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过去，中国传统地图制图活动的发展历程一直被总结为理论水平和工艺技术随时代而不断积累进步的科学实践过程。本文尝试摆脱这种科学史视角下的既定结论，而从制图作为一种建构并传播地理信息的传播实践的角度上，重新理解其社会功能与历史意义。中国的传统制图活动从巫术传统中产生，又因为它作为媒介的良好展示性和信息直观度，一直被兼作为权力关系的象征和在科层实践中生产权威的政治工具。在中国古代，地图的生产、流通和运用始终是与政治资源的流动密切相关，这也导致它在传播活动中表现出鲜明区别于西方制图学的“具身”特点。
作者简介
王皓然，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
谢清果（通讯作者），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2&ZD313）的阶段性成果。
地图是“有助于对人类事物、概念、状况、过程或实践的空间加以了解的图画”（Harley & Woodward，1987：xvi）。它的存在满足了社会化的地理信息组织、交流和传播功能。不过，在长期由科学史话语主导的本土地图史研究中，中国古代地图的发展演进历程，却常被简单看作“科学发展演变的结果”（傅熹年，1980）。这导致学者们一边高度关注地图文本所反映出来的数学和地理学知识水平，一边却又忽略了“地图”作为社会生产活动中的交流媒介所带来的广泛效应。
归根结底，地图是一种“手段”而非“结果”，在中国传统社会丰富的文化实践当中，它的生产、流通和应用共同组成了有其自身逻辑的传播实践，也衍生出许多对应的独特文化现象。这样一种传播学的视角，将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地图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继而发散出对中国传统制图实践的发生条件、结构作用及表现形式等更多方面的思考。
一
问题提出：如何重思中国传统制图活动？
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地图史”都是门主要讨论“地图学”如何发展的历史。本土地图史研究也不例外。它自诞生之初就尝试将近代地图学知识体系奉为圭臬。而产生自本土的文物及史料，则通常被用于比照和验证中国历史上是否出现过与西方地图学史能够相互对应的发展历程。但这种比附必然以忽略大量的历史事实和脱离历史语境为代价。于是，在反思本土地图学史研究的主体性时，首先就必须厘清“制图学”（cartography）作为一门学科实践的产生背景及其历史条件。
（一）古希腊地理学观念与制图学中的传播意识
如今我们所用的地理学（geography）一词诞生于古希腊，原意指对大地的描绘。因此在尚未形成现代科学范式的古代世界，凡以大地作为描绘对象或主题的知识门类，都被国内学界通称为“地学”（鲁博林，2020）。由于希腊人在“地学”方面领先于时代的造诣，其以地球观念为基础、依靠数学知识绘制大地的知识系统也成为后世地图科学的基石。
古希腊人的地理学理念包含着他们对“空间”的独特理解。亚里士多德（Aristotle）（1929/1982：95-97）将“空间”定义为物体的界和面而非纯粹客观的物理尺度，从而用一种经验性的、由主体自身所确定的相对空间否定了柏拉图（Plato）（2017：194-195）所认为的绝对空间的存在。而古希腊卓越的数学和几何学成就，则促成这种空间意识转化为特殊的空间探索，也就是制图。
有些现代学者迄今仍将托勒密（Ptolemy）的地理学（geogarphy）直译为“世界制图学”（world cartography）（Berggren & Jones，2002：97；转引自：鲁博林，2020），它虽然被理解为一种制图理论，实际却涵盖了希腊人基于自身知识传统对地球表面空间进行描述和解释的全部工作（詹姆斯，马丁，1972/1989：53）。
希腊人的“地球说”是其神学和哲学传统、先进的天文观测和数学知识相互融合的产物。它构建的整体性的空间意识使得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等地理学者敢于借助科学的方法，以接近真实的比例表现世界上各个不同部分间的空间关系（顾卫民，2020）。这种制图思想脱离了直观经验，尝试以几何学为基础重构世界的图式。在托勒密进一步融合投影法、比例尺和等距经纬线等知识后，原本处在球面上的空间关系，能够被更加合理地重现在人类制作的平面图像中。
古希腊人早先也习惯以河流、山脉等地理参照物描述他们各自相对的空间经验。但在拥有了这套以几何学为基础的图像表达规则后，制图者首先会假定出一个连续的空间整体，再借助几何学知识来转译不同旅行者所描述的空间经验，使得它们能够被直接转化为抽象意义上的点和线。这样，个体的空间经验不仅寻找到了一种标准化的表达，还能被汇总到共同的文本界面当中，经由整合实现个体信息间的补差。天文学家、数学家与航海旅行者共同参与的这个过程，通过交互活动最终实现了地理信息从个体到社会的转化过程。
换言之，作为文本的“地图”，其实质是一套基于社会生产模式和知识传统的社会化地理信息组织与传播机制。而地理学的实现，就是社会化的地理信息交互与交往的实现，是在广泛社会范围内进行的长期性的传播实践活动。明确这一认识后，将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的制图活动。
（二）审视科学史范式下的中国地图学史
中国过往的地图学史研究，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研究方法单一。它们大多关注地图学实践中表现出来的数学的或定量的传统，注重研究比例尺、传统的抽象符号，以及实用功能，如设计、行政、军事功能等（余定国，1994/2006：3）。
毫无疑问，作为一种实用工具，准确性是地图得以指导人类空间活动的最基本要求。仅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地形图》来看，早在公元前，国人已经能够绘制出小比例尺的精确地图。《地形图》东半部从深平至桂阳，龁道和泠道，所测方位角相当准确，误差都在3°之内（姜生，2009），学者们由此推定古人是在实地测绘基础上完成绘制的，其绘制之精良远远超过同时期巴比伦人的泥板地图（Hsu，1978），足证当时中国人已掌握的高超数学和精密测量工具（张修桂，2006：464-466）。
中国古代的制图技艺不仅起步高，理论也在不断发展。西晋的裴秀就曾批判当时的地图缺乏标准化的数学规则而“虽有粗形，皆不精审，不可以据”（房玄龄，1974：1039），而其编制的《禹贡九州地域图》提及的“制图六体”，被后来的制图学史研究者作为重要的史实论据。虽今日全图已经失传，但关于何谓“制图六体”，仍可在不少历史文献略窥一二。按唐书《艺文类聚》的介绍：
今制图之体有六：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形，所以校夷险之故也。
……故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后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准望；径路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欧阳询，1965：101）
“六体”即在制图过程中用以勾勒空间关系的六种规范准则：“分率”类似换算实际里程的比例尺；“准望”则是方位角关系；“道里”是实际里程数；制图者有时还会事先画出等比方格以呈现标准化的“分率”；而“高下”“方邪”“迂直”分别代表着高低、曲直等造成的地理误差及其修正过程（王庸，1959：57-58）。北宋沈括（2016：212）在其《梦溪笔谈》中也曾介绍他所绘制的守令图如何以准望、分率、方邪之法将路上行程换算成“鸟飞之数”，以两地间的直线距离实现更高精度的方位角和距离计算。由于这些文献记载的有关中国古代制图数学知识的讨论，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59/1976：110-111）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直接地使用“计量图”来称呼中国的古代地图，把画矩形网格（“计里画方”）的制图技巧视为中国古代制图活动标准化与科学化的重要特征，认为它所体现出的数学制图水平远高于同时代的欧洲。
中国古代地图的制作工艺及理论证明它具有相当的“科学性”，但这并不代表“科学”是中国传统制图活动的唯一方向。地图作为“图”，最初源自各类占卜图像中带有明确空间关系的那部分。它并非一开始就是满足某一生产功能的专用工具，而往往兼具功能与艺术价值。这种功能追求和艺术表达相兼容的理念，使得地图在显而易见的信息功能外，还被用作划定政治和文化疆界的工具，制图者对地理地貌特征的绘画式呈现常包含着宇宙的历史和秩序（王敖，2018/2021：33）。
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中国古代的大部分制图工作并非由职业工匠完成，而是出自文人士大夫之手。比之科学实践，制图更像是他们复杂文化生活的一部分。随着宋代雕版印刷技术的普及，地图作为一种出版物渐在士人的文化生活中流行，并作为一种对文字信息加以补充说明的方式，大量出现在经文、地方志和山水诗画当中。这些以文人士大夫的政治、文化生活为背景的制图实践，也成为他们借对历史空间的绘制抒发其政治幽思，或从文化上塑造民族空间的想象的方式（潘晟，2010）。
从前述情形看，中国地图学“既没有排除地图的人文价值也没有降低地图的人文价值”（余定国，1994/2006：89-90），反倒是拥有更加先进的数学、地理和天文知识体系的西方制图学，在后世却长期未得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官方的重视。但既往研究中，中国地图学的发展却总被“置入世界地图学发展史和文明史的大语境中展开”（曹婉如，1990），把本土制图实践狭隘概括为度量和数学方法不断改良的发展历史（尹贡白，1989）。理应看到的是，由于它独特的文化实践语境，中国古代的大量地图直接沿袭运用了绘画技艺，在比例尺关系等元素上也相对随意，它们所代表的中国古舆图的主流，反倒是“非科学”的（成一农，2014）。
中国古代使用地图的数千年历史中，地图的介质和理论技法都在随着客观条件的发展不断流变。但这种流变又很难用“科学进步”简单概括。长期以来，本土的地图学体系并未真正脱离视觉与文学学科传统，它的内容时常超出表示地表状况的范畴，而更强调地图的多元功能，尤其是它的展示性价值。这便对用新的视角去思考“地图”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所扮演的实际角色提出要求。
二
方法探究：作为传播实践的中国
传统制图活动及其阐释
地图首先是一种媒介，是人类通过对巨量空间地理信息的筛选处理，使之能得到有效传播的手段和物质载体。所以与制图活动相关的一切材料工艺、理论技法和生产模式都可以看作它的媒介属性。在过去地图史研究的主导范式中，制图术的各种技术追求时常掩盖了技术形式与目的间的直接关系（Herb，1997：2），而一旦把绘图想象成制造一种渠道中立的、线性的信息流动介质（Robinson & Morison，1978：11-17；转引自：亚当斯，2009/2020：188），就忽略了它作为传播行为，本不可能去除制图者的思想、感觉和知识的影响（Woodward，1992；转引自：亚当斯，2009/2020：188）。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979/1987：127-130，138）亦曾指出把相距之远近首要地乃至唯一地当作测定的距离，等于掩盖了“在之中”的源始空间性。他说，“既非空间在主体之内，亦非世界在空间之内，只要是对此在具有组建作用的在世展开了空间，那空间倒是在世界‘之中’”。如果先前地图学史研究基于自然科学的认识立场，将地图媒介视作保存和传递客观空间信息的工具，那么在海德格尔这里，空间的客观性问题则转化为了由此在所揭示的“空间性”问题，它无法摆脱人的主观经验而独立存在。
媒介地理学会更加倾向于认为，人类制造地图不应被当作是重现客观空间关系的方式，而是主观地建构此在世界的空间秩序的过程。所以在人们通过媒介了解到不同空间的存在时，就是促使人用媒介经验替代直观经验来作为知觉的终点（余成，刘玲，2019），它们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对某一空间的描述，更像是帮助“创造了那些地方”（克朗，2000/2005：44）。人类一边将自身对外部空间的理解转化为某种媒介形式，一边也借助这种特定的媒介形式来建构自身与世界的空间关系。用海德格尔（1954/2005：19）的方式来探讨这个问题，则可以说从存在论意义上，作为“技术”的地图直接构造了人类经验世界本身的显表环境。那么，地图所追求的科学技艺并非独特或神圣的。因为无论现代制图技术如何发展，它的本质，都不过是对客观世界海量空间信息有选择性的筛选和再组织，藉此介入或重构人们空间经验的物质界面。
相比作为科学实践的制图，从传播和媒介地理学的视角里，我们则重新发现了它作为一项意义活动所具有的叙事功能。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国古代的地理学都隶属于历史学系统，地理志常被作为历朝正史修撰过程中用来对历史事件空间分布加以注解的一个部分。而通过图像化的地图补充文字地理信息描述，又是地理志发展过程中的特殊现象（李约瑟，1959/1976：44-49）。所以“描述性”的文字地理信息和具有计量思维的标准化制图并举，一直是中国古代制图活动的常态。甚至可以说，古人在主观目的上，从没有将制图视作单独的数学实践，它只是为强化表达效果和信息准确性而采取的辅助手段。
综上，地图及其传播，是人类运用多元媒介实现空间叙事的方式之一，它的价值很难用“科学”或“非科学”来简单判断，而主要是在保障它的信息传播职能中所体现出来的有用性、适用性和易用性。这要求我们首先要看到处在“制图”这一独特实践当中的人，看到他们赋予了“地图”怎样的社会性功能，又如何运用现有条件来生产符合功能需求的地图文本。在理解人如何运用地图媒介指导、建构和组织其自身的空间经验时，我们也将能够窥探中国传统社会的传播实践里的那种被技术化的独特空间观念。
三
中国传统制图活动的传播情境及其意义
出于不同的使用场景和目的，世界各地的人类早期文明都会采用各自不同的图形符号与记录媒介，来协助开展多类型的空间实践。我们惯将这些创造出来的文本统称为“地图”。最初，各文明将它们运用在领航、土地勘测等完全不同的场景当中（詹姆斯，马丁，1972/1989：21）。古代中国则盖称其为“舆地图”。据司马贞之说法，“谓地为‘舆’者，天地有覆载之德，故谓天为‘盖’，地为‘舆’”，这一解释虽出现在汉代，但观念却是自古便有的（司马迁，2013：2110-2111）。地图被早早视为覆载天地之德行造化的神圣媒介并具有神秘主义内核，观察一地风水也被称为“堪舆”。这种将道德崇拜、宗教仪式和地理科学相结合的早期认识论，让中国古代的制图传统从发生阶段就有所不同。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人制图的历史要比使用文字的历史还早。王庸（1959：1-2）将《左传》有关“夏禹制九鼎”的传说作为古代有记录的制图活动之开端，因为制鼎象物是为了帮助行人“逢凶就吉”。彼时许多用于占卜的象形文字实则就是地物画与象形文字融为一体的地图（徐永清，2019：284），它们大量取材于当时的天文、地象常识。
具有独立使用价值的地图在商周之际就已出现。《诗经·周颂》中写的“陟其高山，嶞山乔岳，允犹翕河。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犹”即是“图”，所谓“允犹”就是据图上内容“信案山川而次序祭之”（马瑞辰，2013：1123）。《尚书·洛诰》中也有“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的记载。它的意思是，周公通过占卜选定洛地为新的都邑后，制作成地图呈现给成王。作为空间关系的重要指导，地图被周人用于祭祀活动，由此地图成为人与自然实现对话的神圣工具。同时，这里的“制图”其实已经从占卜活动中被单独分离出来，成为专门记录和传播地理信息的活动。
但地图毕竟是从祭祀仪式中演化出来的工具，它的符号意义是和使用意义始终相伴的。“献图”，经常会被看作“献土”的一种具体想象。比如在汉制中，若皇子需立号位或封为一方诸侯王，要“令史官择吉日，具礼仪上，御史奏舆地图”（司马迁，2013：2110-2111），赐予地图是被授予封国权力的象征。从占卜道具演化而来的地图媒介，不仅能象征人间的权力，还被想定能够将这种权力转移至另一个世界。天水放马滩一号、五号墓以及长沙马王堆等秦汉墓穴的考古发掘工作过程都出土过一部分作为随葬品的地图。它们所描绘的范围一定程度上皆同死者生前的封邑或管辖地域有关，包含辖区内经济、区划和自然水文等丰富信息（何双全，1989）。可以推断，这些随葬地图和一同出土的陶制田地、水池等随葬品一样，是试图将财富带往阴间的某种独特象征（余定国，1994/2006：60-61）。
因此巫觋文化中逐渐演化出来的地图，除了呈现客观空间信息的基础功能，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还一直保留着特殊的仪式性含义。它的制作、转移和使用是封建等级制度下权力授受关系的直接象征。韩非子用“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韩非子·五蠹》）说明了地图在国防安全和象征国体法理上的重大意义。献图作为外交行为，往往意味着放弃国防并承认双方间的依附关系。《吕氏春秋·先识览》的一篇文章还提到“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於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两个故事，说明抄送图籍还可以是当时降臣的特殊归顺程序。
实际上，这种层级关系不单通过仪式手段表现出来，它还直接影射了由信息传播的结构性关系所构成的权力依附。比如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远洋航行中，往往只有船长才掌握有海图和罗盘等领航工具，其他船员试图绕开船长私自进行测绘定位的行为，很有可能会被视作有叛乱意图的僭越。由于这样一种规则体系的存在，船长在人间法律几无以涉足的孤立社会体系中才能始终保持其绝对权威性。可以说他是依靠独掌攸关所有人性命的地理信息，才实现了直接的有效管理。
借由地图媒介所产生的地理空间信息上的不对称优势来维系自己的统治威信，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政治手段。自神权时代开始，使用地图就被中国的统治者作为一种专有权力，它不仅在流通过程中象征着权力的附属关系，也被直接地结构化到管理系统的实际运行过程中，作为一种信息传播的管理手段来发挥作用。
首先，地图的信息价值在中国传统政治实践中被高度重视。无论历朝历代，信息都是国家政治事务中最为核心的依据，它的搜集、处理、掌控、传布都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邓小南，2019），地图恰恰是在中央集权模式下的科层政治体系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媒介资源。中国古代的官方制图传统能一直追溯到《周礼》当中：彼时有“掌道地图，以诏地事”（《周礼·地官·土训》），即专职负责测绘山川地理、判断土壤肥沃程度的官职曰土训。其上是掌管天下地图能够“辨其邦国”的夏官曰“职方氏”，他负责汇总各地地理方位、人文民生信息，助周王室“周知其利害”（《周礼·夏官·职方氏》）。再往上，还有大司徒通过“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周礼·地官·大司徒》）直接辅佐周王进行决策。
《周礼》对如何从地图资料形成决策的过程也进行过详尽阐述：“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疆而沟封之，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曰医。”
无论是辨别九州各地的地产，还是划定边界、编制户口、分配土地，古人皆以地图为据，它们也由此被统治集团视作垄断的信息资源。
到秦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有专门机关和官员负责主管包括地图在内的地理信息档案。中央设御史府及御史中丞掌管全国地图档案，地方政府则由太守的副丞负责本地地图资料的整理工作。这种自上而下的严格管理体系起到提升管理效能和把控权力的关键效果。按《汉书·萧何传》记，在汉军入咸阳后“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惟有萧何“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班固，2012：2006）。在历史叙事中，刘邦能够清楚掌握“天下扼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都被归功于萧何对前朝地图资源的抢救，也说明了地图作为媒介的信息容量和资源稀缺性，使得它自中国传统的科层化官僚政治诞生之日起就受到高度重视。《通典》记载，为强化对地图资料的严格管理，“汉氏图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阁、广内，贮之于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兰台秘书及麒麟、天禄二阁，藏之于内禁。”地图档案分别藏于内外两府，由不同官员掌管，还设置有秘书监专门负责考核勘误（杜佑，1992：732），那些记载全国地理和人口信息的地图则是位及九官才得查阅的机要。自东汉光武帝刘秀始，汉朝还制定了每年由“大司空上舆地图，太常择吉日，具礼仪”（范晔，2012：65）的传统，皇帝不仅对地图资源进行严格管控，更需要利用展示性的手段来表现这种不对等的权属关系。地图在中国传统官僚系统中的生产和流通，始终保持着这种线性且非对称的运行模式，统治者要从结构和仪式上都确立这样的基本事实，以维持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对下级的绝对权威。
到宋初至道二年，时任职方员外郎的吴淑为强调地图工作，曾上表言：
天下山川险要，皆王室之秘奥，国家之急务，故《周礼》职方氏掌天下图籍。汉祖入关，萧何收秦籍，由是周知险要。请以今闰年所纳图上职方。又州郡地里，犬牙相入，向者独画一州地形，则何以傅合他郡？望令诸路转运使，每十年各画本路图一上职方。所冀天下险要，不窥牖而可知；九州轮广，如指掌而斯在。（脱脱等，2013：13040-13041）
因充分吸取秦汉经验，吴淑高度强调地理信息对于国家管理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他提出要建立按州、路、全国各级政府逐层绘制地图并上报的线性传播模式，实现对全国地理信息的流程化管理。此时宋代的基层管理亦渐开始使用鱼鳞图册作为征税和划定产权的重要工具。作为中国古代管理土地资源的重要手段，它甚至被一直沿用到中国封建社会末期。
在维系整个帝国运转的公务文书和档案汇编体系中，与地图相关的测绘和流通等环节都被制度化到日常行政管理流程里。地图往往由下级机关编制，并随着公务文书一同呈交于上级，使得地图的绘制者和使用者实际分属于官僚系统内具有从属关系的两个不同群体，从而也确保各级官员只被保证获取其职权范围内的有用地理信息。绘制地图的范围大小、内含信息的丰富程度，都由使用者处在科层体系当中的位置和权力范围决定。地图媒介既因其相较于文字信息所具有的高通量特性实现了不同层级官僚间高效的信息流通，又通过这套制度本身高度的集中性与单向性特点，维系着科层系统不同层级间信息结构的不对称关系。这套为确保权力高度垄断而构建起来的复杂地理信息传播系统，被完全内嵌在行政实践里，其信息的采集、处理等传播职能与行政职能并不分离，而是作为整个行政官僚体系动态博弈的实现方式，将传统政治的权力分配格局包裹进了行政机制当中（赵云泽，董翊宸，2021）。
伴随制图实践被结构化到中国古代科层政治运作中的过程，权力本身也被媒介化。制图实践既成为权力关系的象征方式，又将地图的绘制、流通和使用作为实现统治过程中保障和行使权力的重要手段，从心理和物理两个层面上垄断地理信息的主权。中国传统的政治生态围绕地图制图活动而展开的实践设计堪可谓一门“管理智慧”。
四
中国传统制图活动的“具身性”特点
就上节的讨论来看，以政治权力博弈为主要目的的传统舆图流通制度，使得中国传统制图实践表现出高度集中化和专门化特点。一方面由于科层政治实践中存在着多样的具体应用场景，希望通过地图传达的信息也不尽相同，具体的信息表达方式必然存在一定差别。另一方面，又因为参与制图实践的传者和受者存在明确的上下级关系，所谓制图，也是中国古代科层体系实现行政信息汇报传递的重要手段。那么，如何将自身的空间经验转化并更加行之有效地传达给上级，就成为制图过程中必须考量的主要因素。在前述两者的影响下，中国古代传统舆图的视觉修辞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
所谓“制图”，素来都以制图者为主体、以制图的目的和技艺为基础。因此，为实现空间信息的再编码过程，地图的表现形式以及理解地图的方式需由具体的使用目的来决定。
十七世纪来华的传教士南怀仁曾奉旨绘制《坤舆全图》，以向康熙皇帝介绍当时的西方地理知识。由于当时的西方地图学知识主要来自航海测绘和地理探索活动，它在地理科学以外还包含了对生物和人类学研究的充分兴趣。南怀仁按照当时的制图传统，不光绘制了有经纬信息的地球投影，还在地图空白区域绘制了有关当地气候和植被生物情报的精美插图。不过到了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眼中，图上的虫鱼怪物画像却被误认为是装饰品——因为它们是完全“无关坤象”的（葛兆光，2011：93-94；董少新，2018：143-144）。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人类通过地图对地理信息进行编码和解码，无论从内容拣选还是呈现方式上都不存在恒定的标准。各种地图对地理要素所采取的表现方式、透视的方向、载量的取舍既能反映某时期地理和天文知识水平，又能反映该时代的思想和世界观的视觉修辞逻辑。
地图首先高度情境化。地图中的方位、视图中心等都和使用群体视觉心理上的直观感受紧密相关。如在宗教思想主导下的欧洲中世纪，采用“T-O型”作图的世界地图无一例外将世界描绘成以耶路撒冷为中心，欧、亚、非三等分的圆形。这一传统的影响甚至在人类完成环球航行一百多年后仍未完全消失（李约瑟，1959/1976：85），当时多数的世界地图依旧习惯于将中东作为绘图几何中心点（如图1、2）。
除了制图中心点外，在现代制图技术建立起来前，地图的方位规则也并不固定。因为中世纪早期的基督教神学将世界想象为一个平面圆盘，T-O型地图常以亚洲为上、欧洲和非洲为下。而在托勒密的投影法重新得到重视后，为了最科学地在平面上还原地球表面的经纬线和空间面积、航向角等关系（西蒙·加菲尔德，2012/2017：131-135），制图家尝试过以“双心投影”的方式将南北两极置于地图的左右两侧（如图3）。尽管它实际比今天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标准版世界地图在表示方位和实际地理位置关系上要更加准确，却并不符合常人的视觉习惯，也未必利于接收地理信息。
在这些方面，中国的传统地图与以远海航海图为渊源的西方近代地图显得尤其不同。它在绘制中不常采取现代制图学所习惯的地理坐标定位法，地图的视图方位也更显随意，或上北下南，或上南下北，甚至可以易经八卦为方位。我们较为习惯的上北下南的空间表达，其实只是古人“天圆地方”的基础宇宙观和长期应用式盘、司南勘验风水测绘方位驯化出的心理习惯。到了实际应用中，出于水利疏浚、海防筹备、风水堪舆等不同目的，中国古代的制图者往往会选用不同的视图中心点、方位规则乃至比例尺关系。这甚至可以被总结为一种“从使用目的出发的方位观”（李孝聪，1997），它展示了中国人当时是如何理解那块地理空间，又如何用图的形式来表现它，这些作图的表现手法有着自身可验证的修辞逻辑。
我们可以以中国传统地图中的几种类型来辨析这种差异：
首先是航迹图。此类地图多用于展示介绍航海途经的地区、风土和天文现象等信息。载于《武备志》的《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即可作为一例。全图分二十四页，从右向左纪录了自南京城三汊河口，经长江入东海，沿着中国海岸线途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并下南海，一路抵达伊朗格什姆岛的沿途地区。地图并不按照方位，而是按照航迹自右向左延展，上半部为沿途大陆，下半部为航经海域。于是从读图者的视角上来看，整个视线是“由海望陆”，阅图者仿若置身到航行过程当中。
相比上陆下海的航迹图，用于整备海防的地图则通常呈现为上海下陆的形式。中国作为一个陆权国家，自明代起就不断面临外部势力经海岸线入侵的威胁。为此，不少地方官员和知识分子都尝试绘制沿海礁岸、城镇和险要情况以备朝廷筹备海防之需。明嘉靖年间郑若曾、邵芳绘等人所作《筹海图》便将全国各省海岸线的详情分别绘制为“沿海山沙图”，图以陆地为下半部分，上方是海洋和岛礁，并详尽标注各地城寨、山岳、军营，读图人便是以“由陆望海”的视角通览全局。他们在同一本书中还绘制了主要防范对象日本的全国地理，但采用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画法：日本全域基本被置于地图中心，四周则被海洋包围。在章末用地图展示日本与大明地理位置关系时，却又采用回了大明在下、日本在上的形式，其视角似由大陆远眺日本。与之相似，大致成图于清初崇德至顺治年间，现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山东、直隶、盛京海疆图》（见图4）也以陆下海上的方式从右向左描绘了从辽东到山东各地沿岸山岳和卫所情况，并加以文字说明各处险要概况和安全形势。
现今还保留有大量用于水利和河防工程规划的河工图。它们主要用于反映重要河流沿岸的水利、漕运设施、湖泊支流等信息。以乾隆十五年左右所作的《黄河南河图》（见图5）为一例。该图主要绘制了安徽砀山县至苏北云梯关之间的黄河流域内支流、湖泊、城镇和山脉等信息，从右向左记录南河段上游至下游的基本水文状况。从空间关系上看，它与我们当今的方位习惯实际上下颠倒，具体到图上的部分方位角也存在一定偏差。鉴于当时的制图科学水平已经完全可以避免这种误差产生，我们应当将之理解为出于非科学目的的刻意安排。因为对于河工地图，首先要关注是流程内具体流向而非抽象的客观空间方向，因此在从右向左的阅图过程中，才会用流向关系代替标准的方位角关系。在不需要绘制复杂等高线的情况下，《黄河南河图》用从右向左的方向次序直观明了地展示河段内的各泾流关系，又对重要的山川水文条件和枢纽设施进行不符合比例的重点突出。对于规划治黄工作的负责人和听取汇报的决策人来说，他们即便不具备专业的读图知识技能，也能通过读图部分替代实地走访，了解沿岸水文状况。
这些地图在绘制原则上可能相当趋近于传统绘画的“散点透视”和“移步换景”等表现手法。刘泰然（2018：57-59）曾以“游观”总结过这种广泛存在于古典绘画、诗词中的视觉意识：作为一种特殊的“观”法，它以个体化的视觉经验为发散点，经游观过程而接连起全部在场的自觉经验。所以它往往不拘于关怀一象一物，而具有整体的运动和关联性（刘泰然，2018：48-49），最终实现自身经验的存在与其对整个生存空间的理解之间的相互贯通。
在这里，身体作为把握世界的系统，建立着一切所知觉的物体的统一性（梅洛-庞蒂，1971/2002：16），并形成四面观望和上下俯仰等身体行为相互结合的特殊空间意识表达。
作为对照，近代西方自然地图所面临的最重要应用场景是：支撑他们在无法找到合适参照系的未知海域中展开航行探索。只有抽离主体关系和主观经验，通过计量科学方法建构起统一的客观连续空间才能实现无参照环境下的准确定位。
而在上述举例的几种古舆图样式则存在全然不同的应用场景。基于各自的空间实践目的，制图者很明确地介入整体的空间视觉表达中，通过向其身体经验开放的方式强化对空间感知的定向表达。在这些具体场景中，阅图主体都是始终在场的。以他的视点为中心，“看图”的动作是个体视觉经验的自然延伸，再经由主体经验的参与引发各种“时空形变”现象：空间不再分东西南北，而只有相对主体而言的“远近”视觉关系以及经验过程中的“先后”顺序，这种关系既可以是客观存在的，也可以只是心理上的，在这些读图活动中所产生的是最直观具象的，而非抽象化的空间经验。
中西制图形式的不同，直接表现为应该更加依赖于主观的空间经验，还是客观空间经验这种选择的不同。这也造成二者虽同为媒介却分别具有“离身性”和“具身性”的不同特点。中国传统地图的制作过程往往将地图本身想象成一种具身性的媒介，是调动主体参与并建构起主观化的空间经验的特殊手段。那些用于实现标准化制图的理论技法，只是被当作辅助技巧，而非必要准则应用在具体制图过程。比如在《筹海图编》一书中，部分比例尺较小、海岸线情况较为复杂的地图采用了“记里画方”的绘制方法，但一些比例尺较大、内容相对简单的地图则省略了该步骤。同一本书出现的不同地图，实际面向了不同的应用场景和信息需求，它们的呈现方式亦可因之不同。如前文谈及的那样，这些中国古舆图的绘制者和使用者大都并非专门从业者，所以专注于某些场景、某些功能的定量信息的绘图方式，在强化特定信息的传播效能的同时，还能充分降低理解地图的专业知识门槛，确保了重点信息的突出和接收效率。对照朝着科学化制图方向发展的西方近代地图学，我们只能说，不同的实践场景提供了对媒介工具的不同需求，也催生出两者大相径庭的实现路径。
五
结语
千百年来，人类始终在依靠地图探索或理解自身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但由于在不同历史情境下所面对的不同实际需求，地图总被以不同方式运用，由是也总以不同面貌呈现。我们甚至会看到，地图学的知识谱系既可能在不同时代存在某些传统沿袭，也可能在特定历史时期发生断裂（克拉瓦尔，2004/2007：29-30）。因此，若仅将人类生产、流通和使用地图的系列活动看作单纯的科学实践抑或生产实践，则很容易掩盖了制图作为一项传播活动所带来的丰富意义与文化效应。
而在把制图活动作为具有一定社会组织性的传播活动而非纯粹个体行为来展开讨论时，我们更加关心的是，地图的生产、流通和使用作为一种传播机制，是如何被内嵌进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生态中的。回答中国古代的制图活动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扮演了怎样的独特角色，其实也就回答了中国古代的制图实践为何以及如何不同。
从根本上来看，中国古代的制图实践活动有其独特的发生场景，它虽与古希腊制图学思想一样源于自身的神学传统，却在中国形成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专制帝国的过程中，同时作为象征方式和沟通手段，被结构化到科层政治的运行机制当中。一方面，因为中国古舆图与巫术传统的渊源，它一直被赋予象征权力的媒介意义。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政治实践中对地图的严格管制和运用，使得地图文本的实际生产者和使用者具有从属关系，地图所包含的地理信息按照科层等级逐级集中并形成垄断。由此产生的不对称的信息结构，是统治权威和统治安全的重要来源，这也说明中国古代的制图实践不仅是一门“自然科学”，更是一门“管理科学”。同时，这一特点又反过来决定了，它在表现形式上，有着与西方制图学相区别的“具身性”特点。除了作为认识和探索世界的自然科学实践，本土的制图实践还充分浸润中国人文主义传统下的实践智慧，体现华夏文明对于空间的独特观念，以及对媒介运用的独到理解。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4期。
转自：“国际新闻界”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