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宋冬林，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开辟中国经济学新境界的核心要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因此，构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是打造系统化经济学说，从而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应有之义。
纵观历史，世界经济中心通常也是经济学的研究与教育中心，随着中国日益走近国际舞台中央，中国经济学也发展到需要原创理论与自主知识体系的全新阶段。因此，能否构建起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一个什么样的自主知识体系，不仅决定着中国经济学的现在，更关涉到中国经济学的未来。
中国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在总结提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基础上充分吸纳人类文明各学科、学说、流派积极有益成果的系统性综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学总结了新的经济规律认识，凝练出新的经济范畴，发展出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与经济思想。这些成就相较于以往中国在经济学领域完全失语的窘境而言已然是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但不可否认，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仍存在不足与困难，这集中表现在：其一，政策-实践话语与学术-理论话语之间仍有割裂；其二，缺少既符合经济学科一般性又体现中国实践特殊性的高水平体系设计，也即自主知识不敷与自主体系乏陈。而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又必须在发展自主知识的同时不断完善自主体系设计，二者不可偏废，其中自主知识是中国经济学的“血”和“肉”，失去了自主知识的中国经济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自主体系则是中国经济学的“骨”和“魂”，不具系统成熟的自主体系的中国经济学势必将缺乏说服力、吸引力和生命力。因此，开辟中国经济学的新境界就在于通过回答和解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来实现对已达境界的超越，其核心要义就在于通过自主知识发展与自主体系探索来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进而达到具有时代性、守正创新和知行合一的崭新境界。
二
开辟中国经济学新境界要发展自主知识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首先要解决自主知识有无、多寡的问题。自主知识的生成正是“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的过程，因而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从而开辟新境界的先导环节。我国经济学发展的一大特征就在于实践往往走在理论前面，从而形成“先实践后总结”的发展模式，然而在总结中由于抽象力不足并对典型事实的精炼度不够，研究问题常常浮于政策-实践层面，而未能达至学术-理论层面。这导致的问题就是理论具有即时性而非持久性、理论缺乏创新性以及理论不能与实践有机结合，很显然，这样的理论很难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也很难科学指导中国的经济社会健康发展。那么，发展自主知识应当满足哪些要求？
第一，自主知识应具备时代稳定性。恩格斯曾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这表明理论应当具备时代性。但所谓时代是指一定跨度的历史时期而非片刻与须臾之间，真正的理论能够在较长时期经受住时间的检验。对此，我们只要看西方经济学，其中的核心理论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就已成熟且至今基本不变，更不要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如何历久弥新。如果理论只浮于政策-实践层面，那么理论就不具备真正的时代性，从而导致人们“昨天学的知识今天就已过时”。因此，时代性是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所谓变是指理论整体应当伴随时代变迁而发生任务、对象、目标与范式的转向，所谓不变则指一段时期内的各理论内容相对稳定，并且能够反映整个时代的精神与特征以及对后续时代产生持续影响。
第二，自主知识应具备创新科学性。所谓创新是指术语范畴、理论内容与研究工具的推陈出新和创造性发展。仅停留在政策-实践层面的创新是实践创新而非理论创新，政策-实践层面的话语创新并不等同于术语范畴的创新。我们要善于从政策话语中提炼出体现一般性与特殊性的术语范畴，而非直接将政策话语搬作术语范畴。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也要重视原创理论的打造而非仅仅为政策实践套上现有理论的外衣，其在命名与形式上也无需拘泥于最初的提法，政策-实践的话语本就不同于学术-理论的范畴。进一步地，创新应具备科学性且传承人类文明，而非无中生有、自说自话。即便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也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范畴、理论基础上所作的创新性发展，一些概念范畴和理论虽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但其概念形式并未发生改变。这说明经济学发展是一个辩证扬弃的过程，自主知识首先就要符合经济学与人类经济实践的一般规律，“中国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不但没有离开经济学发展的世界文明大道，反而在这条大道上开辟了经济学发展的新境界”。例如全要素生产率和现代经济学的一些概念源自西方，但其进入中国就在中国经济学语境下被赋予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意涵。因为西方的理论面对的是中国独特的体制、制度、文化与实践，而这种独特性将使一般性的范畴、理论被打上中国烙印，从而使其成为中国经济学的知识表达。
第三，自主知识应具备理论系统性。理论来源于实践，自主知识并不是纯粹理性思辨的结果，而是中国经济实践的宝贵结晶。因此政策-实践话语极为重要，它是我国经济实践的直观刻画。但理论研究如果仅满足于积累和占有材料，而缺乏“抽象力”的话，那就只能停留在粗糙的经验主义水平上。因此理论创新要求将我们的政策-实践材料抽象为理论，并进一步抽象为系统性理论，而只有具备了系统性理论，未来的实践才能有据可依。经济史是经济实践在时间维度的展开，而经济理论根本上就是由一定时段的经济实践即经济史凝练而成。以理论照亮现实的过程，本身就是以史为镜，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智慧与教训的过程，理论的系统性决定了历史这面镜子是否明亮，决定了我们能否从历史中获取有效信息。譬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成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供给经济学等也都在一段时期内成为美国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这些理论都具有高度系统性而非零散地存在着。
三
开辟中国经济学新境界要探索自主体系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还要解决自主体系有无且是否健全的问题。自主知识的发展本身就蕴含着系统性内在要求，并通过转变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来独树一帜、自成体系。毫无疑问，经济学自主体系的建设极为重要，它能够直观反映一门学科的成熟度，并决定着学科的影响力和说服力乃至相应的经济学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水平。然而自主体系建设是一项繁重且艰巨复杂的任务，需要长期探索研究、久久为功。西方经济学体系达到今日之规模，是全世界一代代经济学家智慧与汗水的结晶；即便《资本论》的写作也耗费了马克思四十年之久。因此，要开辟中国经济学新境界，就必须在构建自主体系方面苦下功夫。
首先，建构自主体系要坚持契合时代。时代决定了中国经济学的核心任务是回答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在社会生产力尚未达到足够高度的条件下，如何通过解放、发展与保护生产力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顺利通过这个“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的自然的发展阶段”，并“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使人民在合规律与合目的的实践中实现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这种特殊的时代需要，决定了中国经济学的体系建设应当建筑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之上，应当建成既能够契合揭示经济规律与指导经济发展双重任务，又彰显人民性与科学性双重属性的特色鲜明的自主体系。但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在时代约束下，我们还无法在短期内建立起尽善尽美的中国经济学体系，因此，这一工作需要不断凝聚广大学者的智慧力量，在长期探索和不断试错中推进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
其次，建构自主体系要坚持守正创新。理论体系归根结底应内生于理论整体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而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根基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强调自主体系的守正，关键在于理论大厦的建立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地基”。在探索中，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发展历程中获取灵感，从“五篇结构”到“六册结构”，再到“四篇三章”乃至“四卷结构”，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演化变迁可以为中国经济学自主体系建设提供方法论的借鉴。然而，守正并不是要照搬经典作家的体系结构，更不是对其他经济学体系所长之处不予借鉴，而是在一切积极有益成果基础上推进自主体系的创新发展，即守正创新。创新与守正不可分割，正如我们无法脱离一切现有经济学体系而“空中楼阁”式地建立起一个全新体系，自主体系的建设必然有其渊源，问题在于我们以何为源，并能否在此道路上创新以致远。
最后，建构自主体系要坚持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经济学体系建构中又表现为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相结合、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正如马克思在探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怎样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何是应当发生革命性变革的”等重大理论问题的同时也给出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实践方案，整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是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有机统一。西方经济学由于广为推崇“看不见的手”和自由市场，因此理论更偏重于解释世界，这也是“经济学”被称为“实证科学”的重要原因。但其实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同样重要，二者皆不可偏废，没有对经济规律的科学认识就无法成功调节经济运行、推动经济发展，同时理论如不能运用于实践，那么再工整美观的理论也只会停留在“哲学冥想的渺茫太空”。真正高质量的经济学体系应当具备如下特征：由新实践带来的一般性经验事实可基本为现有理论所解释，而特殊性经验事实则可抽象为补充性观点填入现有理论而不对体系整体造成显著影响，也即体系具备稳定性和发展性。同时将新实践所引发的新现象、新问题代入理论体系后，又可清楚得到其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以及可资借鉴的政策建议，也即体系具备系统性和现实性。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3年第4期
转自：“东南学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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