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拉丁美洲研究 ，作者范文豪
内容提要：1966年1月，三大洲会议在古巴召开。作为“不结盟运动”创始成员国中唯一的拉美国家和该地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处在美国“后院”的古巴举办这样一次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大会意义重大。会议的举办恰逢全球反帝反殖运动处于高潮之时，并且会议首次倡议将第三世界国际主义运动从亚非扩展到亚非拉，形成联结三大洲的革命协调和政治动员。此次会议以更加激进的姿态向资本主义发起挑战，呼吁第三世界形成一套共同的反殖反霸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主义集团进行暴力抗争。会议之后成立了亚非拉人民团结组织，加上其官方媒介《三大洲》杂志的全球传播，引发了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又一个高潮，为第三世界团结运动注入了新的动力，推动了全球反殖反霸事业。由此掀起的三大洲运动可以视作“全球南方”这一概念的滥觞之一，它对资本主义强权的全球性掠夺等问题的批判影响了后来一系列的进步思想，所留下的宝贵反殖反霸遗产在当下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三大洲会议 全球南方 第三世界团结 反殖反霸
作者简介：范文豪，上海大学文学院/全球问题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拉丁美洲研究》2023年第2期
长期以来，国外学者对1966年在古巴召开的三大洲会议的关注明显少于万隆会议和四次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直到近些年这种情况才有所转变。早年布鲁斯·杰克逊（D. Bruce Jackson）曾将三大洲会议作为古巴行使其独立的拉美政策的起点。而埃里克·佐洛夫（Eric Zolov）在其新著中将三大洲会议定位为“全球六十年代”（Global Sixties）的高潮和转折点；安妮·马勒（Anne Mahler）从种族平等和跨国联合斗争的角度考察了这次会议的影响。布兰卡·莱昂（Blanca Mar León）利用古巴外交部的档案资料，从官方叙事的角度对三大洲会议进行了历史建构。米歇尔·盖切尔（Michelle Getchell）将会议后的古巴视作社会主义集团和第三世界的“有形联结点”。新近研究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将三大洲会议置于“全球冷战”的框架内进行解读，这也与近年冷战国际史的研究潮流相契合。国内学界则对三大洲会议罕有论及。这与其留下的丰厚政治思想遗产以及其后几十年中的“长尾效应”是不相称的。万隆会议与三大洲会议应被视作同一历史进程中的两股潮流，它们在具有差异性的同时，又有价值观上的交汇。有学者认为参会者主要是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因此它的影响在共产主义运动圈子之外非常有限。这种看法抹杀了它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积极意义，也没有看到它的后续生命力，忽视了它对后世包括当下多元抗议运动的理论启迪和贡献。
此次会议组建了一个松散的联盟，即亚非拉人民团结组织（OSPAAAL）。该联盟旨在寻求全世界人民的解放，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重点关注种族暴力和不平等问题。它还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掠夺等问题，影响了包括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在内的一系列激进思潮和当代社会运动，并对“全球南方”这一概念进行了早期的政治想象和实践。通过跨国视角检视这一相对被忽视的重要国际会议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股政治思潮，有助于从历史维度加深对“全球南方”这一概念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下的一系列替代全球化运动、底层政治（subaltern politics）和跨国抗争运动。在西方霸权主义仍不时以野蛮方式呈现的当下，追溯三大洲会议的历史和思想遗产，探寻它对后世乃至当下的政治影响,抑或有一些现实意义。
一、三大洲概念的源起与实践
冷战伊始，去殖民化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相伴而生。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很多国家取得了民族独立，与较早获得独立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后文简称“拉美”）国家组成了“赤贫的第三世界”。有西方学者认为，这些新兴国家缺少“积极主权国家”（positive sovereignty regime）的特质，应被看作“准国家”。它们的存在和运行是由于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容纳，而非靠本国政府和人民的能力和努力。这种轻视态度反映了一种“看护者”的大家长心态，将新生独立国家看作处于幼稚形态的不成熟政治幼儿，是“后帝国主义综合征”的表现。
冷战期间，在美苏两大阵营外，广大新兴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解放运动开始寻求联合。1955年，万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不结盟”理念的出现和第三世界反帝同盟的初步建立。这里的“不结盟”与“同盟”看似矛盾，但实际上反映出第三世界国家意图结成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高度整合、却又有别于“北约”或“华约”的一种不具备强制约束力的松散同盟。万隆会议提倡非暴力行动，正如印度尼西亚首任总统苏加诺宣称的那样：“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做很多！我们可以动员所有精神、道德和政治的力量去追求和平……用‘道德暴力’的力量去维护和平！”然而，一些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对此不满，他们希望建立一个更具战斗性的同盟，“用革命的暴力回击帝国主义的暴力”。在1955年至三大洲会议召开的十年间，第三世界出现了不结盟运动（NAM）、亚非人民团结组织（AAPSO）、卡萨布兰卡集团（The Casablanca Group）等多个由国家或民族组织组成的集团或合作机制。这期间亚非国家也召开了数次重要会议，其中就讨论到将亚非团结扩大到亚非拉团结。
然而，亚非拉会议的举办地点历经波折。1962年，在古巴遭到美洲国家组织驱逐后，卡斯特罗发表《第二次哈瓦那宣言》，指斥美洲国家组织是“美国的殖民部，是军事联盟，是镇压拉美人民争取解放的工具”。美洲国家组织对古巴的行动让广大亚非国家清晰地看到帝国主义对拉美的控制，而古巴的战斗姿态让各国看到了扩大团结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在1961年和1963年的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会议上，作为观察员的古巴代表团就提议在哈瓦那召开。苏联希望世界和平理事会（World Peace Council）主办这次会议，并由理事会副主席、墨西哥前总统卡德纳斯牵头组织。中国支持古巴来主办。与会代表之间意见分歧较大，矛盾一时难以弥合。1964年4月10日至15日，在苏加诺的积极倡议和一些亚非国家的支持下，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在印尼的雅加达召开。会上一致决定第二次亚非会议在1965年3月10日召开，但此次会议各方依然在部分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中方明确表示参会国应限制在亚非范围内，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提出不应该在亚非大会常委会会议上讨论邀请拉美国家作为观察员的问题。中方认为如果邀请拉美国家，印度等国可能借机邀请一些欧洲国家参与，最终导致第二次亚非会议流产。
值得注意的是，亚非团结扩大到亚非拉团结的想法并没有消失。1964年9月，“第一次亚洲、非洲和拉美人民团结大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三大洲各有六名代表。亚非人民团结组织选举流亡中的摩洛哥反对派领袖、美帝国主义最坚定的批评者，摩洛哥革命家迈赫迪·本·巴尔卡（Mehdi Ben Barka）成为该委员会主席。巴尔卡曾效仿切·格瓦拉，赴万隆会议会见了各与会国诸多革命或反抗组织领袖。一番实地考察后，基于对全球革命形势的把握，他很想把世界各地的革命组织聚集在一起，将拉美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帝斗争纳入到已有的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中。他也希望新的亚非拉团结大会能结合1917年俄国革命和当下各国的反帝革命这两股潮流，而古巴革命正是这种结合的代表。10月，一份由巴尔卡主导起草的小册子《迈向第一次三大洲会议》（Towards the First Tricontinental Conference）流出。小册子阐明了三大洲会议的背景，并制定了会议议程。但是，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作“三大洲会议”之父的巴尔卡本人却未能等到会议召开就在巴黎被捕（2018年，以色列记者罗农·伯格曼经过调查和采访后得出结论，巴尔卡死于摩洛哥内政部特工和法国警察之手）。1965年，时值万隆会议十周年，印尼举办了一系列纪念和庆祝活动。美国费尽心机阻止亚非国家举行任何庆祝活动，加上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流产，第三世界团结运动遭遇挫折。此时，选择在距美国咫尺之遥的古巴举办一次亚非拉三大洲会议将充分表明第三世界反霸斗争的决心和勇气，意义十分重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古巴执政的虽然是一个相对年轻的革命政府，但这个国家在近现代反帝、反殖民史上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先后经历了1868—1878年和1895—1898年两次独立战争，在1959年又取得了反帝反独裁革命的胜利。这一特殊的艰辛历程赋予了古巴革命与众不同的历史意义。古巴争取独立的斗争时间之长和难度之大在整个拉美近现代史上都是罕见的。文学评论家杰拉尔德·马丁（Gerald Martin）曾写道:“20世纪60年代，南方大陆上有两件事比其他所有事情都更有影响。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就是古巴革命的胜利。”拉美是在欧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扩张时第一个遭到系统性殖民压迫的地区。长期的殖民经历让拉美人民对独立自由和公平正义有了更热烈的渴望和更坚定的追求。因此，古巴革命造成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无论对美国还是对广大旨在反对全球霸权的革命组织和政权皆然。
其二，古巴革命胜利后，一股去殖民化风潮席卷而来。哈瓦那成了世界各地知识分子和文艺人士的朝圣殿堂，他们纷纷来此参观，甚至选择在此短暂居住一段时间，一时产生了大量政治与文艺的碰撞，催生出更加激烈的反帝反殖思潮。这类思潮的蓬勃发展为反帝反殖运动的培育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政治气候和社会土壤，也为古巴走向世界舞台做了舆论宣传。1960年，霍布斯鲍姆在访问古巴后给英国共产党国际委员会的简报中说：“卡斯特罗政府现在受共产主义影响，但共产主义目前还没有取得主导地位。”他鼓励各界人士去古巴访问，并与之建立经贸关系以支持该国。1960年，在卡斯特罗赴美参加联合国大会时，他曾与美国非洲裔民权运动领袖马尔科姆·艾克斯会面，双方讨论了美古关系、美国黑人面临的种族歧视等问题。通过与各国领袖、民权活动家和一些反文化人士的会面，以及在联合国大会上长达269分钟的演讲，卡斯特罗逐渐成为反帝反殖民的代名词。在古巴革命胜利的鼓舞下，拉美从最北的墨西哥到最南的阿根廷都爆发了一系列反抗斗争，在相对邻近古巴的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尤甚。当地革命浪潮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复燃，让拉美的冷战中心从南美大国转移到了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其三，随着美国雇佣军发动的“吉隆滩行动”的失败，美国又诉诸外交手段妄图颠覆古巴革命政权，而在古巴召开三大洲会议既能够帮助古巴外交破局，又有助于亚非拉凝聚共识、提振信心。1961年，在圣何塞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OAS）会议上，美国迫使多数拉美国家与古巴断交，只有墨西哥顶住压力，继续和古巴保持外交关系。此后，拉美各国与古巴的交往主要通过非官方的革命进步组织。同年，卡斯特罗在一次集会上对外宣布古巴革命“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正式亮明态度。于是，美国的封锁禁运变得更加严苛，促使古巴亟需获得外部支持。在这一新的革命阶段，古巴外交政策的重点转向了坚持反帝立场和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1962年4月，苏联肯定了古巴的社会主义性质。是年，古巴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占其贸易总额的比重从1959年的1.1%猛增至82.5%。古巴革命的影响已经超出拉美和西半球，具有了世界性的冲击力。这种冲击具有政治、思想和经济等多重维度。在革命胜利后的数年里，古巴也曾主持召开多次国际会议，与各国商讨如何开展反殖反霸斗争。1960年9月，拉美15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齐聚哈瓦那，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政策，申明保卫古巴革命的立场。1962年1月，哈瓦那举办了拉美各国代表会议，会议上各国代表重申了支援古巴革命的立场。2月，古巴发布《第二次哈瓦那宣言》，坚信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必将取得胜利，同时也明确指出“帝国主义的尸体不会自己走到你面前”，强调了主动斗争的必要性。1966年，当初建立第三世界反帝同盟的“集体想象”在新的地缘政治竞争情势下逐渐式微。但卡斯特罗的论断是“美国的势力范围正在缩小，而不是日渐强大”。
三大洲会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国际社会对古巴革命行动和成果的认可和支持，是卡斯特罗、切·格瓦拉等革命家努力争取的结果。卡斯特罗凭借其对帝国主义强硬的态度和极富个人魅力的领袖风格已成为反帝反殖民的代名词，革命英雄格瓦拉的个人形象也具有相当的号召力，他的形象在革命后，甚至在革命过程中就已经开始传遍世界，激励了无数革命者。委内瑞拉代表团成员坦言：“我们是追随革命模范、英雄指挥官格瓦拉而来的。”
二、反帝反殖主基调下的多重议题
三大洲会议是自1955年万隆会议以来召开的第五次亚非会议，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同属第三世界的拉美国家首次出席。1966年1月，来自刚果、几内亚、南非、安哥拉、越南、叙利亚、朝鲜和智利等82个国家的左翼代表会聚古巴首都哈瓦那，参加了此次三大洲会议，中国也派出了以吴学谦为团长的代表团参会。除了与会的513名正式代表外，还有64名观察员和77名特邀人士，包括世界工联和学联的代表，此外还有129名各国记者。其中不乏后来担任智利总统的萨尔瓦多·阿连德，几内亚比绍反殖革命家阿米卡尔·卡布拉尔和秘鲁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等各界名流。1月4日，会议正式开始。会议的第一部分为全体会议阶段，三天内由各个代表团的团长向全体与会人员致辞，会议第二阶段是7日到12日的分组讨论，最后是卡斯特罗的总结演讲。古巴方面担心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谍报组织可能在会后采取针对性的报复行动，因此出于安全考虑，并没有公布参会人员的完整名单。美国掌握了大多数与会者的信息，将这次会议定义为 “在古巴首都聚集了有史以来西半球最强有力的亲共反美力量联盟”,古巴则回击称“这是历史上彼此相距遥远的亚非拉三大洲革命者的首次聚会”。为了让全国和海外同步跟进这次大会，古巴政府发动所有的宣传机器，大量印发与会议有关的材料，在电台和电视上大量播放各种访谈。鉴于参会人员的广泛性和多元性，以及考虑到冷战与去殖民化的时代背景，会议就多个议题展开了系列讨论，以期尽可能地达成共识，呼应时代挑战。
（一）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推动国际革命主义
会议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口号，推动国际革命主义，并通过协同各方为这三大目标提供帮助和支持。此次会议关注冷战期间美国的霸权主义，声援身处革命中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正在遭受美国侵略的越南、多米尼加和古巴。1966年1月6日， 古巴共产党官方报纸《格拉玛报》在报道中强调：“我们的战略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特别是反对诸民族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这就要求亚洲、非洲和拉美人民，工人阶级，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进步力量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军事联系和团结。”身在玻利维亚的丛林中进行游击战的切·格瓦拉以书面形式发言称：“眼下全世界进步力量对越南人民的支持和竞技场中古罗马观众对角斗士的喝彩没什么两样。我们不应该仅仅表达希望受害者战胜侵略者的愿望，更应该与受害者共命运，陪着他们，直到胜利，或者死亡……我们应该创造第二个越南，第三个越南。”因为只有建立更多的革命政府和社会主义政权，它们才能互相支持，推动革命的全局发展。彼时的格瓦拉正亲身践行他的游击战理论，其革命热情与斗争理念成为会议代表们热议的话题，而这也进一步坚定了格瓦拉本人在玻利维亚丛林中的斗争决心，坚定了他解放全部拉美人民的革命理想。
（二）加强第三世界的横向联结
作为现当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反帝反殖集会之一，会议目标是在既有的亚非团结基础上纳入拉美，从而实现三大洲的大团结。与万隆会议相比，此次会议以更加激进的姿态向资本主义发起了挑战，呼吁第三世界形成一套共同的反殖反霸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主义集团进行暴力抗争。与会代表们通过各自的演讲共同谴责了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呼吁弘扬革命国际主义，展开更多的国际合作。卡布拉尔在演讲中说道：“当你家的房子着了火，光敲鼓是没用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对帝国主义狂吼大骂，而是要拿起武器去战斗。我们正在这么做，以后也将继续这么做，直到帝国主义的统治和束缚彻底消失。”中国代表团也呼吁亚非拉人民要携手“扫除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迎接一个没有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新亚洲、新非洲和新拉美”。越南代表陈名宣（Tran Danh Tuyen）的发言尤其引人注目，当时越南正在本土与大量美军正面对抗，不管是反抗巴蒂斯塔独裁政府的古巴，还是反抗葡萄牙殖民政府的安哥拉，在困难程度和斗争规模上都无法与越南的抗美战争相提并论。
三大洲会议还讨论了和反帝反殖联系紧密的种族不平等问题。与会代表们支持古巴和其他拉美国家的爱国斗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美洲国家组织，呼吁在三大洲范围内清除西方的军事基地，废除各种军事条约，因为广大第三世界人民作为“有色人种”，普遍受到西方社会的歧视。这也是第三世界革命超越欧洲共产主义革命的所在。诚如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家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所言，“20世纪全球最严重的问题是‘肤色界线’的存在。”格瓦拉在来信中谴责了种族歧视问题，尤其是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和少数白人统治非洲的畸形现状，“美帝国主义犯下了侵略之罪，美洲、亚洲和非洲都是其剥削的受害者”。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反美统一战线，三大洲会议还声明支持美国国内正在发生的“民权运动”，认为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针对的是美国内部的殖民主义，是美帝国主义内部的掘墓人，是全世界反帝斗争的内线力量，因而其国内的抗议运动也是全球反对资本主义运动的天然组成部分。当时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开展得非常激烈。美国黑人民权领袖罗伯特·威廉姆斯流亡时曾在中国逗留，期间他成为美国黑人斗争组织“革命行动运动”和“新非洲共和国”的流亡主席。“新非洲共和国”曾大胆地设想黑人在南方五个州暴力夺取政权，成立自己的国家。卡布拉尔在演讲中说：“我们的祖先当年作为黑奴被贩卖到古巴，如今他们的后代成为自由之人，成为古巴的爱国者，在这个多种族社会里一起为捍卫革命而奋斗。”
（三）经济发展模式问题
会议还探讨了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在军事实力差距过大的情况下，独立发展经济、先摆脱依附就成了相对可行的重点方向。参会代表们认为可以采用计划经济的方式优先发展一批民族重点项目，充分挖掘本国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优势，倡议三大洲国家之间建立互助性经济关系。在与会各国代表看来，似乎这样可以用最快的方式最大化降低与持敌对态度的西方集团的经济联结，从“中心—边缘”的不平等关系中完成脱嵌。同时，摆脱依附并不意味着同发达国家完全切割。在跨国贸易中，各国应力求与发达国家建立平等的贸易关系。卡斯特罗在闭幕演讲中表示，古巴愿意为任何一块大陆上的革命行动提供支持。他指出，“这是拉丁美洲的代表首次与非洲和亚洲的代表一起参会……在未来的时日里，我们将见证各民族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团结互助，为寻求解放而斗争。”大会最后的总宣言指出，当代世界的最大矛盾之一是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之间的矛盾，自视为“国际宪兵”的美帝国主义是亚洲、非洲和拉美人民的共同敌人。三大洲人民的首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发扬革命国际主义，争取和巩固独立与民主，维护和平。
三、革命国际主义视域下的三大洲会议
人类社会历经的三次工业革命客观上提高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组织性，使得工人阶级逐渐形成联合全世界无产者战胜资产阶级和捍卫自身阶级利益的共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一个本质特征和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一思想体系主张国际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本国和国际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产生和存在的客观基础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的一致性。这种利益的一致性催生了联合斗争的必要性，也就是《共产党宣言》所呼吁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由于人类历经的三次工业革命增强了资产阶级力量，既推动了巨型工业企业的出现，又加重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日趋尖锐。诚如苏联学者依·斯·卡达肖夫曾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实质及其力量做过的系统阐述。他用“地主打架，农夫倒霉”的乌克兰古谚来比喻资本主义霸权对第三世界的戕害，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无法独善其身，“不仅要在祖国大家庭中友好相处，而且还要建立劳动人民的世界大团结”。这是一种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有机统一。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在这里并非互相抵触，而是和谐并存。正如列宁所言：“只有我们在推翻、最终战胜并剥夺了全世界的而不只是一国的资产阶级之后，战争才不可能发生。”
（一）三大洲会议对拉美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
拉美有着较为深厚的共产主义传统，1917年成立的阿根廷共产党是拉美成立最早的共产党，仅晚于苏联。此后，直到1959年海地共产党成立，拉美在40年间共有18个国家成立了各自的共产党。但是，1959年古巴革命的成功才使苏联逐步加大了对古巴乃至整个拉美的关注。1958—1962年期间，在以第二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为代表性的历史事件中，美苏双方在各自势力范围和核心利益方面划定了比较明确的界限，双方默认互不挑战对方势力范围内的权威和利益。在此背景下，卡斯特罗和古巴代表团在三大洲会议提出了在“不结盟运动”和苏联之间建立正式的反帝同盟倡议，但是这种几近于将苏联拉向第三世界的行为遭到了南斯拉夫、印度和缅甸等国的反对，不过会议最后的宣言还是导向了对美帝国主义的批判。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苏联还被视为头号威胁，时隔11年后情势骤变，苏联已成为主要盟友，而美国此时则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反抗的唯一帝国主义势力。
这次会议可视作战后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又一高潮，在“不结盟运动”和苏联主导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之外为第三世界团结运动注入了新动力。古巴紧邻美国，斗争尤为艰难，必须在国际上寻求同盟。正如卡斯特罗后来在演讲中声明的，古巴是“在特殊环境下同帝国主义开展思想领域的斗争的”。在古巴召开的三大洲会议无疑为国际主义运动的发展带来了新风貌。它接续了万隆会议的精神，以更加坚定和激进的诉求对帝国主义全球霸权发出了战斗号角，对古巴和全球革命都有深刻意义。纳赛尔希望能于1968年，也就是亚非人民团结组织首次会议十周年之际，在开罗举办第二次亚非拉会议，但是由于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大败埃及、叙利亚和约旦联军，该计划最终流产。因此，此次亚非拉会议成为唯一一次三大洲团结会议。考虑到古巴的地理位置、全球冷战的国际背景和三大洲会议的规模以及“各国应互相提供经济和军事支持”等口号，美国感受到的敌意和压力可想而知。
（二）在古巴召开三大洲会议的意义
古巴作为反帝前沿，在古巴召开此次会议对美国产生了直接而强烈的冲击和震撼，它至少具有三重意义。
首先，此次会议建立了三大洲团结机制——亚非拉人民团结组织，其宗旨是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计划，“同时稳固、加强和协调理应存在于三大洲诸民族之间的战斗性团结，在亚非拉三大洲的反帝反霸斗争中充当‘桥梁’，推进跨越种族和国家的合作。”以古巴邻国多米尼加为例，三大洲会议后，美国情报机构发现多米尼加共产党（PCD）在革命活动上迅速向古巴靠拢，美方判断该国可能已经成为哈瓦那—莫斯科同盟上重要的一环，两国将大力支持多米尼加的游击战斗争。格瓦拉呼吁在全球范围内创造多个越南的口号出现在了次年也就是1967年的《三大洲》杂志上，这一口号成为团结性的战斗号角，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反帝和反战热潮。古巴、越南等国通过寻求民族解放来挑战西方的殖民主义。
其次，美国国内的激进族裔也自视为第三世界成员。他们向内部殖民主义发起斗争，顺应了黑豹党“在野兽的肚子里战斗”的号召。1968年，美国黑豹党的教育部长乔治·穆雷（George M. Murray）代表本党赴古巴参加亚非拉人民团结组织主办的一个会议。他在会上呼吁全球进步力量一起推动“释放休伊”（Free Huey）运动。他强调了发动全球性反帝革命的必要性，并表示黑豹党会全力支持并参与到第三世界的革命斗争中。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遇刺，美国民权运动开始趋于暴力。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第二次发表直接声明指出:“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体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全世界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可以肯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彻底崩溃，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翻身，已经为期不远了。”
再次，《三大洲》杂志有力地推动了反帝反殖斗争的全球化宣传。从1967年创刊到苏联解体期间，《三大洲》杂志宣传作用显著。苏联解体后，高度依赖其援助的古巴经济遭受重创，杂志经费也受到影响，加上美国的经济封锁，墨水纸张等印刷材料紧缺，杂志一度停刊，直到1995年才复刊，但发行规模和普及度已不能和以前相比。巅峰时期，杂志曾以英语、西班牙语、法语和阿拉伯语等语言在全球87个国家发行，订阅者超过10万人。美国黑豹党领袖斯托克利·卡米克尔（Stokely Carmichael）称《三大洲》杂志是“革命圈人士的圣经”，而美国主导的美洲国家组织称“亚非拉人民团结组织”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美洲内部稳定最严重的威胁。该杂志通过广泛的全球发行网络，让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互相联结呼应，并将极具色彩冲击力、艺术张力和战斗性的海报、插图等艺术形式作为一种政治对话工具，通过兼具智识和美学意味的内容，让反帝反殖的理念深入人心。这种在日常点滴之间对民众政治观、斗争观的塑造也呼应了葛兰西的“阵地战”理念。毕竟“宣传的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从20世纪60年代末直至80年代，以《三大洲》为代表的文化产品通过全球免费发行的方式，不仅出现在亚非拉的游击队员手中，也出现在了欧美一些国家的校园和街头书报亭，在世界各地进步人士之间传阅。再加上《三大洲公报》、各种书籍、小册子和电台节目等，这一套综合文化生产体系在创造一种“解放的第三世界”想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三大洲会议对打破第三世界国家“边缘性”的贡献
长期以来第三世界国家一直处于世界贸易体系的边缘，经济严重依赖于向中心国家出口初级产品。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施加的是一种“没有直接统治的支配”，使后者虽然在法理上摆脱了政治殖民，但却继续遭受着事实上的经济殖民。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民族觉醒和解放运动，广大亚非拉国家愈发热衷经济独立。1963年，在第18届联大联合国大会上，各与会国讨论了召开贸易和发展会议的问题，次年77国集团的成立等可被视为三大洲会议的重要思想和行动基础。1938年二战前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民收入比例为15∶1，到会议召开的1966年，这一比例到了35∶1。这是不平等经济秩序下的结构性压迫导致的结果。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迫切希望在世界经济体系内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运，彻底收回经济主权，诸如资源和土地的自主支配、各个经济部门的自主发展等。这等于是一场经济发展理念上的思想解放，最终目的是摆脱西方国家的影响，通过加强自身的民族构建和国家建设，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NIEO）。从三大洲会议经济平等诉求的提出，经过不断的理论修订，到1973 年9月 ，在阿尔及尔举行的不结盟国家第四次首脑会议上终于通过一项政治宣言，首次正式提出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问题。次年4月30 日，94个会员国代表不结盟国家集团向联合国提交了一项题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的联合决议草案(A/AC.166/L.47)。同一天，这些会员国还提交了一份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行动纲领的联合决议草案(A/AC.166/L.48)。1974年5月1日，委员会主席提出了两项订正决议草案(A/AC.166/L.50和51)，这两项决议草案未经表决获得通过，成为大会第 3201(S-VI)号和第 3202(S-VI)号决议。这两项决议由此成为各国之间处理经济关系的重要基础之一。
国际主义原则在古巴外交的指导思想中具有持续性和连贯性。在三大洲会议的闭幕演讲中，卡斯特罗表达了与会人员的心声，声称要在军事和经济上支持各国革命。自三大洲会议之后到苏联解体前，古巴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通过多种形式对拉美地区以及域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各种援助，以实际行动践行革命国际主义精神。在1976年的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序言中，古巴政府表明其外交行动的依据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兄弟般的友谊、援助与合作，以及拉美和全世界人民的团结”。甚至在苏联解体、东西方阵营对垒结束之后，古巴在1992年修宪后继续表明古巴外交行动的依据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及世界人民，特别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各国人民的友谊、援助、团结和合作，古巴“奉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原则和国际主义的原则”。20世纪七八十年代堪称古巴国际主义政策的“黄金年代”。由于与苏联外交关系转近和大量受援，古巴在对外援助方面颇有余裕。古巴的国际主义行动具体体现在支持和声援非洲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和政治独立，向非洲国家提供大量援助，签订经济、科技和文教卫生协定，以及派遣了大量技术医务人员和教师等行动上。这一系列国际主义援助彰显了古巴的国际主义精神，古巴借此“扩大了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提高了它在不结盟运动和发展中国家中的声望”。
古巴宣称三大洲反帝团结运动能为各国提供“唯一实际的社会替代方案”，其后的外交行为和国际援助行动也是努力引导一种国际新秩序，打造后殖民世界“另一种社会主义现代性”的不断尝试。三大洲会议在亚非拉地区发生，处在民族国家诞生与帝国消解的历史进程中，它绝不是对17 世纪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简单重复。从万隆会议（1955年）到在开罗召开的亚非会议（1961年），再到1961年创立的“不结盟运动”，直至1966年的三大洲会议，第三世界国家逐渐走向团结，愈发以更加协调的方式在国际上发声，表达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全球霸权的诉求。此次会议的倡议与实践是多层次全方位的，力图将“全球南方”联合起来，对抗资本主义世界，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历史意义更体现在一种面向未来的、对世界新的平等秩序的政治创造。
在1966年的三大洲会议和1979年同样在哈瓦那举办的“不结盟运动”第六次峰会期间，第三世界中发生了诸多重大历史事件。1974年埃塞俄比亚发生马克思主义革命；1975 年，越南祖国阵线战胜美国，老挝“爱国战线”夺取政权并建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葡萄牙的萨拉查独裁政权结束后非洲多个殖民地独立；1978—1979年，桑地诺革命席卷尼加拉瓜。与此同时，贝宁、利比里亚、利比亚、马达加斯加等多个非洲国家宣布马列主义为其官方意识形态。第三世界的国际主义大团结一度高涨。
然而，三大洲运动在拉美相对低迷。由于亚非拉团结概念与历史上强大的拉美民族国家叙事背道而驰，致使拉美主流政治团体仅是利用第三世界团结作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争取支持的修辞工具，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认同第三世界的理念值得商榷。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拉美的社会结构。当时拉美国家的政治决策基本上仍掌握在白人政治精英手中。此外，拉美盛行强有力的总统制，精英政治信仰对社会和经济政策有着特殊的影响。拉美人仍以欧洲文化为参照，有时不愿意认同在社会和种族上不同的民族，具体表现在对参与“不结盟运动”模棱两可的态度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古巴是唯一一个加入不结盟运动的拉美国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广大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危机，拉美尤为严重，古巴也深陷其中。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拉美“失去的十年”。发展中国家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行动也进入低潮。此外，三大洲会议所倡导的战斗精神和斗争策略虽然与苏联相对温和的理念有所不同，但囿于与会国大多综合国力的不足，无法完全摆脱当时社会主义头号强国的支持，而且各国在国内的政治经济困局和发展问题上自顾不暇，难以拿出更多精力建设实质性的团结阵线，使得第三世界的合作呈现出一种“有动员而无团结”的特点。因此，随着20世纪80年代一些国家经济形势的衰颓和苏联在冷战后期“强弩之末”的状态，三大洲运动也逐渐式微。
四、三大洲运动的现实意义
冷战结束后，尽管意识形态的对抗已经大为削弱，但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依然存在。处于世界体系“中心”的西方列强依然在利用先发优势和既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剥削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本国的无产阶级。正如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南非办公室研究员农托贝科·赫莱拉所言：“全球南方国家包括了世界80%以上的人口，但这些国家被系统性地排除在代表‘国际社会’的决策圈之外。南方国家除非真正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否则只能永远坐在桌下，吃着全球经济增长红利的残羹冷炙，而这些财富的大部分源自于对南方国家的剥削。”三大洲会议的精神和倡议展现出超前的预见性，对南南合作、种族平等、全球化等当下的重大议题仍有启示意义。譬如在研究美国民权运动时，大多数历史学家把目光放在1954—1965年这一民权斗争的“经典”阶段上，将1965年之后批判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黑人权力”运动与民权运动对立割裂开来，并漠视20世纪70年代的民权活动，美国历史学家发现在“全球南方”和“美国南部”之间其实存在着很多联系。美国一些知识分子和文艺界人士与三大洲运动也有一些联系。他们将美国南部描绘成“一个衰朽帝国的缩影”，通过书写《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在有色人种（主要是黑人）和白人之间造成的对立来表达对帝国的不满。所以，后者虽然地处美国境内，但仍可被视作“全球南方”的一块飞地。但他们的视角也由此被单纯的种族划线所限制了，斗争范围被禁锢在了“颜色之幕”（Color Curtain）里，未能摆脱“黑色大西洋”（the Black Atlantic）的叙事框架。实际上，就地缘政治而言，黑人国际主义根植于更广泛的地区，横跨美洲、加勒比、非洲、亚洲和中东地区，而三大洲会议上全球左派的联结让黑人国际主义也走向了联合。
再如全球化与不平等问题。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无节制扩张，出现了一系列反全球化和替代全球化运动。它们主要反对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层面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发达国家欺凌弱国、环境恶化等问题。参与者中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内部的人民和非政府组织。20世纪7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主导的反全球扩张运动勃兴。面对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一些“全球南方”的国家呼吁联合行动，制定新的规则，稳定初级产品的价格，增加南方世界的出口。反全球化运动的第二波高潮发生在1999年11月，当时抗议者在西雅图阻挡住了世界贸易组织代表进入会场的通路。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等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在南方，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MST）以及由此产生的“无家工人运动”(MTST），南非的“无地之人运动”（LPM），海地的“拉瓦拉斯之家”运动（Fanmi Lavalas），墨西哥南部的“萨帕塔运动”（EZLN)等也构成了反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部分。
近年的社会运动再度复兴了三大洲运动的意识形态，但它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旧有的黑人国际主义及其对全球种族平等做出的贡献。作为对这种“断裂的挪用”进行的回应，重新接纳黑人国际主义思想对跨国反抗运动的发展具有关键意义。当下的美国“黑人性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一些口号，如“废除警察”“关闭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停掉五角大楼的经费”等，都彰显着反抗种族暴力的战斗性特征。这些要求的普遍性表明现今的黑人反抗运动对美国国家权力背书下的种族暴力，乃至美国之外对某些种族的系统性压迫有着深切的理解。该运动是对后冷战时代“肤色政治”的一种转喻式接续和承继。“黑人性命攸关”运动等现代抗议运动正在复兴三大洲主义一些核心诉求，比如运动中色彩缤纷的政治海报美学，以及快节奏的蒙太奇式混音视频，让人联想到《三大洲》杂志极具特色的封面和新闻汇辑。
五、结语
三大洲会议及其催生的三大洲运动成为全球激进政治运动背后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成为全球左翼文化生产的一大引擎，为全球反种族歧视、反帝国主义政治和文化提供了一种更广泛、更包容的模式。在政治动员之外，还具有精神和文化维度上的启迪功能，参与了后殖民时代全球秩序和文化思维的重构，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对其历史地位应给予足够的重视。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三大洲会议只召开了一次，似乎只是昙花一现，但其精神依旧存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有学者在讨论“第三世界的终结”，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的解体，这一概念似乎理所当然地成为历史。但是历史尚未终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也没有结束。因为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继续存在，昔日的第三世界国际主义仍能继续启迪当下。
当今世界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冷战虽然早已结束，但全球霸权和冷战思维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结束，这一思维罔顾世界多极化发展的大势，拒斥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阻碍全球南方或者新兴经济体对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追求，这是典型的“后帝国综合征”。当下的世界仍然在一定程度上面临当年三大洲会议时同样的问题，因此，重新思考三大洲会议对理解当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仍不无裨益。因此，三大洲会议的精神内核以其超前的预见性，依然能继续启导当下，为反霸斗争提供理论资源和思维启迪。
本文转自“拉丁美洲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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