没有战争，人口每百年便会加倍，即每年上升约0.7％。唐宋时期便如此；1700—1850年被称作“人口爆炸”的150年，实际上也如此，年增长率不过0.7％。其中关键的不同在于基数越来越大，逐步从秦汉的“地大国富”实际转向清代的“人多地少”实际，从而形成与18世纪英格兰截然不同的社会与政治经济背景。

文章来源：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CU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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