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6期P97—P98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摘自《中国政治学》第3辑，刘倩摘
“早期国家”（early state）这个概念最早是20世纪70年代由亨利·克赖森等学者提出的。早期国家理论通过对国家形成及其早期发展的研究，在国家起源理论和现代国家建构理论之间搭起一座桥梁，促使人们关注国家形成之后的后续发展，关注现代国家出现之前的国家形态及其演进。
国家性的成长与国家形成的路径
克赖森根据国家性发育成熟的程度，将早期国家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未完全形成的早期国家；典型的早期国家；过渡形态的早期国家。过渡形态的早期国家向前演化，就会成长为成熟国家。易建平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主张以国家政权对武力合法使用权的掌控程度来区分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状况，将国家发展划分为“早期国家”“成熟国家”和“完备国家”三个阶段。早期国家、成熟国家、完备国家等国家概念体现了一种成长国家观，反映了国家性的动态成长过程或国家化进程。
早期国家与古代国家的概念不同。根据社会史的历史分期，可以把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划分为“古代国家”“中世纪国家”“近现代国家”“当代国家”等。这是一种时间性国家观。早期国家是从国家的构成要素及其发展状况的角度来研究国家，它既可能出现于社会史分期上的“古代”，也可能出现在“中世纪”或“近现代”。而古代国家只出现于“古代”，早期国家并非古代国家的早期阶段。
早期国家与传统国家也不同。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划分，是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美兴起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理论。它强调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将未曾具备现代国家基本特征的国家统称为传统国家或前现代国家。传统国家以及前现代国家和早期国家研究国家的视角不同，前者是基于现代国家的现代性特征进行的回溯性研究，后者则是从国家性的成长过程来展开研究，二者有重合也有区别。
国家性（stateness）是国家区别于前国家社会政治组织的基本特征或标志。从国家性及其成长的动态过程角度来把握国家的含义，有助于深化对国家的认识。
恩格斯在摩尔根的氏族社会和政治社会的二分法基础上，总结出国家形成的两个标志：按地区来划分国民，按照居住地来组织国民，这与氏族社会按照血缘关系来组织其成员形成鲜明的对比；公共权力的设立，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力量，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这些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恩格斯对国家性成长的理论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韦伯的定义包括了领土、人口和政权三个基本要素，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国家构成要素的认识，但没有包括现代主权观念、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感等软性要素。
英国学者芬纳从国家性成长的角度概括了现代国家的五大特征，可以作为进一步分析国家性基本要素的基础。具体包括：国家三要素具备程度；行政官僚机构的发育程度；其他国家对其最高统治权的承认；居民共同组成一种情感化的礼俗社会，拥有共同民族性的自觉意识；国家成员共同参与责任及义务的分配和共享。国家化进程与国家性的成长理论提醒我们，只有成功地克服导致国家解体的因素才能促进国家性的不断成长。
不同的早期国家是在国家形成的普遍因素和特定衍生因素的不同结合状态下形成的，形成路径概括起来有四条：管理型国家，整合与管理功能造就专职领导和管理者，追求统治权的垄断与世袭；压迫型国家，阶级分化和冲突，分层社会形成，借助国家保护私人财富，控制内部冲突；军事型国家，应对战争和战争威胁，军事首领转化为政治统治者，军事组织用于和平时期维护治安等；征服型国家，结盟与征服：为扩张权力而实行军事扩张，分封和赏赐以笼络追随者，中心对外围的控制。这四条路径是一种高度的理论抽象，在任何一个特定国家形成过程中，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完全循单一路径形成的。但是不同国家的形成路径确实又各有特点，常常会循其中某一条路径为主，并形成路径依赖。有的率先形成国家的经济权力基础和意识形态权力基础，有的则首先形成国家的武装权力基础，随后再逐步发展其他权力基础。但它们又殊途同归，这就是最终要建立起命令—服从的政治权力关系进行政治统治，同时还要建立行政机构管理公共事务。
早期国家的进化：国家形态类型学及其变迁
早期国家会经历一个当地的优化选择的艰难过程，最后才会发展为成熟国家。芬纳在《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中就政体类型的划分和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中就国家形态的类型划分提出了很好的研究思路，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国家形态类型学的分析框架。国家形态分类的标准包括：（1）国家规模（领土面积及人口规模）；（2）政权结构（中央层面立法和决策权配置结构）；（3）行政管理的组织方式和人事安排；（4）国家结构（中央与地方政权关系）；（5）政权受法律和程序约束程度；（6）政治领导人排除各种实际限制独占权力的程度；（7）军政关系的不同组合；（8）政教关系的不同组合；（9）居民与政权关系的不同形式（国体）；（10）国家认同对象；（11）国家体系；（12）国家现代性的成长。国家形态类型划分的多面向和复杂性有助于我们辨析早期国家的进化规律。
以第一个维度看，总的发展趋势是国家规模越来越大，因此王国、帝国等中型、大型国家逐渐成为主流。
从第二个到第六个维度来看，国家形态类型进化中有两种趋向并存：一种是个人集权化、中央集权化、官僚行政和等级化行政、王权专制化的趋向；另一种是贵族和公民执掌政权、充任行政管理职位、地方分权和自治、民主共和与服从法律代替等级化服从的趋向。
就政教关系和军政关系而论，演化规律是统治者对国家的哪项职能依赖程度越高，履行这项职能的政策执行者集团在政治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就越重要，直至该政策执行者最终僭取统治者的职位，或形成频繁干政的局面。
第九个和第十个维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居民与政权的关系直接影响着国家认同的强度。缺乏政权认同和政体认同的国家，在遭遇内外部危机最需要居民支持时，往往非常脆弱。
传统国家体系中，国家之间有贸易、和平、合作，但却缺乏防止战争、征服的有效手段。征服和臣服、朝贡和纳贡就成为传统国家体系的主导形态。只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蹂躏后，国家间主权平等原则才逐渐为各国普遍接受，战争选项在处理国家间关系中的优先性才得以显著下降。
对早期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历程的探索表明，社会的复杂化是政治复杂化的重要推动力。人类社会政治组织从前国家政治制度向政治国家的进化，既是经济社会分化和复杂化的结果，又是众多政治组织彼此竞争过程中一些关键的政治行动者主动选择重组自身社会政治组织的结果。政治文明从其起源来看，就表现出了多样性。部落国家阶段的酋邦，既有权力集中的，也有权力分散的。进入早期国家阶段后，既有城市国家，也有地域王国，既有民主制城邦，也有共和国和王朝国家。并非所有的早期国家都能走完初始期、典型期和转型期等不同发展阶段而成功演进为成熟国家。即使进入成熟国家阶段，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在国家形态的诸多方面也表现出显著差异，各有优势和短板。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国在建立民主责任制、实行法治、权力制衡和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方面成绩斐然，但在政治领导和行政管理的职业化、专业性等方面有着严重缺陷。秦汉帝国的政治大一统体制在维持超大规模国家、保持强大的资源汲取能力和政策执行力与创制改制的自由度方面拥有独特的优势，但在防止统治阶层脱离社会的控制，约束不受限制地汲取和掠夺民间资源方面却显得力不从心。在国家形态的进化中，我们看到，为在激烈的国家间竞争乃至战争中胜出，关键的政治行动者通过立法创制、变法改制等方式的主动调适行为，在推动国家形态演进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早期国家阶段国家形态的差异深刻地影响着人类不同政治文明日后的发展轨迹。历史传统塑造着现在和未来。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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