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速递｜《印度文献史——佛教文献》

《印度文献史》

印度文献史

佛教文献

[奥] 莫里斯·温特尼茨 著

宋立道 译

作者简介：

莫里斯·温特尼茨（1863—1937）是著名的奥地利印度学学者。1902年执教于奥地利布拉格大学，主讲印度学、语言学及人类学。本书是其不朽的印度学名著。

译者简介：

宋立道，1949年生，1989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哲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佛教研究及西方相关研究成果的译介。

内容提要：

本书是历经百余年后仍然在佛学界一直享有盛誉的经典名著，其重要价值在于介绍了佛教经典中最重要的两大语言体系——巴利文与梵文的佛教三藏。作者详尽解析了巴利文经藏五部，论述了三藏之外的巴利文文献在史学、哲学和佛学方面的重要价值，阐述了那些纯粹梵语和混合梵语的北传佛教文献，剖析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大乘经典，并介绍了大乘的空、有、密三宗论典及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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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的话

《印度文献史》（Die Geschichte der indischen Literatur / A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原本用德文撰成，全书共三卷。编纂者为德国布拉格大学教授莫里斯· 温特尼茨（Maurice Winternitz）。本书在 1905—1922 年刊行。至今仍然为印度学、印度宗教史、印度佛教文献史研究的巨著，是学习印度文学与印度佛教的必备参考书。原书出齐以后，作者又亲自主持了英文本的翻译。本书即根据英文本译出。

《印度文献史》一书原分三卷。第一卷收吠陀文献、叙事诗与《往世书》，第二卷收佛教文献、耆那教文献，第三卷收纯文学、学术文献。现在我们能够读到的是在印度再版的重印本。本书称佛教文献，但它只是原来第二卷中的佛教部分（该卷还有耆那教文献）。

本书名为《印度文献史—佛教文献》。其在佛教学界久负盛名。译者印象中，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老一辈学者在研究生课堂上常常推荐此书。译者最初就是从他们的口中才知道这部作品的。本书在日本由高野山的学问僧人中野义照翻译且增补译注，成为六卷本的『ィンド文献史』。文献史全集先后在1964—1978年译出，当初得日本印度学会之帮助才得付梓。目前已经成为日本印度学佛学研究的经典参考书。译者在东京神保町曾试作搜寻，仅在东阳堂等两家学术旧书店才得以发现。书价也远高于当初出版时的价格。中野先生深具学养，其率领的翻译班子也都学力强悍。日译本的本书中，由于增加了大量附注，篇幅比英文原书扩大了一倍，令人叹为观止。本书仅相当于日译本的《佛教文献》，也适当地吸收并借鉴了日译本增补的一些注释。

本书对巴利文文献的用力明显超过梵文佛教文献。本书作者温特尼茨教授的学术领域是梵语文学。因此，书名虽为佛教文献，但所取材、所研究都多半出自文学欣赏角度。本书对印度语文的佛典大致都已经言及。从印度佛教经典发展晚的角度来看，重要的梵文与巴利文佛经当然不至遗漏。相对而言，其对藏文和汉文佛典虽有所涉及但仍显单薄。本书与汉文佛典有关的是一个世纪前的学术成果，研究者多半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日本游学英德的学者，或长住中国的外交官或传教士。另外，本书对于巴利文佛典的研究显然比对梵文佛典的把握更为深入且周全。由于专业学养的缘故，作者对于巴利文本生故事、梵文譬喻故事、梵语诗人和佛经文学作品的研究相当深入，但对大乘佛教经典的发展和思想层面的分析却有阙如。作为印度的佛教文献史，少了一些宗教哲学研究的意味，殊为可惜。

本书汉译本的编排顺序和内容悉从原文，但参考了日译本的章节目录设置，因英文原书的章节尚不及日译本清晰。

最后，本书之得以付梓，要诚恳感谢商务印书馆的总编及编辑。尽管出版这样的学术译著，今天也仍有种种困难，但他们慨然允诺，接受拙译，给我以极大的鼓励，为我增添了勇气和动力。还要感谢本译著问世的直接因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周广荣、李建欣、黄夏年诸贤。正是他们的鼓励、督促与推荐才促成本书的完成。没有他们的关心及督促，译者不可能有这种不计辛劳、焚膏以继的心气和干劲。

宋立道

作者序言

五年前，我在写《印度文献史》第一卷的序言时，我所预期的是用两年的时间完成整个第二卷。可是一旦着手进行佛教文献的工作，我便遭遇了远比预想的要大得多的困难。因此，至今我还纠缠在第二卷的前半部分。尽管我现在期望能够在下一年写完第二卷的后一半。

其实我也深深地知道，按我目前的知识水平来说，描述佛教文献——它构成了第二卷的前半部分，是一个相当有风险的工作。

对于这部分文献的大部分，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人碰过它们。绝大部分，尤其是佛教的绝大部分梵文文献，还有部分巴利文文献，都亟待翻译、校审甚至刊行。再者，由于从事汉学的学者寥寥无几，通过汉文佛经译本来揭示佛教文献状况的工作更是遥遥无期。这一方面我只有寄希望于法国和日本的学者助力，但愿目前的状况很快就能改观。由于中亚的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我们知道那里有非常丰富的写本，斯坦因从和田就携回了不少，格郎威德尔和勒科克从吐鲁番也发现了很多。我们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可以大大丰富这方面的知识，并了解那里的佛教及其历史。只是在这些研究成果真正为我们所使用之前，可能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现状既然如此，我的美国同行不久前还在给我的信中说：“我很容易理解，你打算进行的佛教文献史的写作是何等的艰苦。”—在当下哪怕只是怀有这样的企图。因为要写作《印度文献史》而跳过佛教文献史，就太说不过去了。对于世界历史而言，佛教作为印度心灵的创造物，是最重要的成果。如果我们连它的文献都不了解，如何去理解佛教呢？正如印度的宗教史，绝对离不开佛所创造的宗教；离开了佛教艺术，也就无从谈起印度艺术史；如果我们拿不出一个佛教的文献库藏，那整个的印度文献也就成了空洞的名称。尽管我们可以说，今天的佛教文献库藏与其说在它的故乡印度，不如说是以锡兰、缅甸、尼泊尔和中国西藏为其家园。但不管怎么说，佛教文献的发生与成长是在印度这块土地上，它始终带有印度心灵产物的特点。它影响印度民众的精神生活达一千多年的历史，在最深层的本质上它同整个生存至今的印度文学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无论我们今天进行的佛教文献的描述工作是如何不完美，从认识进程的角度看，它总不会没有一点意义。我们得有犯错误的勇气。我们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使我们的知识在将来会进一步地接近真实。

对我在本书中引用过的材料和引述过的学者，我表达诚挚的感谢。每一处引文的注释中我都会详尽地列出相关的完全信息。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想漏掉这个机会向其他人表示最诚挚的谢意，他们是我的同事布鲁塞尔的路易斯·得·拉·瓦勒（Louis de La Vallée）教授，以及我亲爱的朋友、我以前的学生、东京的高楠顺次郎（JyunTakakusu）教授，与他们的通信和邮件往来于我极有价值。

莫里斯·温特尼茨

转自：“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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