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22—1927年爆发于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本质上是华盛顿会议后共产国际与帝国主义列强在青年运动领域的政治对抗，青年共产国际和基督教青年会的国际竞争是蕴藏其间的主要线索，在实际运动中表现为中国青年团和中国青年会的冲突斗争。从表面上看，非基督教运动是一场批判基督教和基督教团体的思想文化运动，但是参与方青年共产国际和基督教青年会，都无法摆脱其身后的美苏国家影子。非基督教运动既是不同国际组织之间的竞争，也是美国资本主义与苏联列宁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当国际主义与国家主义纠葛在一起，基督教青年会被迫作出妥协，实现从“美国化”到“中国化”的艰难蜕变。
关键词
非基督教运动；反帝运动；青年共产国际；基督教青年会；中国青年团
1922—1927年爆发于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本质上是共产主义与基督教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博弈，反映出新兴的苏联与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体系列强之间无所不在的国际竞争。正如论者所言，非基督教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建立一个新的“否定宗教信仰的‘信仰’”。 1 既有研究大多立足基督教史框架，从内部视角考察基督教青年会等团体因何在非基督教运动中由盛而衰。 2 相对而言，对于基督教青年会和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在中国展开的国际竞争，缺乏深入而系统的论述。
通过国际竞争的视角，可以更好地理解1920年代国民革命如何受到“国际组织体系”或“全球权力网络”的冲击和影响；也就是说，华盛顿体系列强和苏联、共产国际之间的国际竞争如何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一、 争夺革命的源头活水：青年共产国际与基督教青年会的竞争态势
一般认为，19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在中国的兴起，有赖于俄共（布）、共产国际远东局和青年共产国际等外部因素的促动，旨在打击基督教在华势力。 3 实际上，青年共产国际指导发起运动之初，就带有与基督教青年会争取中国青年的考虑。如论者所言，非基督教运动本质上是“反基督教青年会运动”，通过削弱青年会的影响力，确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地位。 4
众所周知，1922年4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World’s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以下简称“世界学盟”）第十一届大会是非基督教运动的导火索。既有研究大多视之为基督教在华势力膨胀、国内知识界日益警醒背景下的“偶发”事件。 5 不过，考虑到这一事件恰在华盛顿会议结束之际爆发，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体系让苏联和共产国际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孤立感，二者的国际竞争与非基督教运动势必存在某种关联。实际上，早在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后，共产国际已计划通过远东地区的反帝运动打破列强包围。随后召开的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和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其主要目的就是与华盛顿会议相对抗，在远东地区开展革命动员。 6
在此前后，作为共产国际的青年组织，青年共产国际将矛头指向在远东地区势力深厚的基督教青年会。正如青年共产国际代表C.A.达林所言，青年会虽然从事宗教活动，但是它的最大威胁在于其政治属性。青年会的组织、人员、资金都是高度美国化的，其在华行动必然合乎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例如，五四时期，青年会支持抵制日货运动，假借美国对华同情之名，行利于美国资本之实。 7 在1922年初召开的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上，青年共产国际更直接揭露青年会的反动实质，反复告诫远东青年，不要为青年会所误导 8 ，以免被“引入迷途”。 9
而不久后举办的世界学盟大会，正与青年会颇有渊源。青年会北美协会（简称“北美协会”）领袖穆德（J. R. Mott）是世界学盟的主要创建者 10 ，他通过长期执掌北美协会、世界学盟和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使各团体相互协调行动。 11 参加世界学盟的中国团体即为青年会全国协会校会组和学校青年会。 12 作为由青年会派生的国际组织，世界学盟与青年会在事工和组织方面浑然一体。
不仅如此，世界学盟致力于宣扬世界和平，试图超越种族、国别和语言的障碍，“建立一种心灵上的电报”。 13 一战后，世界学盟呼吁以基督教原则支配国际关系，化解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矛盾 14 ，世界学盟第十一届大会作为战后的首次会议，被寄予厚望。 15 穆德在会中大力倡言各国青年应情同手足，携手奠定世界和平的基础。 16 在不少学生看来，与会代表超越了国家间的界限和嫌隙，认定国际情谊高于一切。 17 不难想象，如果这种国际主义理念为中国青年所普遍接受，无疑会对青年共产国际的革命动员和反帝目标构成挑战。
在青年共产国际视野中，世界学盟大会与华盛顿会议在“中国问题”上是彼此呼应的。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华盛顿会议十分之九的工作和时间都用在‘太平洋问题’上，太平洋问题又有很大的部分就是‘中国问题’”。 18 而世界学盟大会正好选在中国召开，又旨在向中国青年宣传世界和平，这不啻为针锋相对的挑战。达林注意到，华盛顿会议后有关裁军、平等、民主的议论正盛，世界学盟大会正是以此为纲领，以加强美国对远东特别是中国的影响。 19 随后举行的中国青年团“一大”，一面规定帮助非基督教及非宗教团体，一面布置揭露青年会事业，并加以利用。 20 由此可见，非基督教运动本质上是华盛顿会议后共产国际与帝国主义列强在青年运动领域的政治对抗，青年共产国际和基督教青年会的国际竞争正是蕴藏其间的主要线索，在实际运动中又表现为中国青年团和中国青年会的冲突斗争。
此后，青年共产国际对非基督教运动的兴趣不减 21 ，尤其念念不忘的是基督教青年会。1923年5月，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白特诺魏肯在讲话中强调，中国青年在思想方面饱受青年会的误导。 22 1925年，青年共产国际指示中国青年团开展非基督教运动，要求关注青年会组织的太平洋国交讨论会。 23 1926年3月，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又专门部署“对于基督教青年会及反基督教运动之任务”。 24 与之相应的是，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中国青年团也一再注意到青年会的严重挑战。1926年5月，《中国青年》总结“真正有组织和有群众的青年团体”时，指出仅有“帝国主义御用以侵略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可与中国青年团抗衡。 25 在中国青年团看来，在笼络青年方面，青年会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 26
基督教青年会之所以成为非基督教运动的主要目标，首先是因为其所倡导的超越政治宗旨，已成为动员中国青年投身革命的重要障碍。早在1922年，青年共产国际就指出，青年会宣扬服从现实，使青年逃避政治。 27 曾主掌非基督教工作的刘昌群也认为，青年会是列强“藉以吸收青年，制造资产阶级的走狗，发扬帝国主义文化的总参谋部”。 28 刘昌群所言虽未免有“夸大之词”，却反映了青年共产国际和中国青年团的认识视角与思考方式。青年被视为中国革命的源头活水，谁掌握青年，谁就掌握未来。正如《先驱》所言，青年会大力宣传社会福音，瓦解广大青年的反抗力，无疑是“处处直接间接与我们的运动反对”。 29
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青年中的影响力，也为中国青年团所瞩目。截至1926年，分布全国的城市青年会有44处，学校青年会有212处，会员总数达7万余人，被视为“帝国主义最深入我们青年群众中的一种麻醉机关”。 30 相较于覆盖全国的组织网络，青年会在诸多领域捷足先登，更让青年团失去立足之地。团上海地委慨叹，“我们现在高呼注意青年工作，但他们却早做了许多体育娱乐、童子军、平民学校、模范村教育、职工青年会等运动，把青年群众抓在手中了”。 31 团广州地委在组织平民教育时发现，当地青年会早已包办，而自身既无计划，又乏人才，结果“成绩一点说不出，只不过博得社会上‘热心’两个字的称道”。 32 其时，青年共产国际反复强调，革命动员的当务之急是“团员的布尔什维克化”和“取得中国青年群众”。 33 青年团与青年会的差距，进一步加剧了二者的竞争态势。
更为重要的是，青年共产国际和基督教青年会的组织竞争，也是美苏之间的国际影响力之争。达林指出，中国青年会“四百个领导人中有八十个美国人”，“仅1920年一年，美国人就为‘自己’在中国的青年会工作花了十五万美元”。 34 青年会在无形中传播着美国文化，亲美倾向很容易在青年中滋长。青年团骨干担忧，“中国的青年们由是风尚习好变而与外人一致，对于外人只有奴性的摹仿与崇拜，绝无反抗外人的意识”，“逐渐被他们征服，荼毒，泪〔汩〕没性灵，丧失爱国意识”。 35 由此，青年会被定性为“美国帝国主义者施行文化侵略，制造洋奴的机关”。 36
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团在挑战青年会的同时，也不乏借鉴取法青年会之处。团广东区委组织“新学生社”时，自始就明确“办法仿照青年会”，其内部构成实与青年会如出一辙。 37 团香港地委发起工人青年会时也有意仿其形式，“以国民革命的意义代替基督教”。 38 团湖南区委更将之归纳为“以毒攻毒”。 39 藉此办法，青年团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吸引众多青年，从而迈出革命动员的关键一步。同时，团组织还直接利用青年会开展活动，作为自身行动的掩护。青年团“二大”规定，应利用青年会所设平民补习学校等机关，开展青年工人职业教育。 40 此后，共产国际远东局也要求利用青年会工人扫盲学校，“从内部”与军阀和帝国主义作斗争。 41
二、 国家VS上帝：反帝运动与基督教青年会“超然立场”合法性的流失
非基督教运动爆发之初，基督教青年会就意识到苏联势力和共产主义团体的积极运作。青年会干事骆威廉（W.W.Lockwood）认为，非基督教运动在思想、资金等方面，得到苏联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直接支持。 42 与之相比，鲍乃德（E.E.Barnett）的观察更为深入。当时哈尔滨的一份共产主义报刊指责说，世界学盟大会对华盛顿会议亦步亦趋，强调非基督教同盟旨在揭露青年会罪恶。鲍乃德据此认为，非基督教运动是苏联方面有预谋的组织行为，不是因某次大会引发的临时反应，青年会以其声望和影响力而首当其冲。 43
随着非基督教运动与反帝运动合流，青年会日益感受到青年共产国际和中国青年团的幕后影响。广州青年会发现，非基督教运动受“过激党”的影响，“有金钱为之后援”。 44 上海青年会也认为，中国共产主义者得到卢布的支持，就像中国基督教得到美元的支持一样，彼此都在“为理想而工作”。 45 同时，北美协会获取的情报，进一步证实了运动源于青年共产国际和中国青年团的精心组织。1926年9月的情报显示，中国青年团要求积极分子从青年会内部策动政治分裂，阻止其事工拓展至工、农界。 46 1927年3月的《青年共产国际》（Jugend Internationale）明确提出使用“反文化侵略”口号等策略破坏青年会，以使中国青年不受“青年会的支配”。 47 因此，会中人士往往将非基督教运动视作“共产党对青年会的阴谋”。 48
不仅如此，青年会还认识到，非基督教运动的实质是美、苏两国政治文化之争，即共产主义和基督教之间的信仰竞争。北美协会截获的青年共产国际报告指出，青年会深受美国影响，是未来数年间的主要对手。 49 不少青年会干事注意到，无论是来华的苏联革命“传教士”，还是赴俄深造的中国知识青年，都在使中国青年由亲美而慕苏。 50 甚至有人认为，一旦苏联计划得逞，将意味着基督教文明的衰落。 51 北美协会的机关刊物《青年会人》（Association Men）倡言，青年会应宣扬基督而非列宁、托洛茨基主义，要保证广大中国青年赴美求学，否则中国将落入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之手。 52 西干事师渡尔（W. R. Stewart）也在信中流露出对苏联在华影响的严重不满 53 ，巴乐满（F. S. Brockman）更认为，北美协会决不能袖手旁观，否则25年来的心血将付诸东流。 54
然而，随着中国反帝运动的高涨，青年会对外却继续标榜独立于政治的超然姿态。青年会一贯秉持“不党无派”的原则，将其视为在华事业的生存之道。在时人看来，这一“万世不易的政略”，向来是青年会的“护身符”。 55 学生干事徐宝谦认为，青年会在五四时期成为“知识界的导师”，实因其对左、右各种著作思想来者不拒。 56 五卅前后，面对日益高涨的反帝运动，青年会虽不得不顺应时势，一时发表谴责声明，拒刊英国广告。 57 但是，青年会仍不赞成激进的反帝运动，而是以国际公道相号召，反复呼吁“一切须在轨道上进行”。 58 至于不登英国广告之举，也很快被总干事余日章纠正，以维护中立立场。 59
随着反帝舆论日益高涨，青年会的超然立场一度引起会中人士的质疑。在全国学生干事会议上，顾子仁表示，对于反帝运动应怀着良心去理解，但是青年会的性质让人不知所从。 60 不过，正如余日章所言，“青年会对于各团体概不合作，则将失去在社会之地位。然若走错棋子，满局全输。” 61 面对不确定的未来，青年会只能恪守不参与政治的超然立场。在1925年总干事会议上，余日章要求干事们“爱己国，亦当爱人国”，“先基督而后国家”。 62 1926年第十届全国大会更将不涉政治、不分宗派的原则定为方针。 63
然而，民族主义的狂飙突进，最终压倒了国际主义，青年会的生存空间岌岌可危。青年共产国际在1923年就意识到，反帝运动将让青年会“名誉扫地”。因为青年会不赞同打倒列强和帝国主义，只会保持中立。“在这样的问题上‘超越政治’，就意味着具有某种政治，具有充当外国帝国主义走狗的政治，反对中国人民的政治”。 64 循此逻辑，青年会不支持反帝运动，就是不爱国，其政治合法性就有失去的危险。1924年，达林在给青年团的建议中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实行侵略政策，正是得力于青年会的从旁协助，所谓非政治的主张更是虚伪的说辞。 65
青年会信奉的是上帝，而民族主义者热爱的是国家。在国家与上帝之间，青年会的国际主义失去了存在的空间。青年团抓住这一点，对青年会展开激烈攻击。恽代英指出，“青年会表面看来是一件有益的事”，其实只是供官商绅士、纨绔子弟享受西方文明，其所倡导的社会改良，反而纵容了中外势力剥削弱者，旨在“反对革命以致延长内争”。 66 同时，各地团组织渗入青年会所办事业内部，揭露青年会的虚伪。例如，团上海地委质疑青年会“只拒毒、不排外”，不敢反对“输入鸦片的军阀与帝国主义者”。 67 为缓解舆论压力，青年会不得不作出妥协，余日章等人表示赞成革命，拥护三民主义。但是，青年团不为所动，反而批评青年会是“假革命”，只不过是“不堪革命高潮的压迫而不能不退让”的表现。 68
这一切中要害的攻击，让青年会深陷污名之中难以自拔。余日章感慨，“青年会某事不能做，某事又不能做”，造成“绝顶困难之局面”，青年会在学生中的威信逐渐失去。顾子仁说，“吾会学生运动之弱点，为一无主张，二无运动的觉悟”。 69 相形之下，各地青年会注意到，青年团在主导学生意见方面非常有力。 70 在很多学生看来，青年会干事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71 1926年第十届全国大会简直成了青年会的诉苦会，会中人士抱怨“青年会既冠以基督教之名，当然在被攻讦之列；非但不可幸免，而且首当其冲”。 72 1925年，团广州地委也发现，当地以国民党青年部之名开展平民教育时，被群众误以为是基督教青年会，当即“表示‘反基’之意”。 73 随着青年会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从先青年会很受社会欢迎，现在都有些怀疑了；从先青年会是领导社会进步者，现在反到〔倒〕不进步了”之类声音不绝于耳。不少干事疲于应付，却又束手无策。 74
同时，青年会的中立态度，也使其失去了英美势力的信任支持。一些西方在华人士对中国青年的激进立场深感不满，认为青年会失于引导，难辞其咎。 75 英美在华报刊主张，青年会应与列强采取同一立场；即使青年会立足国际公道批评时局，西方记者仍认其为排外。 76 更有甚者，由于青年团仿行青年会事工，不明所以的西人认定青年会已赤化 77 ，对此，青年会有口难辩。正如余日章所言，“有欲利用青年会，资以为工具者；吾人苟不受其利用，则诋諆攻击随之矣”。 78 这一负面印象，甚至让各国青年会深受其累，以至于远在欧洲的干事致信北美协会，要求澄清与中国青年会的关系，声明其立场与国外同工无关。 79
三 、用宗教凝聚人心：青年团“运动学生”与青年会的应对策略
基督教青年会的学生工作经营最久，势力最深。在不少干事心目中，“一部青年会五十年史，彻头彻尾，是学生所造成的”。 80 资深西干事来会理（D.W.Lyon）曾解释其用意，“中国青年会中，尤以学生阶级居多数，而学生在中国，又是最有势力的”。 81 不仅如此，青年会也是基督教团体学生事业的核心。世界学盟充当着学生与教会之间的“媒介”，使各团体“在学生事业上，联合一致”。 82 从1907年开始，基督教团体在华学生事业由青年会统辖，已形成传统。 83 非基督教运动前，青年会学生组织有两种：其一是核心组织学校青年会，其二是查经班、社会服务团等外围组织。据统计，1922年前后，全国181所教会学校建有学校青年会，187所官、私立学校办有青年会学生事业。 84 彼时，学校青年会被誉为“全国之学生事业之中枢” 85 ，不少学校甚至出现“青年会化”的趋势，举凡重要的学生运动和学生组织，在人事、组织和活动方面都深受青年会影响。 86 同时，面对此起彼伏的学潮，青年会也不甘落后，试图以学校青年会为核心，建立起学校、城市、区域乃至全国的组织体系，以推动学生事业的扩张。 87
但是，青年会的学生工作遭遇到了新的竞争对手——中国青年团的挑战。1924年起，在青年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国青年团一改早期运动偏重理论宣传的作风，开始加强基层的组织动员。《中国青年》认为，过去运动不注意发动青年，批评非基督教同盟散漫无力。 88 为此，青年团要求各地加强组织，“由乡村而县，由县而省，由省而全国，全国联合起来，成为强有力的组织”。 89 不久后，青年团“三大”又要求在各地发展非基督教同盟的基础上，组织全国机关，统一指挥运动 90 ，学生由此成为非基督教同盟的主力军。例如，团上海地委在多数学校建有非基督教同盟，并设立总机关加以指导。 91 广州非基督教同盟在各校设置书记一人，负责通信和召集。 92 参加湖南非基督教运动的6000多人中，约有十分之九为学生，更不乏全校加入者。 93 青年团与青年会还进行组织间的正面交锋，在设有青年会和学校青年会的地方，重点发展非基督教同盟组织，以打击和瓦解青年会的学生组织体系。 94
不仅如此，青年团还通过收回教育权运动，进一步冲击了青年会势力深厚的教会学校。青年团意识到，仅靠一部分青年在教会学校以外做非基督教宣传与组织工作，“是不能使教会学校发生动摇的”，有必要“煽动敌人营垒内的‘兵变’”。 95 因此，全国学联“七大”要求各地学联会、学生会，鼓励教会学校学生成立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号召学生勿入教会学校，援助学生退转学。 96 经过此番动员，非基督教运动组织动员的深度和广度大为提高，仅五卅前后，教会学校退学运动就有百余起，其中不少为全校退学，使“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机关几为之破产”。 97
在此前后，青年会苦心经营的学生组织体系迅速崩解，查经班、社会服务团等外围组织轻则减员，重则关闭。 98 许多学生视华干事为“帝国主义走狗”，批评西干事是“帝国主义先锋”，不少基督徒学生甚至羞于承认自己的信仰。 99 相对而言，学校青年会受损更大，正如顾子仁所言，“有的校会已经死了，有的是一息垂危的了，有的机械太多不能够有他们真正的作用”。 100 1920年代末，其数量已从鼎盛时的207处减至118处。为此，青年会决心改弦更张。余日章断言，对于学生运动，“再不急与周旋，三五年后，吾会一落千丈”。 101 为摆脱被动局面，余日章提出学生事业非常计划，旨在改革组织模式，重订事业计划，添聘学生干事，并请求北美协会先筹1万美元以备急需。 102 同年的总干事会议进一步提出，应注重“学校中青年及童子”，“且即因此改组原有程序，甚或暂停其他数种工作亦所不惜”，俨然将学生事业提升到与青年会事业休戚与共的高度。 103
中国青年会的计划，得到北美协会的积极响应。总干事穆德第一时间着手解决经费问题，并将电报转达给时任美国总统柯立芝（J.C.Coolidge）。 104 在不少西干事看来，学生事业非常计划为青年会采取的“最具政治家风范”的措施之一。 105 北美协会慷慨解囊，计划拟分三年实施，共增加经费2万美元。虽然北美协会深陷赤字之中，穆德更称之为40年来未有的财政危机 106 ，以至于有人提议缩减海外事业，但对于学生事业非常计划所需经费，却几乎尽数兑现。 107 可见北美协会对中国的学生事业不遗余力，其重视程度甚至不逊于中国青年会。
不过，这一计划却旨在重建青年会学生组织体系，以取代由美国移植而来的学校青年会模式。源于英国的青年会最初只是小型宗教团体，及至传入美国，才发展为德、智、体、群四育并举的大规模社会团体。非基督教运动爆发之前，中国青年会以学校青年会为核心的学生组织体系，就是沿袭美国模式的产物。 108 学校青年会兼具举办宗教活动、传播知识、服务社会等功能，在学校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109 ，非常计划的核心举措却是发展宗教性的小团体。按计划，青年会拟以小团体为单位联络学生，依靠共同信仰维系团体，提倡“多做些宗教修养的工夫，少做些社会服务”。 110 无论旨趣或规模，小团体都和学校青年会大异其趣，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英国模式的回归 111 ，其实质是要完成青年会学生组织从社会性向宗教性的转变，依靠宗教信仰凝聚起学生的组织认同。在会中人士看来，学校青年会太散漫，缺乏团体精神 112 ，而小团体能使志同道合的学生互相团结，“以基督之精神相淬励”。 113 穆德亦承认美国模式的局限性，他还援引耶稣十二使徒之故事，倡言小团体模式有利于促进精神生活。 114
当然，仅依靠宗教信仰吸引学生，其效果难以与学校青年会相提并论。该计划实行之初，就有干事发现“学生多数厌闻宗教而生反动”。 115 反帝运动让学生的兴趣转移到政治问题，无关现实的宗教显得可有可无，很多学生志在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军阀制度，而对基督教经典不感兴趣。 116 即使对于基督徒学生而言，也已无应否激进的问题，而是要采取何种“急进主义”的问题。 117 故直到该计划启动5年之后的1930年，由“小团体”演化而来的团契组织也仅有21个，团员不过300—400人，反倒是一息尚存的学校青年会，还能维持万人左右的会员规模。 118 政治运动的反复涤荡，让原本擅长学生工作的青年会也徒叹奈何，束手无策。很多干事感慨，学生界“思想浮动，行为越轨，间有为恶势力所利用”。 119 在余日章看来，“学生不但被人利用，甚且彼此互相利用，现在中国学生界之最大困难，在于学生自信太过，凡事自觉无不能成”。 120 小团体的失败尝试表明，青年会没有找到行之有效的组织模式，更无法挽回学生事业的衰败局面。
四 、成为“中国”的青年会：狂飙突进的国家主义与青年会的去美国化
19世纪末海外事业兴起时，青年会就确立了“自传、自治、自养”的原则。 121
北美协会虽派遣西干事协助会务，但仍以尽快实现自养为目标，各国青年会也具有一定的独立地位。 122 一战前后是中国青年会本土化的关键阶段，1915年起全国协会总干事由中国人担任，王正廷和余日章先后成为第一位和任职时间最长的华总干事，1916年起，全国协会又成立干事养成部，培养华干事人才，以推进自治。 123 因此，在会中人士看来，青年会的“自理”程度，略胜教会一筹。 124
非基督教运动期间，中国青年会着意淡化美国背景，凸显华人自治 125 ，这与青年共产国际和中国青年团有着密切关系。青年会的亲美倾向令青年共产国际如鲠在喉，在其指导下，青年团攻击青年会中治外法权的存在，制造舆论压力。青年会被指责为“投青年之所好”，“施以基督教与迷信外人的教育”，因而被定性为英美帝国主义用以麻木中国青年的“最有效力的文化宣传机关”。 126 一些团员还抓住西干事问题，让青年会难以自圆其说。 127 另一方面，青年团组织骨干入会活动，制造政治分歧。按照青年共产国际的指示，青年团计划组织“国民党左派分会”等团体，促使青年会内部分裂。 128 彼时，各地团组织都对青年会有着不同程度的渗透。例如，团上海地委组织11人形成“青年会左派” 129 ，团长沙地委打入青年会职工部，成立内部党团 130 ，哈尔滨青年会的主要骨干也多为党、团员。 131
面对青年团的内外夹击，青年会只能加速实现中国化。1923年第九届全国大会上，青年会一改以往使用双语的惯例，把国语作为唯一的会议语言。 132 当华干事从边缘走向中心，其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认为青年会的中美合作模式已过时，纷纷流露出掌权之意 133 ；西干事也抱怨，随着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愈演愈烈，青年会内外处境一样艰难。 134 凡此种种，都是青年团潜移默化的结果。在非基督教运动的巨大压力下，北美协会在驻华代表撤废、西干事职权调整、不动产转交等问题上作出重要让步，极大推动了青年会的中国化。
北美协会驻华代表（Senior Secretary）的存废问题集中反映出青年会中国化的曲折过程。驻华代表既是北美协会在华代理人，又兼任全国协会副总干事，举凡干事调动、收入、居所、休假乃至家庭、子女等问题均由其负责，还要处理北美协会在华经费、财产问题，协调中美青年会关系，评估青年会在华事业。 135 早期西干事身兼总干事及驻华代表，这一问题未引起注意。随着华干事出长会务，即开始面临职权冲突问题。余日章曾提醒过穆德，驻华代表正如外国驻华公使，如果中国青年会无权管理全体干事，与自治原则殊为不符。 136 非基督教运动之初，中西干事对驻华代表的看法即已相矛盾。1923年召开第九届全国大会时，华干事普遍希望撤废驻华代表，至少大幅削减其职权。 137 余日章更提出，将其职权限于薪金支付等具体事项内，不再参与人事、财产等决策。 138 另一方面，由于全国协会经常绕过驻华代表直接联系北美协会，架空其职权 139 ，西干事又深感维持或加强驻华代表职权的必要性。 140
1924年秋，北美协会召集各国青年会总干事及驻外代表在柏莱释湖集会，解决争议问题。 141 经过商定，北美协会同意由全国协会管理西干事，驻华代表改称特任干事（Special Secretary）。 142 然而，《柏莱释湖议案》（Lake Placid Findings）仍规定，特任干事代为履行北美协会对西干事的义务，负责经费发放、不动产购置事宜。这一安排无法令中国青年会满意，其时余日章与驻华代表贺嘉立（C.W.Harvey）已生龃龉，贺嘉立甚至拒绝出席余日章安排的会议。 143 五卅后，青年会在青年团的舆论攻势下节节败退。1925年6月青年会干事会上，余日章趁势抛出中美青年会的关系问题。北美协会代表巴乐满回应说，北美协会没有“任何管辖权之欲望”。 144 同月，余日章与巴乐满拟定《柏莱释湖议案修正草约》，规定特任干事的职权限于西干事居所、紧急协调等个别事务。至此，特任干事沦为处理日常事务的一般人员，原驻华代表职权事实上已大幅收缩。 145
同时，西干事职权的调整，进一步压缩了北美协会的在华权力空间。1920年代初，来华西干事仍有90人 146 ，在各地占据要津。随着华干事的成长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双方冲突时有发生。 147 对于青年会而言，西干事的去留实为两难抉择。一方面，华干事认定自治时机已成熟；另一方面，出于现实顾虑，西干事仍有存在的必要。顾子仁认为，北美协会出钱又出人，自有必要假手于西干事，只能退而求其次，要求西干事退居幕后。 148 在此前后，西干事的数量和职权大幅缩减。1925年，华总干事数量首度超过西总干事。 149 1930年前后，来华西干事缩减至40人 150 ，在全国39个城市青年会总干事中仅占6席。 151
随着不动产的转交，北美协会对在华事业的话语权已所剩无几。1925年，全国协会以非基督教运动为由，请求转交北美协会名下不动产，并获北美协会原则同意。 152 然而，由于中国政局不安，北美协会心存疑虑，原有决定迟迟没有执行。1927年，反教暴力事件对青年会会所时有冲击，如南昌、南京、杭州等地会所为军队接管，汉口、武昌、广州、宁波等地也受到类似威胁。 153 就连西干事也承认，“美国人的存在不仅不是对财产的保护，反而会是一种伤害”。 154 在余日章的催请下，同年4月，北美协会终于同意将不动产先行转交至全国协会。 155
正是由于非基督教运动的巨大压力和会中骨干的顺势而为，青年会得以加速“去美国化”。在不少西干事眼中，穆德、巴乐满等人的来华协调，几乎废除了青年会内部的治外法权 156 ，华干事也在北美协会内部普遍留下了“国家主义”太重、宗教意识不强的不良印象。 157 不过，国民革命浪潮消退后，以青年会为纽带的中美文化交流又显示出顽强的韧性。1928年，非基督教运动刚落下帷幕，第五届全国干事大会就列出对西干事人数、会所建筑、经济援助等方面的需求，恳请北美协会协助。 158 1932年特别调查结果显示，青年会及其事工的“美国化”仍然普遍存在。 159 这时的青年会终于在国家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找到了立足的平衡点。
五、 结语
1920年代，随着苏联、共产国际与以美国为首的华盛顿体系列强在远东地区冲突格局的形成，青年共产国际开始挑战基督教青年会一家独大的局面，导致了非基督教运动的爆发。从表面上看，非基督教运动是一场批判基督教和基督教团体的思想文化运动，但是参与方青年共产国际和基督教青年会，都无法摆脱其身后的美苏国家影子。因此，非基督教运动在本质上既是两个国际组织之间的竞争，也是美国资本主义与苏联列宁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
国际主义历来是基督教青年会的远大理想，在其海外事业的鼎盛期，青年会被看作如同大国一般的“全球性力量”（global power）。 160 在时人眼中，青年会在中国大地上撒播了来自美国的种子后，更需要中国的阳光、雨水和工人。 161 然而，当同样抱有国际理想的青年共产国际，将民族革命之火播撒在青年会深耕过的土地后，汹涌澎湃的反帝浪潮席卷一切，迫使青年会遵照“先国家而后上帝”的原则，尽快实现从美国化到中国化的艰难蜕变。
1920年代末，基督教青年会内部流行的一句话颇能反映时人的观感，语云：“从前是领袖，现在是落伍者；从前是人望，现在是过时货。” 162 在那个革命年代，当国际主义与国家主义纠葛在一起，终究还是国家主义占了上风。
ABOUT
作者简介：马建标，河南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友兰学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作者简介：陆祯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
转自：“社会科学研究杂志”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