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全球传媒学刊 ，作者张志安等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3年第2期“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专栏。
作者
张志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副院长。
龚沈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田浩：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青年副研究员，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研究员。
概要
【摘 要】意识形态在特定国家和制度情境中具有整合社会观念、巩固现行制度、强化政治认同的重要作用。本研究认为，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要以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为重要抓手，着力解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的区隔问题。本研究提出，结合数字时代新闻舆论工作格局的发展现状，应从群体区隔、话语区隔与舆论区隔这三个维度来把握区隔问题。通过完善全媒体传播体系的社会整合能力，从传播主体、传播渠道和传播内容三个环节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全过程。
【关键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全媒体传播体系；社会整合
引言：数字时代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作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关乎党的前途命运，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关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明确，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擘画出具体的工作方向，“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习近平，2022）。
二十大报告的有关重要论述为新闻传播学科探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提出了“1+3”的观念问题和实践问题。其中，核心观念是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具体实践则包括：（一）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构建中国特色理论体系；（二）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塑造主流舆论格局；（三）健全网络综合治理，形成良好网络生态。
现实层面，中国体量庞大的网民规模和日新月异、繁荣多元的互联网传播生态构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宏观背景。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3）发布的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已达10.67亿，互联网普及率为75.6%。互联网日益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数字媒体平台的全面崛起极大挑战了信息传播的固有格局。中国传统新闻业开启迈向全媒体传播体系的融媒体转型。网民规模的增长尤有未竟，传播场域的变革音调未定。在此背景下，建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无疑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体系建设在摸索中前进，业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材料和理论反思。本研究通过对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既有经验进行整理，以身处数字时代最前沿的“后见之明”，结合对新闻舆论格局时代特征、发展趋势、传播规律的把握，重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在数字时代的难点和重点，尝试厘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新发展、新问题与新要求，立足于全媒体传播体系视域提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体系建构和实施路径，同时回应新时代我国信息传播实践的全面数字化语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工作体系建构的相关问题。
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现状与问题
（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研究现状
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统治阶级的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价值体系（张骥、申文杰，2011）。作为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中的核心概念，“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厘清三者间关系是理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重要前提。
意识形态领导权主要指特定的意识形态与其他意识形态自由竞争之后得到的领导地位，在权力属性、作用机制与评价标准方面与意识形态统治权相区别（李礼，2017）。简言之，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一种具有竞争性与动态变化的抽象权力，其生成与维系是特定历史社会条件下各方互动与斗争的结果。
相较于抽象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概念,具有独占性特征的意识形态管理权这一概念的现实指向性更为明显。围绕这一概念,学术界形成了多种理解。有学者从要素构成的角度认为意识形态管理权是“对意识形态进行管理与利用意识形态管理人的创造性活动”（胡凯、杨竞雄，2014）。也有学者主张从本质属性的角度出发将其认定为“意识形态管理主体在实施意识形态管理实践中所拥有的管理权力”（杜旭宇，2016）。简言之，意识形态管理权是国家凭借合法垄断暴力与政治权威得以维系的一种独占性权力。
意识形态话语权则具有合法性、明晰性和有效性。意识形态话语权指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成果在解释与指导中国社会实践时所展现出的“提问权、论断权、解释权与批判权”（王岩，2018）。具体到实践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为党和国家进行社会整合的价值理念体系，创新传播体系和推动网络治理则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本工作路径。受到传播技术的演进迭代引发的传播生态变革，以及地缘政治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围绕上述意识形态话语权工作路径的研究近年来成为研究热点。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工作面临的挑战
从上述意识形态传播工作分析不难看出，拥有意识形态管理权不等于拥有意识形态话语权，更不等于拥有意识形态领导权。随着经济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的分化程度不断加剧，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日益多元；互联网的普及与赋权使原本掩藏于社会结构中的深层次矛盾充分暴露，原本的信息传播渠道与舆论引导手段在互联网冲击下普遍面临着效能下降的问题（喻国明等，2015）。基于此，学界尝试从社会与技术因素导致的意识形态工作的结构性挑战、社会思潮互动的观念性挑战与马克思主义自身创新动力不足的发展性挑战三个维度，阐述数字媒体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工作所面对的主要挑战。
第一，社会转型与技术进步导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方法的效能降低，这引发了一种结构性挑战。其核心表现是，我国的意识形态工作存在一元主导与多样发展，社会价值观多样多变与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引领，互联网普及使得传统舆论引领与意识形态调控难度加大等问题（刘康，2019）。第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外来思潮以及由市场化改革所引发的消费主义等内生思潮给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工作带来了冲击，这些社会思潮互动导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工作调试能力下降，为相关工作带来观念性挑战。诸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论、历史虚无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新左派”、民粹主义、宪政观等多元思潮都对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工作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李艳艳，2015）。第三，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错误地、机械地运用于指导中国特色实践工作中，这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工作带来了发展性挑战。这导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呈现为由“革命意识形态”向“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转型，其立足点不再是未来的美好社会，而是能够控制现存冲突的社会，其核心依托不再是理论逻辑，而是普世伦理（侯惠勤，2014）。
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学者们也基于上述三方面挑战提出了一系列应对策略。如，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建工作的内容与路径而言，要进一步明确当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规律、任务与原则，转变工作理念与工作方法，构建意识形态工作挑战回应机制。就社会思潮引发的意识形态挑战问题，需要加强对不同社会思潮的识别与评析，采用多种手段开展引领工作，并处理好“一元主导”与“多元引领”，“西化”与“分化”，“解放思想”与“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等多重关系（戴立兴，2015），等等。
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工作面临着国内国外两方面风险。在外，随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范围的意识形态斗争形势日趋尖锐复杂，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面临各种敌对势力的挑战。在内，我国的意识形态传播工作也面临宣传部门、网信部门和政府三重协作治理的效能提升问题。在此情况下，从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视域出发，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既是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形势新挑战的重要行动。本研究尝试从理论层面探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核心问题，从具体的实践视角分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发展路径，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实践方案。
二、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现状与问题
（一）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工作脉络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在舆论引导与意识形态引领中效能弱化的问题，中央先后颁布《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与《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两份重要文件，明确提出构建“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换言之，我国的媒体转型究其本质是由政治主导，旨在实现党媒与互联网的广泛链接，重申与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政治行动（张涛甫、赵静，2021）。
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研究主要存在宏观的要素结构运行、微观的组织行为两种路径。宏观路径研究主要围绕全媒体传播体系的要素构成与发展体系展开。在这一逻辑下，有学者认为全媒体传播体系应当包括产品、平台、用户与服务四大体系，通过业务、机制与体制的耦合，实现价值、效率、体验与生态的优化，不断提升媒体的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和公信力（段鹏，2020）。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微观路径研究主要围绕典型案例的组织行为展开，涵盖了中央媒体、省市级媒体集团与县级融媒体，尤其以《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等中央媒体为代表。叶蓁蓁等（2016）认为《人民日报》“中央厨房”突破了传统新闻生产的“记者—编辑”模式，转型深化为“数据支持+记者前线+可视化融入+极速推广+产品经理统筹”的多线性协作模式。
商业互联网平台具有强大的用户聚拢与内容分发能力，是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行动者。有学者指出，中国媒体与互联网平台间呈现为一种互为需要的双向依赖关系：媒体需要借助平台获取与扩大影响力，平台则需要通过与媒体的合作构建合法性（张志安、冉桢，2021）。随着全球范围内平台社会的生成与发展，平台化已成为意识形态运作的核心机制（迪克等，2022）。聚焦中国互联网平台的研究则多集中于网络内容审查等议题，对于中国互联网平台如何与政府开展合作及其对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影响的研究尚不充分。在微观实践层面，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中央媒体、省市级媒体集团与县级融媒体的典型组织行为展开（陈国权，2018）。
综上，狭义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主要指上至中央、中至省市、下至区县的各级专业媒体和融媒体中心建构的媒体融合“主力军”；广义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则包括“专业媒体+机构媒体/互联网平台”在内的新传播格局。当前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在组织结构、运营体系与业务范围的探索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依然存在行政力量依赖、传者中心本位、传播与引领效果不彰的问题。此外，商业互联网平台作为数字信息传播的基础设施，在全媒体传播体系构建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尚未被充分研究。
（二）全媒体传播体系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以全媒体传播体系为视域，我们能够明显发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工作具有两个层面的深化空间。第一，从必要性来说，既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工作在全媒体时代面临严重的区隔问题：现有的传播方式与话语框架难以应对全媒体传播生态中的结构性、实践性、伦理性、规范性等问题，旧有的学术体系与话语框架因概念陈旧、发展迟滞而与日新月异的数字化浪潮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平台错位”和“观念错位”。因此，基于对“数字生态”的深入理解和阐释，实现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工作体系的范式革新，具有强烈的必要性。第二，从可能性的角度看，数字媒体平台的蓬勃发展已经培育出一种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基于数字媒体平台的各类行动者始终以“跨媒介”“多媒介”为行动基础，这就使得展开全媒体传播视域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工作具备了更大的可能性与丰富的现实基础。上述必要性与可能性的结合，为我们开展全媒体传播视域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工作提供了基本架构和可靠依据。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对全媒体传播视域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工作有两个基本判断。其一，作为社会舆论与社会思潮整合者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在全媒体时代面临着多重挑战。其二，建设全媒体传播视域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工作体系，是有效连接起异质化的社会舆论、重申与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与话语权的严肃行动。为此，本研究认为全媒体传播视域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工作应当包含以下三个研究维度。
第一，充分识别中国语境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风险。由于未能认识到中国互联网生态的复杂性及其发展生成的“政治—经济—技术”条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研究在中国政治传播、网络传播生态、网民属性与行为等研究对象上存在权威决定论与化约论的缺陷（王维佳、周弘，2021）。这导致一系列旨在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效能的研究建议较难真正实施，妨害了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影响力与吸引力。
第二，准确回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基本需求。当前学者们一方面准确描摹与观察中国的数字传播生态，另一方面也着眼于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理论，这催生了一系列有益的阐释性概念，如参与式说服、权威性沟通与情感传播等。这些概念虽然强调了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政治逻辑，但对于“传播怎样的意识形态”“怎样传播意识形态”以及“什么是好的意识形态传播”这些问题的回答仍然有待深入。
第三，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传播战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解决包括内在理论创新、传播话语转换与传播效果检测等多方面的问题。但当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仍未能形成整合工作体系，这导致了学界与业界交流不足，进一步导致了研究成果的指向性与落地性不足的问题。
三、区隔与整合：数字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问题域
在当下互联网传媒业生态中，新闻舆论工作的实践场域日趋平台化（姬德强、应志慧，2020），新闻舆论工作的参与角色日趋多元化（张志安、汤敏，2018）。平台与媒体、国有媒体与民间媒体、专业媒体与机构媒体等概念范畴交织形成数字时代新闻舆论工作的问题域。结合新闻舆论格局的时代特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三个研究维度应当被进一步分解为四个核心问题，即互联网平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核心难点、专业媒体意识形态传播的局限与创新路径、机构媒体意识形态传播的实践与协作机制，以及全媒体传播体系下意识形态传播的整合模式。这四个核心问题互相关联，最终指向数字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效能提升。
（一）互联网平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核心难点
信息茧房、舆论巴尔干化、群体极化、用户圈层化等互联网传播现象已广为学界关注。这些现象多被描述或归因解释为“区隔”。文化社会学对于区隔的讨论承袭自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布尔迪厄基于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居民日常生活的研究，提出生活品味的文化区隔是划分阶级身份秩序的基础。在新闻传播学关于区隔的讨论中，虽不乏有研究将其理论脉络上溯至布尔迪厄，但在具体阐释中往往又拆解概念、生搬硬套，不足以构成严谨的学术继承关系。区隔这一范畴在文化社会学的原始学术语境中侧重于讨论文化资本与社会身份的再生产之间的关联。而新闻传播学事实上使用区隔来指称传播、交往、互动中的隔阂与障碍。
区隔问题的产生一般被认为有明确的外部结构性力量主导。例如，微信的技术架构和产品理念使微信用户结成了具有“无标度”特性的异质性关系网络，这一关系网络特征是造成微信舆论场呈现出“圈层区隔”的主因（张志安、束开荣，2016）。在由算法主导的信息流平台，算法监控和兴趣推送被认为是另一种塑造文化区隔的分层机制——通过控制固化用户日常接触的内容来固化文化分层（李婧、陈龙，2021）。但如果止步于归罪互联网平台，解决区隔问题的任务就变得相当棘手，意识形态工作不免要与互联网平台经营全面冲突。
因此，对区隔问题的分析亟待细化。站在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践立场上，区隔问题可根据意识形态传播全过程中的传播主体、渠道和内容这三个维度，进一步细化为“群体区隔”“舆论区隔”“话语区隔”。
在传播主体层面，4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进入社会权力、财富、声望等资源不均等分布的社会转型期，深刻的职业分化与利益多元化使得原有的同一阶级内部出现了具有不同经济地位和利益特点的社会阶层，形成各种各样的群体区隔（陈云松，2022）。与此同时，中国的网络舆论场正在发生整体性变化，底层群体以其庞大的声量、激烈的意见表达成为互联网舆论场的关键力量，底层价值取向成为各类社会思潮争相取悦的对象（郑雯等，2021）。而网络社会的传播语境进入一种受众“圈层化”与“部落化”的状态。五花八门的社会思潮与网络空间的圈层化、文化与价值形态的多元化，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统合性认同建构与传播工作带来了挑战。
在传播内容层面，社会的个体化进程使个体的社会态度与自身利益高度绑定，并不取决于所谓的社会阶层地位（李培林等，2004），社会意识形态因利益分化而碎片化，意识形态话语趋于多元化。网络舆论空间的个体表达呈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善于根据自身利益表达需要整合话语资源、进行话语勾连，“借题发挥”成为一种网络舆论生成的主要方式（陈龙，2019）。学术理论话语与民众间的话语区隔，给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有效话语转化提出挑战。所谓“话语区隔”，指的是党偏政治、偏学术的创新理论难以转化为普通民众喜闻乐见和通俗易懂的生活话语、民间话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资源与全媒体传播话语之间存在鸿沟。这就导致需要在话语体系构建上着力探索如何让党的创新理论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积极接受和有效认同。
在传播渠道层面，各媒体形态之间的渠道与舆论区隔，给主流意识形态高声量的协同传播提出挑战（曹昂，2021）。在数字时代的新闻舆论工作格局中，专业媒体、政务或企业机构媒体、自媒体与平台媒体都构成影响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变量。在研究清楚典型的媒体行动者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方面的优势与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如何打通专业媒体、政务或企业机构媒体、自媒体、平台媒体之间的舆论区隔进行重点研究，注重探讨不同媒体行动者类型之间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协同之道，由此建构高效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全媒体传播实践体系。
从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视角来看，应当从三条不同的路径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第一，厘清并界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基本概念、核心观念、专业理念等元话语，并在上述元话语之间探索建立严谨的逻辑关系。第二，辨析全媒体传播视域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实践体系对传统宣传工作实践体系的革新与突破，并细致阐释这种革新与突破给新闻传播工作发展所带来的影响。第三，剖析中国特色全媒体传播工作的理论建构机制，并探索基于中国本土价值立场的理论话语与理论体系。这三条研究路径应当立足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土传播实践的深入考察，以构建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为最终目标。
（二）专业媒体意识形态传播的局限与创新路径
这一问题指向了专业媒体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工作之中的作用机制。如今我国专业媒体意识形态传播实践领域尚存“体系性缺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强调了专业媒体系统的建设，却忽视了专业媒体系统与其他机构媒体、平台媒体之间的协同机制；第二，强调了专业媒体的意识形态内容体系建设，却忽视了受众本身的区隔特征对内容接受效果的直接影响；第三，强调了“媒体发声”的单向独白，却忽视了“受众反馈”的双向沟通。
立足于既有的群体区隔、话语区隔和舆论区隔等结构性问题，要想厘清从中央到区县的四级“全媒体传播体系”在宣传意识形态、弘扬主旋律、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真实效果，就需要学界与业界协同努力，形成可施行、有效果的意识形态传播创新体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以专业媒体意识形态传播之中的现实问题为依托，从两个层面来探析专业媒体如何消解区隔。首先，着力厘清专业媒体在打破群体区隔方面的实践经验，总结与归纳代表性的专业媒体如何开展意识形态传播工作，从一手资料之中获得对专业媒体意识形态传播的创新方案。其次，侧重探析专业媒体在化解话语区隔方面的实践体系，以代表性的专业媒体机构为典型个案，扎根行业和地方实际，提出专业媒体意识形态传播的行动方案。
（三）机构媒体意识形态传播的实践与协作机制
这一问题主要强调机构媒体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工作之中的作用机制。当前，以政务微博、政务微信、政务抖音、政务视频号等为代表的政务机构媒体，和以垂直类内容为特色的商业机构媒体，已经在主流价值传播、主流舆论引导和主流意识形态塑造传播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中，以“共青团中央”为代表，面向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引导工作效果显著；以“长安剑”为代表，面向意识形态底线发挥敢于“亮剑”的重要作用；以“浙江宣传”为代表，综合机构媒体在舆论场中成为宣传区域发展、塑造主流意识形态的行动主体。这些社会实践具有何种理论意义，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工作具有何种启发，是这一问题域所关心的重点。
这些问题主要包括：第一，探析当前政务机构媒体的专业实践路径和社会功能，归纳并评估机构媒体所参与的各类意识形态传播方案在规范度、成效等多种维度上的差异，从而厘清以下问题：机构媒体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是否形成了不同于专业媒体的行动路径；机构媒体在助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过程中呈现出哪些显著的社会功能，等等。第二，探索将机构媒体纳入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工作之中的可能性。紧扣区域、行业发展经验，思考在全媒体传播体系之中政务机构媒体的角色地位和功能目标，即机构媒体如何在破解区隔问题中有所作为。第三，归纳机构媒体跨行业、跨地区、跨平台的协作机制。探索政务机构媒体如何扎根网络舆论场实现多层次“垂直服务+舆论引导”，并在不同类型的政务机构媒体之间以及政府机构媒体和专业媒体之间建立稳定高效的传播协作机制。
（四）全媒体传播体系下意识形态传播的整合模式
这一问题域指向了全媒体传播体系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工作之中的生态性角色。互联网作为一种“高维”媒介，能够有效激活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社会传播效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隔离了主流媒体与用户之间的影响路径，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主导性。个性化算法推荐造成的“信息茧房”和“过滤泡”效应也强化了不同利益群体的聚同排异，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多元社会群体的共识性（陈昌凤、仇筠茜，2020）。多媒介形态（尤其是图像政治）使严肃政治话语转向日常化的泛娱乐化表达，使非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更为隐蔽（常江、罗雅琴，2023）。在此背景之下，全媒体传播体系成为不可或缺的整合性角色。这直接导致了三个主要的研究问题。
第一，需要探索平台氛围和算法机制等如何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浸润式传播”。研究者需要深入辨析不同互联网平台背后的技术路径、组织要素、用户构成、价值偏好等生态性因素，结合其意识形态传播机制，对互联网平台合理精准地分类并加以分析。第二，需要基于典型案例分析不同类型互联网平台的意识形态传播现状。以代表性的互联网平台新浪微博与Bilibili为例，它们均是网络空间中的公共信息平台，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必须重视的前沿阵地。研究者必须以典型案例为基础洞察互联网平台的算法治理和权威内容推送机制，深入了解互联网平台的意识形态传播工作体系。第三，需要归纳互联网平台治理模式之中所隐含的“发展实用主义”逻辑（张志安、冉桢，2023）。研究者应当关注在国家作为主导者的情况下，在不同类型平台之间建立跨平台的舆论互动和认同塑造机制的可能性。
上述四大问题域之间彼此关联密切。全媒体传播视域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区隔问题作为核心需求，催生了由专业媒体、机构媒体与互联网平台构成的全媒体传播工作体系，这是一种“问题—方案”关系。具体来说：第一，在理论与实践之间，针对区隔问题的理论界定有助于研究者基于不同类型的实践进行模式总结与方案归纳，而实践模式与方案策略又能够为理论发展提供新的议题。第二，在不同层级的传播体系之间，实践模式的区别共同推动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发展，这为基于全媒体传播视域下的意识形态传播工作拓展了充分的空间。
四、全媒体传播视域下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研究进路
总的来说，平台化的互联网环境为体系化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工作既提供了新的契机，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它代表着一种本质上全新的传播体系，如果说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演变是对传播介质变化的延伸和修补，那么当下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则是由全面数字化所带来的行业迭代。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研究范式构建过程并不是封闭的：一方面，要从当前我国本土丰富的平台化、数字化信息传播实践中寻找研究问题、发现研究对象、确立研究范式；另一方面，需要与国际前沿的意识形态传播工作加强对话，汲取、借鉴其带有普遍性的有益经验。惟其如此，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工作体系才能最终构建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
立足于此，本研究提出应当以“全媒体传播视域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工作体系”为核心议题，在问题意识、基础理论和工作路径三方面寻求突破式进展。
第一，坚持问题意识主导，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区隔问题为当前实践领域内的重大挑战。其中，群体区隔指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群体不聚焦、不细分，对传播群体的社会形态和社会思潮缺乏精准研判问题。话语区隔指向解释重大发展成就的理论与实践之间有所脱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理论资源与全媒体传播话语之间存在鸿沟问题。舆论区隔指向主流媒体舆论场与民间社会舆论场之间的区隔、不同互联网平台之间缺乏互动的群体区隔和网络空间区隔。对于上述问题的有效回应，应当是全媒体传播体系研究的核心维度。
第二，坚持行动传播路径，以专业媒体、机构媒体和互联网平台为研究的实践基础。研究者应当选择代表性的专业媒体、机构媒体与平台媒体，对三类媒体的意识形态传播工作进行经验总结与理论归纳。同时将代表性的媒体机构作为实践基础，从中梳理、抽象出对中国网络生态和传播体系的整体分析，并最终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工作提供现实指引。
第三，坚持扎根变化语境，在实证研究和理论阐释两个维度上强化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整合”思维。在学术观点上，研究者应当强调通过系统的学术反思，一方面在实践维度上将市场与社会力量纳入意识形态研究，构建主流意识运行的观察场域；另一方面在理论维度上明确影响意识形态传播工作成效的核心因素，如专业媒体、机构媒体、互联网平台，以及主动的网民等，推进建立全媒体传播视域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研究体系。
本文为复旦大学2022—2023年度人文社科青年融合创新团队项目“数字劳动的发展困境及治理路径研究”（项目批准号：IDH3353068）阶段性成果。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
本文引文格式：张志安、龚沈希、田浩：《区隔与整合：全媒体传播视域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全球传媒学刊，2023年第2期，3-16页。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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