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社会治理期刊 ，作者冯军旗
改革开放以来，村干部群体研究呈现出“专题性研究丰富，综合性研究薄弱”的态势，并形成了单地域的纵向个案研究和多地域的横向群体研究两种研究路径。在学界已有研究基础上，村干部群体研究的前沿和突破点在于如何打通个案与群体、历时性和共时性、点与面、深度与广度、田野调查和文献档案的区隔与界限，选取一定的区域、一定数量的群体，以新视角、新区域、新方法、新实践和新认识，点面结合，进行纵横交织的村干部共同体研究。
作者简介
冯军旗，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正如清代学者顾炎武所言，“天下之治，始于里胥”。改革开放以来，数量庞大的村干部群体是我国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联系农民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村庄发展，首在干部，关键在党支部。村干部是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是“美丽乡村”“平安农村”的贯彻者和落实者，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骨干力量。在当前形势下，村干部群体还是农村社会治理和精准扶贫的重要依靠力量，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实践者。
改革开放以来，村干部群体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大体呈现出“专题性研究丰富，综合性研究薄弱”的态势。这其中，以徐勇、吴毅、贺雪峰、项继权等为代表的华中乡土学派，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王征兵、付少平、宁泽逵等以管理学为主要视角的学术团队，在村干部群体的研究上成就斐然。特别是徐勇和贺雪峰等带领的学术团队，在全国多个区域设立调研基地，先后出版中国农村研究政治系列丛书以及村庄模式和治理系列丛书，深入田野，点面结合，久久为功，多年累积涵养而硕果累累。
随着研究方法和技术的进步以及研究地点的不断开放，村干部群体的研究不断向精细化、专题化发展。比如赵文词、萧凤霞、许慧文、徐勇、吴毅、王思斌等对村干部角色和职能的研究，李培林、王铭铭、王汉生、杨善华、陈光金、田原史起（日本）等对村庄精英形成、更替和类型的研究，黄宗智、杜赞奇、李怀印、应星、金太军、萧楼、谭同学等对村庄精英权力结构的研究，郎友兴、卢福营等对富人治村现象的研究，张静、景跃进、程同顺等从制度规则层面对村干部的研究，萧公权、弗里曼、王铭铭、赵旭东、朱晓阳等对乡村权威、乡村精英控制和越轨行为的研究等，都大大深化和拓展了村干部群体研究的方法、视野和类型。
从国内外学界的研究历史和研究动态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村干部群体研究大体形成了两种类型的研究路径，一种是单地域的纵向个案研究，一种是多地域的横向群体研究，两种路径都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国外学者由于田野调查的困难和不便，一般采用第一种路径；国内学者则由于天时地利人和的便利与优势，采用第二种路径的相对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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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地域的纵向个案研究
单地域的纵向个案研究主要是对单个村庄的村干部进行长时段的生命史研究，通过村干部的生命历程来反映村庄的社会变迁和国家的政治演变。这个类型的主要研究成果有陈佩华（Anita Chan）、赵文词（Richard Madsen）和安戈（Jonathan Unger）的《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西博特（Seybolt）的《一个中国村庄领导的肖像，1923-1995》，弗里曼(Edward Friedman)等人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王红生的《乡场市场官场：徐村精英与变动中的世界》和光梅红的《集体化时期的村庄典型政治：以昔阳县大寨村为例》等。
《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是较早对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中国农村生活进行研究的著作。陈村是广州市郊的一个村落，1975年，陈佩华和安戈在香港从事学术研究时，偶然结识了几位来自于陈村的移民，以此为开端，主要采用社会学人类学的深度访谈和滚雪球的研究方法，对陈村的20多位村民进行了300多次访谈。此后，陈佩华和安戈还曾两次到陈村做实地考察。此书出版后，影响较大，为作者带来了广泛声誉，“目前已被公认为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和学生的基础读物和必备参考书之一”。此书现在已经修订到了第三版，内容也扩充到了15章。此书以村支书陈庆发和村主任陈龙永的矛盾与冲突为主线，考察了1949年后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冲击下陈村的政治和社会变化，以及改革开放后陈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政治运动和经济发展都给陈村带来了冲击和变化，使得陈村由一个市郊村落发展成为市区的组成部分，并卷入了经济发展的全球化浪潮中。“陈村一直是系缚在一个由国家所编织的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巨网之中，结果是命运决定了陈村，不是陈村决定了自身的命运。”但在外部运动、资源和观念的输入与冲击下，陈村村干部的自主性一直存在，政治运动和经济发展成为村干部矛盾和冲突的载体与工具。
《林村的故事》是改革开放后，境外学者得以进入大陆实地进行田野调查后产生的人类学著作。1984年，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黄树民教授通过在厦门大学担任访问教授的机会，到厦门市郊的林村进行了7个月的田野调查，1996年又进行了田野跟踪调查，《林村的故事》是两次调查后的结晶。该书采用类小说的叙事方法，文风简练，娓娓道来，既令人耳目一新，又清新可读。该书主要研究方法是生命史访谈和参与观察，主要内容是通过回顾叙述林村党支部书记叶文德的生命史，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林村的生命史和国家的生命史。一如黄树民教授所说：从叶书记的一生和工作中，我们目睹了这个国家的澎湃汹涌。对于建国后农村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以及改革开放后农村的变化，叶文德都有其亲身的经历和独到的看法，比如，他认为改革开放后取消阶级成分带来了农村的稳定和谐，慢慢抚平了人们心灵的伤痕。该书出版后，好评如潮，被认为是了解新中国政权之下农村政治生活写照的最佳入门著作之一。
西博特（Seybolt）的《一个中国村庄领导的肖像，1923-1995》也是作者多次实地调查后的研究著作。西博特是美国佛蒙特大学历史系教授，1987年通过郑州大学到河南安阳内黄县做抗日战争的历史调查，遇到了内黄县后化村的党支部书记王福成，于是有了这部以王福成的人生历程为主题的研究著作。作者先后多次到后化村调查，并同王福成一家结下了深厚友谊。该书主要采取口述史访谈和实地调查的方法，通过村党支部书记王福成的生命史以及其长达30多年的村支书生涯，反映了王福成丰富的农村领导工作经验、高超的群众工作艺术以及后化村70多年的政治和社会变迁。比如，对于村中一位因孩子众多、家庭贫困而偷盗村仓库玉米的村民，王福成不仅没有把他送到派出所，反而自责自己工作没有做好，并对这位村民家庭进行照顾。该村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通过努力耕作，节约管理，家庭达到了自足。书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其重点是王福成群众工作和村庄治理的经验和智慧，对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颇有参考和借鉴价值。
从以上单地域的纵向个案研究成果来看，都是通过长时段的村干部生命史来反映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农村政治经济演变和社会生活变迁，并大多采取外部输入—村庄反应的挑战—反应模式，都是具有相当深度和厚度的历史个案分析，一般都能触及到村庄的深层历史事实，挖掘深入，材料丰富，追求人物和事件的复杂性与深厚度。此种研究路径的短处则在于理论性不足，代表性和广度薄弱；理论的提炼和归纳缺乏，人物和事件的广度不够，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点研究，却缺乏面的探讨。从整体来看，此种研究路径的长处在于深度和厚度，短处则在于广度和宽度，其学术追求则在于复杂性而不是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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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域的横向群体研究
多地域的横向群体研究主要是对多个地域多个村庄的村干部群体进行研究，通过面上资料和数据的收集，大多采取比较和综合的研究视角，来反映村干部群体的构成、类型和特征等。这个类型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仝志辉的《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肖唐镖的《宗族政治：村治权力网络的分析》，卢福营的《能人政治：私营企业主治村现象研究》以及付少平等的《关中乡村精英研究》等。
《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是作者仝志辉在中央党校的博士论文，该书综合运用了田野调查、参与观察、文献档案以及多个案比较、过程事件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选取了陕西毛村、江西游村，内蒙古隆村、平村等样本村，以村庄选举中的村干部行动为切入点，重点考察了村干部在村庄选举中的精英动员、派性参与和家族竞争。在多个案比较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的基础上，作者对农民的政治参与进行归纳提炼，提出了“村庄社会关联”和“关联性参与”等概念，丰富了农村政治社会学的理论视野。
《宗族政治：村治权力网络的分析》是作者肖唐镖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论文。该书选取了江西、安徽等省的50多个村庄，综合运用田野调查、抽样调查、问卷调查、参与观察以及农村调查数据库等方法，以农村中的宗族政治为切入点，采用比较的视角，对农村宗族的历史变迁、复兴重建，宗族与村治和选举的关系，村干部群体的宗族背景、选任标准以及社会政治资本等进行了研究。作者在研究中发现，宗族通过实力对比、裙带传承、亲缘网络来影响村庄权力的分配：村干部主要来自于大村庄、大姓和大族大房。在研究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村治权力网络”等概念，用以考察分析宗族与村庄精英、村民自治和村庄治理的复杂关系。
《能人政治：私营企业主治村现象研究》是作者卢福营在华中师范大学的博士论文。该书以县为考察区域，以村庄为分析单位，重点选取了浙江永康市的龙村、古村、芝村和花村等四个村庄，综合运用口述访谈、实地调查、文献档案等方法，以村干部群体中的私营企业主现象为切入点，对私人企业主村干部的产生、构成、来源以及私人企业主治村的权力结构、社会基础、经营性治理和治理绩效等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考察和分析。在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能人政治”“能贤治村”“经营性治理”等概念，并就私营企业主治村的意义、价值和前景进行了评估，影响和催生了学界“富人治村”现象的系列后续研究。
从以上多地域的横向群体研究路径成果来看，大多为博士论文，说明博士论文已成为学术研究和创新的重要生力军。从这个路径的整体来看，大多是现实的横切面研究，经世致用和政策导向特征明显；大多具有理论的关怀和自觉，提出了一些理论概念；同时多地域多样本的选取也使得这些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宽广度。此种研究路径的不足主要体现在：大多是对西方理论范式的延伸和细化，理论原创性不够，解释力不足；样本的复杂性和深厚度不够，样本之间缺乏有机联系。从整体来看，此种研究路径长处在于广度和宽度，短处在于深度和厚度，其学术追求则在于代表性而不是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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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干部群体研究的前沿和前瞻
学术大师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提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村干部群体研究要取得新的突破，则要在新材料与新问题上下功夫。新材料的获得，需要有新的方法、新的工具和新的载体；新问题的提出，需要在新材料的基础上，有新的理论框架、新的视角和新的解释。为此，需要深入一线，长期蹲点，通过田野调查、参与观察等方法，获得大量第一手的新材料。在此基础上，放宽视野于古今中外，融会贯通并比较借鉴，发现新问题，提供新解释。
从村干部群体研究的总体情况来看，单地域的纵向个案研究适合于做历时性的长时段变迁研究，但往往缺乏整体的发现和视角；多地域的横向群体研究适合于做共时性的整体面上研究，但往往缺乏样本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历史的深厚度。因此，村干部群体研究的学术突破点在于如何打通个案与群体、历时性和共时性、点与面、深度与广度、田野调查和文献档案的区隔与界限，选取一定的区域、一定数量的群体，点面结合，进行纵横交织的村干部共同体研究。具体来说，村干部群体研究要取得新的突破，则需要在继承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要有新视角、新区域、新方法、新实践和新认识，需要把村干部群体放在新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考察和分析。
第一，要有新的视角和框架。在政治社会学的学科体系下，按照政治制度—政治实践—政治行动者的学术框架，坚持“政治实为制度与人事的互动”的学术理念，在“古今中外”的学术视野下，考察村干部群体演变发展的过程，察其渊源，观其流变，同时又进行村干部群体的比较分析，察微析疑，衡短论长。在此基础上，遵循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原则，按照发现事实、分析事实、解释事实的研究路径，着重于事实的发现和理论的诠释。在事实的发现阶段，要有冰山意识，把各种显露事实和隐藏事实都汇集起来，并要从复杂性和深刻性上下功夫，要善于发现和收集中层事实和深层事实。在理论发现阶段，要综合利用类型分析、生命历程分析、因果分析、结构功能分析和冲突分析等多种分析工具和手段，多运用归纳而不是演绎的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直笔实录，争取材料和理论的双突破。在这里，事实材料的收集、运行机制的发现和理论的提炼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事实需要上升为理论，理论需要事实的支撑，两者各有其独立价值，又要很好地结合。
第二，需在新的地理区域和空间。从村干部群体的研究路径来看，地理区域和空间，也就是研究范围的确定是重要的学术突破口。比如，选择一个行政村，范围太小，一些村庄甚至缺乏研究价值；选择一个县域的行政村，范围则太大，样本的选择和取舍很难进行。综合考量下，选取一个乡镇的全体村庄作为研究范围则是比较合适的。一个乡镇的全体村庄包括了大村小村、穷村富村、好村乱村等各种形态，也涵盖了村干部群体的各种类型。更关键的是，这些村干部构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有机群体，可以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考察和分析，从而兼具代表性和复杂性。
第三，应用新的方法和工具。在研究方法上，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的多学科方法和视角，把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历史学的文献档案收集整理相结合，把纵向的历史考察和横向的现状研究相结合，把单地域个案研究和多地域群体研究相结合。研究的具体方法是：1.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运用社会学、政治学的群体理论和结构功能理论，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重点采用生命史访谈和生命历程分析的方法；2.运用历史学的文献档案收集和分析方法，坚持尽可能多地收集文献档案资料，坚持论从史出、孤证不立，使文献资料与访谈资料互相补充验证，多方核验考证事实；3.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辅以定量技术分析方法，并采用群体结构功能分析、群体网络分析、多个案比较分析和过程事件分析等具体的研究方法；4.综合利用录音笔、照相机和摄像机等现代研究设备，对遇到的材料实行蝗虫政策，尽可能收集一切有用资料，争取在多方收集的基础上建立村干部群体的资料数据库和影像库。
第四，进行新的研究实践。以笔者研究为例，近几年来依托北京市和学校的课题项目，以北京、山东等省市的村干部群体为参照，选取了中部省份一个乡镇的20个行政村作为研究范围，以改革开放以来这20个行政村的大约400名村干部群体作为研究对象，重点是对村干部群体的来源构成、社会流动、关系网络、职责功能、政治生态、腐败治理、变迁演变等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实证和经验研究。在实际研究过程中的文献档案收集阶段，笔者一般先到乡镇政府和村部查阅相关文件档案，这是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从文件档案中，可以了解国家的方针政策，可以了解乡镇的基本情况，还可以获得很多调研的信息和线索。所以，对于文献档案，一般来说掌握得越多越好，并要花一定的时间进行阅读消化，为后续的深度访谈阶段奠定良好基础。在深度访谈阶段，笔者一般在乡镇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到达行政村后，在村部召开村干部座谈会，就研究的目的、内容、方法和价值等进行说明，以取得村干部的支持和配合。深度访谈的技术和策略主要有主次有序、外围中心、上下左右、顺藤摸瓜、滚雪球等。具体顺序是先访谈退休老干部，再访谈现任干部；先一般干部，再主干干部。有时遇到一些复杂的政策和事件，还需要访谈县乡干部和村民。在访谈中，要分清主次，善于引导，能收能放，紧紧围绕研究主题进行访谈。访谈中遇到线索则要顺藤摸瓜，不断地往下追。还要学会滚雪球，学会拼图，对重要的事件和主题要上下左右多方访谈，甚至进行饱和性访谈，直至问题弄清楚为止。
第五，加强新的认识。研究中获得的总体认识和框架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改革开放以来，村干部群体的来源构成包括村庄本土精英、复员军人、经济能人、大学生村官和选派第一书记等。随着村民自治的实施，村干部群体的来源构成呈现多元和开放的态势。二是村干部群体的选拔、分化和更替，是国家、村庄和村干部个体互动的结果，并呈现出从动员型干部到技能型干部再到经济型干部的演变路径。这其中，国家任务和干部政策发挥了主导作用，村庄政治结构和村干部个体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村干部群体是村庄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也是农村社会治理和精准扶贫的重要依靠力量。在积极培养和慎重选拔的基础上，应该多换思想少换人，村干部群体的稳定是村庄稳定发展的基础，村庄矛盾往往在村干部群体更替时爆发。为此，建议把村干部任期从3年改为5年，以保持稳定为宜。四是村干部腐败呈现出从生存型腐败到发展型腐败的演化，与生存型腐败的“利益均沾”模式相比，发展型腐败更多表现为村支部书记的一把手腐败。村干部腐败治理的关键是把村干部群体纳入国家体制内腐败治理体系，并积极发挥村民监督、网络监督等社会监督的作用。五是通过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干部群体研究的主线，村干部群体研究亦如是。村干部群体的构成、流动和变迁既是一个政策过程，也是社会变革的结果；既是国家中心任务和干部政策的具体体现，也是村庄政治结构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折射与表达，更是40多年来农村巨变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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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学术大师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提出：“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继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移一时之风气，以示来者以轨则也。”村干部群体研究的突破，既需要薪火传承，承继先哲，又要能开拓区宇，补前修所未逮。在这其中，很重要的是研究方法的选择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研究方法是至为重要的问题，研究方法的高度直接决定了学术研究的高度。在量化研究风行于学界的今天，田野调查尤其显得珍贵和稀缺，可以说，学术研究选择了田野调查，就意味着选择了一条荆棘之路。笔者在做村干部群体的研究中，备尝艰辛，历经苦痛，曾经随交通工具一同倒栽入河中，也曾在村中被群犬环伺、险象丛生，更曾在炎炎酷暑中拍照留档，几近中暑。回首几年来的研究之路，遥望前辈学术大师的背影，虽不能及，甘苦自知。
文章来源：《社会治理》2022年第5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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