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fman et al. | 劳工社会学还可以怎么在英文学界里说中国经验？ WES一篇综述论文里的三点建议

文献来源

Kofman, Eleonore, Maggy Lee, and Tommy Tse. 2021.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the Sociology of Contemporary Work and Employment.” Work, Employment & Society: A Journal of the 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095001702110594.

首先，技术产业和零工经济激增，这区别于中国和其他地方的零工经济工人所从事的短期工作或自由职业者平台中介工作。对打车服务的研究主导了现有关于零工工作形式的学术研究，这让人们将零工经济的崛起普遍描述为工作的“优步化”（uberisation）。平台工作（platform work）体现了不同于市场、等级制度或网络的治理机制（governance mechanism）。原则上，它用自下而上的用户/工人赋权（user/worker empowerment）取代了自上而下的治理，并在乌托邦的意味下给工人提供更大的灵活性、自主权和对工作生活的控制。在实践中，零工平台既调解又构成经济和社会关系，并建构了新的工作秩序和零工工人的主体性（subjectivities）。在乘车服务和送货服务中的工人被移动物流技术、监管人员和客户监管，这让劳动强度增加，并在牺牲工人的情况下确保公司的利润更高。这促使了新的紧张和抵抗形式，值得进一步研究并探究移动方法论（mobile methodologies）。

通过空间分析视角（spatial analytical lens）来重新审视和认识零工/平台工作的劳动过程是很少见的。用“时间和空间动态”（temporal and spatial dynamic）来分析零工或平台工人，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信息和通信技术如何将工作从一个物理地点去中心化（decentre）到一个更广泛的空间环境中。例如，Gandini（2018）通过研究工作中的生产、控制和监督关系如何通过数字技术、消费者评分和反馈系统改变，并在固定的工作场所之外发生，对零工经济中的劳动过程进行理论化。然而，Gandini对零工经济中劳动过程的理论化并不足以捕捉到工作和管理控制的平台组织的性别和阶级层面（the gender and class dimension of the platform organisation of work and managerial control）。生产的社会关系、情感劳动的展演和游戏化的技术在多大程度上是按照性别和阶级的组织逻辑（gendered and classed organisational logic）运作的，以及这种交叉的意识形态（intersectional ideologies）在中国是如何通过劳动过程被用作动员、控制和剥削平台工人的手段，需要进行更细致的研究。

第二，国内移民（internal migration）的性质、规模和影响的变化值得认真研究。近年来，甚至在COVID-19大流行之前，农民工（公众号编者注：migrant worker，在英语语境中中国的“农民工”如此翻译，一说又有译成peasant worker，又有一说称migrant worker涵盖范围比“农民工”更大）的增长速度就已经放缓，部分原因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移民变少。此外，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许多城市已经放松了户口制度。其目的是促进“农村转移人口有序转化为城市居民”，并将发展的地点扩散到内陆和西部地区等。虽然一些人认为户口改革是积极举措，但关于新引入的差异化户口制度（differentiated hukou systems）对农村转移人口的影响、他们获得城市社会福利的机会有限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关键问题有待回答。

最后，在缺乏可负担的社会再生产支持（support for affordable social reproduction）的情况下，目前对人口增长乏力的关注可能会带来对国家、市场和家庭之间关系的讨论。例如，儿童保育（childcare）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家庭提供或私有化的，虽然有一些尝试以改善儿童保育和产假，特别是在一线城市。正如有人说的那样：“社会流动正在停滞，生活成本高昂，公共托儿所稀缺，工作场所也有歧视。与男性相比，女性拒绝接受养育子女，养育子女给她们的身体、事业和个人生活带来的更高成本。”

转自：“量化研究方法”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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