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自主可控的全面突破，是我国从大国迈向强国的关键。基于共生理论，以集成电路领域为例，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对13所高校、8家企业在校企合作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三级编码分析发现，校企深度协同开展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仍面临共生单元选择的“貌合神离”、共生模式构建的“联而不盟”、共生环境支撑的“角色缺位”等深层困境。基于研究发现，从丰富共生界面功能，提高共生单元兼容度；优化协同创新生态，推动共生模式混合相变；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培育正向共生环境三个方面提出校企合作开展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实践进路。
关键词：关键核心技术；集成电路；研究生培养；工程教育；共生理论
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强调“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高科技创新质量成为我国“十四五”时期的重大战略需求。科技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到2025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大幅增长，科技创新主力军队伍建设取得重要进展，顶尖科学家集聚水平明显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能力不断增强，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拥有一大批战略科技人才、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研究生教育肩负着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创新创造的重要使命，加强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研究生培养，是我国新时代发展格局下突破国外技术封锁，逆势“弯道超车”的重要战略举措。
工程教育的发展经历了“技术范式-科学范式-工程范式”的螺旋演变。随着德国工业4.0、美国工业互联网以及中国制造2025等新工业模型的涌现，产业发展对工程教育范式的变革提出了新的诉求。“新工程”的共同特点在于“集成与融合”和“智能与创新”，工程教育范式的转型要求工程人才培养从封闭走向开放。作为科技与知识密集型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需要长期高投入的研发，其高度渗透性将进一步强化应用创新与理论创新之间的融合程度，各个创新阶段的边界将更加动态开放。从研究生教育来看，学术共同体互动是其重要的组织特征，工科研究生培养中的应用硬科学属性也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因而，知识生产场所与主体的“弥散性”和“异质性”是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工科研究生培养的契合之处。从国内外实践来看，集聚多方力量培养能够引领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高层次人才业已上升至各国发展的战略层面。《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提出要聚焦当今世界前沿科技和战略核心领域，促进半导体、高性能计算等十大关键核心领域的科技发展，构建大学、企业与政府等机构集聚的创新网络。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因此，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必然需要校企双方基于各自优势强强联合。从相关研究来看，目前对于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讨论多从理论视角出发聚焦于如何实现协同创新，专门探讨人才培养的相关研究较少。从研究视角看，既有研究主要基于对企业或高校单一主体的调研与分析；从研究方法上看，主要采用经验推广的方式归纳总结培养方式，缺乏基于校企双方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与支撑。鉴于此，本研究以集成电路领域为例，运用半结构化访谈对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校企合作高层次人才培养进行调研，将高校与企业同时纳入研究范畴，基于校企共生视角探究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高层次人才协同培养存在的问题，分析其深层困境并提出对策建议。
二、研究设计
（一）理论基础
共生（Symbiosis）源于生物学领域，由德国真菌学家海因里希·安东·德巴瑞（Heinrich Anton de Bary）于1879年提出。20世纪中期，共生理论被引入社会科学领域，成为一种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1998年，袁纯清用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来描述共生的本质，由此形成共生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共生理论研究领域的拓展，为产学研协同开展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的视角。于本研究而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高层次人才协同培养过程中存在着校企等主体间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高校与企业作为协同培养的基本主体，角色如同共生系统中的共生单元，两个异质性主体通过对彼此特征的判断从而建立适切的共生模式。共生模式包括共生组织模式与共生行为模式，反映了共生单元之间的组织化程度与共生能量分配的对称性。共生组织模式是一个连续体，依据共生单元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可将高校与企业的共生组织模式划分为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从点共生到一体化共生的发展过程中，校企的协同程度会逐渐增强，达到深度合作。研究表明，组织化程度的提升可以让参与的组织获得更好的绩效，特别是对国家战略发展的关键技术突破而言，可能对其产生更重要的价值。共生行为模式包括寄生、偏利共生、非对称互利共生与对称性互利共生。由寄生到互利共生的发展过程中，共生能量分配的对称性提高，共生系统的稳定性逐渐增强。在此过程中，政府等第三方组织为校企共生发展营造必要的共生环境，彼此间通过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形成动态交互的共生系统，以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互利共生关系。综上所述，共生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概念框架，为挖掘校企合作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深层困境与突破路径提供了适应性情境。
（二）研究方法
1. 选取访谈对象。本研究基于专家访谈开展调研，根据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特色、院校/企业特点、地域分布、综合实力等标准，抽取具有代表性的高校与企业作为调研样本，最终选取了不同类型和地域的21个典型样本。高校与企业覆盖全国不同地域，高校类型兼顾工科优势高校与综合类高校，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具体访谈对象为13所“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相关学院负责人（编号A1~M1）与8家相关企业有关部门的中高层管理者（编号N1~U1），其丰富的人才培养经验与工作履历有效确保了本研究的信效度。同时，为保证访谈效果，本研究主要采取面对面访谈形式。
2. 确定访谈内容。为探究校企合作开展人才培养存在的现实问题与改进策略，本研究从校企合作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现状与未来发展两个方面设计了访谈提纲。由于调研问题的灵活性与普遍性，同时考虑到不同院校、企业的优势与差异，本研究运用半结构化访谈方式。首先让专家围绕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人才培养畅所欲言，再根据提供的信息逐步聚焦，引导围绕访谈议题发表意见，遵循“典型经验-具体问题-对策建议”的访谈逻辑，及时进行追问与对话，促使专家充分发表不同见解。
3. 分析访谈资料。访谈过程经专家同意进行录音留存。通过后期文字整理，根据约翰逊（Burke Johnson）与克里斯滕森（Larry Christensen）提出的三级编码方式，借助Nvivo 11软件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
一级编码为开放编码（Open Coding），从收集到的21份访谈文本中随机抽取16份进行初始整理。根据研究问题并结合专家回答情况，尽可能对其中的陈述语句进行概念化归类。通过开放编码，初步得到473个概念标签。由于存在相似与重复的概念，经分析与筛选，最终得到15个初始范畴。（见表1）
二级编码为主轴编码（Axial Coding），即厘清不同概念之间的关系来确定更高层次的概念范畴。在一级编码的基础上，通过比较不同概念之间的异同与关系，提炼出5个更高层次的范畴。在此基础上，基于共生理论进一步抽象出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高层次人才协同培养影响因素的三大类别：共生单元选择、共生模式构建、共生环境支撑。（见表2）内在属性是基于共生单元选择层面的影响，是校企在合作开展之前对彼此属性特征的判断；结构联结、资源融合、利益诉求是基于共生模式构建层面的影响，是校企在协同培养过程中形成的合作关系与展现的合作行为；保障机制是基于共生环境支撑层面的影响，是外部环境中政策制度与资源配置对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高层次人才协同培养的影响。
三级编码为核心编码（Selective Coding），即在主轴编码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核心范畴，将其他类别统一在核心范畴之内。在二级编码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出“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高层次人才协同培养的影响因素”这一核心范畴。（见图1）最后，对预留的5份访谈文本按照上述流程再次编码，即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Theoretical Saturation），结果显示没有产生新的概念和范畴且各范畴间的关系也未发生显著变化。由此证明本研究构建的理论框架达到饱和。
三、校企合作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困境探析
从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链的组成来看，高校和企业分处创新链条两端，双方联合旨在将科学和工程与市场相联系，从而开发新技术，刺激经济增长并创造就业机会，两者边界的模糊性也必然带来价值取向、资源投入、利益分配等原因引发的冲突和矛盾。基于上述分析，目前校企合作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深层困境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共生单元选择：貌合神离
基础研究是科技进步之源，对于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而言，高校强大的基础研究能力对企业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企业基于技术瓶颈与人才需求会寻求与高校的合作。但调研发现，当前高校的基础研究与企业的技术研发存在脱钩，影响双方长效合作机制的建立。如访谈对象H1指出“高校有大量的专业与不同类别的师生，高校并不清楚企业需要什么，学生也不了解所学专业对应企业的具体岗位，只有双方的需求、能力等信息精准地推送，合作才有意义”。另外，高校为寻求绝对的资源优势，往往偏好与大型企业合作，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企业的研发需求。访谈对象H1指出“只有企业有技术或产品的技术含量到一定程度，而且有研发部门的时候才会有合作的需求。并不是名声大的就好，有些小企业技术含量还挺高，提出的问题高校老师是认同的”。由于校企双方需求无法精准对接，阻碍共生关系的形成与长期稳定发展。同时，校企共生关系的形成必然建立在目标兼容的基础上。当双方拥有相同或兼容的战略目标时，合作行为往往具有正相关性。而战略目标的不兼容会导致伙伴在合作过程中更加注重短期利益的获取，忽视合作带来的长期收益。企业与高校的发展目标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企业的首要目标在于获得经济回报，如访谈对象I1指出“企业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并没有培养人的责任或义务”；从高校视角来看，学科评估以及相关评价考核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高校的合作意愿，如访谈对象M1提出“我们鼓励把学生派到企业，但是能给‘双一流’建设与学科评估带来什么好处”等。因此，双方目标的低相容抑制了协同培养的有效性。
（二）共生模式构建：联而不盟
共生模式构建反映了校企双方组织结构与行为方式对人才培养的影响。调研发现，校企专家普遍反映双方合作仍存在壁垒，主要体现在结构联结松散、资源融合不畅、利益诉求冲突三个方面。
1. 结构联结松散。研究发现，当前校企以项目制合作的方式开展人才培养效率相对较高，使得双方的联系较为紧密，但受限于合作目标的“明确性”与“单一性”以及项目本身的“实用性”与“短期性”，项目制合作往往存在不可持续性。多数情况下，科研项目的完结标志着课题组的解散，双方难以形成持续稳定合作的研究团队，导致人才培养延续性不足，不利于知识的积累沉淀，也不符合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的长周期特征。如访谈对象Q1指出“我和高校的老师沟通过，目前的科研项目是缺什么就申请什么，对双方的合作没有持续性的发展”。同时，目前校企双方开展的项目合作以解决现有热点问题居多，满足企业持续创新与重大需求的项目较少，不利于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与突破。如访谈对象H1指出“目前很多项目合作并没有真正做到‘企业出题’，教师就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或者热点问题去做，那就会出现‘同质化’问题而且做不出重要的东西，这是不可持续的”。
2. 资源融合不畅。资源融合体现了共生单元之间的相互作用程度，代表合作过程中校企物质、信息、能量的流动与转移，主要涉及技术资源与人力资源两大类别，具体体现在课程设置、研究与实践、师资整合三个方面。
从课程设置来看，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人才培养具有学科交叉、对垂直集成要求高等特点。这就要求校企双方共同构建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梯度式课程体系。但现有课程所提供的知识技能与实际应用仍存在脱节，主要表现为课程内容的实践性不足以及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的比例失调。如访谈对象Q1指出“集成电路设计人才培养，主要是理论知识教完后要实践，我们向高校提供了EDA软件大学版，发现他们很多细节和测试案例都不太会用，所以还需要做实践教材和实验课程”。从研究与实践来看，协同培养的重点之一便是集聚校内外资源提升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借助企业资源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但调研发现目前实践时间普遍不足，学生实践能力未能得到真正提高。如访谈对象S1指出“学生到企业实习的时间需要增加，硕士至少半年至一年，博士需要更长时间，刚熟悉就结束没有效果”。同时，企业资源的有限性与学生实践需求之间存在矛盾，如访谈对象R1指出“企业的部门囿于绩效考核压力很难抽调专门资源参与人才培养，学生也很难接触到最先进的设施”。由此导致双方合作难以向纵深发展，对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提升十分有限。师资整合的目的在于促进校企人员双向流动，推动突破性知识的获取，达到知识创新的目的。目前高校的教师流动基本是“从学校到学校”的方式，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需要组建实践经验丰富的异质性师资队伍，现有的师资整合措施显然不能满足需求。如访谈对象N1指出“教师流动至企业相对容易，但企业的人不能很顺畅地进入高校，如果能化解这种困境，可以给外界传递积极的信号”。同时，由于当前校企合作大多靠社会关系维持——如访谈对象K1指出“总的来说，目前的校企合作更多是靠人情”——缺少稳定的制度依托，因而导致双方的人力资源融合受限，制约共生关系形成。
3. 利益诉求冲突。首先，关键核心技术属于竞争前技术，技术路线与经济指标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诸如芯片、集成电路高端工业软件等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与研发需要大量且长期的资源投入，与企业短期逐利的“迫切需求”相矛盾。同时，企业的技术研发具有极强的排他性，而高校往往倾向公开研究成果以获得学界认可或是为后续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因此，由知识获取引发的产权争端为双方的共生发展增加了阻碍。如访谈对象U1谈到“与高校的合作中，知识产权的界定也是一个问题”。其次，从企业的投入产出比来看，相较于科研成果转化的长周期性，毕业生能产生即时经济价值，与高校合作可以在人才争夺战中赢得先机。相关研究也指出博士研究生是企业获取高校默会知识和专门技能的渠道。然而，现实情况表明，企业对人力资本的获取也较难达到预期。如访谈对象H1指出“我们跟某公司做了两期，一期30个学生，最后企业选择了暂停。因为最后学生留下的太少”；访谈对象M1同样谈到“最近有企业不太乐意合作，因为学生留不住，觉得是给竞争对手培养”。由于利益诉求冲突产生的张力，校企双方就形成了关系松散、行为偏离的局面，制约校企共生关系的正向发展。
（三）共生环境支撑：角色缺位
当校企合作的社会收益极大，但合作过程中双方的利益难以调和时，必然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与良好的资源保障以推动校企有效衔接。调研发现，当前共生环境的正向支撑作用较弱，协同培养过程中政府的“角色缺位”成为制约校企共生发展的外部障碍。
从政策支持层面来看，目前主要缺少面向招生环节与培养过程的政策保障。首先，校企专家普遍反映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联合培养专项研究生招生指标不足，如访谈对象F1指出“目前集成电路领域研究生专项招生指标较少，尤其缺乏博士研究生招生指标”。由于研究生总体数量有限，高校导师对学生的选择需要兼顾导师的研究方向和学生发展愿望，所以有限的研究生向企业联合培养方向转移存在困难。其次，缺乏成体系且持续的面向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中小微主体的扶持政策，如访谈对象L1指出“政策不能只是扶持大的企业，也应该多关注在某方面有技术优势的企业”。再次，当前针对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高层次人才的相关政策主要集中在人才引进方面，缺乏面向协同培养过程与质量保障的政策设计，导致企业致力于“抢人才”而不愿“培养人才”，如访谈对象G1谈到“应结合区域发展需求，设计符合地方产业发展的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支持政策”等。从资源配置层面来看，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高层次人才的协同培养需要大量专业资源支撑，而目前围绕人才培养所提供的研究与实践相关资源保障不足。如访谈对象B1指出“硬件方面以超净实验室为例，维护成本高且专业性强，日常运行需要稳定的资金投入。软件方面价格较为昂贵，需要集中采购或利用共享软件资源降低培养成本”。在合作平台建设方面，以集成电路领域为例，高层次人才大量短缺，但现有的产教融合创新平台数量难以支撑大批高层次人才的培养。
四、校企合作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实践进路
针对上述校企合作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面临的困境，基于共生发展视角，从共生单元选择、共生模式构建、共生环境支撑三个方面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丰富共生界面功能，提高共生单元兼容度
Pelton认为组织间的沟通反映了组织与内外部环境进行信息交换的能力，对促进合作双方就合作目标建立共识具有积极的作用。概言之，校企有效的沟通能够使双方更准确地判断是否“志同道合”。根据共生理论，共生界面是共生单元间相互作用与沟通的媒介，信息传输是其基本功能。校企共生界面分为正式共生界面与非正式共生界面，前者以制度化的形式存在，是双方进行交流的主要通道；后者主要指相关主体负责人之间形成的社会关系，是正式共生界面的辅助和补充。共生界面的丰富与优化有利于降低共生单元之间物质、信息交流的阻力。因此，在校企协同培养过程中，既要搭建并优化正式共生界面，也要丰富非正式共生界面，既强调正式交流也要鼓励“情感式交流”。具体而言，行业组织应牵头搭建促进校企正式交流的信息平台或鼓励支持“校际企际”之间自主设立沟通平台，鼓励双方开展“走出去、请进来”。同时，注重校企之间的“非正式交流”即关注双方的情感交换。如访谈对象O1指出“在一些非正式沟通中大家可能会产生更多合作想法，就像‘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情感交换往往促使校企双方产生义务感与信任度，有助于双方合作的产生。亦有研究证明情感交换不仅是促进校企合作的起点，也是双方建立信任、提升合作水平的关键。因此，要鼓励校企人员进行点对点沟通交流，充分了解双方的资源优势与研究方向。在此基础上，共同设计从低阶到高阶的持续性人才培养规划，形成双向转化深度融合的高层次工程科技人才培养体系。
（二）优化协同创新生态，推动共生模式混合相变
共生模式发展变化通常呈现两个方向：一是朝着共生组织化程度提高，共进化作用增强的方向；二是朝着共生能量分配对称性提高，合作行为互利性增强的方向。两个方向同时发生状态变化称为共生模式混合相变。因此，要优化组织协同创新生态，从组织形态与合作行为两个层面进行拓展与创新，推动共生模式混合相变，实现校企双方互利共生发展。
1. 从组织形态层面来看，首先，应以项目制合作为抓手，充分发挥项目制合作的“融合”优势与“平衡”效应，在最大化地整合双方优势资源的同时平衡好工程实践与科学研究的关系，避免知识生产主体的“零和博弈”。同时，拓展项目制合作在组织结构上的连续性，推动其向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的方向发展。如可以通过校内外导师、学生之间两者或三者的点对点联系，开展以校内外导师为主导的“都市型”项目合作。通过个体之间的频繁互动，增强知识生产过程中的组织关联度，在了解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过程中深入行业企业，提升学生的“价值认同”。其次，顺应多元知识生产模式发展需求，创新共生组织模式。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具备极强的协同性与时效性，其人才培养需要及时贴近产业前沿技术发展。因此，应集聚力量打造“政府-产业-大学-社会组织-虚拟网络”的新型知识生产协同体，以此为载体围绕技术痛点，探索“校际企际”多方协同的研究生联合培养专项计划，遵循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延续性规则和关键核心技术研发长周期规律，鼓励并打通校企协同“本研一体化”高层次人才培养路径，促使多元主体全过程参与人才培养。除此之外，大力开展学科或学院与企业协议式的实习实践融合模式。发挥新型知识生产协同体的集聚效应，通过多样化的路径共建全链条实习实践基地与研发平台，实现跨区域流动互通的共享型合作形态。
2. 从合作行为层面来看，鉴于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具有攻坚难度，对基础研究依赖性强、前期研发投入大等特征，要促进并实现校企双方在课程体系、师资队伍、研究与实践等涉及人才培养的关键要素上实现深度交互。
课程共建是前提。高校和企业要在明晰和界定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前提下，以培养适应行业急需与引领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人才为目标，重塑课程体系，将最新的前沿技术和实践创新成果引入教学之中，通过创建跨学科研究中心、跨学院协同、学院内部整合等方式实现多学科交互的全链条课程知识体系覆盖。同时，校企双方要重视学生课程学习阶段的行业企业参与和实践实训，进一步增加实践课程与实训教学的比重，深化学生对行业企业的了解。
师资整合是关键。从国际经验来看，各国政府主要通过搭建平台实现大学与行业人员跨空间合作，不受原有部门规则影响，亦有研究证实“旋转门”机制有利于增强组织活力并促进科技创新。因此，要完善校企人员双向流动和共享机制。首先，高校要在优化教师聘任机制的基础上，探索利用“柔性方式”引进“双师型”领军人才，同时政府部门应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高层次师资力量与产业领军人才引进方面给予专项经费支持。其次，出台相关政策促进校企人力资源整合互通，如建立双方互认的“虚拟人才库”，实现人才共享新形态。同时探索校企人员“双跨挂职”制度化发展路径，如对高校教师要求“假期实践”，对企业导师要有“学术休假”的相关规定，促进校内外导师的双向互动。
多主体协同开展研究与实践是核心。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要求研究生教育输出多样化、全系列的人才。如集成电路产业涉及设计、制造、测试、封装等不同环节，《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中也强调“以整机和系统为牵引、设计为龙头、制造为基础、装备和材料为支撑”。这就要求高校与企业要合理衔接前中端、后端相协调的分类合作格局，即不同知识生产能力的大学应分别服务处于产业链不同位置的企业、不同生产环节的企业和处于创新链不同技术成熟度的企业。在此过程中，企业要重视并践行输送产业发展前沿与实践知识的职能，高校要重视理论传输与价值观培育，引导学生实现理论和实践相统一，调和个体发展的矛盾关系，培育学生投身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产业链的不同需求与人的多样化发展有机结合，形成相互作用、供需精准对接的多主体互利共生系统。
（三）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培育正向共生环境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新型举国体制的核心在于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现实需要。从国际经验来看，2020年美国国家科学院报告《无尽的前沿：科学的下一个75年》中同样强调政府应该对关键核心技术的研究进行集中和持续的支持。因此，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依托政府部门的统一组织与管理，培育正向共生环境，促进校企互利共生发展。
1. 营造协同生态，增强共生单元间的关联度。政府应牵头集聚多方主体共建实质性“产教联盟”并建立规范的准入标准与退出机制，形成“合作、开放、动态、共享”的高层次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网络。以此为载体定期开展多样化的跨界交流活动，增加校企间有效沟通，提升双方互动频率，进而形成连续的共生组织关系。同时，设立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人才培养基金”进行配套支持，撬动高校与企业开展合作的积极性，引导双方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实现紧密耦合，通过多样化、超常规的合作方式引领并推动产业发展与高层次人才培养路径创新。
2. 提升环境承载力，增强组织共生度，为协同培养提供可持续发展支撑。首先，以明确知识产权归属为抓手，健全利益分配机制。专利授权是校企双方实现知识转移的重要途径，也是企业赢得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创新成果涌现需要校企双方长期的共同投入，且成果应用范围大并具备相当的市场价值，其知识产权难以简单地划归为某一主体。因此，有必要制定相关政策，缓和校企知识产权冲突，保障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稳定性与知识创新的持续性。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分配和保护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其基本原则是“机会公平”最大化与“利益冲突”最小化。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协同培养过程中取得成果的知识产权可根据各主体的实际贡献做出差异化规定。其次，标准约束与资源支持并行，促进人才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完善的科研人才质量标准与激励机制能够有效提升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效率和水平。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不同产业链条的人才需求是动态变化的。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从业人员结构设计业“中端”重、制造业和封装测试业“前后端”轻的趋势正逐步形成。因此，应通过政府部门与“产教联盟”等第三方组织，瞄准国家战略和全球行业发展趋势，合理规划“基础层、技术层、应用层”全链条人才布局并实现多元主体共建高层次工程科技人才培养方案与质量标准，推进教育标准与职业资格有效衔接，增强人才培养的适用性。另外，人力资本是科技创新中最关键的要素。因此，要加大投放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研究生专项指标与培养经费，利用明确的激励政策激发学生投身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产业的动力，形成不同层次、不同区域间协调发展的格局并根据产业发展需求及时调整，构建高层次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动态响应机制，推动全链条人才合理流动。
【马万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3年第7期
转自：“中国高教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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