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河北学刊 ，作者河北学刊
阿奈特提出的“成年形成期”概念对于当代青年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变化与探索是青年成年之旅所具有的典型特征。目前，中国国内有关青年成年之旅的研究十分匮乏。青年的成年标准问题，是青年成年之旅研究的基本前提。“成年形成期”中的重要生活事件与青年对成年经历的自我认知是青年成年之旅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要将对青年成年之旅的客观描述与青年对自身成年的主观认知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既要详细描述当代中国青年成年之旅的现实状况与变迁，又要分析和解读社会结构与文化因素对青年成年之旅的影响，同时还要特别注重从青年自身的视角来进行探讨。
作者简介
风笑天，广西师范大学讲席教授，南京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人生的发展过程中，青年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在青年期这个相对较长的阶段中，青年的成年，或者说从青少年成长为成年人，是人生发展历程中一个意义突出的关键转变。正是这种发生在青年期的“向成年转变”所具有的重要的发展特征、特定的发展任务和显著的发展结果，引起了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的普遍关注。特别是自国际上对这一问题研究较早且影响较大的美国发展心理学家阿奈特（Arnett， J. J）于2000年发表《成年形成期：从青少年晚期到20多岁的发展理论》一文以来，学者们更是纷纷聚焦于青年人生发展的这个关键转变过程。而“成年形成期”“向成年转变”“走向成年之旅”“向成年过渡”等等，则很快成为概括这一重要议题的关键词。
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中，随着“90后”“00后”等新一代青年一批批长大成人，其成人之旅已成为一个值得中国学术界积极关注和深入探讨的新议题。应该如何理解和认识“走向成年之旅”在青年研究领域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中国国内学术界目前对青年成年之旅的研究现状如何？青年成年之旅研究的基本前提是什么？有哪些与青年成年相关的现象特别值得重视和研究？以上这些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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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的成年之旅及其意义
成年是青年发展过程中的最重要转变
青年期是人生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它包含着相对较长的年龄范围。这一范围通常涵及14—30岁甚至35岁。比如，联合国在“国际青年年”的介绍中，将青年的年龄范围界定为15—24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其章程中将青年的年龄范围界定为14—28岁。而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7年4月发布的中国首部《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则将青年的年龄范围界定在14—35周岁之间。这一界定，实际上是根据中国青年发展的现状以及青年研究的状况所作出的。
如同作为整体的青年实际上是由具有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等属性的青年群体所组成的一样，作为整体的青年期实际上也是由具有不同发展特征、不同发展任务、不同发展结果的多个年龄段所组成的。例如，常见的划分有14—18岁的青年初期、19—24岁的青年中期、25—30岁或者到35岁的青年后期等。尽管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以及不同学科、不同研究领域对青年年龄范围的界定会有所不同，所划分出的青年阶段也会有所不同，但18—25岁这样一个年龄范围基本上都会包含在各种对青年的界定之中，而且这一年龄段也是各种青年阶段划分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阿奈特所提出的“成年形成期”概念所指称的也正是这一年龄阶段。
阿奈特之所以将青少年末期到20多岁，特别是18—25岁的这个阶段作为人们生命历程中一个既不同于青春期又不同于成年期的特殊阶段，是因为这一成长阶段对于青年来说，“是具有深刻变化和重要性的年份”。此时，青年已“离开了童年期和青春期的依赖性，但还没有进入承担持久责任的成年时期。他们常常在爱情、工作和世界观中探索各种可能的生活方向。成年形成期是人生中许多不同的方向都有可能、未来还没有确定的时期。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一时期独立探索生命可能性的范围比生命历程中任何其他时期都要大”。
正是在这一成长阶段，青少年一方面会结束正规教育，告别校园，还有可能会离开父母，开始独立生活；另一方面则会第一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某种职业领域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同时，他们还会遇到浪漫爱情，会走入婚姻、组建家庭和生儿育女。他们的自我认知和世界观也会在这一时期经历复杂多变以及不断探索的过程。不仅儿童时期的无忧无虑早已不见踪影，青春期的年少轻狂也开始慢慢沉淀。这一阶段所具有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向成人角色的短暂过渡，而是生命历程的一个独特时期，其特征是改变和探索可能的生活方向”，“到这一时期结束时，即到20多岁的末期，大多数人都做出了具有持久影响的生活选择”。
这一现实状况说明，“成年是一件真实而重要的事”。它在青年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虽然从法律上说，青少年一达到18周岁就意味着其成年，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成年不会是如此简单地“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必须经历一段时间和一系列重要生活事件才能完成的过程。正是在这样一个既介于青少年与成年之间，同时又连接着青春期和成年期的独立的阶段中，青年开启了走向成年之旅，并在不断遭遇和经历人生重要生活事件、不断增强自我认知的过程中，逐渐成长，不断成熟，一步步从青少年，从生理和法律上的成年人转变为社会意义上的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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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从生活事件到自我认知
如同“青年是工业化社会的产物”，“是随着社会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而逐渐‘被发现的’”一样，“成年形成期”这个阶段在过去的历史上是不曾具有的，“它是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的产物”。事实上，西方学者最初对青少年成年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1960年代才开始的。在这一研究领域中，早期的西方社会学家往往是将青少年完成某些特定的生活事件，比如学业、工作、结婚、生育等作为他们成年的主要标志来进行研究。据有的学者介绍，“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社会学家从群体的层面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焦点主要放在青少年走向成年的过程中各种生活事件的完成。这些事件包括完成学业，找到一份工作，结婚生子等”。他们“关心的是青少年向成年过渡过程中的生活事件是怎样完成的，包括什么时候完成，几项生活事件完成的先后顺序、持续时间等等”。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心理学家阿奈特也集中研究了青年的成年问题，并首次提出了“成年形成期”概念。更为重要的是，他开始从个体视角出发，注重的是年轻人的视角，关注的是青年自身，是年轻人心目中的成年标准。他希望探讨和回答的问题是：“年轻人认为自己的成年标准是什么，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年轻人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他们认为自己是什么年龄成年的，他们认为自己是以什么方式成年的，等等。”显然，这种视角所注重的是青年对于自己走向成年的自我认知。
无论是早期社会学者对青年成年之旅中重要生活事件的看重和探讨，还是后来心理学者对青年成年自我认知的研究和关注，以及阿奈特所提出的“成年形成期”概念，都是基于当时美国以及西方发达社会中青年成年过程的客观现实，同时也是基于这一阶段对于青年的人生发展以及对于青年研究所具有的特殊性和重要性的深刻认知。西方学者的这一研究历程，很好地揭示出客观的生活事件与主观的自我认知，是青年成年之旅研究中的两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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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之旅研究的意义
青年的成年之旅为什么值得研究？或者说“成年形成期”概念的提出对于青年研究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首先，“成年形成期”概念的提出，将以年龄为主要标志的青年和青年期进行了一种特殊的细分，即突破了以往仅从年龄、生理、心理和行为特征上对整体的青年进行区分的传统，第一次从青年人生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系列重要生活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对青年自我认知的影响的角度，划分出了一个独立的、全新的阶段。尽管这一阶段的长短（即起止年龄范围）在不同社会、不同时期甚至不同青年群体中可能会有所差别，但“成年形成期”概念的提出，特别是对青年成年之旅的强调，无疑给当代青年研究领域的探索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参考框架。
其次，青年的成年之旅是青年所经历的一段重要的生命历程。对人生具有持久影响的那些重要的生活事件，几乎都是发生在这一时期。“这是一个以变化和探索为特征的时期。”的确，变化和探索无疑是青年走向成年的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特征，也是“成年形成期”最显著的标志。所谓变化，主要指的是在这一段时期中，青年在客观上所遭遇到的人生中重要的生活事件和所作出的人生选择往往是最多的。所谓探索，则指的是在这一段时期中，青年在面对所遇到的各种重要的生活事件和所作出的各种选择时，主观上所进行的自我思考、自我认知往往也是最多的。对于大多数青年来说，无论其是否愿意，客观上都会遭遇到这种不断出现的重大事件所带来的生活变化；也无论其是否意识到，主观上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这种变化作出探索和回应。而青年的成年之旅以及阿奈特的“成年形成期”概念，所凸显的正是人们从青少年向成年的重要转变以及“成年之旅”在整个青年期中独具特色的变化与探索特征。
再次，“成年形成期”概念及理论的意义，一方面在于它强调了青年的成年不是一个时间点，即青年不会在一夜之间长大成人，青年的成年始终是持续一段时期的过程。相对于法律意义上的18岁成年，心理学和社会学中的“成年形成期”不仅更加重要，也更具合理性和现实性。实际上，法律意义上的成年、生理意义上的成年以及社会意义上的成年，三者既相互联系又互不相同。法律意义上的成年最为简单明确，且可以确定在一个具体的年龄点；生理意义上的成年虽不能确定为某一个时间点，但其因为有相对客观的生理指标而不太复杂；但社会意义上的成年是一个比法律意义上的成年和生理意义上的成年要复杂得多、对青年的影响也重要得多的现象。正是因为成年是一个年龄段，是一个时期，由此才有了从青少年向成年的过渡和转变，才有了青年的成年之旅；也正因“成年形成期”问题域的提出，青年研究的视角和理论基础才可以逐渐从人的基本社会化过程以及发展心理学的参考框架，进一步拓展到青年的继续社会化过程，聚焦到青年生命历程中的重大生活事件及其影响上；更为重要的是，有了“成年形成期”的理论框架，我们可以将以往相对独立、相对分散的青年教育机会问题、青年就业问题、青年流动问题、青年婚姻家庭问题、青年生育问题等等，与青年对自身社会责任、权利与义务等的认知，以及与青年关于成年的自我意识的发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将青年在“成年形成期”所遭遇的各种重要生活事件与青年在这些事件的实践中所具有的主观认知结合起来进行探讨。
当然，“成年形成期”作为一个新的概念、一种理论或者一种研究范式，只是为我们如何研究这一特定阶段的青年及其相关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或框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利用这种新的视角或框架去研究急剧变迁的当代中国社会青年成年过程以及与青年成年相关的现象。因为无论是理论也好，范式也罢，都只是观察青年和青年现象的视角，它并不是、也不可能代替作为具体研究内容的青年成年现象。而相关文献回顾的结果则表明，目前我们所缺乏的正是这种实质性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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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青年成年之旅研究的现状与不足
在阿奈特上述重要论文发表后不久的2004年，中国媒体人就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如中国新闻网报道了西方国家的学者对成年形成期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在经济依赖方面，“独立性、是否工作以及是否结婚生子等几个方面，生于上世纪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的人要比30岁的人高出70%”。另外，也介绍了美国社会学家弗斯滕伯格的观点，“今后成年的定义有可能不再包括是否结婚以及是否有孩子，这两个方面也许不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成熟的标准”等。至2007年，中国学术界始有学者发表论文专门介绍阿奈特的“成年形成期”概念和理论。但直到目前为止的整整16年中，中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却只有11篇相关论文发表和两本著作出版。其中，有3篇论文主要是介绍和评价这一理论，有2篇论文分别是从法律和不同学科的视角对成人标准的纯理论探讨，真正面向中国社会现实开展的青年成年问题的经验研究仅有6篇论文和两本著作。
段鑫星等于2007年发表的论文主要是对阿奈特的“成年形成期”理论进行介绍。赵希、王宁的论文则在介绍的同时，进一步探讨了该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赵希认为：“就我国而言，我国年轻人是否普遍经历了‘成人初显期’？是否存在地域差异、性别差异、城乡差异？我国青年在经历这一阶段时是否存在特定的风险行为？如何预防和减少这些行为？这或许是‘成人初显期’理论给我们研究者带来的新命题。”王宁同样注意到中国国内“青年研究界对这一新兴的生命阶段的研究似乎还未展开”，因而其在论文中“首先介绍阿奈特的‘成人初显期’理论，然后，试图在阿奈特的基础上，提出‘准成人期’的概念，并用以分析中国本土情境下的‘准成人期’问题”。他在赞同阿奈特成年形成期理论的同时，亦对其核心概念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从社会年龄和生理年龄组合关系的角度分析了当代青年所出现的生理年龄与社会年龄的脱节现象及其原因，并把这一个阶段称为“准成人期”。他认为：“处于这个阶段的人既是成年人（生理意义上的成年人），又不是成年人（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成年人）。社会成人性和生理成人性的脱节和不一致，是‘准成人期’的根本特征，而导致社会成人性和生理成人性断裂的根源，在于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宏观变迁。”一方面，他的这一概念及其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另一方面，他在分析中国的本土化情境与“准成人期”问题时过于偏重于青年的“结婚生子”，特别是偏重于青年的“结婚年龄”这一个因素在其所说的社会年龄中的分量（其所列举的数据和分析基本上都是有关青年结婚年龄的，比如全国初婚年龄提高、晚婚比例增加、城市初婚年龄比农村高、就业困难导致大学毕业生推迟婚龄，以及独生子女政策、男权主义、传统家族观念等文化因素助推了青年婚龄的推迟等），而忽视了同样重要的其他因素，比如青年完成学业、离开父母、初入职场、初次生育等事件以及青年自我认知等因素在这一问题中的分量。
柴英、廖小平等的论文则主要从法律专业的角度集中讨论了法律意义上儿童与成人、成年与未成年的界限及其判定标准问题。这两篇论文虽涉及成人标准，但其主要的关注点和所探讨的内容只是儿童期的年龄界定以及儿童与成人的区分标准，并未涉及作为成人的青年及与青年成年相关的现象。
在6篇经验研究论文中，有两篇主要围绕青年的成年标准问题展开研究。戚昕在山东调查了450名大学生，以了解中国大学生对成年界定标准的认知评价，以及不同大学生群体间的差异，得出了“大学生对成年界定的认知评价标准是多维的，心理的成熟是最重要的指标”的结论。王小璐则在南京市采用阿奈特所设计的成年标志量表，对634名18—35岁在职青年的成年标志认同进行了测量，并同西方研究结果作了比较。其研究结论是：“否定了西方研究者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预设上对中国年轻人成年认知所作的判断。事实表明，在当代中国的个体化进程中，不仅个体客观的成年历程发生了改变，他们对成年的主观认知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二者的研究结果，特别是后者的研究结果，对于了解当前中国青年人对成年标准的认知和看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另一篇论文通过深度访谈22位18—29岁未婚青年，来研究成年形成期青年的闲暇活动及动源因素。由于闲暇活动并不是成年形成期青年的特定现象和重要主题，同时其有关动源因素的提法也不规范，因而该研究的意义不大。
李颖、王樱洁、李蔓莉等于2018年在《中国青年研究》上发表的三篇论文，相对集中地研究了与成年形成期相关的问题。她们均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数据，分别探讨了初职、初婚年龄以及教育和迁移流动与中国青年进入成年形成期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这方面研究的初步尝试。但由于这三项研究都是采用二手分析的方法，受原始调查数据的制约，在变量关系的设定、研究假设的提出等方面显得有些“削足适履”“生搬硬套”。比如，李颖的研究将青年初职选择的“行业类型”作为自变量，来探讨其对青年初职年龄（因变量）的影响。这种变量关系设定并不科学，导致其研究结果的意义不大。又如，王樱洁等在探讨结婚成本对青年初婚的影响时，所设定的自变量（结婚成本=结婚总消费）与因变量（初婚年龄）之间的关系也值得探讨。因为横截面调查得到的两变量相关的结果，并不能确定究竟是结婚总消费（结婚成本）的提高导致了青年初婚年龄的推迟，还是由于青年初婚年龄的推迟，其所积累的资金就越多，从而导致结婚总消费（结婚成本）的提高。同理，其得出的“长辈承担的结婚成本越多，男性的初婚年龄会有可能提早”的结果，也可以理解成“男性初婚年龄越早，其所累积的资金就越少，所以依赖长辈的比重可能就会越大”。而李蔓莉的论文在统计分析中，“将初婚、初职和初育作为‘初显成人期’中的重复事件看待”，并认为“结婚已经不再是长大成人的标志”，因而“将‘初职’作为‘成家’的代理变量”等不妥当做法，也明显削弱了该研究结果的说服力。
相比起来，两本相关的研究著作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则要全面和深入得多。吴波的著作《我们这样长大成人——青年人的自我认知及社会因素的影响》是其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成果。这是一项比较规范、深入的研究。作者同样以阿奈特所设计的成年标志量表为基础，通过在兰州的焦点小组访谈，补充了若干新的标准；然后对兰州一所大学的学生进行调查，分析了中国年轻人对成年标准的认知，同时探讨了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对这种认知的影响。其研究结论也认为，“阿奈特成年初显期理论只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中国年轻人”。该研究的主要局限在于，其所研究的对象仅限于大学生群体，未能包含更广泛的青年类型，且调查的样本又仅仅来自于兰州一所大专学校。研究对象和样本的局限性明显影响了其研究结果对青年成年标准认知问题的推断能力。
而田丰的著作《从青年到成年：社会转型、阶层分化与城市成年轨迹》则是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和三种大型调查数据资料，定量地探讨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成年轨迹有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又是如何发生的？”“制度变化如何影响人们的成年轨迹？社会、历史、个人孰因孰果，它们之间又有怎样微妙的相互作用？”等主要问题。作者探讨了城市青年的成年过程及其变迁，并探讨了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等因素对这一过程和变迁的影响。可以说，这一研究是目前从相对宏观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的最为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其主要的局限性，一方面在于作者仅以城市青年为对象，忽略了比例更大的农村青年；另一方面其研究是以行为标准定义成年，既缺少了青年对成年的主观认知的理解，也无法兼顾到从微观层面对这一过程和机制的深入观察与把握。
从上述对现有相关研究现状的评述中可以看出，目前中国学术界已开始注意到青年的成年问题，对阿奈特的“成年形成期”概念和理论已有了相对清晰的介绍，且讨论了其在中国社会的本土适用性问题。应该说，这种介绍为了解、熟悉、认识“成年形成期”概念和理论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但相比而言，运用这一理论概念，在这一概念框架下开展的、结合中国青年社会生活现实的经验研究则只是刚刚起步。虽然对成年标准问题作了一定的探讨，但以上仅有的这三项研究显然还不足以全面反映当代中国青年对成年标准问题的认知。特别是这些标准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与青年生命历程的关系，以及从多种角度对中国青年成年过程的深入解读等等，都值得继续认真研究。从总体上看，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仅数量很少，而且研究的主题也未能广泛展开。尤其是缺乏针对当代青年成年形成期的各种现实问题、真正进入青年成年形成期各种重要生活事件的现实过程和实践场景所进行的微观的经验研究。
因此，面对当代中国青年的成年问题，众多值得研究的现象都还无人问津，大量有价值、有意义的问题还无人探讨。这种情况既是一种遗憾，也是本文提出并强调这一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虽然在中国青年研究领域中有着大量的关于青年教育、青年就业、青年流动、青年婚姻、青年生育以及青年心理、青年自我认知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往往是将青年作为一个整体，或者是针对某一特定青年群体进行的。目前，除了个别研究外，尚缺乏在“成年形成期”理论框架下，将青年的学业、职业、流动、婚姻等重大生活事件联系起来，将这些重大生活事件与青年自身认知结合起来的研究。这是本文提出并强调这一议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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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标准：青年成年之旅研究的基本前提
开展青年成年之旅研究，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要有衡量和评价青年成年的标准，即我们用什么来衡量和判断一个青年是否成年。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际上却十分复杂的问题。要确立成年的标准，首先要明确成年的内涵，即要界定青年的成年究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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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的内涵
笔者认为，成年不仅仅意味着青年在生理上的发展成熟，也不仅仅意味着青年获得了法律认可的成年人身份，更重要的是，它还应该具有成年的社会标志。这种成年的社会标志包含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客观方面，成年意味着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完成（比如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结婚成家等），以及开始获得成人特定的社会身份、责任和权利（比如法律权利、职业身份、家庭身份等），开始承担成人的社会责任，开始扮演成人的社会角色（比如生产者、夫妻等）。主观方面，它又意味着青年在思想上开始具有作为社会成员、承担社会职责、扮演社会角色的相应的认知。比如，如何看待成年过程中的各种重大生活事件，如何调适自身的心理对这些事件的反应，如何获得对这些事件、角色、职责、权利的正确认识，以更好地、更积极主动地指导和调整自己的行为等。换句话说，青年的成年，实际上就是既要有已经作出或完成具有持久人生影响的生活选择（比如学业、职业、婚姻等）的行为，也要有确立了人生方向和世界观（成为什么样的人，如何生活，追求什么等）的思想认知。而只有这种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内涵的有机统一，才是相对完整意义上的社会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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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成年的标准
在明确了成年的内涵之后，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确立反映、衡量、评价这一内涵的标准。有关青年走向成年、向成年转变的各种现象和问题的探讨，都基于这种标准，均与这种标准的界定紧密相关。
在关于成年标准的探讨中，青年的生理年龄是一个基本的条件。但更重要的是建立在这种生理年龄基础之上的、具有各种社会和文化内涵的特征。青年的成年不仅仅是一个生理过程，也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法律规定，它同时还是青年在走向成年过程中不断遭遇人生重要生活事件、不断完善自我认知的过程，也是青年与现存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社会生活频繁互动的实践过程。因此，我们既要探讨和分析青年完成学业、离开父母、参加工作、结婚成家、生儿育女等重要生活事件在构成其成年标准中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也要探讨和分析处于这些重大事件过程中的青年对成年的自我认知，探讨和分析这些重大事件对其成年过程及自我认知的影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青年的成年是人类社会中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但判定和衡量青年是否成年始终是一种主观的事物。即青年成年与否，有一个认定的过程。这种认定既有社会的标准和方式，同时又有青年自身的标准和方式。社会的认定，指的是社会主流文化背景中所定义的成年标准；而青年自身的认定，则指的是青年人自己如何定义成年，如何评价自己是否成年。在不同的时代以及不同的社会中，社会认定的成年标准与青年自身认定的成年标准之间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差别。
同时，由于前述的成年社会标志包含着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内涵，因而从衡量的思路上看，也有客观标准与主观标准之区分。在不同的领域中，判定青年成年所依据的标准会有所不同。比如，中国在法律上明确规定青年18岁即成年，这是采用客观标准的典型例子。此外，西方社会学家早期对青年成年问题的研究也大多采取这种思路。他们将青年在成年过程中所完成的某些重大生活事件，特别是青年的结婚成家作为其成年的主要标志。当然，也有一些社会学家不同意仅仅将完成某些生活事件当作成年的标志的观点。他们提出，“走向成年既是一个社会过程，也是一个心理过程”。因此，走向成年“应该被看作一个心理现象而不应仅是所谓客观的一系列生活事件”；“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包含年轻人主观努力的过程”。以阿奈特为代表的心理学家正是从主观上，特别是从青年自我认知的角度来确立青年成年的标准。阿奈特在研究中发展出由43条项目构成的成年标准，并让青年进行评价，就是这种思路的代表。中国国内现有的几项关于成年标准的研究，采用的也都是这种主观评价的方法。并且十分一致地是，这些研究都是从青年自身的视角来探讨不同社会背景中青年所认同的成年标准问题。目前国内还没有从客观的角度，即以青年所完成的某种或某些重大生活事件为标准的青年成年之旅研究。这或许同样是一种不足。
当然，青年的成年之判定还可以采用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标准。比如，在衡量青年成年的标准中，既包含作为青年获得成人社会身份、扮演成人社会角色、承担成人社会责任依据的客观指标（比如结婚、参加工作等），也包含作为青年获得成年所具有的对社会身份、社会责任、成人角色相应认知的主观指标（比如他们对经济独立、持家能力、多为他人着想等问题的看法等）。而在实际研究中，就可以一方面测量青年完成重大生活事件的客观状况，另一方面测量他们对自己是否成年以及对应该以什么标准衡量成年与否的主观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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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中的成年标准
由于青年的成年是一个随着时代和社会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别的现象，因此，无论是阿奈特等西方学者所提出的成年标准，还是中国社会以往的成年标准，或许都不能很好地反映当代中国社会青年的成年现象。同样的成年形成期界定，比如18—25岁，在不同的社会中，或者在同一个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中，也许会具有不同的内涵。其实际发生的生活内容、青年所经历的重要生活事件，包括不同生活事件的发生顺序、持续时间长短等等，也可能会与西方社会中的情况以及中国社会以往的情况有所不同。在国内现有的三项与成年标准相关的研究中，就已经显示出“中国的标准与阿奈特的西方的标准不同”的特征，还有学者的研究结果则进一步揭示出在当前中国青年的成年标准认知中，存在着“多元化的成年标志”“碎片化的成年认知”的状况。并且其认为，“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会发现对成年做出清晰的界定正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些都是在讨论当代青年成年标准时应注意的问题。
总之，除了要讨论在界定成年的生理标准、法律标准与社会标准之间、在由客观生活事件定义的成年标准与由主观认知定义的成年标准之间、在社会主流文化定义的成年标准与青年个体自我认同的成年标准之间存在哪些内在联系和显著差别以外，还要集中探索和认真研究当代中国社会中以“90后”“00后”为代表的新一代青年的成年标准是怎样的、当代青年的成年标准与以往中国社会传统的成年标准有什么不同，以及如何建立符合中国当前国情和文化传统、适应当代青年人生经历现状的成年标准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这也是探讨和研究当代中国社会中青年成年问题的必要基础及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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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青年成年之旅演技的若干主题
在明确了青年成年标准以及中国国内目前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积极关注当代青年成年之旅，系统深入地开展对青年成年之旅的研究，既是正确认识和理解当代青年成年现象的需要，也是进一步拓展和完善青年研究领域的内在要求。笔者认为，应该加强开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当代中国青年成年之旅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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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青年成年之旅的现状与变迁
深入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实地去考察当代青年的成年过程，了解青年向成年转变的现状、特征及趋势，是认识和理解当代青年走向成年之旅的规律及其内在机制的基础。因为只有“弄清楚现实状况‘是什么’，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和解释现实‘为什么’会是如此”。要从社会的、宏观的视角，将青年的成年看作是一种客观过程，通过深入实地，收集丰富的、多侧面的资料，去描述处于成年形成期的青年的社会生活和人生经历，去探讨他们在走向成年的旅途中所面临的各种重大生活事件及其影响。
笔者认为，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中，青年的成年之旅通常会遭遇并经历以下几件重要的生活事件。第一，是结束正规教育，离开校园，走上社会。无论是高中毕业、中专毕业、大专毕业还是本科毕业、研究生毕业，对于青年来说影响最大的，是从此告别校园，真正进入到社会中。这可以说是他们人生旅途的第一个重大的转折点。理想化的、浪漫的校园生活与现实的、竞争残酷的社会生活之间有着巨大的落差，这种落差常常是青年在成年路上遇到的第一波冲击。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青年的成年不可能在学校完成，而只能在社会中完成。因而，青年离开校园进入社会后才是他们人生成年之旅的真正起点。
第二，是离开原生家庭、离开父母。对于同样年龄、同样生活环境的青年来说，是否离开家庭、离开父母，对其成年进程发展的快慢有着重要影响。无论是因为求学或是工作，只要青年离开生活了约20年左右的原生家庭，离开了每天相伴的父母，就会对其成年经历、心理和认知产生明显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其独立生活能力的增强，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其对父母的心理依赖开始减少。特别是对于那些到外地求学或工作的青年来说，从离开家、离开父母的那一刻开始，也就在通往成年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效果显著的一步。
第三，是进入职场，成为社会生产者和劳动大军中的一员。初职和就业对于青年来说，其重要性不仅仅是获得了一份有一定经济收入的工作和劳动岗位，使得其日常生活有了基本保障。更重要的是，它一方面在客观上标志着青年由单纯的消费者、被抚养者，成为参与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且具有某种社会地位的生产者和抚养者，成为正式的社会成员；另一方面，它也极大地增强了青年自身对于自立、独立的主观意识和心理认知。
第四，是结婚成家以及生儿育女。这可以说是青年在成年形成期所要经历的最后一件，同时也是带有某种标志性的重大事件。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结婚彻底地改变了青年，使其由在社会中“飘浮”着的单个的“分子”，“凝聚”成了构成社会结构的一个新的小“细胞”。结婚不仅使青年连接起双方的原生家庭，形成更为扩大的亲属关系网络，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使得青年更强烈地意识到自身承担的职责和责任，并开始转变其看待社会、看待他人、看待生活的视角。
正是随着这些重要的生活事件的经历和完成，青年一点点地褪掉了青春期特有的青涩和冲动，一点点地增添了成年期的稳重和深沉，开始从青少年变为成人。而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去探讨的问题包括：对于当前中国社会中18—25岁（或者29岁）的青年来说，他们长大成人的真实图景究竟是怎样的？比如，他们大部分人通常是在多大年龄完成学业、离开校园？在多大年龄离开原生家庭、离开父母？又是在多大年龄进入职场、参加工作？在多大年龄结婚成家？在多大年龄开始生儿育女？他们完成这些重要生活事件的顺序如何？这些生活事件发生重叠的程度如何？不同生活事件持续的时间长短如何？特别是对于当前社会中不同性别、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青年来说，这些重大生活事件发生的顺序有无不同？有什么样的不同？各种重要事件经历与完成的时间有什么差别？其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如此等等。
我们还可以去探讨，相比于中国社会中其他时代的青年（比如50后、60后、70后和80后），当代青年在完成学业、进入职场、结婚成家等重要生活事件的发生时间上有什么变化？这些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有什么变化？这些变化揭示了当代青年正经历着一种什么样的生命历程？他们所走的又是一条怎样的成年之路？他们的成年之旅又具有哪些新的时代特色？同时，这种变化趋势对于新一代青年走完成年之旅又具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如何从理论上理解和阐释这种变化？当代青年在经历和完成这些重大生活事件上的变化趋势又如何反映出中国社会结构与文化的巨大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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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与文化因素对当代青年成年之旅的影响
任何一代青年的成年过程始终是在其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中实现和变化的。社会学想象力提醒我们，社会历史的发展与个人的特定经历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社会结构与文化的因素始终是理解和解释当代青年成年之旅的现状、特征及问题的重要变量。因此，在描述和探索当代青年成年之旅的过程中，应始终将他们的行为、态度和认知与其所生活的中国社会联系起来，要把他们的成年之旅放到中国社会的结构和文化背景中去分析和理解。要从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及其发展变化中去观察和认识新一代青年个体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重要生活事件，去探讨宏观的社会结构因素与微观的青年个体走向成年的过程及其结果之间的内在关系。
应该意识到，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极大地影响和制约着新一代青年遭遇成年过程中各种重大事件的时间、空间、顺序、长短、特征、规律以及结果。特别是社会结构与文化的变迁对其成人过程中所遭遇的完成学业、离开父母、进入职场、结婚成家、生儿育女等重要生活事件都会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比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青年进入大学的比例的提高，无疑会对“80后”“90后”“00后”中大批青年完成学业、走出校门的时间点产生影响和改变。而随着高校扩招的连续实施，在后续的若干年中又会带来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的显著变化，从而对一大批青年的初职经历和就业效果产生影响。再如，中国社会从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始实施的以“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有效控制中国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人口现象。不仅独生子女青年群体庞大，在一些农村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也会对新一代青年进入婚姻市场时的择偶、婚配和生育产生影响。
因此，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去深入探讨：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对当代青年的成年之旅具有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社会的宏观结构和社会变迁过程是如何冲击及改变着当代中国青年长大成人的经历与过程的？特别是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高校的扩招等对当代青年完成学业有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城镇化的发展、规模巨大的社会流动等因素对青年的求职与就业过程有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的社会文化、人口生育政策，甚至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等因素对青年婚姻、生育过程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宏观的社会变迁又是如何影响和改变了当代青年对成年的定义以及对成年过程的认知？特别是当代社会中以网络、智能手机、微信、抖音等为代表的新的大众传播媒介，又会对青年的成年认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等等。当然，我们同时还可以探讨，当今中国社会中新一代青年的成年过程及其变化，又会给中国社会的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婚育文化等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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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青年的视角探索青年对成年之旅的认知
实际上，对于青年的成年之旅，在不同学科的理论视野中，往往关注的是不同的问题。例如，在社会学的生命历程理论视野中，所关注的往往是青年走向成年之旅将经历的那些重要的生活事件，包括完成学业（走出校门）、离开父母（走出家门）、参加工作（进入职场）、结婚成家（进入婚姻，自立门户）、生儿育女（繁衍后代）等，以及这一系列生活事件如何成为他们成年的标志和影响因素。换句话说，社会学的这种理论视角更加看重青年成年的客观标志和结果；而以阿奈特为代表的发展心理学家则更加看重从年轻人的视角、从青年自身的认知来理解他们的成年过程及其衡量标准。其“成年形成期”理论也正是基于这一视角提出的。
从青年自身的角度，我们可以去探讨：当代青年在评价成年的标准以及对自身是否成年的认知方面是怎样的？不同性别、不同阶层、不同社会属性的青年在这些自我认知方面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我们又可以从哪些方面来解释这些不同？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的因素以及个体成熟、认知发展的因素在这种变化中都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处于成年形成期不同阶段以及经历过不同生活重大事件的青年（比如，刚毕业的、刚离开父母的、刚参加工作的、刚结婚的、刚生育的）对成年的认知及其差别是怎样的？不同时代的中国青年是如何看待和评价自己的成年过程的？他们心目中的成年标准是什么？他们心目中的成年标准与社会主流文化中所定义的标准有什么不同？当代青年对成年的自我认知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揭示出什么样的理论内涵？社会所定义的成年与青年人自己所认为的成年之间，存在什么差别？不同年龄层、不同阶层的青年的看法和标准有什么差别？这种差别揭示出什么样的自我认知结构？特别是在当今社会环境中，青年走向成年之旅的社会内涵和个体意义是什么？他们在走向成年的旅途中所遭遇的心理冲击和现实障碍又有哪些？如此等等。
当然，正如学者们都同意的那样，青年的自我认知因素和社会结构因素都会对其走向成年的过程产生影响。因此，我们还需要将前述两种视角结合起来进行探讨。即将青年自身认知的视角与其所经历的客观生活事件的视角结合起来，将青年长大成人的个体经历与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大背景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探讨和回答上述问题，也才能更加有效地引导和帮助青年顺利完成成年之旅，成为符合社会文化要求、能够承担社会责任与义务的合格社会成员。
文章来源：《河北学刊》2023年第4期，注释从略。
转自：“学术人与实践者”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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