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6期P133—P134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摘自《历史与变革》第1辑，王宁摘
“历史社会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的名称是迟至20世纪60年代才在美国出现的。经典社会理论虽不存在“历史社会学”这个概念，却普遍具有历史社会学的视野。
许多社会学家都强调结构性叙事才是社会学立足的根本，历史社会学也不例外，讲故事本身或描述事件、过程都不是社会学的目的，社会学最终需要揭示的是故事背后的结构/机制或知识。我认同结构性叙事对社会学的分析目标是至关重要的，但我不同意把故事本身与故事背后的结构/机制切割开来。宏观比较历史分析所展示的理论雄心及分析视野无疑都是让人击节赞叹的。我的疑问在于这种分析是不是历史社会学唯一具有正当性的思路？有没有可能带着结构性的关怀却着力于小事件分析的历史社会学？我仅举三个有代表性的例子。第一个典型例子来自马克思，它展示了经典时期的历史社会学视野。马克思以《资本论》为代表的众多著作无疑可以看作从宏观结构着手来分析社会与历史的作品。然而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却展示了分析的另一种可能性。第二个典型例子来自蒂利。蒂利是比较历史分析大军中的重要成员，不过其著作风格多变，不拘一格，本文仅分析他早年出版的博士论文《旺代之乱》。如果说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创了事件社会学分析范式，那么蒂利的这部著作就开创了微观比较历史分析范式。第三个典型例子来自福柯。福柯展示了当代西方社会学中与美国主流学界风格迥异的历史社会学思路。正是福柯的一系列著述创造了谱系学的分析范式。
三个堪称经典的示例揭示了历史社会学以所谓“小事件”的过程分析和细节捕捉为中心展开叙事的另一种可能性。事件社会学、微观比较历史分析与谱系学分析，这三者尽管在方法论或哲学根基上并不完全一致，但它们都试图确立历史叙事本身以及揭示事件细节对历史社会学的重大意义。当然，时间性叙事有其固有的局限乃至危险，就如同结构性叙事同样有其固有的局限乃至危险一样。我并不是要在这里比高下、论长短，只是为厘清自己在历史社会学上的研究思路做些铺垫。
我最近十年从当代中国的抗争政治研究转向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从研究对象来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无论是在问题意识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有其一贯性。
不过，面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加上多年研究的积累和反思，我在研究策略上从以往的“过程—事件分析”发展为一种可称之为“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的新策略。下文将揭示这种研究策略的基本特征。
首先，“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是一种带着结构性问题关怀的事件史研究。在这个层面上的“追根溯源”体现为重新建立事件与总体史的关联，寻找和确定要研究的关键事件。我以革命研究为例。既有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史已经确定了若干大事件，地方史研究不过是围绕这些大事件而展开的同心圆式的复写。对“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来说，需要研究的是关键事件的来龙去脉，而究竟何为关键事件，这是首先需要研究的——它们既可能是众所周知的大事件，也可能是为人所忽略的小事件。我所要做的既不是结构性分析，也不是碎片化的地方史研究，而是具有总体史意义的事件史研究。我把具有这种性质的事件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种是所谓“渊源性事件”，第二种是所谓“转折性事件”，第三类是所谓“调查性事件”，第四类是所谓“典型性事件”，第五类是所谓“隐喻性事件”。
其次，“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是通过微观比较分析来厘清事件的根源、流变与分叉。我赞同许多社会学家关于比较是结构性分析的要害所在的说法。“追根溯源”在这个层面上正体现为比较方法的广泛运用。不过，美国主流的比较历史分析大多落足在宏观社会结构的比较分析上，忽略了蒂利在《旺代之乱》中提出的微观比较分析。而我在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中，强调的是在总体史问题观照下进行细致的微观史比较。这种微观比较分析的运用与蒂利在《旺代之乱》中的比较是较为相似的。
再次，“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是与概念史结合在一起的事件史分析。一般来说，以还原事件真相为中心的事件史分析与以探究概念含义为中心的概念史分析是两种不同的分析传统。然而，将事件史分析与概念史分析截然分开，对这两种传统都是不利的。人们往往把概念史归于德国传统，而忽略了福柯的谱系学其实也是一种概念史。福柯这种谱系学式的概念史的特别之处，就在于突破了他自己早年把重心过多放在词语分析上的“知识考古学”，转而尝试把话语分析与非话语实践（即事件分析）结合起来。只有这种结合，才可能既剥离出复杂语境中的基本概念，又辨析出积淀于特定概念的重要事件。“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在这个层面上的旨趣与谱系学是大体相通的。我最近把这种路数也称为“以史解经”，此不赘述。
复次，“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是围绕文明和制度“担纲者”来展开的事件史分析。“担纲者”是韦伯在《比较宗教学导论》一文中提出来的概念，意指在打造世界诸宗教伦理中居于关键位置的、具有独特生活样式的特定社会阶层。担纲者的精神气质和伦理人格是韦伯的比较文明研究中一个关键的环节。以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为例，“追根溯源”即是要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中辨析出具有总体史意义的社会行动者（他们既可能是领袖级的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也可能是党内地位虽不显赫、但在某些关键的事件和制度中具体担纲的关键人物），既要理解这些共产主义革命者身上共同的人格特质的成因，更要研究他们作为某些特定群体类型的革命者独特的精神气质的渊源。
最后，“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是纳入空间视角的事件史分析。“追根溯源”在这个层面上体现的是政治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自觉意识。我们同样以革命研究来示例。毛泽东有句名言：“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这一个革命的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人们一般只注意到后半句话，强调革命之“同”，却忽略了“五湖四海”的来源之异的实质含义。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候，这个“中国化”并非单指一个笼统的中国，而是与中国内部既有的自然、经济、社会、文化和语言的区域划分相关。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列宁式政党”在中国落地的时候，它势必要与不同的地理区域、地域化的思想形态、不同区域的社会经济传统发生碰撞、磨合。但是，我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需要考虑区域空间这个因素在其中所起到的某些复杂作用。恰恰在这里，社会学的视野、人类学的训练以及地理学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理解中国共产党革命道路和政党治理传统的一些重要而独特的入口。
“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虽然是我在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中提出来的，但是它与西方社会学界既有的事件社会学、微观比较历史分析与谱系学分析有着明显的承接关系，所以，它对广义的历史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学领域可能也具有某些启发性。为此，我们需要对几个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澄清。首先，“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并不仅仅是社会学研究的一种方法或策略，更重要的是它强化了“事件”在社会学研究中的理论意义。这里涉及有关社会实在的基本性质问题。其次，当“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与“微观比较历史分析”或“微观研究”联系起来的时候，非常容易产生一种误解，需要加以澄清。最后，“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与福柯的谱系学之间的张力也需要予以澄清。
无论是结构性取向的历史社会学，还是本文所倡导的“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在其研究旨趣上都有别于实证史学。然而，我并不赞同固守社会学与历史学的界限，反复纠结于两者的差别，唯恐社会学被历史学侵蚀了地盘。这其实是学科不自信的表现。若要在“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取得创造性成就，就必须有胆量挑战自己，有勇气突破学科界限，有耐心埋首于谱系学意义上的文献工作。既然选择了这样的方向，就必须担当这样的艰辛。韦伯曾经赋予“命运”这个概念在他的社会学思想中的特殊意味。我想，以时间性见长的历史社会学也堪称“命运社会学”吧！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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