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6期P35—P36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题《重建社会：马克思与托克维尔政治哲学的对话》，摘自《暨南学报》2022年12期，王志强摘
马克思与托克维尔一起出现在民主革命风起云涌、政治形势波谲云诡的19世纪中叶，乃是现代政治哲学史上最值得深思的事件之一。他们从根本上指明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民主政治本身是有缺陷的。他们都清楚看到，伴随着工业繁荣和个人平等进步的民主运动只能塑造一个内部蕴含撕裂和对抗的共同体。这种对民主的承认和警惕，让他们和古典自由主义保持根本性的分歧。两位在政治哲学谱系上往往截然相对的思想家却共同奉献了一份亟待挖掘的共识，那就是：只有探索新的政治科学以重建社会，才能克服自由主义民主的危机。
民主政治的社会分析
法国大革命标志着人类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贵族与平民、神父与信众、领主与农奴、行会师父与学徒工人，一切身份的等级制度都消散了，一个主权在民、人人平等的民主时代来临了。用黑格尔的话来说，随着精神的主奴辩证运动进入相互承认的平等阶段，历史开始了它的终结，法国大革命这场“世界历史性的”革命把人类带入“历史的最后阶段”，历史终结之大势不可阻挡，因为那“合理的”必然成为“现实的”。
作为社会学家，托克维尔观察美国和法国的视角，就是以民主或平等为社会的基本状况，在此基础上理解和解释法律制度、文化习俗等。在他的视野里，美国是成功的典范，法国则是失败的案例。托克维尔明白，社会情况是说明一切公共生活的根本因素。所有里程碑一般重大的政治变革乃是社会变革不断累积的结果。社会变革是缓慢的、隐蔽的，如同默默积聚水源的河流，而革命只是它在冲破阻碍时激起的巨大浪花。
马克思的观察视角与托克维尔确有不谋而合之处，他也一再表明，法的关系、国家的形式、人们的意识形态等都是派生性的和被决定的，对政治的理解需要从社会考察入手。托克维尔所言的“天意”被马克思具体化为历史的必然性，决定政治必然进步的是生产力。马克思阐明，不可阻挡的生产力发展趋势要求人们更加广泛、密切、活跃地交往，这根本性地决定了劳动者必须从人身依附状态中解放出来。只要生产力发展是必然的，那么朝向民主和平等的历史进程也是必然的。就如同托克维尔坚信“民主岂能止步不前”一样，马克思肯定“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这里的政治解放，简单地说，就是对个人平等权利的确认。
尽管都从社会的视野来理解民主政治，但他们的不同则在于：托克维尔以社会心理学家的视角分析了市民社会成员追求民主的心理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及其意义，他把这种心理看作构成19世纪美国和法国社会的基础之一；马克思却把民主精神看作类似于宗教幻象的“精神鸦片”，他关注的不是这个幻象而是产生这种心理幻象的现实机制。
个人主义与现代民主危机
1848年革命的结局让保守派的托克维尔和激进派的马克思都没如愿：前者失望于革命的爆发，后者失望于革命的失败。而且，他们都清楚，导致革命的社会根源依然存在。
民主的前提是平等的个人，平等的基础则是个人主义。民主运动的兴起，不仅意味着等级统治秩序的消亡，也意味着以人身依附为保证的贵族社会的瓦解，这些彼此独立又麻木冷漠的个人如何重建共同体成为现代政治的根本困难所在。对此马克思和托克维尔以不同的进路展开批判。马克思注重考察民主前提的悖论，即原子式个人和由之组成的冲突性的市民社会，决定了民主国家无法实现人的普遍性；托克维尔注重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考察民主的后果，即利己主义如何破坏了公共美德和政治自由。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批判从两个向度展开：其一，民主所承诺的人的政治自由不是完全的和切实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割裂使政治上层建筑层面的自由和平等成为一种新宗教；其二，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所有制，致使工人必须将自己物化为商品出售给资产阶级以谋生，这导致了以私有财产权为根源的民主政治事实上沦为对剥削的肯定和保护，也决定了民主国家无法克服其阶级统治的本质。
托克维尔极富洞见地观察到，个人主义是滋生专制的温床，民主与暴政之间只是一步之遥。基于这个发现，他对民主的警惕比对其的赞美更显得振聋发聩。
民主既解放了个人，又削弱了个人。它释放了每个个人的能力和权利，却无法把个人身上爆发的巨大潜能转化为共同体的力量，因为个人主义将不可避免地转变为逐利的利己主义，使人们变成平等、相似而又麻木、陌生甚至对抗的个体，使个人与社会愈发分离，使私人与“公人”的矛盾无法消弭。共同体的公共事务，特别是公共的政治事务被看作个人自由的负担甚至威胁，于是乎，当拒斥政治成为民主时代的“政治正确”，当共同体被视为个体的否定性力量，人与人之间那个叫做“社会”的纽带也就松弛了。当“无社会化”“去社会化”的个人成为普遍现象，当个人主义最终破坏了公共德性，新的专制便乘虚而入。即使是被托克维尔视为不可复制的成功范例的美国，他也警告“专制所制造的恶，也正是平等所助长的恶。专制和平等这两个东西，是以一种有害的方式相辅相成的”，而他的祖国法国的大革命则是这一论断最好——当然也是最坏的印证。大革命的目的是攻击一切统治的权力，荡涤一切服从的思想，但是当旧的负责人消失，新的自由公民却不愿担负起公共责任，于是一个庞大的中央政权“在大革命造成的废墟中自动产生”，它将社会中散布的一切零散权力和影响全部吸收过来，它“比起它所推翻的任何政府都强大百倍”。换言之，对于法国人民来说，大革命是失败的。它消灭了帝制，却没有消灭专制；它摧毁了封建贵族，却巩固了中央集权；它开启了动乱，却没有带来和平。
重建社会：民主危机的克服
民主破坏了社会，以自由为追求的民主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个人自由的敌人，这是马克思和托克维尔共同的结论。重建社会，重建人的普遍性的公共生活，则是他们必然的主张。只有在公共生活之中，才有自由，才能重建强健的个人和健全的人性。
审慎的现实主义者，必然同时就是“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会看到，从专制向自由的过渡不是靠一场简单的制度革新就可以完成的，政治革命成败与否的基础在于社会革命，在于社会主体的切实的、细微的、坚持不懈的实践行动。马克思对工人们的那些期待，被托克维尔赋予民主时代的公民们。尽管马克思未必认同这个政治主体，但他们塑造政治主体的内容却是相似的。托克维尔看到，由于缺乏政治参与的习惯和由之形成的政治能力，法国人虽然有着强烈的自治要求，却始终无法建立一个稳定的自治社会。在托克维尔看来，新英格兰人的自治和结社就是政治自由的范例，以自治应对国家权力的粗暴和空疏，以结社推动人们跨越孤立主义的藩篱，谋求与他人的联合。不难发现，这一思路与马克思用社会解放超越政治解放的取向不谋而合。在“社会”作为普遍性的公共生活这一意义上，主张以生机勃勃的个人间的自治联合来抑制资产阶级国家专制本能的托克维尔甚至可称作“社会”主义者。
马克思同样要求自治与联合，“自由人联合体”是他对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解，也是他面对民主制下人们愈发疏离的状况所提倡的化解方案。联合的机制首要在于生产重新归社会整体所管理，马克思始终强调，人们联合起来自主地参与、掌控自己的生产，是人从原子化向社会化复归的关键，因为生产关系是人的社会关系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
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两位先知已经看到普遍性的公共生活与特殊性的个人利益之间的张力达到了危险的极致，新的自由不在于维持这岌岌可危的张力，而在于重建一个取消了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紧张的新社会。但承认他们的共识不等于无视他们之间原则性的分歧。虽然托克维尔是现实主义者，但与马克思相比，却不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拒斥革命，寄望于在不变革社会根本制度的情况下，仅凭公民的个人行动就发展出实质自由，这何尝不是一种幻想？马克思曾告诫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这个告诫送给保守的托克维尔同样合适。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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