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田野工作中，实证主义思维难以看到两种本真的认识过程。首先，关于田野事实的叙述并非只是客观经验的堆积，经验现象何以成为事实，才是需要分析的。研究者在田野经历与原有事实理解不契合感的推动下，寻找新的理论前提以重构田野事实特质。其次，理论并非只是从田野素材中归纳出的客观属性。研究者在田野体会与理论资源的不断互动中，通过比较不同的理论意涵，挖掘出新理论的质性特点。“回到认识过程”的方法论只有在切身的研究实践中才能得到理解和表达。对认识实践过程的自觉分析能够打破实证思维桎梏，赋予社会科学无尽的想象力。
作者简介
罗祎楠，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秉持实证思维的研究者似乎已习惯了一种对待田野素材的方式：他们把在田野中获得的访谈、问卷、田野笔记等资料视为测量变量因果关系的数据，或是验证概念集合因果关系的证据。田野工作被视作是收集数据（或证据）的过程。当研究者身处复杂的田野世界之中，他们其实无时无刻不在理解某种社会的真实，无论这样的真实是在理论还是社会事实层面。研究者相信他们收集的素材理所当然体现了社会客观属性。他们将这一切视为自然，反而遮蔽了田野工作中更为本真的认识过程。
让我们进一步发问：如果说，无论是经验事实，还是理论概念，都是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形成的对社会真实的理解（而不应被理所当然地判定为真实的社会存在），那么我们需要回到研究者建立“真实”的认识过程展开分析，揭示其方法论特点。所谓方法论，并非只是列举某些方法流程菜单，而是通过对研究过程的剖析，展现其结构性特点。发现“质性”揭示了研究者如何根据田野素材把握社会事实与理论的特质。
本文首先探讨实证思维在看待田野素材时难以克服的认识局限，进而将结合对两段田野资料的分析，说明田野质性研究的方法论特点，阐述新的方法论可以如何超越实证思维的局限，以拓展田野工作的视界。回到研究过程的方法论是实践者的方法论辩证；方法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以呈现。本文没有拘泥于抽象的方法说教，而是通过呈现具体的研究过程，阐明方法论的实践意涵。我们相信，只有在实践中，方法论才能够被理解和表达。方法论自觉将为发挥社会科学想象力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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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思维中的田野工作
实证思维以两种方式看待田野。在演绎（deductive）逻辑中，田野调查的基本任务是利用访谈、问卷等方式收集、测量数据。所谓测量，就是“依据一定的法则，将某种物体或现象所具有的属性或特征用数字或符号表示出来的过程”，此过程“不仅可以对事物属性作定量说明，同时也能对属性作定性说明”。研究者将抽象的概念逐层具体化为可测量指标，通过统计、建模等方法，探寻因果相关性。
与此相对，归纳（inductive）的方法逻辑（如扎根理论、QCA、过程追踪等）强调研究者在进入田野时不被先入为主的理论所左右。当他们“全面”收集到田野素材后，就能够建立概念以归纳资料的客观属性，从而给资料进行编码（coding），以便开展后续大样本统计测量等工作。研究者综合各种原始田野素材，抽象出一些次级客观属性，然后再从中继续概括出更高层级的概念编码。研究者相信，次级属性是支撑高级概念集合的定义项。在编码中，田野素材被转化成证明各层级属性存在的证据。研究者通过这些证据检验属性间的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等。
本文承认上述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卓越成效，但也不会将其简单视为发现客观规律的科学的方法。如果我们将研究视为一种认识世界的实践活动，那么实证方法其实也是研究者在实践过程中对其自身所做工作的一种理解。在这种认知中，田野工作成为实证研究流程的一个阶段。研究者将自己视为证据和数据的采集者，他们如机器般收集客观信息，并致力于发现田野素材中包含的客观实体属性。在这样的认知中，研究者就如同物理学家，可以经过观测，收集到发现或证明某种物理定律的数据。田野则是研究者观测、收集数据的场所。
研究者对自我角色的认知是否遮蔽了更为本真的认识过程？实际上，在实证研究看似科学的常规流程之下，隐藏着并未被言说的研究前提。当研究者将观察转化为测量实体属性的数据或表现概念的证据时，或有意或无意地掩盖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田野观察可以被转化成特定属性、概念的数据或证据？当然，这个问题在对自然属性的测量中是不明显的，就好像一个人站在身高仪上的读数自然可以视为此人身高属性的数据。但是，如果是测量表现社会的概念属性，如“国家能力”、“市场化”等，这种转化的潜在任意性就成为问题了。研究者选择运用一系列量表来测量诸如“国家能力”、“民主”这样抽象的概念，他们或者依赖先有的倾向性把某些指标归入量表中，或者只是宣称自己的做法符合学术界常规，以说明其合理性。这种做法使得一些研究或是困顿于西方政治学的某些概念之中，或是在天马行空的概念创造中丢失田野世界的真实性。两种行动看似不同，实则却源于同样的遮蔽：研究者没有将其认识田野事实与理论的过程本身纳入公开而理性化的方法论分析之中。
换言之，如果从实践的角度理解田野研究，那么研究者就不再只是客观经验事实的收集者或理论概念的定义者，而是在更加复杂的认识过程中，不断建立起对事实或理论的理解。理论和事实并非独立于认识过程之外而可以自证其意义。理论与事实都需要通过语言给予描述，而理论概念语言和事实描述语言都只是指号（sign）系统而已。指号的意涵（meaning）并不是自证性的，而是被研究者在实践中不断认识、阐释、呈现。在言说中，研究者相信自己可以明白理论概念语言或事实描述语言的意思，还相信自己可以根据切身经历不断反思以前理解的理论与事实意涵是否可靠，是否需要改变。研究正是不断地理解和表现意涵的过程。
从实践的角度，我们将田野工作视为包括理论认识与事实认识的质性研究过程。理论认识指的是研究者弄清楚概念在经验世界中的实质性含义，这种含义的澄清并不是依靠列举概念集合中次级特征来完成的，而是通过与它异概念的比较来凸显。理论认识同样蕴含着推论（inference）意识。研究者习惯性地把某些特定现实经验中得出的理论概念类推到其他情境。当然，这种习惯会被新的事实体验挑战。这种惊讶感也激发了研究者重新认识事实。事实认识是对具体研究对象现实特点的理解。研究者将他们经历的各种具体现象整合起来，建立起“现实是什么”的认识。他们可以习惯性地将已知的某种理论意涵运用于理解当前的对象特征，也可以调动其他理论认识，重构对现实的认识。即便是同一个研究对象，新的“现实”与此前的“现实”也是不同的。研究者会自觉比较两种“现实”的实质性差异。
上述认识过程被称为质性研究。质性指的是研究者将分散的现象整合成对世界的系统性（systematic）呈现（representation）。在对事实的呈现上，不同于实证思维将现象视为不依赖于研究者的呈现而自证其属性的客观存在，质性思维强调对现实实质性特点的把握，以此区别于罗列分散的、碎片化的现象。现象何以成为事实，事实何以被呈现出质性特点，这是实证思维忽视的问题，而质性思维恰恰在此维度展开。同样，在对理论的理解上，质性思维强调理论的质性特点在于其与其他理论意涵的差异，这种实质性差异必须依赖研究者在田野经历中挖掘，并在与其他理论意涵的比较分析中得以阐明。这不同于实证思维将理论概念视为具有明确定义且可以自证含义的客观实体属性。
可见，建立回到认识过程的方法论，正是将认识过程公开化、理性化的过程。这种方法论是研究者作为实践者认识世界的方法论，而不是某些方法操作流程的纸面说明书。方法无法空洞言说，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以分析。下面，我们将通过两段田野资料的分析来说明田野质性研究方法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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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事实的方法论
我们以下面这段发生在办公室中寻常的场景为例，呈现田野事实的认识过程。
工作人员芙洛拉对一个服务对象的无礼感到非常生气。她大声地对着她的同事劳拉抱怨：“这个人本来是自己错过了原本定好的约见，可是她却还一个劲地打电话，要求重新定时间，我都已经反复告诉她，我明天会给她答复。我现在忙得要死，可她竟然又打了五次电话，而且还在不停地打。这个人的态度实在有问题！”听到这样的抱怨，劳拉赶快说：“是嘛……哦，你知道么，她有一些特殊问题。”这句话让气氛缓和了很多。芙洛拉听后变得不那么生气了，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半信半疑：“她是有特殊的问题啊？”这时劳拉从另一个办公室走过来靠着门框，轻松地说：“啊，原来你竟然不知道啊？她都没告诉你啊？她有特殊情况的。好吧，我来处理这个事情吧。”
这段田野资料记录了一个普通的美国社区服务组织的日常工作情况。工作人员芙洛拉和劳拉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当地社区居民申领社会救济、进行职业培训等。材料记录了二人因为某一位社区居民的无礼举动产生的互动。那么，我们可以从这段材料中获得什么样的事实呢？
熟悉办公室政治的人可能很容易从材料里解读出某些人际关系。作为办公室的同事，劳拉和芙洛拉为了自己的利益要保持好彼此间的关系。所以当芙洛拉看到劳拉可能和那个她本来讨厌的服务对象有较好的私人关系时，为了不得罪对方，就主动改变了自己对待服务对象的态度。研究者甚至可以赋予故事更深层次的特征：基层官僚站在维护自己或者是办公室共同利益的角度来决定如何对待他们的服务对象，偏离了原本应当遵守的无差别服务的规范原则。
这段田野素材的讲述者相信这就是社会“事实”。所谓事实，不仅描述具体的当事人在做什么，她们为什么这么做，而且包括了更加深层次的现实：这些当事人的行为体现出基层官僚的整体状态。面对这样的田野素材，许多研究者会习惯性地想到这些“事实”。
但对另外一些研究者而言，上面的田野素材可能会令他们产生一些反常感，这种反常感也开启了他们继续进行田野质性研究的大门。所谓“反常感”是这样一种感受：当研究者按照既有习惯将田野素材理解为一种社会事实时，却感受到材料中包含了无法被“事实”涵盖的很多重要现象。
比如，如果我们只将芙洛拉的言语抽象为“抱怨”，就忽略了她其实讲述了很多的“事情”。服务对象不顾及芙洛拉“反复告诉她，我明天会给她答复”，“竟然又打了五次电话，而且还在不停地打”。同样，劳拉和芙洛拉的对话也是围绕事情展开的。“是嘛……哦，你知道么，她有一些特殊问题。”这些言谈包含着难以被抽象为诸如“抱怨”或“人际关系考虑”的更加丰富的意义表达。这些表达体现了当事人如何在个人的事情经历中理解他人。如果仅仅将芙洛拉的反应概括为“不得罪对方”的策略，就难以看到另外的现象：芙洛拉感受到对方心中可能想什么时，她会调整自己对原本抱怨对象的理解，她“变得不那么生气了”，而且“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半信半疑：‘她是有特殊的问题啊？’”同样，当劳拉感受到芙洛拉的反应时，她会做出轻松的样子“靠着门框”，这似乎也是在有意无意向芙洛拉展现出自己的放松的状态，不希望对方感觉自己在乎这件事。
这些言行都体现出当事人在如何理解他人，这些言行不应被简单解读成为了达成某种目的的表面敷衍之辞。这些对他人的理解带动着当事人情绪的变化，推动着他们的行动，具有独立的因果解释力量。因此，如果忽略掉理解（understanding）的过程，而只是从某些研究者预先给定的“目的动机”和“行动策略”概念来解读材料，那就如同把材料中流动的意义血脉抽空，去研究那些虽然可以度量长短宽窄，却显得干枯的“骨架”。
由此，我们反思一个问题：引导我们构建那些习以为常的事实背后的理论认识又是什么呢？或许，是某些理论视角塑造了我们对事实的笃信。比如，当我们按照办公室政治的方式讲述事实时，实际已经遵循了一种理论认识：政治过程的参与者是一个个眼中只有抽象的自我目的和手段策略的人，他们为达成目的，采取各种策略。当我们认可这样的理论，其实也就无意中采纳了一套讲故事的思路：我们预先建立了目的论的假设——人人都追求得到利益好处，或者忠诚地遵照规则做事。据此，我们将各种可以观测到的行为都解读成达成目的的动机，或是解读成为了达成目的而采取的手段。目的论（teleology）的后见（retrospective）之明为我们开展实证测量奠定了基础。我们根据当事人的言谈设计问卷，度量他们“彼此妥协程度”、“抱怨程度”、“利益诉求类别”等；或是对当事人展开访谈，将访谈内容编码。这些问卷数据、编码为我们继续展开对基层官僚行为模式的因果分析奠定了基础。可见，事实其实是由理论视角塑造的。实证研究只能根据特定的理论视角塑造的特定事实展开。显然，我们的“反常感”说明，这样的视角、事实并不是认识田野素材的唯一可能。
我们并非否定此视角的合理性。更重要的学理工作是探寻什么样的理论认识可以引导我们整合那些“反常”现象，以及如何系统说明我们对事实的新认识与原有认识的实质性区别。此种探寻工作并非是“平地起高楼”，而是需要回到学术共同体长期累积的学理脉络中寻找依据。
当我们回溯国际社会理论学界近三十年的学术史，就会发现，对上述“目的—手段”理性人视角的反驳一直是学术共同体的研究焦点。有力的批评来自于诸如符号互动论、过程社会学、展演理论、想象理论等流派。批评者认为，研究者运用目的—手段的框架，无法分析行动者如何在彼此的互动中不断共同构建现实情境（situation）。所谓目的或手段，实际是行动者对现实理解的内容，而不应被简单视作抽离于情境的“客观属性”。对现实的理解也被称为情境。情境是图像性的，如同画面涌现在人的感受之中。研究者需要通过叙事（narrative）方式讲述情境如何产生，具有何种样态，又如何推动人的行动。这些关于事实的讲述无法被切割为待测量的固定概念模块。叙事可以包含这样一些维度：行动者如何判断自身和他人在当下现实中的样子；如何回溯这些样子与“过去”的连续性；如何评估当下世界为自身行动提供的多种可能性；如何筹划自身行动改变未来的“将来完成时”。此外，因为行动者对情境的理解是不断变化的，他们会不断因遭遇的新事情（events）而重新理解情境的内容。因此，叙事也需要讲述情境如何因“事”而变。在关于情境的叙事中自然会讲到行动者的目的或手段，但这些都只是和情境图景中其他部分的内容嵌套在一起的。在叙事中并不存在可以独立于情境之外、被研究者预先界定乃至搜寻证据支持的所谓目的—手段。情境的叙事具有因果性，当研究者讲述上面内容时，也就解释了一系列现象的发生：芙洛拉因何调整了对他人的态度，她和劳拉又如何重新达成和谐？此种因果性被称为生成性因果。研究者相信人的行动不断从情境中生成出来，处于永远变化的状态；当研究者围绕上面的维度讲述故事，也便完成了对行动发生原因的解释。这些维度是分析性的。“分析性”的含义首先在于，维度并不是变量概念模块，也不能进行测量。更重要的是，这些维度体现了研究者的分析意识。他们相信任何叙事都不是任意而言，而是基于对因果关系的特定理解来展开的。换言之，研究者将哪些素材整合成为什么样的叙事，这个认识过程本身就处于分析意识的导引之中。在讲述情境的过程中，研究者相信，如果他们只是将田野现象解读为行动者目的或手段的反映、并围绕此类客观属性来构建田野现实，那么他们也就遮蔽了更深层次的意义脉络的延展过程：即行动者如何在互动中不断构建对情境的理解。这种延展过程，只能通过具有分析意识的田野叙事来完成。
对发生在国际学术共同体中的争论的了解，帮助我们领会如何从分析的角度重建田野事实。我们从以往研究中找到各种叙事要素，如“事件”、“图景”、“妥协”等，这是我们整合分散的、碎片化的田野现象的抓手。
下面，我们需要找到更加具体而明确的分析性理论来组织素材，构建田野事实。新的事实将揭示出常规视角所无法看到的过程：即当事人如何理解他们所处的情境。理论视角的选择能力也是研究者理论素养与田野学养的体现。研究者需要熟悉中西方理论的不同脉络，从超越中层理论的广阔思想空间中选择合适视角。他们还需要不断将理论内容与田野体验进行比对，把握如何依据契合的部分建立叙事，又如何将不契合的部分转化为新的理论对话空间。
经过反复的寻找和权衡，我们将“政治想象（imaginary或imagination）”这一具有悠久传统的理论领域调动起来。政治想象理论中丰富的分析性要素，可转化为构建田野现实的“语法”：我们在该理论的引导下，自觉把游离分散的现象组合起来，形成关于田野中“正在发生什么事实”的叙事。
所谓“想象”，指的是行动者将意料之外的事情经历转化为可以被自身所理解的情境图景的过程。依照政治想象理论的基本要素，我们把上述素材整合起来，建立起田野事实叙事。第一，行动者不断将切身的经验（如芙洛拉感受到服务对象不通情理的举动，劳拉和服务对象的交往经历，劳拉感受到芙洛拉的抱怨，芙洛拉对劳拉与服务对象关系的预期等）整合成为关系图景（劳拉和芙洛拉关于三个人关系的理解“地图”）。第二，从行动者不断变化的关系图景中勾画出“角色”的特点：芙洛拉对服务对象的排斥来自于她们彼此交往的经历。劳拉的回应使她对自身角色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她不再将自己视为直接应对服务对象的人，她想象劳拉和服务对象的关系图景，也想象自己在劳拉心中的形象，她由此将自己重新定位为劳拉的辅助者。目的—手段的视角将这一切变化都解释成芙洛拉保护自我利益的手段，而政治想象理论则揭示引发这种变化的情境理解过程。第三，政治想象理论揭示出行动者如何在情境图景中获得行动的动力。情境图景对于他们而言，意味着身处其中的社会现实，他们自己就是此现实之“象”中的一部分。在现实中，他们意识到自己行动的目的，并筹划达成目的的方式。这就是生成于情境现实中的行动动力，但这样的动力也会随着情境图景的改变而调整。当芙洛拉感受到和劳拉对话间略显尴尬紧张的气氛时，她赶快改变了自己之前的抱怨。这种“气氛”便是情境带给当事人的直接感受。“赶快”则表现出这种情境感受对劳拉行动的直接促进作用。第四，身处于想象过程中的行动者是一种开放的状态，他们将当下视为不断前进的事件过程的一部分。芙洛拉一听到劳拉说的话，就迅速开始调整自己对人际关系图景的理解；同样，当劳拉感受到芙洛拉的调整后，也马上展现出更加轻松缓和的姿态。行动者在因事而起的过程中时刻准备建立或接受对世界新的理解。第五，处于互动中的当事人不断妥协以寻求重建彼此认同的情境。劳拉和芙洛拉的对话，实际也是双方在协调如何重新建立对那位“服务对象”状况的共同认识。芙洛拉缓和气氛的方式，她表现出的“半信半疑”，劳拉有意向芙洛拉表现出的轻松等，这些都体现出二人克服因意想不到的事件带来的情境氛围改变，共同恢复办公室以往平和关系的过程。
以上我们对田野事实的叙事实际已经具有质性特点。这一叙事的潜在的对话对象便是在目的—手段引导下建立的事实理解。换言之，我们讲述的事实并非只是散漫的材料堆积。在与原有事实的比较中，我们建立起田野叙事的焦点。我们强调当事人围绕对情境的构建和妥协才是田野事实的实质。研究者在不同的理论视角的牵引下看到了不同的事实，并用不同的方式表现事实。正是在比较中，田野事实的质性特点才能凸显出来。我们之所以相信情境和目的—手段可以成为对比焦点，是源于社会理论学术传统中关于二者实质区别的争论和分析。
可见，回到认识过程之中，我们会发现，讲述事实的过程不只是简单地把所谓客观事实传达出来。各种分散的现象体验何以成为具有质性特点的事实，这才是回到认识过程的方法论分析的重点。我们展现了如下方法论结构：研究者的田野体验引发了他们原本累积的不同理论认识的碰撞，推动他们重新回到学术史中理解不同理论认识的实质差异，进而在和田野体验的不断对比中，从自发走向自觉，寻找理论认识，重构田野事实。他们在讲述真实时有意识地凸显出与其他真实事实的实质性区别。这为我们接下来将理论认识的过程纳入方法论分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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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认识的方法论
理论质性研究关注田野事实如何揭示出与现有理论概念不同的意涵特质。当我们运用“政治想象”理论视角重构事实时，也进入与相应理论的对话之中。这种对话一方面承认我们叙述的田野事实符合学术界对政治想象一般形式（form）的理解，另一方面，理论对话更关心共同形式中蕴含的现有理论无法看到的意涵特质。理论质性研究并不是要证明理论可以如何推广，而是说明理论的特质何在。阐明特质，并不是要切断地方性（tacit）田野经验与学术共同体理论知识之间的联系。对特质的分析，恰恰是将个别的田野体验纳入学术共同体的理解范畴之中。理论特质是在与学术共同体其他相关理论的比较中凸显出来的意涵。因此，我们选取了在政治想象研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美国实用主义（pragmatism）理论作为参照。这一理论勾画出政治想象的基本形式。
下面，我们将沿着对上面一段田野事实的分析脉络，引入另一段来自中国北宋（960-1127）时期的历史性田野素材，来分析理论质性的认识过程。从美国21世纪的街头小官僚到中国宋代的传统士大夫决策者，时空跨越极大的两个田野素材因理论认识而建立起密切关联，这充分说明认识过程自觉可以如何极大地扩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想象力。
我们选取的原始素材比较忠实地记录了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在科举制度改革过程中发生在中央决策者之间的一番互动。当年五月，宋神宗在王安石的建议下开始考虑如何对当时的科举考试制度进行改革。为了稳妥起见，皇帝首先征求朝廷宰相、台谏官、侍从官的看法。身为侍从官的苏轼在给皇帝的上奏中，将最近科举改革中发生的具体事情综合起来，从风俗时势的角度提出了对改革科举的批评。他劝告皇帝说：
兵先动者为客，后动者为主。主常胜客，客常不胜。治天下亦然。人主不欲先动，当用静以应之于后，乃能胜天下之事。
神宗皇帝将苏轼的意见当面转告给了主持改革的王安石。王安石同样从风俗时势的角度对当前的情况做了另一番想象：
轼言亦是，然此道之经也，非所谓道之变。圣人之于天下，感而后应，则轼之言有合于此理。然事变无常，固有举世不知出此，而圣人力之倡发者。譬之用兵，岂尽须后动然后能胜敌？顾其时与势之所宜而已。
皇帝赞同王安石对时势的理解，因此继续坚持科举改革计划。但他依然赞赏苏轼的才华，过了几个月，皇帝希望可以把苏轼调到自己身边修起居注。但王安石却表示了反对。他赞同皇帝对苏轼才华的判断，但是他同样列举了自己听说的苏轼的各种错误言论，然后从风俗的角度解释为什么不能重用苏轼。
邪险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状……陛下欲变风俗，息邪说，骤用此人，则士何由知陛下好恶所在？但王安石同样也认为可以提擢苏轼做不会影响风俗走向的工作：
此人非无才智，以人望言诚不可废。若省府推判官有阙，亦宜用，但方是通判资序，岂可使令修注？
最终，皇帝听从了王安石的建议，“上乃罢轼不用”。
如果从政治想象的理论视角理解这个材料，我们可以发现和第一段田野资料十分类似的事实。尽管两段材料所处的时代相差千年，地域相距万里，群体差异极大，但却呈现出类似的决策模式。无论是芙洛拉和劳拉这样的街头官僚，还是宋神宗、王安石或苏轼这样的高级决策者，他们在决策过程中，都在将切身经历的事情转化为关于情境的图景。他们都会在不同情境中对自己和他人的意义有不同的理解。比如，宋神宗、王安石可以从苏轼运用邪说影响风俗的“邪险”特点来看待他。但当他们觉得自己处于此种时势之外时，苏轼则又会被视为有才智之人。同样，芙洛拉在被服务对象不停打扰的情境中形成的对服务对象的印象，会随着劳拉的解释而改变，因为她眼中的情境已经变成劳拉和服务对象有密切的关系，而自己和劳拉又有些关系紧张。这些情境的改变都是由事件推动的。
因此，我们可以将两个素材共同置于政治想象这一理论系统之中。发现理论质性的过程在于分析第二段田野素材如何揭示出与实用主义想象理论不同的意涵。所谓“不同”，一方面说明二者依然符合政治想象的基本形式，另一方面则是讨论共同形式演化出的不同分型（fraction）特质。这种比较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选择性照亮”，即通过比较，呈现出理论指号的意涵。我们将第一段素材视为实用主义想象理论的典型体现。两段素材的比较揭示出中国传统政治决策过程中政治想象具有如下三重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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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情境
第一段素材中的当事人是在两方关系图景中理解自己所处情境的。芙洛拉从关心自己和服务对象的关系，转而关心自己和劳拉之间的关系。劳拉一直在调整自己和芙洛拉的关系。处于互动中的行动者想象对方会如何看待并应对自己的行动。双方相互影响，且影响只发生在彼此之间。实际上，对街头官僚关系或是街头官僚与服务对象间关系的研究都是在两方关系的意义图景中开展的。在此解释中，第一段田野素材反映了作为人民代理人的官僚如何在具体情境中消解了委托—代理人的意义图景，转而以官僚内部关系情境重构基层治理的意义，从而滋生出权力自主性。
来自传统中国政治过程的田野素材却呈现出超越两方关系结构的情境图景。互动双方想象了一个无法落实到任何具体之人，却又时刻可以感受到、并对政治起极大推动作用的“风俗”。在他们想象的图景中，自己与他人的互动，可以被无法指名的“风俗中人”感受到。他们影响风俗，却无法将这样的影响落实到具体个人，哪怕他们相信这些人可以代表民众。风俗处于不断变化中，在时空中变化的样态便是时势。决策者相信，统治的关键是观察、体会变化中的时势。苏轼相信需要根据时势变化来行动，就是以静制动。王安石则强调要超越常人的见识而认识到风俗时势的特点。双方观点虽然不同，但都将那个看似缥缈却时刻发挥作用的风俗视为自身和他人互动最终的指向。王安石反对对苏轼的任命并不是来自与苏轼个人关系的考量。他认为，对苏轼的任命会影响那个看不到摸不着却作用巨大的风俗。通过对两段田野资料理论意涵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政治想象图景的第一重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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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意识
在实用主义的理论中，政治想象中的人们始终被难以预料的事件牵动。这种牵动无可避免地使行动者产生“不确定感（indeterminacy）”。行动者迷失了对他人角色的习惯性把握，他们不由自主地感到某种外在力量的推搡。此种力量并非属于具体的支配实体（如具体的统治者或者制度结构）。它生成于由突发事件、制度结构、人与人的互动、既往的历史文化，以及个体内心状态等交织、碰撞而成的局势（conjuncture）之中。身处于局势之中的行动者，被局势裹挟。他们可以灵活应对局势中具体的人与事，却时常感觉“被赋予了一个消极被动的未来和过去”，那些不断重复的突变事件和感受在他们眼中“成了他们命运的一块碎片”。行动者面对局势时的“身不由己”成为政治想象理论所共同揭示的现代政治人的主体状态。正如在第一段田野素材中，我们感受到当事人那小心翼翼的试探状态。他们总是不由自主地被对方的某个举动牵引，谨慎揣摩对方的心理，然后调适自己以期望和对方达成某种一致。这种小心、试探和揣摩也成为街头官僚政治想象的实质特点。
第二段田野资料中的行动者则显示出非常不同的气质。从他们身上，我们感受到超越了“局中人”而成为体察者的自主意识及其形成的行动动力。无论是王安石、皇帝或苏轼，他们相信自己首先是时势风俗的体察者，因为任何政治过程都并非只是针对具体个人的。当他们面对难以预料的事情时，作为体察者的身份意识会被激活，迅速成为推动他们行动的力量。他们主动地将突变转化为对整体时势的判断。
这种自觉体察的身份意识与“身不由己”构成了实质性区别。士大夫决策者并非如实用主义理论所认定的，只能拘泥于具体的共在对象，他们并非被束缚在无边无际却难以预料的事情之中被动地应对突变，甚至无所适从，盲目地跟着其他人行动。作为体察者的身份意识一旦被激活，便会引导决策者主动从儒家思想寻求资源，把那些“意料之外”纳入“情理之中”。他们从突变中体察到整体时势之变，为突变找回变动不居却又可以真实把握的意义，不会困顿于不确定感之中。他们依靠对时势的判断，主动赋予自我和他人以角色意义。行动者并非在是对抗、观望、揣测、寄托乃至误解中建立暂时的关系想象。他们自始至终都在“待时而动”。突变成为促成他们体察时势变化的通路：决策者穿越偶然世界的重重迷雾，走进自己心目中那个时代大势的整体变化世界。这种体察者的身份也使他们毫不妥协地表达自己对时势的看法。他们不认为暂时的妥协是行动的唯一，而是相信，毫不妥协地表达自己对时势的体察与彼此在风俗时势之外的相互欣赏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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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断性
在实用主义理论看来，想象的过程也是当事人建立对彼此“正在共同经历着什么”的认可：我确信我和对方看到了同样的情境图景，“当我们经验同一个对象的时候，我把我自己对我的各种体验的解释，与你在这些情况下对你的各种体验的解释等同起来”。在这属于“我们”的环境中，我想象着对方如何想象包括我在内的这个彼此共同的世界，进而根据我对对方的想象来调整我的行动。在此理论中，自我和他人的角色在共在情境中才会生成。人的行动依附于每个具体的共在状态而演化。当人们发现他们对对方的预期和实际感受不符时，就会主动修正所想象的共在状态图景，自我和他人的角色也会相应发生改变。芙洛拉和劳拉的整个互动过程，就是这种共在状态的体现：她们始终在寻找彼此认可的对共同身处的当下情境的认识。
第二段材料则表现出无法被共在状态表现的另一种推断状态。行动者的根本关切在于探寻个人经历在风俗时势中的意义。他们基于已有的经验来推断由无限未知经验世界构成的风俗时势。他们并不关心可以和具体共在者感受到什么样的共同情境，而是关心自己和他人的行动如何对风俗时势这个无法落实到具体行动者却真实发挥着作用的整体性社会现实产生影响。他们与超越具体存在者的社会整体建立精神联系，时刻以社会整体为本体考虑行动的后果，获得行动的动力。那些具体的共在他人、分散的共在情境并不是他们理解行动的依据。行动者运用儒家思想中的性、道、人心等观念将具体经验转译成风俗时势图景。他们并不关心具体互动中的他人是否认可自己的转译，而是关心这种推断过程对自己而言是不是合理，以及如何通过学养的累积使自己可以更加合理地推断大势。同样，行动者彼此间并不寻求对情境认识的妥协，而是勇于争论彼此对时势的推断过程是否合理。他们甚至有意将共在情境中产生的情感与时势中的情感区分开来。
通过对上述三重特质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理论质性如何生成。实证研究难以说明经验素材转化为理论的合理性，回到认识过程的方法论则能够将此认识过程的特点纳入分析。我们看到，比较乃是此过程的关键环节。同样的田野素材，可以被转化为三种不同的理论质性，此三种理论质性又分别对应于实用主义政治想象理论意涵的三个不同侧面。理论在比较中呈现出不同的意涵，田野素材在比较中被再现（represent）为不同的意义。
那么，上述认识过程中的比较研究又是如何展开的呢？第一，比较源自于理论映照下的田野感受差异。我们感受到实用主义理论对身份意识的界定中强调行动者身处突变局势中的“被动性”。此种指号意涵引导我们在阅读第一段素材时感受到办公室同事间小心翼翼地彼此试探、妥协。我们将这些现象视为“被动状态”的体现。但当我们在阅读第二段材料时，我们却感受到历史人物的自信状态，看到他们如何主动超越具体事情来推断时势。我们之所以会注意到这种状态，是因为它和小心翼翼、彼此妥协的办公室人际关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同样，我们还感受到实用主义政治想象中的两方关系图景与中国田野素材中的风俗时势图景的差异，感受到共在状态和推断状态的差异。
第二，比较的支点在于寻找既体现田野事实意义、又展现理论意涵的分析性质点。质点是表现差异的方式。研究者将关于不同的感受整合成对实质性差异的表达，质点便是理论意涵的纹理，理论质性通过质点得以明晰。比如在对自主意识的分析中，我们关注以下质点：运用“局中人”与“体察者”、“沉浸于共在”与“进入时代大势的整体变化世界”、“被动”与“主动”展开比较。同样，在分析情境图景时，我们指出“无法指名的风俗中人”与“互动中彼此影响的两方”的差异。我们强调“推断论”与“共在状态”的差异在于：行动者“并不关心可以和具体共在者感受到什么样的共同情境”，他们关心自己和他人在整体性社会现实中的意义；行动者不会“寻求对情境认识的妥协”，而是“勇于争论彼此对时势的推断过程是否合理”。这些质点具有两种面向：它们一方面再现了田野素材的事实意义，同时也展现出政治想象理论的不同分型意涵。它们将抽象的理论指号与分散的田野现象交融于一体。理论因质点而不再抽象，田野现象也因质点而获得连贯意义。质点勾画了理论与事实的双重纹理，比较分析正是围绕质点展开。
第三，对质点的阐释是将差异感受转化为“对照空间（contrast space）”的过程。这也是将差异感理性化的过程：将差异感由不可言传的个人感受进行清晰阐述（explicate），使之成为可以被学术共同体所共享的表达。实际上，如何将“对照”表现出来，也是研究者的能动过程。无论研究者如何阐释，他们都需要使“对照”成为具象化的“空间（space）”。比如，当我们比较“沉浸于共在”与“进入整体世界”时，就将“对照空间”具象化为：行动者眼中是否只有具体的他人，还是会看到超越具体人事的更大的风俗时势。同样，我们将“两方关系”与“风俗时势”的对比具象化为对委托—代理关系和无法还原到具体个人的风俗时势二者特点的描述。在讲述北宋决策者可以把时势中人的形象与其他情境中的形象区分对待时，我们也就澄清了推断意识如何超越共在状态中人的彼此理解。质点被不断具象化为生动的现实事情。研究者越是能够说服读者这种“差异空间”作为事实的存在，质点的信服力也就越大。对研究者和读者而言，正是这些质点构成了他们心中的理论真实。所谓真实，指的是他们相信田野素材与理论意涵是彼此契合的，理论通过田野体验获得妥当性。
结论
本文尝试打开实证研究难以看到的两种认识过程，为田野研究赋予新的方法论意涵。首先，关于田野事实的叙述并非只是客观经验的堆积，所谓经验何以成为事实本身，才是需要分析的。这提示研究者思考如何构建具有因果解释力的事实性叙事。本文讨论了如何在新的田野现象与事实理解二者不契合感的推动下，重新寻找新的理论重构事实。其次，本文提出理论质性方法论。理论研究并非只是从田野素材中归纳出所谓客观属性。理论不再被视为需要验证或测量的具有明确定义的概念。理论认识的展开，需要研究者思考如何在比较中领会理论的质性意涵。多重差异感的获得、分析性质点的确定、对照空间的阐释，此三者构成了理论质性认识过程的方法论特点。
实践是本文的根本出发点。田野方法论并非固化的操作流程，而是认识世界的辩证过程。研究者在实践中，不断发现既有习惯性认识与新的田野经历的矛盾，在对自我知识世界的反思与分析中，朝向更加广阔的人类思想世界。由此，田野研究将不再被禁锢于某种所谓科学的僵化流程中。田野研究本身便是作为人的研究者走出抽象观念的洞穴，投身于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历程。此种生生不息的实践历程将赋予社会科学研究无尽的想象力。研究者的思想在田野实践中得以解放。这便是回到认识过程方法论的精神内涵。
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注释从略
转自：“学术人与实践者”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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