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Brian K. Hall
编译:PaperRSS
编者按:通过对遗传学早期历史的重新审视,我们揭示了为什么简化的生物遗传观点会占据主导地位,并主张对当今的遗传学教学方式进行修正。
威廉-贝特森(左)和拉斐尔-韦尔登对遗传的本质有着不同的看法。
格里高利·拉迪克的新书《被争议的遗传:孟德尔与生物学未来之战》探讨了为何孟德尔遗传学长期主导我们对遗传的理解,尽管有勇敢的尝试提出替代方案。书中指出,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早期遗传学领域两位科学家之间的激烈竞争。
拉迪克将分析分为“前”、“战”和“后”三部分。“前”部分梳理了19世纪中后期各种遗传研究方法,从育种实验到性状变异的统计分析,显示出当时遗传和进化思想的多样性。
1900年,三位植物学家重现了孟德尔的发现,孟德尔的见解才受到关注。许多生物学家将重点放在一个新提出的因子上,1909年被命名为基因。有人认为,孟德尔关于这些粒子遗传的想法可以解释每个性状是如何代代传递的。但其他人感到不满。孟德尔主义思想对环境、自然选择等因素的遗传影响无处容身。
花园豌豆(Pisum sativum)是格雷戈尔-孟德尔(Gregor Mendel)研究遗传性的关键。
拉迪克将随后的辩论描述为关于遗传本质的争论,也关乎所有未来生物学研究的基础。英国动物学家威廉·贝特逊和拉斐尔·韦尔登分别代表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领导两个阵营。他们本为大学同窗好友,却因竞争渐行渐远。贝特逊是孟德尔遗传学的重要倡导者。而韦尔登则认为性状变异是一种连续体——既受基因影响,也受发育、环境及每个物种祖先历史的影响。
拉迪克描述了两人及支持者们在公开辩论、期刊及大量通信中激烈维护各自立场。交锋常常充满敌意。韦尔登看到贝特逊利用在皇家学会委员会的影响力改变规定,禁止包括自己在内的委员在期刊上发表研究,十分愤怒,与支持者一起创办了独立刊物《生物统计学》。贝特逊也在1902年的著作《孟德尔遗传原理》将近半部分直接攻击韦尔登的研究。
一场关于小鼠颜色的辩论跨期刊《自然》 1902年多期展开。有些小鼠的颜色不符合传统孟德尔规律——后代毛皮呈斑驳,而不是父母单一颜色。这场口水战在伦敦动物学会一个研讨会上继续,韦尔登事前给支持者写信:“我们都拿出最大最锋利的切肉刀,大干一场。”
随着实验数据越来越显示复杂的现实也包含环境等影响,拉迪克描述贝特逊等人使用越来越牵强的逻辑捍卫孟德尔定律。1906年韦尔登去世后,这场战斗仍在继续——他的著作《遗传理论》未能出版。
拉迪克将讨论延伸到20世纪40年代。这时,生物学家已经转向研究影响遗传的广泛过程,如同一基因不同等位基因及 突变等,并发展出各种不适合孟德尔遗传规律的研究方式。但孟德尔思想的核心仍影响着教育及公众的遗传观。
作者拉迪克认为,这场由个人恩怨及学术观点差异引发的战争,改变了生物学的发展道路。如果不是贝特逊等人顽固坚持孟德尔主义,生物学家可能更早接受遗传变异的复杂性。这场争论也预示了科学发展中的社会政治力量,及缺乏定论的重要性。
拉迪克呼吁在当前基因编辑技术兴起之际,生物学家应保持开放和谦逊的态度,接受科学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只有持续探索各种可能,遗传学才能真正服务人类。
参考来源:Nature 619, 690-691 (2023)
doi: https://doi.org/10.1038/d41586-023-02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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