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治理是不同权力主体在村庄场域中的交互过程。改革开放后，各种民间组织重新兴起，成为村庄治理中的关键力量。J村个案显示，其“老协会”在21世纪前期彰显出独特的自主性和行动力，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后其自主性和行动力不断消解，最终被排斥在边缘位置，在村治中处于失语状态。民间组织的衰退并不意味着其可有可无，相反，扶持民间组织，重塑其公共性，是新时期推进社区建设的重要前提。
作者简介（发表时）
谢小芹，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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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及文献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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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在“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中央将新农村建设定位为“重大的历史任务”。胡锦涛进一步指出，新农村建设是我国战略性目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然而，乡村中国各种问题和危机的根源，归根结底来自目前乡村组织的困境。因此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除发挥村委会等村级组织作用外，也不能忽视民间组织的重要性。
近几十年来，作为民间组织的老年人协会发展迅猛，在和谐社会建设、农村组织化抗争以及乡土文化建设中都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因此不容忽视。2010年4月，笔者跟随研究团队对黔中J村的老协会进行了专题调研，发现在21世纪前老协会取代村支两委，成为基层政权建设的主导性力量，但此后老协会迅速从“中心”位置滑向“边缘”，老协会的影响力微乎其微。老协会由“繁荣”到“衰落”的生命历程引起了笔者的一系列思考：21世纪前老协会的资金如何而来，何以能迸发出如此强大的能量？它与村庄正式组织间的关系怎样？它采取的行动和策略是什么？它为何在后来一蹶不振？老协会的继续存有无必要？笔者希望这些问题的探讨，能为促进乡村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提供有益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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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回顾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逐渐推进，老年人协会在其中的作用亦备受关注，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老年人协会做了一些有价值的探讨。其中，结构功能性的分析较多，认为老年人协会对和谐社会建设、乡村治理和发展、破解“三农”问题、社区福利等产生正面影响。亦有学者将其放在乡村治理的框架下进行研究，侧重于关注其对“村治”产生的作用，取得了不少成果。此外，王习明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出发，研究如何通过建立基层自主组织机制来提高农民的合作能力，并对乡村治理产生良好的绩效。申端锋从NGO理论出发，较全面地论述了农村老年人协会的出现、发展及其治理。邓燕华、阮横俯采用“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着重讨论老年人协会在农村何以获得较大的自主性和行动力，等等。
综上所述，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组织研究的局限性：第一，学者偏重于对组织的兴旺的研究，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组织行动力弱化的衰亡史，要使老年协会发挥在村治中的积极作用，其前提是要保障其存在，如果组织都不存在了，那么这种积极的作用也就无需探讨。第二，组织的生命史是与其所处的环境密不可分的，仅有的组织困境的相关研究并未对老年人协会生存实践进行深入分析，这需要从新的理论和分析框架入手对其进一步阐释。鉴于以上不足，本文试图对一个村庄的“老协会”个案进行深描，提出“场域—资源—精英”的分析框架，考察其在乡土社会历史境域中的发育和生长机制，并呼吁重建老协会并使其在村庄共同体中继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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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框架及田野点
1.分析框架
在关于民间组织的研究视野中，存在着宏观层面的“国家—社会”分析范式和中观层面的组织分析理论。然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样宏大的研究视角因其缺乏“中观”和“微观”而丧失解释力，中观层次的组织理论也因过于重视“外来资源”而忽视了“内部资源”而显得内生性不足。得益于经验调查的质感，笔者注意到老人协会发展的内部资源及在微观地域社会中的乡土发展逻辑，基于此，本文尝试提出“资源—场域—精英”的分析框架来阐释老人协会的实践变迁历程。
（1）资源
资源是组织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包括有形资源（如经费、硬件设施、人才等）和无形资源（如合法性、社会关系、社会网络、信息、权威、智识资源等）。组织的一致行动力是与其资源获取能力密切相关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源的丰富性与组织行动力的大小是成正比的，资源来源渠道越多和总量越大，组织的行动力就越强。反之，亦然。组织行动力的强弱不仅直接影响到自身的发展变化，还关系到整个村庄的治理和发展。
（2）场域
“场域”是布迪厄提出的一个经典概念，场域内有各种资源，因此充满竞争。竞争者有个人与个人、组织与组织及组织与个人，竞争的对象主要有面子、荣誉、声望、资本等。个人、组织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个个场域，它们拥有自己的生命运动轨迹，每时每刻都在流动和变化，因此它又是动态的。布迪厄过多强调场域的政治空间意义，而忽视了它的社会和文化含义。乡村社会特有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是进行民间组织研究的重要基础。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差序格局”、梁漱溟的“伦理本位”、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贺雪峰的“半熟人社会”等都是乡村社会基质的经验写照。因此，本文的“场域”概念涵括政治、社会、文化的多重含义。
（3）精英
帕累托提出的“精英”是一个中性概念，他将精英区分为广义的精英和狭义的精英两种。广义的精英是指那些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里取得突出成绩从而达到较高层次的冒尖人物，狭义的精英是指处于特殊地位的统治者，如部长、参议员、众议员和将军等。本文就精英做广义上的理解，将其分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精英等，其中包括村支两委，老协会的带头人及其他在村庄中有影响力的关键人物。精英人物可以成为组织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精英有自己的特长和生命周期，这就需要精英的循环和更替，精英循环和更替的良好与否直接影响到组织的发展好坏，甚至决定着组织的存亡。组织的发展需要精英的更替，精英阶层的顺利交接和称职精英会促进组织的发展。相反，则会妨碍组织发展甚至断送组织的前途。
2.田野点
J村是一个典型的移民村寨，源于1381年朱元璋发动的调北征南的军事政治行动。朱元璋派大将军傅友德等率军平定云南元梁王的叛乱后设屯立堡。J村分为大堡、中堡和小堡三个片区，是目前屯堡文化保存较完整的地区之一，如今村里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明朝屯军的后裔。该村组织众多，如地戏、花灯、老协会、钓鱼协会、养殖协会等，传统文化活动丰富，精英人物十分活跃。该村共有1255户，4569人。其中老年人较多，近1000人，占全村总人口的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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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协会：一个不断变动的民间组织
老协会的前身是三街耆老，“民国三十二年（1943），全村耆老商议整修街道，自筹粮款，组织人力，无论大街小巷，全用石块铺修路面，村寨环境卫生有所改观”。人民公社时期，国家权力下沉到乡村社会并对其进行严密监控，乡村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三街耆老同样也遭遇重创。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和集体化热潮褪去，国家力量上移，村庄组织不断复兴和重构。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间组织不断发展和壮大。三街耆老在1989年正式改名为“老协会”。“家国一体”的文化特征使得老协会继续承接着耆老会的一些功能，是自我演化的结果，成为组织发展中的领头羊。
老人协会在村里被习惯性地称之为老协会，成员共365人。其宗旨是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增进老年人的社会福利水平。老协会的发育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边缘”时期。老协会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是一个互益性的组织，它将分散的老人组织起来，调动老人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并让老人体会到老有所乐、老有所用。老协会的主要任务是调节家庭纠纷、面向老人赡养、帮助孤寡老人等，老协会在村庄权力结构中处于“边缘”位置。而后随着自身力量的不断壮大，老协会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二是“中心化”时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老协会职责不断扩大：调节民间纠纷、抓好计划生育工作、搞好秋粮入库工作、修路修桥、教育、组织学习中央文件、维持社会治安、修桥修路等。显然，老协会所做的工作已经超出了自己的界限，渗透于村庄政治领域中。老协会的工作涉及到公共事务建设和村庄治理，因而兼具公益性质和治理性质。老协会的公益性质使其很快进入到村庄治理的权力结构之网中，摆脱“边缘”，进入“中心”，老协会不仅是自身群体表达的机制，而且因其在村治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而拥有“村委的好助手”、“不会拿报酬的村干部”、“第三套班子”等荣誉。
三是再“边缘化”时期。然而21世纪以来，老协会在组织恶性竞争、乡村灰色势力、上级政府弱支持、自身发展动力不足等语境下陷入发展的困境，老协会处于衰落中，村民认为“老协会不如从前了”、“只有老协会之名，而没有之实”等。
通过与制度和环境的不断互动，老协会从由几个老人自发组成的松散的团队发展成紧密的介入村庄治理中的民间组织，最后陷入到止步不前的状态中。老协会的生命的发育与周围环境密切相关，探讨其兴衰的实践历程对当代村庄治理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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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边缘”走向“中心”：老协会切割村庄权力
老协会在最初是自发形成的团体，而后将自己的职能扩散到村庄治理中来，实现从“边缘”向“中心”的发展路径，老协会在乡土社会中朝向中心的位移逻辑是以其在村庄中所作出的贡献为前提的。老协会拥有独立的经济收入和较强的领导精英，在村庄中组织公共活动，对外表现出较弱的依赖度，形成了较强的自主发展能力和行动力。因此，老协会迅速参与到村庄治理中来，占据着乡村社会政治领域，切割着乡村的权力结构。下面主要将其置入“资源—精英—场域”三维视野中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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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人物的领导力较强：老协会的三巨头
老协会的第一代负责人，村民们常称之为三巨头，是村庄中的第一代精英，分别是MSG、WHF和SKY。他们盛年时期是从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虽然所受的教育较少，但其领导和组织才能在人民公社时期得到了锻炼和激发，如MSG和SKY一生务农，但他们都有过当生产队干部的经历。因此，他们的资历、辈分以至他们几十年在村中所积累的经验，使其能在村落中发挥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后，斗争的政治氛围迅速消散，乡村自主性发展空间增强，各种民间风俗逐渐恢复，熟悉屯堡民俗风情的老人组织起大型民俗活动和仪式。他们受过长期的集体主义教育，有较强的公共生活参与性，自愿精神较强，而且通常不是村落利益的竞争者，而是受到特殊尊重的群体，所以老协会依靠威望、知识、传统等先赋性资源和人心、社会认可、尊敬、人脉、才能等赢得了村民的信任，在村庄中的影响力不断扩散开来。因此，老协会备受村民欢迎，发展状态良好，甚至在两委“缺场”背景下成为名副其实的治理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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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独立性较强：低资源依赖性与强资源汲取能力
老协会经济来源较为固定，经济独立性较强。其主要经费来源是出租和组织仪式活动的收入。出租方面，主要是出租餐具和晒坝。餐具包括碗筷、桌椅和6个大火盆，一年能收取租金3000元。老人协会会议室前有一块晒坝，租给本村人晒油菜和水稻等，一年可获300元。因此，光是搞出租每年就有近4千元的固定收入。除村庄内部相对稳定的资金积累外，老协会还凭靠自身的组织力量和成员个人的关系网络吸取其他社会资金，如发动向各类企业和个人筹款的活动，组织传统活动筹款等。J村传统的文化活动是“过河”，通过“过河”向外募集的资金更多，据SKY介绍，2000年的过河，除去开支，还剩下3万多元。在外经商和从政的人对老协会的支持也不少，这就是罗兴佐提出的第三种力量（村庄人称之为“在外面工作的人”），他们人数不少，在外发展不错，怀着对家乡的热情，对老协会支持很多。因此，老协会的经济相对独立，资源吸纳能力较强，是其在村庄发挥重要作用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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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外权威的获得：通过活动获得合法性和认可
老人凭借威望、经验、文化等资本管理起村庄事务中的方方面面，并得到了村民的信任，获得了体制外的合法性来源，对村庄的秩序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日常生活中，老协会的主要任务和职能包括：
协助村委完成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调解民事纠纷、协助管理学校、打扫街道场坝卫生，也逐年为群众办了一些实事；置办餐具租与群众使用，便民利会；办好了储金会；坚持办理“黑板报”，以宣传党的政策、报导时事新闻、表彰好人好事，讨论民俗民风、活跃地方文化生活；受市老龄委委托，进行全村“老人供养状况调查”。（J村老年协会汇报材料，ZSQ，1994年8月13）
除在具体的村务管理、活动等方面外，老协会做的两件具有轰动效用并奠定其在村庄中主导地位的事件是1997年的抬亭子和2000年的“过河”两大传统活动。
1.“抬亭子”仪式
抬亭子在解放后一度遭到禁止。老协会认为，抬亭子是一项正当的民间文艺活动，应继续抬起来。由老协会承头，他们将每年正月初九这天定为“迎春节”，初九这天是玉皇大帝的生日，抬亭子兼抬玉皇菩萨。就这样，中断了43年的亭子在1997年抬起来了。据说这次活动非常成功，不但规模大，而且还引来了国外媒体的关注，J村的声势传播到了国外，老协会的社区威望不断提升，拥有村庄内部合法性认可。村民们早已高度认同这样的组织，有什么事不找两委，专找老协会，老协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治理主体。
2.“过河”仪式
“过河”本是一项佛事集体活动，只在屯堡社区才有。改革开放后，这项活动才慢慢兴起，到了2000年龙年，是过河最吉利的一年。老协会决定恢复这项传统活动。龙年“过河”当天，参与人数达1万多人，是所有“过河”村寨所不及的，也是J村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群体活动。本次活动毛收入达57000元，除去各项开支外，最后剩余20000元作为开展村落活动的基金。由此，老协会通过自身的努力进一步在村民中建立起了极强的威信，这种威信不是源于体制内，而是源于体制外的努力。老协会强大的公益性质为其在乡村治理中的治理能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其从村庄公共事务嵌入到村庄政权建设中，参与村庄权力的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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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村庄正式组织的互动：切割村庄权力结构
人民公社体制的取消，村支两委的迅速建立起来，村庄选举制度也正式建立起来。老支书ZZZ控制J村达17年（1978—1995），是村里名副其实的第一代政治精英，即杜赞奇所说的“保护型经纪人”。他极力保护村庄公共集体财产，维护了村内长时段的良好秩序。后来老支书因病退出村庄政治权力结构，而后新的党支部威信不足，无力捍卫支部一枝独秀的地位。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开始不和起来，此后矛盾日益激化以致于水火不容。此外，两委都疏于管理村内事务，村庄治理曾一度处于“虚置”态势。这给老协会进入村庄政治领域创造了良好的机遇。老协会扮演起传统家长的角色，其工作涵括了村庄所有事务，并逐渐得到村民的信任，获得了合法性来源，而且在缓解两委矛盾时也起到很大作用。更重要的是，老协会重新塑造了一个新的村落共同体，促进了良好的村庄治理概貌和乡村的社会整合的良好图景。贺雪峰曾肯定，在温州，不仅发达地区老人协会活动频繁，影响极大，而且贫困山区老人协会作用也很大，尤其在调解民间纠纷、化解村庄矛盾等方面。在J村，老协会的作用远远超越贺雪峰教授所说的所谓调解纠纷等事务。因此，通过村庄内合法性的取得，老协会切割了村庄权力，发挥了“村三委”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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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基层政府的关系：弱控制和低依赖
老协会的发展得益于国家制度的支持，90年代国家大力倡导建立民间组织，老协会遍地开花。据村民们介绍，在各级领导的深切关怀、大力支持和正确领导下，老协会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受到上级的表彰、鼓励，被评为省、地、市老龄工作先进集体，《安顺日报》、《安顺晚报》、贵州电视台等都对此作过采访报道。各级领导也先后前来参观指导。
肖唐镖认为乡镇党委、政府在村民选举和村民自治中的“全能”角色，实际上是一种“干涉和破坏”。在J村，老协会成员没有升迁之类的政治预期，他们能完全代表社区公共利益，对威胁到村庄公共利益的事件敢于公然对抗，与政府讨价还价，从而成为制衡这种干涉和破坏的有效力量。与地方政府的对抗主要表现在“化工厂抗议”事件中，J村受化肥厂污染严重，老协会带领村民抗议该厂肆无忌惮地排放污水造成人员和牲畜的死亡，要求化工厂彻底解决污染问题，抗议得到了全村人的拥护，老协会负责人出面进行了交涉，但在交涉过程中，出现了暴力行为，化肥厂事件最终不了了之。尽管如此，抗议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老协会在与基层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拥有代表村庄“公”的强烈的集体意识。走入暮年的协会领导人不会像“配套组织”的负责人那样顾忌前途、期待提拔。相对而言，代表“社会”力量的老人协会在与上级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较强的组织“独立性”和行动力，没有后顾之忧，显得底气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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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边缘化”：老协会的衰落及其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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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心”滑向“边缘”：老协会的“内卷化”
贺雪峰对江浙的老人会曾有过观察，指出温州和苏南地区的老人会组织健全，且前者活动多作用大，而苏中和苏北地区的老人会大多流于形式。如果说温州和苏南地区的老人会组织可以比之为90年代的老协会，那么，苏北和苏中地区的老人会显然就是现在J村老人会的发展现状。当问及现在老协会主要是做什么工作的时候，老协会成员和村民都说无事可做：打扫卫生，铺农机大道和晒坝，主要是做些公益事情，没什么大作为。老协会又重新回到成立初期的状况，甚至其在村庄中是可有可无的。就连老协会最本质的工作，即调节老人与儿女之间的纠纷，老协会也没有能力管。据村民介绍：
老协会的工作主要就是管理好自己的成员，解决好自己的内部事情。现在村里面的事很少参加。以前村里面的事老协会还是能独当一面，现在的老协会和原来的老协会是不一样了。
老协会现在的状态也不太好，都是管理的问题。和企业一样，七分经营，三分管理。
现在老协会没多少事，都是70、80老者，做不了什么事，摆古老话，唱书、打扫卫生等，老协会没经济的，去哪里玩都成问题。
老协会现在就是出租一些餐具来对付日常开支，现在国家也没有扶持老协会的政策，再加上也没有捐赠，真是穷得很。
我们现在是一切尽听村支两委的。至于村里面的纠纷，老协会又不是什么政法机关，没有什么权力去说，也就不去调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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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卷化”的原因分析
1.资金来源：资金短缺和弱资源吸取能力
由于资金、管理等方面出了问题，老协会的形象一落千丈。尽管新增加出租太阳伞和承包土地的费用，但这只是杯水车薪，由于缺乏经费来源，再加上内部管理不当，老协会处境十分艰难。
老协会现在的经济来源是会费、荒山出租，餐具和太阳伞出租。太阳伞是办酒的时候用，一把一天5块钱。大铁锅是每天5块，桌子和凳子是同时出租，每天5毛。别人也很少捐助，叫别人拿点钱出来好像是鸡脚杆上刮油。政府也没有支持的。他们去要过几次，说是搞活动的时候用。政府说他们的经费更紧张。
随着村民物质生活的改善，很多酒席都是直接在宾馆预定，再加上私人出租的冲击，老协会失去了村内相对比较固定的资金来源。而对于外来支持而言，以往老协会还能凭借组织力量和利用成员关系吸取其他社会资源，比如发动会员向各类企业筹款，组织传统活动筹款。现在，老人受到市场化和发展话语的冲击，其威信大大下降，社会对老人的尊敬和敬仰已经式微了，老人也力不从心。要“打平和”一般就是一个人出2—5块钱，2010年，打平和就没搞起来，因为钱收不起来。村里也难以支持老协会，因为村里面比老协会更穷。原有资金来源丧失而新的来源渠道又未建立，这从根本上限制了老协会的发展，使其被“边缘化”。
2.精英的逝世和老人权威日益的下降
老协会三巨头拥有无可比拟的公共意识和奉献精神，他们接受过旧传统即传统文化价值观和新传统即集体化的公共意识形态的洗礼，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关注度非常高。2005年前后，老协会的三巨头先后去世。领导精英的逝世直接导致组织的断裂，进而老协会的发展一蹶不振，据村民介绍：
随着第一代负责人的逝世，老协会领导班子出现断层，没人愿意来当负责人，老协会出现了精英更替的中断。2009年，老协会进行了内部重新组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搭建起了一个领导班子，选出了人马：一个会长、两个副会长、一个妇女会长和一个秘书。组织架构完整依旧。但新一代精英的领导力却远远不如之前，他们力不从心，对内部的管理更是不上心。新一届领导班子全然没有上一届那样的权威和魄力，更没有多少热情来管理这些事。现在老协会的成员增加到365人，但老协会的作用却是微乎其微。新选上来的会长JLM之前一直在铁二局二处当一名汽车司机，今天70岁，但是囿于公益心不足和领导能力的缺失，这就直接影响到组织的良性发展。
长者作为传统权威在J村并没有经受住现代化的冲击，尤其是在21世纪，老人权威衰败得更快。市场化的商品意识重塑了村民的价值观，村庄公共意识逐渐衰退。后全能主义时代消解了集体化时期的社会主义热情和意识形态。经验和传统已经在村民日常生活和生产中失去了效力，老人在村庄中的作用似乎是可有可无的。儿子不孝顺老人的情况逐渐增多，一切向钱看的风气横扫大半个村庄。特别是年轻一代与老人之间的代沟越来越大，老人的权威迅速下降。上述种种原因直接使老协会面临“内卷化”发展的遭遇。
3.村级组织间的竞争：同场域“互嵌”基础上的恶性竞争
屯研会的成立打破了村级原有的三级鼎力的局面，形成J村四大班子的权力格局，甚至后来一度成为主导村落发展的力量。屯研会的成立标志着J村四大班子的成型，同时也是村庄组织间博弈竞争的激烈阶段。其中老协会、屯研会与村支两委间的博弈尤为明显。
村庄组织的繁荣伴随着组织之间的博弈与竞争。化肥厂事件已经逐渐暴露出组织间的不和。老协会的本意是要和平解决的，但是在场的一些村干部不但不出面维持秩序，反而煽动村民采取过激行动，导致村民与化工厂工人的冲突，一时场面出现失控现象。源于根深蒂固的国家权威性意识和现实情景的诸多考虑，老协会针对此事件也就只能采取“不了了之”的自我保护策略。在这里，村干部和屯研会的矛盾毫不掩饰的公开化了，村干部是体制内认可的基层领导，拥有体制内的合法性，这样的名正言顺致使村干部对屯研会的不满采取的是行动上的博弈。这样也促使屯研会不得不反思，村干部不满和不合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屯研会领导太过于相信自己的行动能力以及在行动上的越俎代庖。
村干部之所以比老协会能采用更激进的方式与屯研会叫板，主要是其合法性来源于国家，是一种体制内的认可。有国家撑腰和政府的保护是其敢于与屯研会进行公开化行为博弈的主要因素。而老协会在认识到自身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也愿意让新的组织来主导村庄的发展。而屯研会与老协会之间的博弈则较为温和，主要是语言上的博弈并通过一些民间渠道放出一些不满的声音。如同王春光指出的J村博弈的方式主要是单纯的语言表达、不配合行动及限制行动三种方式。屯研会的成立和在村庄中的号召力迅速取代了老协会的地位，老协会办公室门外张贴的一副春节对联“众老人视功名利禄无所谓；多会员对荣华富贵不在乎。横批：老骥伏枥”。老协会将语言作为“弱者的武器”，保持着自身角色和责任，同时也含蓄地传达出自身的沧桑和无力。
4.“混混治村”：老协会彻底“边缘化”
如果屯研会和村委的崛起，成为威胁老协会参政权威的话，那么2011年进行的村庄改选更是直接剥夺了老协会的掌政大权。村庄选举一波三折，本是经过法律程序选举出来的新一届班子，结果被一群具有黑灰势力的人推翻，他们采用各种手段，自己上台执政，出现所谓的“混混治村”的怪象。村委会独揽大权，独立支部，同样也不让老协会插手村里事务。老协会即使有心有力但也没有机会，老协会被直接排斥在村庄政治领域的外围。
体制内的力量有来自国家认可的先天性优势，而体制外的力量有通过自身努力而构建的自致性资源。来自体制内外的力量的相互较量和博弈促使组织竞争在J村场域中朝着恶性化的方向发展，最后在畸形的“混混治村”的态势下，老协会已经到了彻底孤立和边缘的地位。基层政府部分是基于稳定是大局和信访制度的“一票否决制”的“压力型体制”下，对村庄的选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将“不出事”逻辑运用到极限。只要没有上访闹事的，下面随便怎么都行，这就是基层政府灵活的策略主义。总之，村落社会中权力竞争的恶性化和基层政府的“缺场”，不仅使得老协会被彻底边缘化，而且也使得其他组织在混混治村格局下被彻底排挤出村庄政治事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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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和讨论
基于中国乡村社会特有的历史境遇和本土场域，资源、精英和场域均在老协会的生命历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老协会兴盛时段所具有较强的行动力和自主性主要源于独立的经济来源和资源吸纳能力、精英较强的领导力、两委班子的“缺场”及对外界的低依赖能力。老人协会的生存与发展可谓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但之后，老协会迅速“被边缘化”，这主要归咎于其资金获取渠道的丧失、精英替代的受阻、现代化的冲击、组织的自利性凸显和组织间的恶性竞争及混混治村的怪象等错综复杂的因素。造成不同时空背景下老协会差异性发展的原因，可能主要源于拥有的经济资源、传统文化基础、经济实力、组织领导者能力及基层治理态势的不同。
J村老协会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再到边缘的变迁态势，如今的老协会极度“边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组织将一无是处，回顾历史，老协会拥有村庄治理的资源，是村庄发展的关键力量。对乡土社会而言，内生性组织是一种善业，有利于实现乡村社会和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重建农村老年人参与性的活动载体与机制，对于增强村庄共同体意识与社会关系纽带，培育村庄舆论，确立尊老爱幼的良好社会秩序，形成人际和谐的村落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一力量的激发和恢复才是最为关键的。民间组织在村庄中的发展和作用的发挥需要注入一定的资源，彰显其“民间性”和“草根性”本质。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国家制度的倾斜。在制度层面，国家应积极培育和扶持老协会等农村社区内生性组织，赋予该组织合法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拓展其存续和延展的空间。对于社区社会组织培育而言，项目是社区社会组织生长的最好着力点。我国社区社会组织的先天不足决定了其发展必须依赖政府的强力扶持。通过项目等形式不断向农村社会输送资源，解决民间组织发展的经济问题。第二，内生性组织与外生性组织的关系。重建农村社区内生性组织，不是要替代或取消各种外生性组织（例如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而是强调两者之间的良性互补和互惠合作。第三，强化老协会等民间组织的内在发展动力。作为内生性组织的老协会等，其自身要求发挥自主性的增长能力，充分吸纳和整合各种资源，修复和拓展社会功能，重建社区的公共性，为新农村建设服务。为此，需从微观角度厘清社区治理与基层行政管理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并找到二者之间有效衔接的途径。总之，重建村社内民间组织是一项复杂和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参与、多种资源带动和多重社会力量的黏合。
因此，进行老协会等民间组织的社会培育具有较强的社会意义和治理意义，这在后税费时期显得尤为重要。在国家极力倡导民生为本和社会福利感召力的发展语境下，积极培育和拓展民间组织，使其更好地发挥总体性社会功能，从而为村落共同体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14年第5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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