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Rao, Gautam. 2019. "Familiarity Does Not Breed Contempt: Generosity, Discrimination, and Diversity in Delhi School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9 (3): 774-809.
01
引入
在英文中有这样一句谚语：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熟悉会滋生蔑视）。这句话以某种方式一代又一代地发挥着作用。在两千多年前，《论语》就记载了孔子的一句抱怨：“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直译就是,走得近,就跟你没尊重了，嬉闹随便了；走得远,则怨恨你。而这句英文的谚语，也源自千年前的《伊索寓言》，其中讲了一个狐狸与狮子的故事：
“当狐狸第一次看到狮子时，它非常害怕，然后逃跑并躲在树林里。然而，当他下次接近百兽之王时，他在安全距离处停下来，看着他经过。当狮子第三次靠近时，狐狸径直走向狮子，和它一起度过了一天中的时光，询问狮子的家人怎么样，以及自己什么时候能有幸再次见到他；然后狐狸转动尾巴，没有太多仪式就与狮子分开了。熟悉会滋生蔑视。“
但是，哈佛大学教授Gautam Rao在2019年发表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论文标题直接反驳这句谚语——熟悉不会滋生蔑视，相反熟悉孕育了慷慨、减少了歧视，鼓励了人们内心对于多元多样性的偏好。简单来说，本文收集了印度德里 17 所小学 2300 多名学生的数据集，并结合实地和实验室实验、成绩数据等，发现班级里面如果存在贫困同学，那么孩子们会1）更具有亲社会性：他们在学校参与更多志愿慈善事业；2）更热爱公平：它们更愿意捐助更多的钱，而且不仅仅对于穷人更加慷慨，进一步他们也对于社会公平有更强的追求；3）对其他贫困儿童的歧视减少：它们更愿意与贫困学生一起合作比赛。
本篇研究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这样一个问题：在许多国家，学校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存在着事实上的隔离，但是取消种族隔离和平权行动的努力不仅是出于对公平的考虑，而且也是出于这样一种论点，即学校的多样性通过在学生成长过程中塑造合理的群体间态度和社会行为产生，进而积极影响而造福于社会。（一个最让笔者动容的例子，就是来自前几年大火的漫画《进击的巨人》。几个来自海对岸的孩子小小年纪被送到了岛上的高墙之内，和他们曾经认为的仇人朝夕相处共同生活了五年，这让他们认识到即使是“恶魔”也是和他们相同喜怒哀乐的人）然而，有关这种影响的经验证据却极为缺乏。更广泛地说，学界对社会偏好和以及相应的亲社会行为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们是否能受到政策的影响知之甚少。
作者Gautam Rao利用了两个外生性来源来进行因果识别。第一种识别策略利用了印度的一项教育政策变化的时间交错性，该政策要求精英私立学校向贫困学生提供免费名额。这就造成了贫困学生在不同年级之间的不连续性。在大多数学校中，2007 年或之后入学的学生群中有很多贫困学生，而较早入学的学生群中只有富裕学生。然而，由于历史原因，一小部分私立精英学校（约占 4%）完全不受该政策的限制，而另一小部分学校（占 6%）则在 2008 年而不是 2007 年才遵守该政策。因此，可以利用差分回归模型，通过校内比较（比较受处理和未受处理的班级组群）和组群内比较（比较受处理和未受处理的学校），来确定贫困学生的存在（"treatment"）所产生的影响。这种方法可以确定班级中贫困学生对富裕学生的平均影响。
第二种识别策略通过利用班级内同学群体的同伴效应，分离出富裕学生和贫困学生之间个人互动的作用。样本中的一些学校使用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花名册顺序来分配学生的小组合作和学习伙伴。在这些学校中，与某一富裕学生姓名字母顺序相邻的贫困儿童的数量，为与贫困学生的个人互动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工具变量。这样，作者就可以区分学生之间的个人互动所导致的变化。此外，由于变化发生在个人层面（而不是学校-年级），因此对于第二种识别策略来说，样本中学校数量有限的问题可能就不那么重要了。
笔者认为，从这篇文章中主要可以学习两个方面的内容：1）衡量亲社会行为、歧视、公平偏好等行为经济学关心的个体变量的一般方法是什么。本文中采取了许多种类的实地试验、实验室试验，获得了多角度的结果变量。如果我们想要研究类似的社会偏好和行为，可以参考本文的实验设计和结果变量选择；2）通过字母表顺序来为个人互动的频率提供一个外生的工具变量来源，这一思路还是比较新奇的。也因此，在后文会重点介绍作者的实验以及从中得到的衡量社会偏好的变量。
本篇文章的识别方程（控制学校、班级层面的DID；以及个体层面的两阶段工具变量回归）和回归结果图表均是比较标准的，所以在后文不做过多介绍。对于该文章感兴趣的老师们可以参看原文。
政策简介
02
1.实验设计
与印度大多数城市一样，德里的学校系统也高度分层。公立学校和越来越多的低收费私立学校为大量城市贫民提供服务。相对昂贵的 "精英 "私立学校则面向富裕家庭的学生。公立学校是免费的，而且学生通常至少可以保证进入其所在社区的一所公立学校。2007 年，在德里高等法院的推动下，德里政府发布了一项命令，要求 395 所私立学校为年收入低于 10 万卢比（约合 2000 美元）的家庭的学生保留 20% 的名额。学校不得向贫困学生收取任何费用。在大多数私立学校成立几十年后，政策的改变迫使这些学校向许多相对贫困的儿童敞开大门。
政策变化的两个特点对分析尤为重要：(i) 不允许学校按能力或社会经济地位追踪学生。取而代之的是，学校必须将贫困学生与富裕学生编入同一个班级，(ii) 该政策只适用于新入学的学生。因此，该政策并没有改变 2007 年之前入学的学生群体的构成。
根据私立精英学校对政策变化的反应，作者将其分为三类。(i) 受政策影响的学校在第一年就遵守了政策。在这些学校中，2007 年或之后入学的学生中有许多贫困生，而较早入学的学生则完全是富裕学生。这类学校约占所有精英私立学校的 90%。(ii) 延缓处理的学校也受该政策约束，但在第一年没有遵守政策。这些学校在一年后，即 2008 年，在法院作出维持该政策的裁决后，遵守了该政策。这部分学校约占所有精英私立学校的 6%。(iii)控制学校是指完全不受该政策限制的4%的精英私立学校，通常是因为它们建在属于私人慈善信托基金或联邦政府而非州政府的土地上。因此，在对照学校中，所有学生都是富家子弟。重要的一点是，虽然学校并不是被随机分配到处理、延迟处理和对照组中，但在同一学校不同的年级和同一年级不同的学校之间，都存在班级层面的贫困生人数的差异。
此外，政策规定如果贫困儿童的名额超额，学校必须进行抽签，选拔受益者。因此，贫困学生在申请某所学校的条件下，会被随机选中入学。虽然申请是免费的，但填写和提交申请表以及获取收入证明文件需要时间成本。因此，在所有符合条件的家庭中，申请者很可能是根据其父母对其教育的偏好、对该计划的了解以及完成必要文件的能力而被积极选中的。由于提出申请的儿童本身年龄在三到四岁之间，他们自己的偏好不太可能反映在申请决定中。本文的关键在于，虽然这些贫困学生可能并不能代表德里贫困儿童的样本，但毫无疑问，他们与精英私立学校中典型的富裕学生属于截然不同的经济阶层。
私立名校选拔富裕（付费）学生的入学标准由政府严格监管，并由学校自行公开宣布。学校采用计分制对申请人进行排名，其中离家远近以及是否有兄弟姐妹已在该校就读是最重要的因素。其他因素还包括家长面试、父母是否为校友以及性别（女生略占优势）。重要的是，学校在做出录取决定前不得对学生进行面试或测试。因此，学校很难对申请者的能力进行筛选。
03
数据来源与识别策略
2012 年 3 月至 2014 年 3 月期间，作者进行了实地和实验室实验，并收集了德里 17 所精英私立学校 2362 名学生的考试成绩和管理数据。样本包括 11 所处理学校、2 所延迟处理学校和 4 所对照学校，在每所学校中，作者构建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其中包括 2005 年至 2008 年期间开始学前教育的四批富裕（即付费）学生。鉴于政策变化的时间，这些学生在数据收集时处于二年级（2008 年）至五年级（2005 年）。
A. Variation within Schools and Cohorts
脚标中，i表示个体，g表示年级，s表示学校。此外，加入了学校固定效应和年级固定效应，因此学校和年级间的平均结果差异是允许的。系数beta是贫困同学的平均影响，也是需要估算的关键参数。个人控制变量X包括年龄、性别、学生家庭是否拥有汽车以及学生是否使用私家车（代驾）上下学，回归将标准误差聚类在年级-学校的水平上。考虑到学校数量较少（17所学校），作者采用了wildcluster bootstrap-t method of Cameron, Gelbach, and Miller (2008) 。作者还报告了两种置换检验（permutation tests）的 p 值：一种是以学校-年级为单位的置换检验（在以学校-年级为单位的层面上随机改变干预值），另一种是以学校为单位的置换检验（随机改变学校的标签是对照组、处理组还是延迟处理组，并相应地将处理状态分配给学生）。这些不同方法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
有读者可能会提出这些问题：(i) 富裕学生可能会因为不喜欢贫困儿童而选择进入对照学校。(ii) 政策改变后，处理学校和延迟处理学校的富裕学生名额减少，这些学校可能会策略性地提高录取学生的平均能力。(iii) 在接受处理的学校中，接受处理的年级与未接受处理的年级之间可能存在溢出效应；以及 (iv) 政策可能导致班级规模扩大，从而直接影响结果。作者对于这些问题也做了一些讨论和回应，限于篇幅无法一一介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思考，如果我们是研究者的话，可能从数据中得到什么样的描述性结果，或者如何去构建合理的稳健型检验去回应这些质疑，最后对照原文看看是否有道理。
上述策略确定了贫困学生融入富裕班级对富裕学生的总体影响，这种影响是对此类计划的成本和收益进行评估的重要依据之一。然而，它对任何影响的内在机制却知之甚少。尤其是，它并没有将富裕学生和贫困学生之间个人互动的增加所产生的影响与其他合理的课堂层面的变化（如教师花更多的时间向学生传授有关不平等和贫困的知识）区分开来。因此作者构建了个体层面存在变异性的第二个识别策略。
B. Idiosyncratic Variation within Classrooms
第二种方法是用同一学习小组的成员身份来代表学生之间的个人互动。在抽样调查中，学生平均每天花一小时参加 2 到 4 人的小组学习活动。这类活动的例子包括合作手工项目、做数学题或阅读理解。作者收集了每所学校学习小组成员的数据，并确定每个学生 i 的学习小组中是否有贫困儿童。
在 17 所学校中的 10 所学校，学生按名字的字母顺序被分配到学习小组。（值得强调的是，使用的是名字来分配小组，而不是使用姓氏，因为姓氏反映了种姓的一些信息。本文关注经济状况而非种姓是有原因的。首先，学校中只有一小部分贫困学生来自最弱势的种姓。因此，在研究的学校中，该政策并不一定会大幅增加种姓多样性。其次，样本中种姓实际上似乎并不是一个突出的社会类别。因为在试点工作中，作者发现二至五年级的大多数学生都能准确地识别出哪些同学是贫困生，但只有少数学生能按种姓对同学进行分类。）在其余的学校中，要么是教师经常调整小组，要么是没有使用系统的分配程序。通过班级花名册，并按字母顺序排序，作者计算出每个学生 i 的后面或前面是否紧跟着一个贫困儿童。这就是作者构建的“个人互动”的工具变量。然后，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出个体层面的以下回归结果：
脚标中，i表示个体，c表示班级，g表示年级，s表示学校。加入了班级固定效应，来控制不同班级之间的平均差异。因此，这种识别策略不需要考虑富裕学生在不同类型学校之间的分流，也不需要考虑班级规模或教师行为的变化。此外，这种班级内策略利用的是个体水平（或更准确地说，是学习小组水平）的变化，因此较少受到样本中学校数量有限的影响。
图 1以图表形式报告了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图中显示，在使用字母顺序分配学习小组的学校中，如果学生姓名的字母顺序与至少一名贫困生相邻，则至少有一名贫困生学习伙伴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从大约 40% 增加到 90%。相比之下，字母顺序相邻对其他学校没有影响。
图 1：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姓名与穷学生的姓名相邻，可很好地预测学习小组中有穷学生参与，但仅限于明确使用字母顺序排列的学校。
亲社会、歧视、公平的偏好与行为
04
作者第一个发现是，存在贫困同学会让班级里面的富裕学生更亲社会，这可以通过他们在学校为慈善事业做志愿者的历史记录来衡量。学校偶尔会为学生提供志愿服务或为特定慈善机构筹款的机会，其中一项活动是让学生在两个周末的课余时间到校帮助一家慈善机构为弱势儿童募捐。因为参与志愿活动是衡量亲社会行为的一个自然真实的衡量，作者收集了此类活动的出席记录，发现在 24% 的基数上，有贫困同学的志愿者比例增加了 13 个百分点（标准差为 2.6%），而有贫困学习伙伴的志愿者比例估计增加了 15 个百分点（标准差为 8%）。
图3 ：按年级和学校类型分别绘制了富裕学生在校参与自愿慈善筹款活动的原始比例。从图中可以看出，没有贫困生的 4 年级和 5 年级的富裕学生在三类学校（对照学校、干预学校和延迟干预学校）中的志愿服务率相近。这表明，三类学校的亲社会行为教育并不有显著差别；在政策改变之前，所有学校的学生都具有相似的亲社会行为。然而，干预学校的富裕学生在 2 年级和 3 年级的志愿活动要多得多，而这两个年级恰恰是贫困学生集中的年级。延迟干预学校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些学校只在2年级的到了干预。这种志愿行为模式表明，正是因为有了贫困同学，富裕学生的亲社会行为才会增加。
为了补充实地测量的亲社会行为，作者邀请学生在实验室里参加一组独裁者游戏。他们在游戏中的激励选择表明，有贫困同学会有力地影响公平偏好。当与另一所学校的匿名贫困生分享金钱时，处理组学生比对照学生多分享 44%（标准差 6%）的金钱。重要的是，当他们与其他富裕学生配对时，也会比对照组学生慷慨 24%（标准差 5%）。与此相一致的是，作者发现在平等主义偏好（egalitarian preferences）的单独实验测量中，处理组学生也更多地会选择平等分配金钱。因此，接触贫困学生并不仅仅会让学生对穷人更加慈善。相反，它会影响公平和慷慨的基本概念。这一结果在概念上不同于通常所说的 "接触假说"，即接触会减少偏见。相反，我们看到，与贫困阶级伙伴的个人互动塑造了关于公平、平等和无私的社会偏好。
图 4：按学校类型分别绘制了为贫困生捐款的参与比例随着年级的变化图。图中包括平均值的 95%置信区间。从图中可以看出，只有在接受干预的年级，接受干预和延迟干预的学校的捐赠比例较高。
表 1 ：学生们玩了三个简单的独裁者游戏，以确定受试者是否不喜欢不平等的分配。每个游戏都让“独裁者”在报酬分配较平等和较不平等之间进行二元选择。较不平等的选择提供了较高的个人报酬或较高的两个接受者的报酬总和（在两个“无利害关系”的独裁者游戏中）。上表列出了游戏中的报酬。这些游戏中的所有接受者都是参与者的匿名同学。游戏本身不加任何标签，游戏的顺序也是随机的。完成所有三个游戏后，随机抽取一个游戏结果进行实现。实验结束后，每个学生都会收到一个密封的信封，里面装有他们的报酬。然后，学生们可以选择用他们的报酬在实验人员设置的小商店里购买糖果。
表 2：本表报告了在三个二元选择独裁者游戏中，选择两个选项中更平等的可能性的线性概率模型的结果。第 1 列和第 2 列报告了选择（5，5）而非（6，1）的比例。第 3 列和第 4 列报告了选择（0，4，4）而非（0，8，3）的比例。第 5 列和第 6 列报告选择（0,4,4）而非（0,12,0）的份额。奇数列报告了对班级中有贫困学生的影响的DID估计，其中包含学校固定效应和年级固定效应。在这些列中，标准误差按学校和年级聚类。偶数列报告了有贫困生学习伙伴的影响的 IV 估计值，其中纳入了班级固定效应。使用的个人控制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学生家庭是否拥有汽车以及学生是否使用私家车（代驾）上下学。第 1 列显示，在平等博弈中，受到干预的学生通过选择（5,5）而不是（6,1）来减少自己报酬的可能性要高出 8.6 个百分点，而对照组的基数为 54%。而在无利害关系的独裁者博弈中，当为两个无利害关系的受援者选择分配时（他们自己的报酬固定不变），他们选择（4,4）而不是（8,3）的可能性要高出 12.2 个百分点，选择（4,4）而不是（12,0）的可能性要高出 12.3 个百分点。IV 估计值显示了类似的影响方向。对于这个表格的理解是，有贫困同学并不只是让学生对穷人更慈善。相反，这使他们整体上更加慷慨，尤其是使他们对金钱回报表现出更多的平均主义偏好。
第二个发现是，存在贫困同学的班级会使富裕学生减少对其他贫困学生的歧视，即使在校外也是如此。作者通过一个实地实验来验证这种歧视，在这个实验中，参与者要选择接力赛的队友。通过让参与者在运动能力较强的贫困学生和运动能力较弱的富裕学生之间进行选择，作者观察了学生们如何在能力和社会相似性之间进行权衡。能力在第一阶段通过个人短跑揭示，接力赛获胜的奖励在学生之间随机变化。这为歧视的代价提供了外生变化。
作者发现，当赌注很高时（500 卢比（10 美元），约等于高年级学生一个月的零花钱），只有 6% 的富裕学生会歧视性地选择速度较慢的富裕学生，而不是速度较快的贫困学生。然而，随着赌注的降低，却观察到了更多的歧视现象。在赌注最低的情况下（50 卢比），几乎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歧视贫困生。但是，过去与贫困学生接触的经历会将歧视减少 12 个百分点。
图 5：该图根据学生是否有贫困同学，按选择队友的决定的利害关系分别绘制了歧视贫困生的富裕学生比例（在 y 轴上）。如果一个学生在比赛中选择了能力较低的富裕学生，而不是能力较高的贫困学生作为队友，那么他就被归类为歧视贫困学生。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赌注的增加，歧视现象减少。作者将其解释为“歧视的需求曲线”。此外，从图中还可以看出，因班级中有贫困学生，富裕学生的歧视减少了，在每一利害关系水平上，有贫困同学的富裕学生都更不太可能歧视贫困生。
为了揭示所观察到的歧视减少现象，作者进行了一项单独的实验，直接测量人们对社会交往的喜好。为了测量这种偏好，作者邀请学生到一所贫困学生学校参加玩伴活动，并对他们的接受意愿进行激励测量。实验结果发现，有贫困同学的富裕学生更愿意与贫困儿童玩耍，使他们参加所需的平均激励水平（“willingness to play”）降低了 19%（标准差为 3%）。
在确定了班级里面有穷同学对社交偏好和行为的影响之后，作者将注意力转向对学习和课堂纪律的影响。将弱势学生纳入名校的一个传统顾虑是，这些同学之间可能会对其他同学的学业成绩产生负面影响。为了评估这一担忧，作者对学生的英语、印地语和数学学习情况进行了测试，并收集了教师对课堂行为的报告。报告发现富裕学生的英语成绩下降幅度较大（虽然统计上并不那么显著），但对印地语或数学成绩没有影响，对所有科目的综合指数也没有影响。这种发现模式与贫困学生和富裕学生之间的原本成绩差距是一致的，贫困学生和富裕学生之间的成绩差距最大的是英语，这可能是因为富裕学生更有可能在家里讲英语。
为了衡量课堂纪律，作者收集了教师报告的每个学生在过去 6 个月中是否因违纪而被处罚的数据。作者发现，贫困学生在课堂上捣乱的可能性并不比富裕学生高，估计结果表明，贫困学生并不会使富裕同学变得更捣乱，更多引起破坏性和暴力行为，仅仅对于说脏话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因此，第三个研究结果是，班级里面有穷同学对富裕同学的学习成绩和纪律的影响有好有坏，但可以说整体影响不大。
04
结论
本文涉及经济学领域的四项研究：1）互动是否会减少群体间偏见，例如Finseraas and Kotsadam (2017)，他们发现在大学或军校中随机分配一个不同种族的室友会减少日后的种族间偏见；2）同伴效应对亲社会行为和歧视有很大影响，但对考试成绩的影响不一，总体上影响不大；3）社会偏好和亲社会行为如何形成；4）歧视经济学。
本文的研究结果对政策制定者也有借鉴意义：本文涉及的政策正根据《受教育权法》在印度全国推广，影响到 3 亿多学龄儿童。这项政策备受争议，印度最高法院曾就其合法性进行过法律诉讼。本文结论的一个重要含义是，涉及平权行动、取消种族隔离的学校政策不仅应从学习成绩（这一点无可争议地很重要）方面进行评估，而且还应从与社会行为有关的其他重要结果方面进行评估。更广泛地说，本文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增加社会群体间的互动，尤其是在儿童时期，可以改善群体间的行为。
本文的局限性之一是，由于政策实验的时间较晚，本文没有研究重要的长期结果和行为，如政治信仰、成年后的社会交往和婚姻市场选择。另一个限制因素是样本的特殊性：本文选择了德里精英私立学校的富裕学生，而在其他更为普通的学校中，增加社会群体间的互动的效果可能会截然不同，因为在这些学校中，各群体之间最初的社会经济距离可能较小，而且为新入学的贫困学生提供的资源也可能较少。
最后一个明显的疏忽是无法确定对贫困学生的影响（因为样本中贫困学生数量很少），而这些学生可能从进入这些精英学校中获益最多。虽然有大量研究都在探讨就读名校或大学会如何影响低收入学生的考试成绩或收入，但经济学家们对这些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的社会态度、技能和行为如何发生变化的了解要少得多。
推文作者：贺彦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硕士生，邮箱：hyl2017@pku.edu.cn
Abstract
I exploit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Indian schools to study how being integrated with poor students affects the social behaviors and academic outcomes of rich students. Using administrative data, lab and field experiments to measure outcomes, I find that having poor class- mates makes rich students (i) more prosocial, generous, and egalitarian; and (ii) less likely to discriminate against poor students, and more willing to socialize with them. These effects are driven by personal interactions between rich and poor students. In contrast, I find mixed but overall modest impacts on rich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转自：“香樟经济学术圈”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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