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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图像”的转译:近代报刊科学知识的视觉生产——以显微镜的图文报道为例(1876-1949)

2023/7/24 14:53:14  阅读:40 发布者:

摘要

近代科学知识的生产与西学翻译相伴而生,科学图像在自西向东的转译中具有超越文字壁垒的通俗性和可读性,成为科普必不可少的方式。科学图像转译作为报刊科学知识视觉生产的方式,以物质技术性实现了多重转译:印刷媒介间的转译;摄影术与印刷术的转译;视觉器物的转译,由此形成了报刊科学知识生产的技术模式。科学图像的转译还受组织方式和话语网络的影响,留学知识分子以办刊为中介的主动知识引流形成了同仁合作的组织化知识生产模式;科学实用主义的现实语境形成了科学知识生产的“致用”模式。科学图像以技术的中介性视觉生产出科学器物关联的世界观。从显微镜的图文报道可见,显微镜科学图像采用多种视觉图式格致释器,以视觉物质性形成信息自足的知识生产机制;以图案装饰性回应科学实用主义,实现知识的地方化生产;以“光学一致性”生产微观世界,形塑了视觉器物所中介的知识。科学图像不是诠释学意义上的能指,而是处于技术与艺术、符号与现实、文化与自然之间的“文化技艺”,这有助于重新理解媒介与科普、图像与报刊的关系。

作者简介

陈阳,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弗吉尼亚大学访问学者(2021-2022)。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现代器物百年图像考释与视觉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7CA176)阶段性成果。

科学知识的生产在建构主义范式下是私人知识到公共知识的形成过程(吴建国, 20059),报刊的科学知识生产可视为对公共知识的再建构过程。关于报刊(媒介)的知识生产包涵两个层面:其一侧重报刊登载“新知”的工具属性,其“知”泛指认知增量,因此媒介刊载的内容均可纳入知识范畴。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1940)的新闻知识即这一层面的常识性知识,既包括以事实为基础的知晓,也包括以观念为基点的人类联结。其二侧重知识生产的媒介制约性,媒介知识大众性的特征由其传播性和共享性决定,“媒介知识生产的基本设定便是一种公共和可共享的资源”(崔迪,2019191)。从这个角度来说,报刊的科学知识生产关涉科学大众化(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和大众科学(popular science),前者强调过程,后者强调结果。

科学大众化或科普的预设前提是科学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存在裂隙,通过生产性运作将作为学院精英知识的科学广为传播,这一议题在科技史、传播学的研究中都有开掘。科学普及者(science popularizer)是科学知识走向大众的重要生产者,Bernard Lightman20073-6)研究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科普者,主要由专业作家和记者构成,他们用兼具娱乐性和指导性的方式传播“耸动的科学”(sensational science)。Peter Bowler20091-16)研究了1900年后英国大众印刷媒介的科普,发现科学家出于商业或文化目的积极撰写科普性的非专业文章,科学普惠的工作直至高等教育普及才逐渐萎缩。科普者在历史脉络中的角色变化形塑科学知识的内容和形式,在此过程中真实被扭曲,引用权威取代提供解释的现象时有发生(Burnham1987)。由于科学知识的专业限域性,报刊的科学知识生产还会触发科学家和记者的紧张关系(陈刚,2015)。

近代中国的科学传播是西学东渐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概念和观念的科学推广同样离不开知识分子和印刷媒介。“科学”这一日译词汇自1890年代为知识分子使用,泛指专门化的西学知识,引入西学是为了变法自强(汪晖,2020275-276)。科学译著和译文是近代科学知识生产传播的主体,最初由传教士主导,后由官方和民间机构主导(王扬宗,20091-7)。19世纪末石印术加快了科学知识的传播(樊洪业,2000172-174),20世纪科学期刊成为科普的主力军,包括综合性科学期刊和学科分类的科学期刊(姚远,2008);科学期刊由科学团体、大学和私人创办,形成了科学知识传播的体系化特征(冯志杰,2008145-152)。

本文聚焦近代报刊的显微镜图文报道(1876-1949) ,这类报道主要集中在科普期刊和画报中,也散见于教会刊物及综合性期刊;并以“科学图像”转译的视觉性(visuality)为切入点,从视觉物质性、视觉艺术性、视觉技术性三方面探究近代科学知识的视觉生产。视觉性作为视觉文化研究的核心概念,是“表征危机”转向后的一种分析视角,关注“什么是可见的,谁在看,如何看,认知与权力如何相互关联。考察观看行为背后的外部图像与内部思想之间的张力”(Hooper-Greenhill200014),探究“隐藏在看的行为中的全部结构关系或者说对象的可见性何以可能的条件”(吴琼,200515)。本文对“科学图像”的关注更偏向对其表征条件(conditions of representation)的分析,即伯恩哈德·西格特(Bernhard Siegert)所言媒介理论关注“能指外在性/物质性”(exteriority/ materiality of the signifier)的后诠释学路径(Siegert2015311)。这对重新理解媒介与科普、图像与报刊的关系有启示意义。显微镜是近代科学传播的一个侧影,它被视为对中国的知识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西方科学器物(葛兆光,2001),显微镜形塑了人们的微观世界认知(Wilson1995181)。近代报刊显微镜“科学图像”的转译过程,涉及图像媒介、印刷媒介、视觉器物的多重中介作用,由此科学图像的视觉物质性、视觉艺术性、视觉技术性以复调式的拓扑结构不断复制生产出视觉化的科学知识。

自西徂东的知识旅行:

“科学图像”转译的视觉物质性

显微镜的发明史早在17世纪的欧洲已有记载。显微镜对人们认知世界产生革命性影响的事件是1665年出版的《显微图》(Micrographia),书中绘制的科学图像成为人们认知微观世界的重要媒介。英国科学史家亚·沃尔夫(Abraham Wolf)强调科学图像的视觉认知意义,“以前用肉眼不能完全观察到的有机体和有机体的各个部分,现在可以借助单显微镜和复显微镜加以仔细研究,作出完备的描述和切实的图示”(沃尔夫,1950/2017493)。

(一)科学图像的“格致释器”:“形式因”的技术性处理

近代科学知识的引进离不开翻译,“翻译成为中国近代科技出版的发生路径”(冯志杰, 200835)。与文字翻译路径相似,科学图像的转译也经历了外报期和自创期;不同之处在于图像具有跨越语言壁垒的直观性,可“直引”西方。

图像转译的技术性特征表现为印刷复制的“整装性”。就单幅图像而言,因制版的一体性,转译过程具有不可拆卸性,图像须“整装性”移植到中文刊物中。19世纪中后期,西方印刷品多采用铜版印刷,移植到中文刊物的科学图像多为细密铜版画,且原有的英文名称和符号标记均被整体移植。中国圣教书会创办的《画图新报》刊载《显微镜图》就整装移植了透视法绘制的铜版画,包括与显微镜部件相对应的英文字母和数字(浙宁浸礼会梅赐恩,1883),从信息的明确度来看,文字充当了图像的补充。中国第一份科学期刊《格致汇编》,其“制造技术内容,多译自英、美之工艺、格致等书籍”(姚远,2008142),曾用八幅高清铜版画细节展示造型各异的显微镜及其零部件,显微镜图像信息量自足,加之图图互文,无须借助文字就可认知显微镜器物(格致汇编,1891a)。这些来自西方的铜版画以“视觉原装”的整体性更大程度保留了西器的原真性。

科学图像的技术性还体现在它自身延续了技术的演进史。“视觉编年史”是科学图像常用的图式,即以编年体线性梳理科学器物的发展历程,一方面以图像集合组成科学图像的概貌,使报刊成为视觉展示科学器物的“博物馆”;另一方面在图史、器物史、技术史并进的脉络中对图像汇编,彰显图像转译的自主性。《显微镜画史》用8个版面介绍显微镜发展史,其中显微镜发明制造史共载发明家4图;显微镜的器物史共载55图。在编者看来,这篇原载于美国《自然杂志》的文章因科学图像之丰富具有极高的科普价值,“该文搜罗宏福,且饶有兴趣,实为一极有价值之作品,特为译述如次以享读者。篇中多不易见的照相,尤为珍贵”(Corrington1939)。

(二)科学图像的“质料”转换:留学知识分子以办刊为中介的知识引流

科学图像在自西向东经的转译过程中,经历了不同报刊“质料”的现实化 (actualized)。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形式因、质料因、目的因相互关联,“实体通过其存在不仅在质料中实现了一种形式,同时还实现了一个目的”(戴克斯特豪斯,1961/201864)。显微镜图像的转译不仅包括形式因(causa formalis)的整装性,还包括质料因(causa materialis)的挪移性。质料因转换离不开留学知识分子的目的因运作,他们对西方科学期刊的质料性处理包括购买、挑选、编译、寄送,使这些科学图像成为中国报纸科学知识的构成。

国人兴办的科学期刊是科学图像质料因挪移的主要载体。1900年杜亚泉创办第一份国人独立主编的科学期刊《亚泉杂志》,由此拉开了国人自办科学期刊的热潮。从创刊方式看,近代科学知识生产具有组织性,即以科学社团为中心创办数种科学刊物,如中华自然科学社出版《科学世界》《科学文汇》《中国科学》《科学新闻》;中国科学社出版《科学》《科学画报》。其中图像成为科普必不可少的方式,《科学世界》设“科技图画” 栏目;《科学》设“图画”栏目,共载照片1246幅(吴熙敬,20001493);《科学画报》《科学大众》专事各类图像进行科普。

包括科学图像在内的西学知识在近代科学期刊上的移植呈现出同仁合力、集纳众筹的特点。《科学》作为近代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科学期刊就是典型代表,它由康奈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为科学兴国而办,“专以阐发科学精义及其效用为主,而一切政治玄谈之作勿得䦨入焉”(任鸿隽,20043)。科学社成员胡适记载了《科学》草创过程,“有倡议发刊一月刊,名之曰《科学》,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胡适,1999219)。

集纳众筹首先体现在组稿方式上,绝大多数稿件来自西方科普书籍或刊物的译文汇编。科学译文从最初译书为主转向英美书报兼译的方式,科学内容更具前沿性,“《美国格致月报》《美国格致新报》《六合丛谈》《洋字时报》、香港洋文新闻报等报刊均成为新的科技译稿来源”(姚远, 2008143)。笔者对科学刊物译文有明确出处的来源进行不完全统计,发现英美译刊包括:Scientific America(《科学的美国》)、Popular Science(《大众科学》)、Scientific Monthly(《科学月刊》)、Popular Mechanics(《大众机械》)、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伦敦新闻画报》)、The 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其中美国科普刊物对中国近代科学期刊影响较大,这可能与留美学生专攻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者居多有关。

集纳众筹的另一面体现为留学知识分子的同仁协作。据科学社档案史料载, 《科学》稿源的前沿性与科学社强大的学术支撑有关,一方面来自海外订购,“每年自订的英、美、德、法、日等国杂志不下一百四十余种,与各国交换所得的有 四十余种”(任鸿隽,2015:162);另一方面与国际科研机构和大学保持合作交换杂志,如不列颠博物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及耶鲁、哈佛、芝加哥大学;此 外欧美旧杂志和原版科技著作也在采购之列,“杂志而外亦时购欧美重要巨著, 计有二十余种”(林丽成,2015238)。科学知识生产的同仁合作还体现在撰稿责任制和编发分离的模式上。

近代科学期刊的图文移植和知识引流,使科学期刊的知识结构烙上“西方” 底色。这是当时科学知识传播的世界格局,即从科技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流 动,这也体现出进步论的知识观和科学达尔文主义的盛行。科学达尔文主义将科学视为不断发展的过程,“应当把科学形象化为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从问题到愈来愈深刻的问题”(波普尔,1987183)。以新代旧的进步观被视为社会运行之公理,西方科学知识是进步之知识,须及时驱而学之;“进步岂易言 哉?......日日孜孜,循序以贯之,自强不息,按定法以融洽之,如此而能自进于 光明之境地”(王沛荇,1936),可以说近代科学知识的转译是以技术为标准的不断更新的动态过程。

科学实用主义的地方性知识:

“科学图像”转译的视觉艺术性偏向

科学图像的知识生产,往往偏重于图像内容而忽视图像形式。图像形式是视觉艺术性的重要方面,视觉性“在形式学说那里,试图在客体形式与主体精神的统一原则中实现它的文化象征意义”(王艳华,2017)。科学图像以兼具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图像形式对外部世界进行视觉化生产。

(一)微观之“精微自然”:视觉表象下科学与艺术的纠葛

显微镜科学图像包括两方面:一是科学呈现机械构造和光学原理;二是直观放大显微之物,显微镜下“观象”极大冲击了传统知识体系,有机物或无机物在显微镜下“遁形”,打开了生物学、医学等领域基于视觉性的科学新世界。

显微镜“观象”在本质上是以“图像”认知对象物,显微镜下的“万象”兼具科学性和艺术性。时人以“美”概括显微镜下的微观世界,“从前仅为科学家和工程师兴趣所寄托的玩意,如今却成为艺术家最新鲜动人的创造对象了”(郭舜平,1933)。被显微镜放大的对象被简化为线条之美,“肉眼中看来极恶劣之物,把它一个放大,反有非常美丽的”(中华童子界,1917)。

显微镜下的科学图像,既是可视的表象世界,也是抽象的本质世界。科学图像衍生出艺术发展的两条路径:借鉴视觉表象的图像实用主义;探究视觉表象之逻辑结构的本质主义路径。前者以工艺美学为代表;后者以抽象主义为代表。《显微镜下巡礼》感慨晶体显微图像的科学性与艺术性,“这里有算学般准确的定律。我们发现了几何学与艺术达成一片”(Hall1934a)。受显微图像“格物”的影响,西方抽象画派在“元素”上对绘画本体进行反思;而显微图像的中国 境遇则在“功用”和“实用”层面谈图案之美,显微镜图像向实用艺术发展。实用艺术主张将艺术融入到日常生活,有益民生,落到细节处即图案,“实用美术就是用于生活各方面的艺术,在中国就称之为图案”(王宝初,1941)。显微镜下的图案可做成花布花纸和器皿墙壁的装饰物,显微镜图像的实用主义使之很快实现了物质性转化。

(二)科学中国化:科普的现实性与实用性

显微镜科学图像的实用主义取向是显微镜作为科学器物和科学知识传入中国的一个侧影,它反映出近代科普裹挟在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美术救国的交织话语中。

科学中国化,首先明确了发展科学乃当务之急,科学社发起人任鸿隽将科学作为救国万法之本,“凡一切兴作改革,无论工商兵农,乃至政治之大,日用之细,非科学无以经纬之故”(任鸿隽:19157)。1932年成立的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提出“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的口号,创刊《科学的中国》“把科学知识,送到民间去,使它成为一般人民的共同智慧,更希冀这种知识散播到民间之后,能够发生强烈的力量,来延续我们已经到了生死关头的民族寿命,复兴我们日渐衰败的中华文化”(张其昀,1933),“这份刊物期待像美国科普刊物《科学的美国》一样,通过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国民素质”(沈福伟,2014537-538)。

作为西法的科学,如何中国化?科学中国化的前提在于科学具有普适性,“所谓科学,是客观的,是证实,是经验的”(编者,1932),从这个角度来说“科学是世界的”;科学中国化实指科学的应用层面,即科学结合国情应用于中国日常,务求大众化和实用性。《科学》“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职志,……每一题目皆源本卑近,详细解释,使读者由浅入深,渐得科学上智识”(社员, 1915);《科学画报》主张“用简单文字和明白有意义的图画或照片,把世界最新科学发明,事实,现象,应用,理论以及于诙谐游戏都介绍把他们”(王季良,1933)。科学大众化面临两个任务:常识化和效用化。前者在于用通俗晓畅的方式将科学理论常识化,后者在于因地制宜强化科学的应用指导性,即《科学》所言“求真”“致用”之两端,“一为学之道,求真致用两方面当同时并重”(社员,1915)。正因科学大众化处于多重话语交织中,中国近代报刊的科普与美国有较大不同。虽然两者均强调科普文章的指导性(instructive),但宗旨有异。美国大众科普刊物致力于培育科学公民(scientific citizen)或业余科学家(the amateur scientist),即科学精神的普及化(Johnston2018)。而中国科普刊物旨在启蒙民众,以求强种救国。

事实上,西方科学主义所代表的物质文明与中国传统价值体系有诸多抵牾之处,1920年代掀起的科玄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都是明证。走在科普前沿的知识分子结合中国语境,一方面坚持科学主义,即“以科学真理为标准,以科学方法为武器”(编者,1928),介绍西方科学前沿;另一方面坚定救国之路,以科学救国的理念服务科普。一旦科学落入救国话语层面,就拥有了强大的说服力和社会动员力量,“科学的力量在于它将普遍主义的世界观与一种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的社会体制密切地关联起来”(汪晖,2020288)。就科学图像来说,从技术性结构的维度它是科学主义的;从被编排、被运用的角度看,科学图像又落入科学与艺术、表象与本质、世界与本土的多重话语网络。

视觉器物中介的知识:

“科学图像”转译的视觉技术性

显微镜科学知识的视觉生产既离不开报刊的中介作用,也离不开视觉器物显微镜的中介作用。显微镜图像“转译”至少包括三个层面:印刷媒介间的转译;摄影术与印刷术的转译;视觉器物的转译。后者是所有转译发生的前提,它决定了知识的性质。

(一)“异观”之实:“镜”下世界的序列化与类分

显微镜的发明应用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显微镜使人们窥见精微世界之万象与本质,通过“看”,人们从盲昧走向智识,“显微镜一物,在科学界中,是一种不可或缺之物。也可以说,若是没有显微镜,科学家尽将熟视无睹、全数变成瞎子” (导光周刊,1935)。时人称显微镜所见为“异观”,“盖么麽细物,目力不能及而于镜中视之,纹理井然,不差累裘也。……蝇翼蚊齿虱毛等物,一入镜中,便成大象,洵异观也”(益闻录,1887)。所谓“异观”指显微镜突破人眼限阈,延伸了人眼,“专能助人目力,即人目所不能见之微体,此镜能使之显明”(格致汇编,1891b)。

显微镜打开了新世界,正所谓“微物之学,有辟一新世界矣”(林乐知,1904),镜下万物不仅可见,且被“本质化”为形状和结构,如“微虫之为数虽多,而大约可分四种,一微点,如图一,一微卵,如图二,一长棍,如图三,一螺丝,如图四”(韦廉臣,1890)。显微镜技术越发达其目力越精,“精者方能穷物之形状”(中国教会新报,1868)。微物之形状为医学病因提供可视化依据,“西国知万病之源,皆由于微物,可以显微镜窥之而信也”(林乐知,1904),“凡一类之虫,生一类之病,如图九者,生痨瘵;如图六哲,生霍乱;……如图十一者,生癞以及一切痛痒之症莫非此类”(韦廉臣,1890)。

(二)“镜镜詅痴” :“光学一致性”关联的知识体系

在近代科学知识生产的过程中,技术与知识密不可分。显微镜打开了“微物学”的世界,由此形成的知识在本质上是由视觉器物中介的知识(visual instrument-mediated knowledge),视觉器物影响了科学知识生产的方式和过程。视觉器物的运作依赖能造“像”之“镜”,显微镜科学图像将机械知识、光学知识、 生物学知识以“镜”的方式关联起来。

科学图像的转译中有一重要中介物常因“光学一致性”被“透明化”——这就是照相机摄影术。不论是显微镜器物图像还是微观世界的科学图像,都通过照相机镜头的“转译”才得以在印刷媒介上复现。同为视觉器物的照相机和显微镜又藉由光学原理和成像技术开创了显微镜写真学(photomicrography),以更明确的方式捕捉微观世界的科学图像,显微镜写真学涉及“技”与“术”两个层面,“把显微镜和摄影机装置在一处,而成了近日极精确的新机械”(导光周刊,1937)。显微镜照相机原理简单,“用接目镜以代摄影器的镜头,更适宜地调节反射镜及光源,可得眼不能见的图像”(Hall1934b);显微镜摄影法之要领在于“将光圈收至与显微镜之接目镜相等,或较小;再以此无镜头之照相器前部与显微镜之接目镜相接”(金石声,1931)。

结语

“科学图像”不仅是表征,也基于其技术逻辑成为实践的手段,用西格特(Siegert201514-15)的话来说,科学图像是文化技艺(cultural techniques)。文化技艺不仅具有实践性,也具有从技术到艺术,从现实到符号,从自然到文化的“中间性”(in-betweens)。科学图像的转译是“中间性”的明证,它处于技术性、物质性、艺术性纠缠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受复制技术、视觉器物、科学组织、社会思潮的影响持续不断生产科学知识。

科学图像转译是近代科学知识视觉生产的方式;科学图像转译的过程揭示出近代报刊知识视觉生产的机制。近代科学知识的生产与西学翻译相伴而生,就文字翻译而言,“重译”“复译”是解决意义偏差的最佳途径(鲁迅,2005532);对图像翻译来说,印刷制版的整装技术性减少了符号编解码中的意义流失和歪曲,这体现出媒介对其它知识源转译的翻录(transcript)特性,“即对原本的知识形态进行复述,保持其组织逻辑的完整”(崔迪,2019192)。

就显微镜科学图像的报刊知识生产而言,显微镜作为一种视觉器物具有技术的中介性,既指向自身的技术性存在,也指向它所中介的微观世界。因此显微镜图像的报刊知识既包括显微镜作为科学知识客体化的技术知识,也包括它经由技术所指向的微观世界知识。显微镜科学知识的结构性与过程性彰显出科学知识已知与未知 相互转化的本质特质。不论从科技史还是媒介论的角度,显微镜科学图像都极大冲击了既有知识体系,重塑了人们的世界观。显微镜以视觉解剖的方式对微观世界予以本质化、序列化,世界被约缩成有章可循的完美图形和可精确化的数据。艺术与科学、符号与现实、自然与文化统一于“像”,显微镜科学图像既重塑万物之间的联系,也挑战人与外部世界的关联。

显微镜科学图像仅是诸多科学图像之一景,藉由其它科学器物的中介作用,全新的视觉经验和视觉认知不断冲击人们的世界观。世界以可视化的路径,或宏“观”(望远镜摄影)、或微“观”(显微镜摄影)、或透“视”(X光摄影)呈现在人们前面,科学图像成为人们把握世界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视觉表象层面的“科学图像”就具有了威尔弗雷德·塞拉斯(Wilfrid Sellars)存在论意义上“科学图像”(scientific image)的意涵,“科学图像能够更好地解释什么是世界的终极成分”(夏基松,1987340),科学图像不仅仅是科学知识,它就是本质化的世界。从图像-世界的角度看,近代报刊科学图像视觉生产出以科学器物技术性为特质的世界,也因技术的世界格局生产出以西方世界观为模板的科学达尔文主义。

此外,从显微镜科学图像转译所呈现的报刊知识生产的立体图景来看,作为实践手段和文化技艺的科学图像不仅仅是历史的视觉叙事,其本身就是历史。这并非主张图像历史的优越性,而应警惕图像历史与文字历史俱有基于技术性限阈所无法摆脱的偏狭性,也应警惕图文关系或互补或主次的简单化处理,“图形进入历史并非是以何种方式对历史学(文字-历史)进行扩充,而是其进入造成了一种突破和批判”(唐宏峰,2020)。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3期。

转自:“国际新闻界”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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