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金融现代化推进的方法论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6期P95—P96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商学院，摘自《中国金融》2023年5期，梁华摘

推进中国式金融现代化，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关键是运用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现代金融体系建设。

树立人民思维，健全金融服务体系。健全现代金融服务体系要把服务实体经济放在核心地位，将保障人民利益作为核心考量。一是服务人民需要。二是增进民生福祉。金融要下“及时雨”，针对疫情冲击下民营小微企业、小摊小店等融资的“急”和资金链的“稳”，金融机构要进行服务创新，要围绕“长尾客户”优化供应链金融、金融科技、普惠金融的实际效果。三是守护人民利益。

树立系统思维，健全金融改革体系。金融现代化是系统工程，要注重整体性、结构性、动态性和辩证性。一是注重整体性。金融改革进入深水区，剩的都是“硬骨头”，需要以系统思维整体谋划、全面推进。二是注重结构性。我国金融结构亟须优化。比如，宏观上要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进行体系优化，融资上要对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进行比重优化，直接融资上要对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和股权市场进行结构优化，间接融资上要对大型银行、小型银行和普惠金融进行布局优化，成本上要对经营成本、中间费用、融资成本等进行管理优化。三是注重动态性。要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金融风险化解，警惕“黑天鹅”，也要防范“灰犀牛”，避免互为触发。以地方债务处置为例，有些省份重视做好融资规划，动态平衡效果好，既注重开源保收入，又力行节俭压支出；既衔接资金保安全，又合理规划压债务；既债务重组优期限，又适当创新降成本；既果断亮剑化风险，又消解矛盾保稳定。四是注重辩证性。兼顾好稳增长与防风险、提质效与增体量、讲效率与促公平、强供给与扩需求等关系。在金融要素配置上，既要市场主导，也要政府引导，政府不能越俎代庖干预市场行为，市场主体也不能“等靠要看”，“寄生”政府信用上“躺平”。

树立底线思维，健全金融制度体系。一是提防颠覆性错误。把握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重要组成部分的深刻含义，遵循基本规律规制金融制度，既不能不作为，更不能乱作为。二是增强“意识”。“意识”越强，“问题”越弱。三是做好“准备”。“准备”越多，“底线”越稳。制度储备是最重要的“准备”，金融风险防控很大程度上要管住“人”，这就要发挥制度托底作用，架好“高压线”。

树立斗争思维，健全金融预警体系。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应急处理突发事件的法宝。一是要有斗争意识。对金融风险点，要善于从微处着手，一份份投诉、一笔笔违约都可能代表风险信号，要增强风险信号识别能力、完善识别机制，不能麻痹大意。二是要有务实方案。要针对金融风险实际，制定切实有效的风险治理方案。三是要有处置能力。既要善于发现问题“治未病”，也要敢于直面问题“亮刀剑”；既要着力“精准拆弹”，解决散点问题、安民心，也要抓住关键问题，破解突出矛盾、稳大局；既要善于厘清责任，也要善于建立机制。

树立竞争思维，健全金融开放体系。一是积极扩大对外开放。二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积极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CIPS等跨境金融联通作用，着力构建与金融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和标准，强化监管能力。三是积极应对外部挑战。要积极应对西方金融霸权冲击、自利性金融政策冲击和全球周期性调整冲击，提高金融国际竞争力和应对冲击能力。四是优化金融空间布局。除大力巩固香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外，还要积极推动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西部金融中心等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优化全国金融功能布局。

树立绿色思维，健全金融标准体系。绿色金融是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是国际投资合作的现实要求。一是引导需求侧采用绿色标准。要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开展绿色金融服务评价，引导金融需求侧采用绿色标准，促进生产和组织方式的升级和革命。二是引导供给侧建立绿色标准。“节约战略”是金融体系自身转变发展理念和方式的重要契机，按照节约优先理念，金融政策体系、标准体系、产品体系、基础设施体系要全面完善，形成相适应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

树立法治思维，健全金融治理体系。一是优化金融法治环境。我国金融治理还存在法律不全、执法不严、力度不够、违法频发等问题，因而首先要健全金融法治体系，尤其要重视地方金融法律体系建设，健全地方金融法治。二是推动金融公司治理法治化。推进金融业公司治理改革，切实承担起风险管理责任，健全市场化、法治化违约处置机制，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尤其要加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资本管理与监督。三是强化金融执法能力。营造良好金融法治环境的关键在执法，而金融案件数量的不断攀升与专业执法力量不足是一对现实矛盾，需要多管齐下，提升金融执法能力。

树立市场思维，健全金融供给体系。一是引导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把直接融资放在重要位置，完善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强化专业培训和资本市场人才储备，夯实资本市场发展基础，发挥股权市场对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孵化器作用。二是增强资本市场中介服务能力。我国律师、会计师事务所、评级公司等整体较弱，国内130余家券商大多是地方性小券商，要有序推动证券服务商体系整合，打造有核心能力的投行机构，使资本市场中介综合服务能力与金融市场发展需要相匹配。三是探索长期资本工具。“企业资本荒”和“银行资产荒”都是长期资本工具短缺的重要体现。探索推出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长期股权证券化工具，探索保险资金、养老金、企业年金等长线资金股权化模式，缓解我国股债不平衡的矛盾。四是推动市场化主体建设。积极发挥金融机构综合服务能力，推动政府融资平台市场化主体建设；弘扬企业家精神，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鼓励企业家推动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打造市场创新主体。中西部地区尤其要注重金融市场发展，抓住注册制改革促进科创企业融资多元化的契机，优化债券融资，增进IPO的融资功能。

树立战略思维，健全金融生态体系。我国金融改革正处于深化期，需从战略上营造良好环境。一是把握总体方向，二是强化战略统筹，三是提升财政金融联动效能。

树立党建思维，健全金融保障体系。党的领导是中国金融制度的最大优势，在防范处置金融风险中党的统筹协调往往发挥很大作用，要努力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要强化对关键岗位、重要人员的监督，培养、选拔政治过硬、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的金融人才，打造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要用“全周期管理”方式推动相关部门分工配合，完善属地维稳和化解风险机制，健全金融监管、行业主管、纪检监察等部门联动机制，压实企业自救主体工作机制。努力构建“党建管人、监管管规、党纪管廉、法律托底”的多层次金融治理体系。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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