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中信出版 ，作者阿信
在中信出版的一众历史类图书作者中，如果让阿信只推荐一位，那必定是——贾雷德·戴蒙德，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演化生物学+生物地理学家+思想家，没有之一。
出版26年来，他的代表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被无数人列入了“一生必读”的清单之中，被誉为“人类大历史的开山之作”。
影响了包括比尔·盖茨、《人类简史三部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在内的一大批商界、学界大牛。
而在中国，这本书更成为了无数博士生学位论文、大学教授著作中被引频次极高的文献，分量可见一般。
前不久，阿信的同事见到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葛剑雄先生，在谈及本书时，葛老师颇为激动地表示，这是在专业领域之外，少数让他一读再读的优秀作品，希望有机会向分享一些自己对这本书的心得体会。
7月5日，葛剑雄老师做客“中信出版”视频号，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对《枪炮、病菌与钢铁》的深度解读。
这不是一场浅尝辄止的知识分享，葛老师极其用心地solo了一个多小时，既展现了一位著作等身学者所具备的丰厚学养，又像朋友一样幽默健谈，聊了不少自己对《枪炮、病菌与钢铁》的感悟。
今天，阿信将其中的精华以文字的形式进行了摘编。
也希望《枪炮、病菌与钢铁》能在你的阅读生命中占据一席之地。
《枪炮、病菌与钢铁》好在哪里？
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跟大家谈谈中信出版的这5本一套的“戴蒙德系列”。
戴蒙德系列（套装5册）
《第三种黑猩猩》《昨日之前的世界》《枪炮、病菌与钢铁》
《剧变》《崩溃》
事实上，我的阅读往往都局限在自己的专业研究之内，比如说我老师的书，都不知道看多少遍了。
而专业之外，能让我认认真真看了不止一遍的，就只有《枪炮、病菌与钢铁》这一本。
需要提前说明的是，这本书里讲到的不少内容都不涉及我的专业，而且戴蒙德所采用的也不是非常严谨的学术作品的写作方法，基本上都是论述事实，传播知识、理念，只能算一种普及性的读本。
那它真正吸引我的是什么？
我想，首先是其中蕴含的基本理念。
我的看法是，戴蒙德这套书，特别是《枪炮、病菌与钢铁》这一本书，是用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主义，对这样一个复杂的世界（包括，人文地理环境、自然地理环境，人类的生存、发展，以及人类的过去、现在、未来等），通过非常具体的、生动的事例来做出这样一种讲述、介绍。
我从这套书里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知识：有些问题是我长期思考而不得的，在这里找到了答案；而有些则是我在自己的研究范围之内已经得出了相应结论的，它从侧面提供了更强有力的支撑证据。
比如我的研究，基本上用的例证是中国的，它提供的很多例子是外国的，但是我一看，它的研究结论跟我自己的研究结果是符合的，殊途同归。
我相信大家也有一些感兴趣的问题，一直没有找到答案，你在这里就有可能找到答案。
另外就是，《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中文版可读性非常强，我觉得要感谢翻译，毕竟原文是英文的，还引用了其他语种的资料，然而“信、达、雅”三个要求都达到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再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戴蒙德这套书涉及的知识领域范围非常广，甚至已经远远超出了作者自己的专业研究与他平时从事工作的范围。
我们现在有些作者也是雄心勃勃，想写本书无所不包，但是你要考虑有没有这个能力，即便有这个基础还要考虑怎么把它表达出来。综合来看，戴蒙德的能力是顶尖的。
戴蒙德的人类学的功底、做田野的功底是扎实的，他甚至在新几内亚待了十几年去了解当地人。
相似的例子，还有马克思当年讲到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摩尔根研究古代社会就是跑到现在还接近古代社会的那些地方去做研究，这是人类学对我们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的贡献，而戴蒙德应用得非常好。
最近我的学生侯杨方出了一本新书《这才是丝绸之路》。他可贵的地方就是他不是仅仅凭借前人的研究成果，不仅停在书面上，而是自己去了几十次，他的亲身经历就超过前人了。
《这才是丝绸之路》
侯杨方 著
戴蒙德就是真正在某一点上去具体深入实践。
《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主题有多宏大？
再来谈谈《枪炮、病菌与钢铁》给我的另外一个感受。
戴蒙德的人类学研究，不是做专题研究，而是把它作为案例，他的目的还是要解决这些人类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之中，也有和戴蒙德有一样抱负的人，那么 “博”跟“专”就要兼顾。
如果没有这样的“专”，十几年盯着一个地方反复考虑、反复研究，那么戴蒙德就不可能写出这套生动的书。
但是如果他没有广博的知识、广泛的兴趣，没有涉及那么多这个领域的知识，或者不懂得利用那么多领域里前人已有的经验、知识，那么他就完成不了这样的使命，写不出这样一套有这么大的气场，有这么广的范围，但是又使你觉得相当深入、非常合理的作品。
这个我实事求是地讲，一般人是做不到的，所以一般人要有自知之明。
包括研究也好，写书也好，或者甚至写这么一个普及性的读物也好，要清楚自己哪些做得到，哪些做不到；如果要勉强做，肯定最多只有这个形式，但达不到这个内容跟实际的要求，因为一定要有客观条件。
比如当时我们研究中国移民史，我来组织写多卷本移民史，就碰到问题了，中国国内的移民你要研究，那么中国人移民到了外国你要不要研究？
照理应该研究，但没有研究条件啊！从中国出去的移民散布在世界上，中国移民集中的国家至少有一二十个，你都能去吗？去不了。还有关于他们的资料主要是在国外，我找不到，看不了。即使看得了，涉及那么多语种，怎么办？
所以我后来就决定，移民史就是我们自己的研究，移民离开中国以后我们就不研究了，研究不了，那么这个书也就不写了。
但是大家不要以为《枪炮、病菌与钢铁》是无边界的，其实我看了以后觉得戴蒙德把边界也控制得很好的，他绝不去轻易涉及他完全不了解的部分。
比如他对中国这一部分的描述很清楚，他涉及的就是根据他现有的比较可信的经验得出的结论，他就不会像对新几内亚那样，自己来研究。
他也知道，首先他没有这个条件，即使有条件到中国待上十几年，这么大的样本给他来做研究，也是不可能的，他处理这些题目很理智，他把它控制在一个恰当的范围内。
《枪炮、病菌与钢铁》中的
重要观点是什么？
这几年人家经常叫我推荐书，我基本上都是拒绝的，为什么这一次我非但不拒绝，还很乐意来讲？因为我推荐一本书要有两个条件。
第一，本人要真正看过、了解，而且要做过比较。就是说你对这个书本身了解，当然了也包括对作者，但不是作者的生活细节，而是通过这本书你要对作者了解。
第二，对被推荐的对象也得了解。
那么今天我敢这么说，对于这本《枪炮、病菌与钢铁》我认为这两个条件都具备了，我本人对这本书的确是认认真真看了，所以我有这个信心，对这个书我能够做一个比较恰当的评价。
那么下面我就谈谈这本书运用的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我认为他运用的这个观点是对的，但这一点在实际上无论是在学术界、理论界或者我们知识界，还有我们广大的读者中间，其实一直是有争议的。
大家知道我主要的专业是研究历史地理，所以对这个问题我几十年以前就很关注，并且做过一点研究，写过这方面的文章。
最近这些年，我在多种场合讲过一个题目，就是历史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的影响。
首先，什么是地理环境，甚至什么是地理？
地理，它本身研究的就是地球的表层。“地理”这两个字，英文对应的是geography，但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的geography这个概念。
中国古代，最早“地理”的这个“理”往往就是采用一里路、两里路的“里”，所以你们看，古书有的时候用“地里”。
但我们现在讲的地理，是研究地球表层的一门科学。为什么是地球表层？因为跟人、跟生物发生关系的主要就是地球表层。
我们把地球表层归纳出来两个要素：一个就是自然地理，一个就是人文地理。有的把人文地理再细分为经济、文化或者社会地理。
一般我们讲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基本上就这两条。
因此我认为到现在为止，我们人类没有突破地理障碍，我们人类必须在这个范围里面，在地球表层提供给你的全部的自然的、人文的条件范围里面，去考虑你的生存环境，去争取获得最大的效益。
所以我觉得戴蒙德这套书，基本上是准确地运用了这个规律，用大量的事实来解释了这个规律，用我们今天的话讲，这是一种正能量，帮助我们认识、纠正原来的偏见。
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理解地理环境跟人类社会的作用，那么我们对中国本身，对中华文明的认识也可以深化，事实证明，我们用它来理解中国也是完全正确的。
很多次有人问我，既然当年中国的考古学家认为，在5000年前，中华文明曙光下满天星斗，各种高水平的文化遗址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现，为什么我们要讲黄河中下游是中华文明的核心？
你用其他的东西是解释不通的，只有用地理环境能够解释。
第一个条件，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地球的环境、气温、气候有过变化。
竺可桢先生生前做过研究，五六千年前，黄河流域北面太冷了，南面的长江流域太热了，给人的概念就是“江南卑湿，丈夫早夭”。
第二个重要条件，这一带是黄土高原或者黄土冲积形成的平原。在石器时代，只有简单的工具，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地方土壤疏松，不是最合适吗？要是黏土或者石头，开发难度岂不是很大？
第三个条件，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形成平原，它基本上是稀疏草原的地貌，没有茂密的森林，简单除除草就可以耕种了，不费力。
第四个条件，这片土地的面积很大，而且地势平坦，你看从太行山、中条山、伏牛山以东一直到海，除了山东有点丘陵，其他全是大平原。在这样的平原上面，进行农业的开发、人的交往与管理都是最容易的。
这一块土地的面积要超过北半球两河流域到尼罗河三角洲，即所谓的肥沃新月地带，《枪炮、病菌与钢铁》里反复提到它，中国这里的总面积比它还大，所以它可以产生最早的大片的农业区，那么就形成了一个早期的国家。
所以中华文明虽然它的曙光出现在各地，但是汇聚到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中华文明的核心，这个不是偶然的，不是尧、舜、禹这些人决定的，不是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个步骤决定的，而是这样一个地理环境决定的。
《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中国”部分
都说了些什么？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枪炮、病菌与钢铁》里也讲了中国，戴蒙德的其他作品也涉及中国。其中《枪炮、病菌与钢铁》第16章“中国——东亚之光”专门谈到了中国，所以这章我看得特别认真。
戴蒙德通过对中国语言、方言的考察，得出了他的结论：中国不是只有汉藏语系，还有其他语系。他找出来早期的语言的分布，可以证明这些人是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来源，这个结论基本是对的。
例如，复旦大学一些研究遗传基因的老师告诉我，他们在中国找了很多案例，检验DNA后发现中国南北还是差距比较大的。
我认为，他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在解释必然的部分，解释得很好，但或然部分不一定。
他研究中国、谈到中国，只能根据已经现有的、已经发表的他认为可信的成果。比如这里面他讲的青铜器，他大概还没有看到我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结论。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中国的青铜冶炼技术是从巴比伦、西亚、中亚传播过来的，大概戴蒙德写这本书的时候，这个结论还没出来，所以他是很谨慎的，他还是认为青铜器是中国本土产生的，这也没有错。
世界那么大，历史那么长，他不可能对其中所有因素都通过自己亲身体验去考察得来，这是肯定的，所以这个我们不应该对他苛求。
因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间，可以说绝大多数因为偶然性而产生的变化，我们今天是不了解的，而且我相信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不可能靠科学、靠技术来解决全部问题，比较可靠的是靠文字。
很可惜，人类发明文字的时间跟人类文明本身的进步相比就太短了。像我们国家，我们到现在得出结论，最早出现的文字是3800年前的甲骨文，那么甲骨文再往前，没有发现文字。那么甲骨文怎么会突然之间产生？
我们现在看到的甲骨文都已经很成熟了。难道真的就是仓颉造字，仓颉在一个晚上或者几天里面就把字造出来了？我对这个说法一直怀疑的，当然这也没有实证。
但《枪炮、病菌与钢铁》里给我们提供一个例子。
戴蒙德介绍了，塞阔雅这个人是完全不懂英文的，但他看到别人有文字，他也想自己造些什么出来，以便跟自己本族人之间进行交流，最后他居然就成功了，吸取符号，然后造出来文字。
那么为什么我们中国古代不能够有，对不对？
所以从这一点我觉得《枪炮、病菌与钢铁》也给我很大的启发，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必须是从历史已经掌握的事实出发，通过这个事实来解释，有些概念我原来也是有（知晓）的，但是这本书在这一方面提供了很好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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