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科类博士容易发生科研成果产出骤减的现象，这对于聘任制度背景下的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发展十分不利。从职业生涯发展视角出发，试图探索论文“高产”的社科类博士生在毕业成为高校青年教师后却走向“停产”的原因。采用质性研究范式和扎根理论方法，按照目的性抽样选取12名社科领域的高校青年教师，通过访谈进行数据收集并在后期进行文本分析和整理。研究发现，科研身份和学术共同体机制的外部干扰使得社科类博士学术论文难以发表，而职业生涯发展中的期待偏差效应和倦怠滞后效应则是从内部束缚了社科类博士的科研发展，在主观层面终止了论文产出。社科类博士科研困境的背后暴露了科研成果评价机制和科研个体两个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因此，需要从职业生涯发展视角重新审视社科类博士的科研困境，基于其职业发展规律建立科研评价机制。对社科类博士个体而言，要在加强科研能力的同时树立科学的职业发展观念。
关键词：科研机制；社科类博士；职业生涯；高校青年教师；论文
一、问题提出
社科类博士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专业工作者，其科研成果在促进我国社会科学发展中起到了重大作用。社科类博士在科研成果产出过程中有着自身的客观规律：一是社会科学研究模式在时间维度上更长，科研成果前后联系性较弱；二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个体探索特征更加明显，使得社科类博士能够以相对独立和自由的方式产出科研成果；三是社科类博士的科研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和科研成果并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因此，社科类博士的科研成果产出容易发生“高产”到“停产”的骤减现象，尤其是在博士生期间发表较多学术论文的社科类博士，当成为高校青年教师后却不再有学术论文产出。在抹去高校编制岗位的“铁饭碗”光环后，以及高校“内卷化”严重的科研竞争环境下，聘任制度开始不断推行，科研成果产出持续走低的社科类博士将面临重大的职业生存考验和压力。
高校青年教师处于职业生涯初期阶段，在这个阶段发生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上个阶段中就已经出现的问题。博士生作为科研个人职业生涯准备阶段，其科研困境通常以学术论文为关键因素。从科研个体的职业生涯起始阶段来看，博士生培养单位开始实施科研成果和博士学位挂钩的制度。在这种量化评价机制的影响下，博士生的科研发展陷入了“内卷化”的困境中。由于论文发表制度对于博士生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外部评价机制影响，而是深入到个体深层次的动机和价值观中，博士生开始承受更多的压力，造成身心的不良发展后果。除此之外，社科类博士生出现“高产”现象的背后，还有培养环境，尤其是导师的支持等重要影响因素。而这些因素一旦转变甚至消失，“高产”就很有可能走向“停产”。
从科研评价机制来看，高校青年教师和博士生都面临着以科研成果数量作为指标的考核，这种考核同时也是科研困境的来源。和博士生一样，高校青年教师同样身处为科研成果而“内卷”的焦虑之中。因此，当前关于高校青年教师的科研困境研究主要以“非升即走”的聘任制度为背景，高校青年教师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论文“高产”。也就说当“停产”成为高校青年教师的科研状态时，对于其科研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显然，聘任制度只关注于科研成果，而忽视了青年教师个体的感受。从个体层面来看，高校青年教师开始面对更多的制度环境压力。同时，由于环境的变迁，高校青年教师所在的客观社会关系竞争更加激烈，而本身获得的资本不足使得其难以被群体认同，专业成长受限。青年教师群体也对科研工作产生了比博士生阶段更深的认知，但在聘任制度影响下，其行为和心理发生偏执，对职业发展产生了更多偏激的态度。青年教师为了在高校聘任制度改革中谋求生存，放弃了对学术原本的追求，转而为迎合市场做形式化的科研。长此以往，青年教师开始忽视科研的本质，转而成为知识的搬运工。显然，高校青年教师所面对的科研机制、工作环境、人际关系，以及对自我的认知都是影响其职业生涯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试图深入分析社科类博士在进入职业生涯初期阶段后面临科研困境的原因，以期为社科类博士提供其在职业生涯初期阶段实现适应并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步骤
本研究的具体步骤包括：第一步，文献研究。通过文献分析梳理出博士生和高校青年教师科研困境两个关键部分。利用当前已有研究为本研究的方法和开展步骤提供参考。第二步，现场研究和资料收集。利用之前的文献研究设计好研究问题和现场研究实施方案，进入社科类博士的真实工作世界，了解他们在经历职业生涯不同阶段时的表现以及应对方式。第三步，资料整理和分析。利用相关软件处理收集的资料，经过后期分析并以科研论文的形式展示出来。
（二）研究方法
由于本研究要针对社科类博士群体的社会现象进行解读和阐释，以及通过职业生涯理论这一社会学研究视角具体展开，研究首先采取了基于多重案例的质性研究范式。多重案例的目的在于，从社科类博士的科研困境中发现问题并找到相关规律。质性研究范式能够在自然情境下对社科类博士的科研表现进行研究，对被研究者的故事和意义建构作出“解释性”理解。其次，参与研究情境，通过共情来“深描”事实中的细节，在重新整理的过程中，让研究事物的“质”通过移情解释而逐步呈现。最后，通过扎根理论对研究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形成研究问题的理论体系。
（三）研究对象选取
本研究共选择了12名社科类博士作为研究对象，选取标准主要有：①研究对象的职业属性。由于本研究主要通过职业生涯理论视角开展，因此研究对象在职业生涯的阶段和身份上都要体现连续性原则。②研究对象的科研成果属性。本研究以学术论文作为评价社科类博士科研成果的指标。按照我国多数高校对于社会科学的科研成果要求，以“研究对象须以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发表CSSCI或SSCI来源学术论文”作为科研成果产出的量化定义。本研究对于“高产”不限于绝对数量上的追高表现，而是相对于后期科研成果产出困境的比较量级。研究对象具体信息见表1。
（四）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
本研究通过访谈法收集数据资料，设计半结构式访谈提纲，以半开放式访谈的形式，通过口头谈话记录收集被研究者的第一手资料。本研究对12个研究对象分别进行了1次访谈，每次访谈时间约为1小时，转录形成了13万字左右的一手资料。
在整理数据资料环节，通过扎根理论对数据资料进行逐级编码，并生成相关概念。通过开放性编码、主轴性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的三级编码方式，自下而上从数据中归纳概念和范畴。在开放性编码中，本研究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尽量“悬置”研究者的“倾见”和研究界的“定见”，将数据资料按其本身所呈现的状态进行编码。本研究经过提炼、抽象、归并，最终形成13个开放性编码，具体表述和统计信息见表2。
在主轴性编码过程中，需要深度挖掘开放性编码之间的各种关系。由于开放性编码的概念范畴比较宽泛，为进一步聚焦概念之间的关联程度，通过不同开放性编码之间的主观聚类，逐步形成主轴性编码构成的类属。最终形成“科研身份由单一向多元转变”“学术共同体机制从舒适走向艰难”“职业生涯发展的期待偏差效应”“职业生涯发展的倦怠滞后效应”“科研机制忽视科研个体的职业发展规律”“科研个体没有为职业生涯做好准备”6个主轴性编码。
在选择性编码过程中，需要建立一个核心范畴，并在此基础上使主轴性编码能够围绕这个核心范畴建立联系。同时，把未填补的空白进行合理的填充，使得整个编码框架呈现出一个清晰的脉络。在本研究中，通过对主轴性编码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第一，职业生涯发展的“科研身份”“学术共同体”变化造成了论文发表难度增加，可以归为外部影响因素。第二，职业生涯发展的“期待偏差效应”“倦怠滞后效应”让科研个体在主观层面不再发表论文，可以归为内部影响因素。第三，“外部科研机制”和“科研个体”都没有基于职业生涯发展规律，暴露了科研体系中制度和个体都存在问题，因此可以归为更深层次的原因。本研究的三级编码内容见表3。
（五）研究效度
本研究主要使用反馈法和参与者检验法保证研究效度。在资料文本分析过程中，一旦研究者得出初步结论，就定期与社科类博士本人、导师，以及现工作单位的相关领导进行讨论交流。通过三方的意见和观点，为研究问题的深入开展提供不同的视角。在参与者检验法中，随着访谈次数增多，深入程度不断增加，研究者把初步分析的结果反馈给研究参与者，尊重其提出的修改意见。通过这种做法，研究者能够更进一步且更准确了解研究参与者真实的科研困境，从而更恰当地对其进行深描。
三、研究发现
围绕经分析获得的三级编码，结合研究问题，可以发现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的原因共同导致了社科类博士科研困境的产生。其中，外部干扰为科研成果产出加大了难度，内部束缚则是在主观层面终止了科研成果产出。尽管在外部干扰和内部束缚共同作用下社科类博士最终走向论文“停产”结局，但论文骤减背后暴露出科研成果评价机制和科研个体双方均存在严重问题。通过职业生涯发展视角可以按照一种逻辑详细描绘科研困境成因的不同维度。（见图1）
（一）论文难发：社科类博士科研发展的外部干扰
1. 科研身份由单一向多元转变。从科研成果评价机制来看，社科类博士生偏重以学术论文作为目标导向，揭示了其科研成果评价单一化的本质。“我们毕业和就业，主要还是看学术论文，其他也看，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学术论文，说白了就是C刊和S刊。”（JY3）而到了青年教师阶段，科研成果评价开始趋于多元化，学术论文不再是科研成果评价的唯一指标，还包括学术专著、科研项目等多方面的科研成果考核。“我们单位对于职称的要求不光有论文，还有国家级课题申请等一些其他的方面。”（ZZ2）显然，多元化的科研成果评价机制让学术论文的地位发生变动，导致已经适应单一化评价机制的社科类博士无法适应多元化考核。
从工作任务看，由于高校通常以教学科研岗位招聘社科类博士，这就意味着博士生阶段单一的科研事务考核转变为教学和科研，甚至包括行政和管理的多元化事务考核。青年教师需要在科研以外的工作任务中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无疑加大了工作强度及科研工作的难度。在多重压力的工作环境下，青年教师的科研成果产出显然受到了负面影响。“我也想把精力多投入一些在论文上，但还得上课和当辅导员，很难挤出时间专心搞科研。”（JY2）
2. 学术共同体机制从“舒适”走向“艰难”。社科类博士学术论文从“高产”走向“停产”的过程，从学术共同体角度来看可以理解为跳出“舒适”并走向“艰难”的过程。有被访者认为学术共同体机制对个体的支持效果主要是通过其科研实力来实现，包括科研平台、科研氛围、学术带头人等要素。“发论文肯定和科研背景有关，如果你在一个很好的平台，肯定更容易发文，至少从title上就能感觉到不同。”（F2）
除了支持效果，学术共同体机制的合作模式，也是社科类博士在科研中相对灵活的合作模式，导致了他们在处理合作和独立的平衡中问题的出现。有的被访者表示，在博士生阶段实现“高产”的背后有导师的合作参与，而脱离这种“舒适”的合作模式后很难实现真正的独立。“我在读博的时候主要和导师合作发文，基本上论文的选题方向都会参考导师的意见。到了工作以后开始独立搞科研的时候，就会发现导师的重要作用了。”（SH1）
（二）论文不发：社科类博士科研发展的内部束缚
1. 职业生涯发展的期待偏差效应。社科类博士在客观环境和主观期待之间存在的一种偏差效应，它在本质上是职业者对于自己职业生涯实现向上发展的一种美好诉求。但过高的期待偏差效应就会适得其反，使个体陷入一种内部认知局限中。部分被访者认为当自己成为高校青年教师后，在科研成果方面应比博士生阶段取得更好的表现。在这种期待中，青年教师需要超越博士生阶段在科研成果量上的评价取向，转而进入科研成果提质的阶段。“老师和学生还是有区别的，学生时期可能不怎么看质量，你数量多就是有优势。但是老师阶段你要有一些代表作，体现你的科研实力。”（ZZ1）过高的期待实际上还缘于社科类博士在求学阶段获得的良好评价，致使其在职业生涯初期阶段保持了过于自信的认知。尽管过高的偏差效应背后反映出社科类博士向上发展的美好诉求，但最终还是因为各种现实因素导致了学术论文停止产出的无奈结局。
反之，当期待偏差效应过低时，社科类博士便不再认为博士生和青年教师在科研成果表现中应该有所差别。有些被访者表示，社科类博士从博士生阶段到青年教师阶段并非一定要实现向上发展的态势，甚至可以是下降的趋势。“我对自己一直没有什么自信，以前读博时候发了几篇论文，应该是运气好，不是自己真有实力。那会儿有导师带是一方面，也有一些好的机会自己赶上了。但现在我写论文真的会虚，我都对发C刊没什么底气。”（SH1）
2. 职业生涯发展的倦怠滞后效应。社科类博士生为了满足毕业的科研成果数量硬性要求，同时在就业中保持优势，只有通过不断的发文来实现。“我们专业的毕业要求是两个C，但是你想啊，大家都在不停地发，你要是只有两个C，恐怕找工作很难的。”（SH3）在长期的科研竞争压力下，社科类博士生的职业倦怠愈发严重，但迫于博士学位制度和高校教职岗位的现实挑战，达成“高产”目标成为头等大事。因此，很多被访者表示他们在博士生期间即使再辛苦，也会一直忍耐到最后。“至少得熬到毕业后再说，不然前功尽弃。”（SH2）
由于职业倦怠在职业生涯准备阶段的不断积累，导致其在职业生涯初期阶段开始逐渐显示出来，并最终成为高校青年教师科研成果产出的阻碍因素。因此，社科类博士的职业倦怠有着明显的滞后效应。“我读博4年就没怎么歇过，时间太宝贵了，以至于我毕业后1年都没缓过来。”（F2）尤其当社科类博士职业倦怠过大时，便从主观层面失去了科研成果产出的动力。于是在职业生涯初期阶段，很多高校青年教师主动放弃了论文产出。“论文难发是一回事，但自己也确实不像以前那么有动力了。尽管现在的考核也不比读博那会儿轻松，但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吧，也确实干不动了，只能这样了。”（F3）
（三）论文为何骤减：社科类博士科研困境的深层原因
1. 科研机制忽视科研个体的职业发展规律。对科研成果骤减现象进行深层归因可以发现，其根源问题首先在于科研评价体系的不连续，即没有对社科类博士在不同职业生涯阶段的科研表现做出一个合理的评价和解释。一方面，部分“高产”博士生在毕业工作后为何没有了前期的科研优势。高校青年教师在科研身份上开始向多元化发展，很多科研成果评价指标，尤其是非科研的评价指标，却在博士生阶段完全没有涉及。另一方面，“停产”后的高校青年教师为何会身处科研困境。尽管高校聘任制度实施科研成果多元化考核方式，但学术论文数量仍是高校青年教师科研评价的主要指标。然而在外部干扰和内部束缚的双重影响下，高校青年教师却很难像博士生那样单纯地为数量而战。“工作后的直接变化就是科研以外的工作强度开始加大，你不再是单纯写论文的人了。举个例子，以前读博可以每天用8个小时写论文，现在可能只有1个小时了。”（JY1）
当科研个体必须时刻满足科研成果数量的考核时，这种长期高压式的科研机制显然给社科类博士职业生涯的长期发展造成困扰。除此之外，现行科研制度环境下却少有支持机制来帮助科研个体走出科研困境。尤其是学术共同体机制在进行以成果数字为导向的“内卷”时，科研个体的量化评价开始不断占据主流，使得学术共同体机制原先的合作科研模式逐渐瓦解，科研个体之间形成内部竞争式关系。尤其是高校青年教师在新的学术共同体中处于边缘性位置，导致其科研活动陷入被动发展局面。“毕业前，导师可能还会管一下你，帮一下你。但是你工作以后，那就真没有人管你了，你要是不达标，只能走人了。”（F2）
2. 科研个体没有为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第一，过度关注科研成果数量导致自我认知不足。在外部科研环境的影响下，过度关注科研成果数量成为社科类博士生的一种科研常态，进而使其忽视了自身职业发展的规律。一方面，博士生科研成果“高产”并非一种理性选择，自然也不能完全定义为高水平科研工作者的标签；另一方面，科研成果“停产”也体现了社科类博士在职业生涯中需要长期坐“冷板凳”的规律，要结合多方面因素来看待。社科类博士对于职业发展没有形成良好的内部认知，将有可能导致过高的或者过低的偏差效应产生，进而成为影响其科研成果产出的内部束缚。“停产”最终沦为“高产”的代价，也成为后期发展信心不足与失望的现实表达。“如果论文发表经历并没有为自身带来更多的成长，就是为了发而发，那意义真的不大，等到了工作时候就会发现了。”（ZZ2）
第二，难以适应和疲倦滞后是因为缺少职业规划。科研身份多元化转变成为限制社科类博士科研成果产出的外部影响因素的本质是社科类博士在职业生涯初期阶段的科研适应性不强。一旦社科类博士不能适应科研身份的多元化转变，对现阶段工作任务的看法维持在前一个阶段的基准上，或者没有具备应对现阶段工作任务的能力，就会陷入科研困境。和自然科学类博士相比，社科类博士的职业生涯发展道路要有更长的经验和时间积累，导致他们在科研成果产出过程中的时间跨度更久。如果社科类博士生没有做好前期的规划，后期发展就会感到“乏力”，无法实现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和自然科学相比，社科的科研更像是一场马拉松。因为这个过程它是有规律的，你不能一上来冲太猛，真的得慢慢来，不然跑到后面会非常疲惫。”（F1）
第三，“舒适”到“艰难”背后揭示了科研能力不足的现实。当社科类博士进入职业生涯初期阶段后不再有科研成果产出，其原因一方面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看似独立却不完全独立的一种发文规律，让科研个体在合作和独立中难以把握合适的尺度；另一方面则是社科类博士在原有的学术共同体机制中形成了路径依赖式的科研产出规律，当走出舒适圈后难以适应新的科研环境。进一步说，社科类博士生在职业生涯准备阶段过于依赖于某种科研产出模式，从而没有培养出相应的科研能力。当社科类博士进入到新的学术共同体中，且科研角色发生转变，科研能力的问题将在其职业生涯初期阶段开始集中爆发。“你如果觉得以前读博时候的那个环境非常适合发文，而后来换了一个环境就发不出来了，还是说明自身科研能力不足。”（JY2）“像我以前的合作模式非常固定，就是和导师，但这种合作模式的作用非常有限。博士生是拜师学艺的阶段，和导师的合作更像是学习，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合作。我不认为和导师共同发很多论文就代表你合作能力强，你要能够在不同情况下和不同的人去合作，才算是真正具备科研合作能力。”（F3）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职业生涯发展视角下社科类博士科研困境的重新审视
社科类博士群体的科研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是所有科研工作者的共性问题，但同时也有着自身群体的特征。
第一，从科研困境的表征来看，论文成果骤减现象在社科类博士群体中发生的概率更大，这和社会科学本身有着很大的联系。尽管很难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进行绝对的分割，但前者在研究对象和目的上还是和后者有着本质的不同，而且前者的应用属性导致了它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实证研究。同时，社会科学研究和自然科学也有较大差异，尤其是科研成果产出机制。社会科学的科研成果产出并非完全依靠科研合作关系来实现，但也不是独立发表机制所能完全覆盖的。可以说，社科类博士在职业生涯发展不同阶段的时间周期是更长的，在科研成果产出方面的不确定性也更强。这种周期长与不确定性并存的科研特征将是社科类博士在职业生涯发展中所必须面对的挑战。
第二，社科类博士科研困境更容易发生在职业生涯初期阶段。这一现象揭示了社科类博士生培养过程中的职业规划问题，同时强调了社科类博士在职业生涯准备阶段和初期阶段的衔接问题。社科类博士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其工作本质是科研，但不能只聚焦于科研成果产出，还要从职业角度对其职业发展进行有效规划。职业生涯准备阶段对社科类博士后期发展至关重要，需要在这一时期建立合理的科研评价机制，帮助社科类博士形成良好的职业发展观念。
（二）基于社科类博士职业发展规律建立科研评价机制
评价机制在高等教育中对管理和执行环节起到指挥作用，为了让社科类博士在职业生涯不同阶段都能实现良好的发展效果，首先需要对相应的科研评价机制进行改革。第一，科研评价机制要体现一致性原则。尽管科研个体获取博士学位被认为是职业生涯的起点，但博士生的科研考核评价不应该和高校教师有较为明显的区分。实际上，国际上许多机构会把博士生视为雇员，这显示出博士生在职业生涯准备阶段中的特殊身份属性，即博士生很难被完全定义为单纯意义上的学生。因此对社科类博士在职业生涯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的科研评价也应当是连续性的。
第二，科研评价机制要体现支持性原则。我国高等教育在走向高质量发展之路的同时，科研竞争力度也随之不断加强。但高质量发展的背后不能只有竞争，还需为每个科研个体提供帮助和支持。只有个体层面实现了长期良好的发展，高质量发展之路才能更加长远和稳定。高校在博士生培养计划中除了科研成果考核外，还要帮助博士生制定职业生涯发展计划，尤其是以高校教学科研岗位为就业目标的社科类博士。这就需要加强导师在博士生培养阶段的科研评价作用，使其在博士生职业生涯准备阶段对博士生进行正确的发展引导，同时在科研工作中加入职业发展的因素。对于青年教师，高校需要为其提供自由、宽容的学术环境，才能实现科研成果丰收的理想效果。同时，为社科类博士提供学术发展的保障机制，建立以合作共赢方式从事科研活动的学术共同体机制，鼓励内部成员互相合作。重点帮扶在职业生涯初期存在科研困难的青年教师，除了提供有效的科研支持外，还要优化科研考核方式，减少对科研成果数量的过度关注。
（三）社科类博士加强科研能力的同时，树立科学的职业发展观念
首先，社科类博士的科研能力是决定其在职业生涯中能否实现持续性发展的关键要素。社科类博士生和导师之间是一种个体和协商共存的状态，过度偏向一侧的路径依赖模式都会导致后期发展受到限制。从社会科学本质上看，由于不存在绝对独立形态的科研个体，因此社科类博士也不能完全脱离学术共同体进行独立发展。加之科研合作有利于科研成果产出的客观规律，社科类博士要重点培养独立开展科研工作及同他人合作的科研能力。
其次，社科类博士在职业生涯初期阶段要想把科研能力转化为科研成果产出，还要考虑学术共同体机制的适应问题。和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博士生在不同学术共同体的适应水平上还有较大差距。面对职业生涯中不断变化的外部学术环境，社科类博士需要学会适应不同的学术共同体机制，才能发挥科研能力的实际效果。同时，在学术共同体机制中培养的科研合作能力也是博士生走向学术社会化的必备要素。
最后，科研能力的培养需要依托职业发展理念。社科类博士对于自己在博士生阶段的科研表现要有明确的认知，才能正确地审视自己科研成果背后的职业发展意义。在社会科学研究规律面前，社科类博士要认识到职业生涯不同阶段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在面对科研困境时，要认清自身职业发展现状，积极调整职业发展预期。要始终树立正确的职业发展理念，主动寻求外部机制支持，并在学术共同体中积极开展科研合作；以学术韧性克服职业生涯初期阶段的科研困境，在价值目标层面上认同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展并坚持科研工作，实现科研成果再次产出的理想目标。
【吴秋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白滨，通讯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3年第7期
转自：“中国高教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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