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外洋：晚清外交官曾纪泽的欧洲舆论运用
作者 | 胡箫白 张金牛
内容提要
曾纪泽是晚清外交的代表性人物。考察曾纪泽外交生涯中与欧洲舆论的对接、对话甚至碰撞，能够丰富我们对晚清外交事业的认识。通过在欧洲报刊上发声以实现外交目标，是曾纪泽与众不同的外交策略。在中俄《伊犁条约》谈判、中法越南交涉等外交活动中，曾纪泽频繁参与欧洲新闻舆论的塑造，积极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和国际形象，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曾纪泽“对话外洋”的尝试展示了晚清外交事业的艰难探索历程，而提炼曾纪泽对欧洲舆论的运用所呈现的国际对话规律，亦是考察晚清外交事业发展逻辑的关键途径。
关键词
曾纪泽 欧洲报刊 舆论运用
晚清外交 中西交流
正文
一、引言
作为近代以来影响广泛的知识媒介，新式报刊不仅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形塑者，更在中西方的政治、文化互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既有研究多聚焦民国时期媒介机构对外发声的原因、方式和效果。相较而言，在甲午战争以前的晚清时代，国人如何对外发声并产生了何种国内、国际影响，受到的关注则相对较少。背后原因实有两端。在使用史料层面，既有研究较为依赖《筹办夷务始末》和《清季外交史料》等文献。此类情咨合辑虽价值颇高，但主要集中在上谕、廷寄、奏折以及清廷和各国之间的往来照会等“内参”文件，难以提供与外方反响相关的“外宣”信息。在研究逻辑层面，学者多将中国自办对外报刊以及对外新闻机构的出现视为向外发声的前提。然而论者着墨不多的是，在康梁流亡日本办报以前，中国人借助西方报刊进行对外传播亦不乏成功案例——以曾纪泽为代表的晚清外交家群体“对话外洋”的舆论运用，便是个中典型。
在甲午战前，晚清外交官出使欧洲的经历多成为中国了解西方、西方认知中国的“桥梁”。对此，既有研究大都围绕晚清外交官群体的外交活动、外交思想、外交政策展开，并着重论述外交官带有“近代化色彩”的使西体验在国内难觅知音的情状。但事实上，常驻国外的外交官群体对西方报刊舆论存有比国人更为深入的认识，而他们与驻地外刊的互动，更从客观上向世界发出了“中国声音”。以此，我们不仅要从制度层面思考外交机构促动的中西交流，亦应当从文化角度出发，关注外交官与报刊媒体之间的互动所体现的中西观念的交流与调适。
晚清外交官群体在驻外期间多通过报刊舆论获知西方的多元资讯。但受限于文化背景和语言能力，以郭嵩焘、薛福成为代表的多数外交官主要承担着增进晚清知识界对西方认识的角色。相对而言，曾纪泽与西方新闻界的互动方式带有明显的“对外”特征——在将西方知识引介进入国内的同时，曾纪泽尤其身体力行地参与了西方舆论场的形塑，通过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评论向世界介绍中国，从而塑造中国形象、传递中国声音。既有研究多对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和西学观念有所瞩目，却很少关注他独特的舆论运用方式与逻辑。而笔者认为，通过有意识地与西方媒体展开互动而实现外交目的，是曾纪泽与众不同的外交策略。在今天看来，重视舆论应当是外交官不证自明的基本素养，但在19世纪后期，清政府驻外使节制度尚未成熟，驻外公使职能亦不明晰。因此，曾纪泽重视舆论，并将之作为外交策略的做法，不仅彰显了他的个人风格和主观能动性，更体现出其人有关中西文明的认识和思考，具有标志性意义。本文希冀从曾纪泽的欧洲舆论运用出发，反思舆论的公共性对于“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的意义。在曾纪泽的“外宣”生涯中，他一方面巧妙地调用了公共舆论的批判功能以维护中国利益，另一方面则积极利用了舆论场域的开放属性，使用西方词汇、概念与对话逻辑表述“中国声音”。曾纪泽对西方舆论场的参与，为当代中国“外宣”事业的开展提供了历史智慧。
二、初试牛刀：曾纪泽出使
早期的舆论体验
曾纪泽（1839-1890年），字劼刚，号梦瞻，为曾国藩次子。其人光绪三年（1877年）袭侯爵，因此也人称“曾侯”。光绪四年，曾纪泽出任驻英、法公使，光绪六年兼任驻俄公使，光绪十二年始回国。在担任驻外使节期间，曾纪泽多番参与外交谈判，与俄国签订《中俄改订条约》，帮助中国收回伊犁，并在中法越南战争爆发后严辞抗议法方之挑衅。因为曾纪泽卓越的外交成绩，后世学人多将其与郭嵩焘相提并论，合称“郭曾”。
光绪四年，清廷开始考虑接替郭嵩焘使英的人选，但其时被保举的使才或声望不够，或地位不高，因此，清廷从使才保单以外选择了刚刚袭爵的曾纪泽。而曾纪泽本人的西学背景和西文水平亦是加分项。得益于乃父曾国藩的地位，曾纪泽在出使之前已经结识了不少西方朋友，英国著名记者鲍尔吉（Demetrius Charles Boulger）曾说过，在两人的多番交流中，“他时常告诉马格里不需要翻译，因为他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这样的文化基础和个人特质，为曾纪泽接触西式报刊奠定了基础。而在同治后期，曾的日记中便已出现了翻看西文报刊的记载。
曾纪泽对西方报刊的兴趣受到了郭嵩焘的颇多影响。郭嵩焘对西方报刊颇为重视，认为借助翻译西方报刊可以推知洋务情形，并且时常节录报纸片段以向清廷介绍世界局势。郭嵩焘不仅是曾纪泽的前任，还是首任驻外使节，更与曾纪泽的父亲曾国藩关系匪浅。而曾纪泽也的确始终将西方报刊视为重要的消息来源，用以窥知西方政局、社会及与中国相关的种种动态。
需要指出的是，对西方报刊有所了解，并不意味着曾纪泽对西方世界被报刊广泛影响的媒介环境有所感知。黄旦便认为，西方世界由新闻纸主导的知识生产和秩序格局，同仍以书籍为主导的中国媒介环境存在很大区别。而报刊的影响力以及舆论平台所具备的公共性，更是曾纪泽出使以后才有的亲身体验。曾纪泽认识西方报刊的第一步，是对报刊生产技术的逐步了解。在其出使仅半年的光绪五年（1879年），曾纪泽就先后参观了伦敦画报局和瓦特卢笺纸公局，在震撼于工业化的报刊印制的同时，也深化了对西方国家广受报刊舆论影响的政治环境的理解。在此之后，曾纪泽开始注意自身行为可能造成的舆论影响。出使的第二年，曾纪泽前往迎候时任驻德署使李凤苞。因为西方报刊对此前李凤苞跪迎崇厚曾有所议论，认为此举与欧洲体制不符，曾纪泽担心若再生跪迎风波，会产生负面舆情，因此，“特着衣冠迎于车栈，以示中国体制实任与署事分际相等也。”由此可见，曾纪泽已充分认识到了报刊媒介在西方政治场域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亲身体验了西方媒介环境之后，曾纪泽逐步开始对报刊舆论的参与。他的首番尝试，是辟除西报上有关其个人及中国的不实描述。光绪五年三月，曾纪泽听闻了西方嘲笑中国政府无视民生的言论，称中国在山西、河南饥荒时仍斥巨资购买船炮，遂嘱托马格里写信给新报报馆，严词指出这一传闻纯属失实。光绪五年正月间，曾纪泽与伦敦禁烟会成员结识，尔后更一度希望借由此一民间机构废除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在收到该组织成员特纳（Storrs Turner）的来信后，曾纪泽给对方写了一封内容详细、措辞谨慎的回信。但特纳却没有征得曾纪泽同意而直接将这封信在《泰晤士报》上公开发表。意料之外地，这成了曾纪泽在西方报刊上的首次公开发声。事后，曾纪泽请马格里给特纳写信表示抗议，对特纳对曾氏观点的误解表达了强烈的不满。马格里还同时写信给《伦敦和中国通讯》,建议该报不要转载有关特纳信件的内容。光绪六年春，《泰晤士报》刊发了一位俄国记者整理的电稿，并声称这篇稿件源于对曾纪泽的采访，文中有中国政府希望“不惜任何代价”避免与俄国的战争云云之内容。但事实上，这次采访实为杜撰。时值中国西北局势紧张，曾纪泽显然意识到这种言论可能造成恶劣影响，因此迅速责成马格里与包括《泰晤士报》在内的多家报纸接洽，发表澄清言论。由以上事例可见，曾纪泽在出使初期时，与西方报刊打交道的风格仍较为保守，以澄清、驳斥不实言论为主，甚至因为不熟悉舆论场的“玩法”而有所吃亏。但在接下来与俄国的改约谈判过程中，曾纪泽逐步熟稔了西方报刊与政局、外交的关系，并开始借助报刊平台进行具有战略性的舆论外交尝试。
光绪五年八月，崇厚与俄国签订《里瓦几亚条约》，使中国利益大受损害。消息传回国内，朝野大哗，崇厚亦被治罪革职。再次出使与俄国商议改约的任务遂落在曾纪泽身上。曾纪泽的此次出使历经磨难，以至于出使结束后，他甚至专上一折自陈任务完成之不易。在此过程中，曾纪泽感受到了严峻的中外舆论压力。一方面，国内清议中关于订约的意见千差万别，曾纪泽如履薄冰，无所适从，甚至作诗暗批清议误事；另一方面，俄方势力也频繁借各国的舆论阵地向曾纪泽施压。俄国外交官员格尔斯（Nikolay de Girs）认为，中国先行将与崇厚签订的密约交付廷议，四处传播，导致“各国新闻纸议论纷纷，皆谓中国要与俄国交兵”。此种情况下，如果俄国轻易答应改约，“人人将谓俄国惧怕中国，所以将昔年所攻取于回人之地白白的送与中国了，所以现在本国势难答应。”但曾纪泽则认为，俄国贼喊捉贼，各国报刊之纷繁议论其实是俄国暗地里推波助澜的结果。以此，曾纪泽在光绪六年八月致总署的电报中称，他打算：“学俄放谣言入新闻纸，言乘机或谓俄不将伊犁全数交还，则喀什噶尔亦难保。中国将封喀什噶尔为自主国，与英国立约保护。此俄所惮也。”
面对国内的清议抨击和俄方的舆论攻讦，曾纪泽皆能妥善处理，可见他已经掌握了舆论场的个中门道。在与俄国外交部就改约事进行商谈时，针对俄方一再指责清廷将双方商议内容提前泄露，以致局外无关人等非议密约的情况，曾纪泽以“折奏与西洋新报相似，中国无新报，故有议论须奏明皇帝，而准与不准其权操之于上，非臣下所能自专”的类比方式进行回应与安抚。将朝廷奏折比作西方新报当然不够确切，曾纪泽也不一定真的如此认为，此番比拟，实当为消除俄方顾虑的谈判策略。李文杰认为，晚清外交人员“普遍长于读书作文，而拙于西式外交的思维和手段”，而随机应变如曾纪泽者实属少数。曾纪泽本就是“空降型”的驻外使臣，其外交智慧的养成，多属个人际遇所致。
曾纪泽的对俄出使虽然短暂，却是他外交生涯中第一次较为重大的谈判活动。此次对外交涉也相当成功，如有英国外交官评论道：“中国迫使俄国做了一件她之前从未做过的事情，那就是将已经吞下去的土地又吐了出来。”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俄国的经历，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曾纪泽对西方报刊既重视又不全然信任的现实态度。曾纪泽对西方报刊曾有“西洋新报虽常有惊人之语，捉影捕风，未足据信”的评价，可见他对西方世界人人皆可言政的舆论环境并不认同。他之所以愿意选用西方报刊作为发声平台，主要仍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达成外交目标。而发表英文文章以进入西文世界的信息秩序，则是此类“外宣”行动能够获得成功的关键。
三、渐通门道：中法越南交涉中
曾纪泽的舆论运用
纵观曾纪泽的外交生涯，学者普遍认为有三项对外交涉最为重要：接替崇厚与俄国谈判签约、与法国交涉越南冲突、与英国协商鸦片税率。从实现外交目标的手段来看，曾纪泽利用报刊媒体的外交策略在上举对俄交涉中已显雏形，但总体上仍以官方渠道与俄方沟通，对英交涉亦然。而唯独在围绕越南问题与法国的交涉中，曾纪泽广泛利用报刊媒介的力量，以引导舆论的方式来实现外交目标。
曾纪泽之所以在对法交涉中选用报刊媒介作为外交工具，究其根本，是因为法国议会主导的民主体制形塑了较为开放的社会舆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报刊言论颇能反映政局变动。因此，曾纪泽频繁地将与法越事宜有关的报刊片段进行摘录、翻译，并发回总理衙门，更时常对各类采访、报道、转述内容进行订正和评论，频率之高，远甚于晚清其他使节。
在19世纪后期的法国，报刊报道不仅可以反映政局，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局。在曾纪泽看来，法国国内以堵布益（Jean Dupuis）、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为代表的部分商民出于私利而发起的鼓动，便是法国政策不断激进化，最终倾向通过军事手段解决越南争端的重要原因。以此，曾纪泽认为法国政坛过于容易被舆论左右，并对法国的民主制度多有保留：“盖法为民主之国，商民势大，政府权轻，政府之所行，一商一民足以把持而梗阻之，政府所不愿行，一商一民足以摇惑众心而胁制之，此近年法国政府之所以屡次换人也。”
关于法国报刊舆论与政坛之间的相互影响，曾纪泽不仅有整体价值判断，还对两者间的互动机制颇有研究。曾纪泽对于不同媒体的政治倾向有一定了解，常在给总理衙门的译文抄件中自加注释，而且注意到了报刊和政府之间由人员流动所构筑的紧密联系。光绪十年，法国勾尔瓦报馆主笔人嘎马致函马格里，愿意居中调停中法争端。曾纪泽认为：“查西洋报馆主笔人，有为尚书者，有为公使者，如法国前任外部尚书沙梅拉库，授职之前退位之后，均常在报馆主笔。美国现今驻英公使路威尔，由报馆主笔人擢授今职。是主笔人分位皆非卑贱，而民主之国，主笔人尤为有权。”因此对嘎马颇为重视。不难看出，曾纪泽对报、政关系的理解绝非浮泛，而是对西方政坛复杂的运作机制深入剖析的结果。
在理清报刊舆论在法国政局运作机制中的功能后，曾纪泽试图通过在报刊上发声以影响法国政局。在曾纪泽看来，报刊舆论是为法国在越进攻性政策进行先导造势，遂决定从社会舆论入手，与主战派对垒。以此，曾纪泽一面“密令新英报写议论，使法绅生疑不肯凑费”以拖延时间，同时密切关注以堵布益、日意格为代表的主战派的战争动员言论，并采取对应措施。在此过程中，曾纪泽的西学修养和社交才能起到了关键作用。曾纪泽出使初期即与报馆人员多有交游，此后更和报刊主笔、记者交流日深。这些关系都成了曾纪泽与法国主战者“打笔仗”的资源，所谓“目前事势方急，凡可以开导国人使之明情达体者，惟在法国诸报馆身任其事耳”。光绪八年十月，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日法尔因为听说曾纪泽“通达西俗，较诸中国浅见之人一味诋毁西国者，不可同日而语”而希望登门采访，果然双方沟通深入，相谈甚欢。
因为新闻媒介在西方世界的政治影响力，曾纪泽亦会格外强调，甚或夸大中国舆情对于政坛的影响，以达其外交目的。如在接受日法尔采访时，曾纪泽便援引中俄争端之例，对中国舆情的政治效能大加强调，从而为中法越南交涉造势加码：“在中国国家之意，原不欲遽开兵端，第中国有守旧一党，不以外交为然，恐变中国旧制，而此党之人又皆公正之士，故其所言者，国家不能置若罔闻，往年中俄几于失和，由于此党之人，欲与俄人从事，而国家不能拂逆舆情，致有备战之举。”诚然，晚清清议对政局确有一定影响，但曾纪泽的说辞则更多是利用了法国人的思维模式，通过强调舆论左右中国政坛的效力，增加外交筹码。
在外交话语中强调舆论力量的技巧，源于曾纪泽对西方政界与民情舆论之共生关系的深刻理解。当然，曾纪泽在“舆论场”上也并非要风得风，有时也会遭到对手反击。如曾纪泽曾在致总署的函件中抱怨，原本在他的外交斡旋之下，法国“外部议院乃尽知越为吾华属国……是以渐息谋越之念”。但日意格的一纸文章见报，“又令法绅摇惑，殊可恨也。”由此可见，在中法对越交涉的过程中，两派势力借助新闻媒体的平台你来我往，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斗争。
在曾纪泽渐趋熟稔西方舆论场之后，越南问题成为他积极涉入西方舆论场域的契机。而法国较为开放的、由新闻报刊所营造的政治空间，则成了曾纪泽实践其媒体认知的演武场。随着中法两国围绕越南的争端逐渐加剧，争夺舆论话语权也在曾纪泽的“外交工具箱”中占据了愈发重要的地位。
四、第二战场：曾纪泽在中法
战争期间的舆论运用
对媒体的利用是曾纪泽在中法越南交涉中重要的外交策略，而这种策略亦呈现出随着局势的紧张渐趋激进的态势。当中法双方在越南战场展开正面交锋时，法国外务部门一再延宕，甚至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拒绝与曾纪泽来往。李恩涵即指出，当时法国政府希望通过在外交上排斥开中国，减少法国直接干涉越南的阻力。在这种情况下，新闻报刊平台就成了曾纪泽向法国官方表达立场、传递声音，同时影响法国民间舆论的“第二战场”。
在战事尚未起时，曾纪泽便察觉到法国议会其实对过大的军事开支有所担心，而商人和政府却一直对此有所欺瞒。因此，他便利用前往俄罗斯祝贺沙皇加冕的机会，在接受报刊采访时有的放矢，一方面阐述了中国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另一方面则提出战端但启，法国将付出巨额军费。与此同时，他还特别重申中国国内“主战者之权尤重”的说法，以壮声势。而其时法国内部政见不同的情况也助力了曾纪泽的舆论运用。如法国派驻中国公使宝海（Albert Bourée）便不同意法国政府的对越战略，认为“法用事者现系宵小”，甚至匿名代曾纪泽草拟对法照会，并公开于新闻纸。身为法国人的宝海无疑清楚新闻舆论之于本国外交的影响，而他与曾纪泽的“合作”，亦的确给法国政府造成了相当的压力。
因为法国外部对曾纪泽所发照会一概不予回复，曾纪泽便另辟蹊径，将自己与法国外部的往来文书交给伦敦《泰晤士报》发表，此番应对确有成效。光绪九年五月，法国新外相茹来斐理（Jules Ferry）即就外交文牍“泄露”一事质询曾纪泽。虽然曾纪泽矢口否认，但茹来斐理仍提醒曾纪泽“新报喜造谣言，故为政谨慎而不与之议论公事”，并以恫吓的口吻强调法方一定会彻查泄漏文牍的由来。由此亦可见，曾纪泽的做法，即便在当时的法国外交界也非常规。或许正是因为曾纪泽别出心裁的外交风格，西方报刊纷纷闻风而至，以至于舆论界逐步对曾纪泽产生了一个普遍认识：“曾侯最喜与新报馆人谈论公事。”
曾纪泽发起舆论攻势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法国的决策中枢——议会。光绪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曾纪泽给总署寄送了一篇法国议院辩论东京事务节略，其中记载了法国议会围绕曾纪泽所公开外交文件的辩论过程。由此报告可知，曾纪泽在报纸上披露相关文件，使得法国议员们惊觉自己为政府所欺瞒，因之相当恼怒。先是，议员葛拉极在会议甫一开始便诘问政府，为何在众议纷纷的情况下不对曾纪泽的观点据实以告。此前，面对部分议员对法方与中国启衅的疑虑，法国外相沙梅拉库（Paul Armand Challemel Lacour）多以搪塞之辞应对。然而待到曾纪泽与法国外部来往文书见报，内阁的说辞即遭拆穿：“沙相谓中国无干预之权，然近阅新报所录往来文牍，即知三年以前，中国早向各外部尚书声明，不能漠视东京之事。”而在中国增兵越南之后，法国政府仍欺瞒议院，甚至减少了军费申请份额，以致战事不利。以此，葛拉极厉言指责政府违背了民主原则：“似此行事，或可出于某朝之君，盖国君之利害，往往与国人之利害相反，势必隐瞒含混从事。”在奉行民主体制的法国，此番诘问可谓相当严重的指控。议员柏林甚至倡议倒阁：“倘议院欲留欺人之政府、误事之政府，实属有负国人！”
对曾纪泽记述并上报总署的这段法国议院辩论，我们应该持有理性的认识。从节略中两位法国议员谈及倒阁时现场“多有不以余言为然者”的情况来看,曾纪泽公开文牍的举动带给法国议院的影响仍属有限。而曾纪泽的做法甚至变相促使法国内部达成对华政策共识：茹来费理等人本担忧民意，因之刻意隐瞒，但在被曾纪泽捅破窗户纸以后，反而不再畏首畏尾。但无论如何，曾纪泽的媒体外交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使得茹来费理内阁经历了一番信任危机，也成功地将法国政府拉回到同中国的谈判桌上。可见经历了中法战争期间的历练，曾纪泽应对舆论的手段愈发成熟。
曾纪泽在中法交涉中对报刊舆论的利用，是“时”与“势”两相叠加的后果。虽然彼时法国民主体制下宽松的舆论环境与频繁密切的“政治-报刊”互动，使得利用报刊左右政府外交政策成为可能，但如果不是中法战争爆发、官方渠道关闭，一向崇尚稳健的曾纪泽恐怕也不会抛却官方外交渠道，而给予“民间渠道”如此的重视。与此同时，因为是随机应变之举，所以此类操弄舆论的行为亦有其弊端：舆论的风向并不易掌控，因此存在失控的风险。
五、和盘托出：曾纪泽离法
与《中国先睡后醒论》
伴随着越南战事演进态势的逐步明晰，曾纪泽难以再在舆论场上有更多作为。光绪九年五月底，当清朝军队节节败退之时，曾纪泽便在写给左宗棠的信中无奈地感叹：“刻下无他技能，惟向英、法绅民及新报馆以口舌表我之情理，张我之声威，冀以摇惑法绅，倾其执政……而望借敌廷之内讧以乘机了事，又岂能有把握者！”
虽然清廷在正面战场上处于劣势，但曾纪泽仍在舆论场上进行着力所能及的努力。面对渐成共识的法国舆论，曾纪泽转向与法国有利益冲突的英、德等国的报刊舆论用力，希望通过影响这些国家的民意，促使该国政府居间调停。如在寄送德国新报的信函中，曾纪泽即提出，若法国从越南战事得利，会连带损害德国利益，“遂能恢复德国所略之城，买斯城、四特拉布城”，因此，他将越南战事比作普法战争中的赛当一役进行鼓动。曾纪泽凭其对欧洲地缘政治的熟稔，尽力将越南战事与所对话国家的现实利益进行关联，从而尝试动员舆论。
然而令曾纪泽大为意外的是，此番舆论造势获得的效果却适得其反：曾纪泽在德国报刊上的言辞，被法国报刊认为是对法国的严重侮辱。以此，曾纪泽受到法国朝野颇多攻讦，以至于法国使节在天津与李鸿章的谈判中，甚至将调走曾纪泽作为两国和谈的前提。从曾纪泽离任前与法国外相交谈中“若能使两国均获裨益……本爵大臣情愿受谤，以成两国之和好也”的自白来看，曾纪泽在彼时承担着巨大的压力。曾纪泽虽曾成功引导西方舆论，但报刊新闻的“公共性”背后即是舆论的不确定性，一旦势头反转，舆论的反噬力量亦十分可怖。
中法战争后期，战场形势和清廷对法政策都在朝着背离曾纪泽意愿的方向发展。最终，曾纪泽被调离法国，不在其位，遂难再谋其政。而考虑到事不可为，舆论纷扰，加上崇厚的前车之鉴，曾纪泽决定明哲保身，以免重蹈覆辙，所谓“空谈之无补，三缄吾口，力戒多言。预论因应，人皆视为妄诞；事到临头，又知追咎之无益，不如其默也”。
曾纪泽在明面上淡出了越南事务，但内心中到底对法越局势难以放下。在此境况下，他尝试借助与西方报人的联系来间接介入外交事务。如在收到嘎马致信表达调停之意以后，曾纪泽反应积极,但亦在互动过程中颇为谨慎——他并未亲身参与，而是请翻译官马格里与嘎马来往通信，所谓：“曾侯认为自己有理由为了个人安全而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不希望自己重蹈直隶总督的覆辙。”虽然这场斡旋无果而终，但曾纪泽所做出的外交努力，亦不应被忽视。
如果说曾纪泽在法期间的“媒体外交”是利用西方报刊为国家利益发声的话，那么他在离职前夕发表的《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则从更深层次维护了中国形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尤其可以看到曾纪泽对中西“文化公约性（cultural commensurability）”的强调及其进行调适的尝试。曾纪泽力图使用西方话语解构当时西方关于中国的“东方主义想象”，是这篇百余年前的“外宣文案”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
光绪十二年（1886年）时，曾纪泽长达八年的出使生涯接近尾声。在行将返国之际，曾纪泽在伦敦《亚洲季刊》(The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上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先睡后醒论》(“China，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此文在介绍中国国情的同时，阐明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对其时西方世界所关注的多项议题进行回应，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态势做出展望。文章驳斥了流行于一时的“中国行将就木”的观点，认为中国的“觉醒”将会是和平的，而非带有侵略性的崛起（Rise），在西方舆论圈引起很大反响。
《中国先睡后醒论》最特别的一点，在于澄清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刻板想象。曾纪泽在文中使用源于西方语境的概念来为中国辩护，尤其重新诠释了西方话语体系里“沉睡的中国”的内涵，旨在矫正西方所构建的异端中国形象。曾纪泽在文中说道：
中国睡着了，但她不会死，也许她走错了路，或者说，她没有看到，那条许多个世纪以来她所珍视的、熟悉的路没有通向世界所向着的目标……或许她认为她做得够多了，因此怀着“自己很伟大”这样的想法进入了沉睡。这种心思不一定是致命的，但至少是危险的。但她这样做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一切都使她倾向于这种心态。使节们从遥远的土地带来奉承，藩属的民族们仰望着她，广阔的边界使她能够享有远离外界喧嚣的最完美的自由，所有这些都使她忽视外面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在道光统治末期，这个沉睡者意识到，她的处境几乎不能证明她安睡所依仗的安全感是合理的……当整个世界都在运转的时候，她却睡着了，她一直睡在暴风雨中央的漩涡中……当下执政的杰出中国政治家，自1860年以来，已经为他的国家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从而开始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以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它不是一个垂死的国家，她如此平静地接受这种挫折，并从中获得勇气。
近代西方关于中国“沉睡”的说法包含了“文明停滞”和“异教徒的蒙昧”双重意涵，因而带有强烈的负面倾向。吴义雄即言，西方世界对中国所经常使用的“沉睡”一词中，暗含着一种进步史观下中国文明陷入停滞的预设，而所谓的“觉醒”，则是以西方为楷模的变革，或者说西化。曾纪泽对这一概念的解释显然与此不同，曾纪泽认为中国的“沉睡”仅仅是中华文明千余年来不断发展以后的短暂松懈。这种“沉睡”不过是心态上的沉迷，而非本质上的落后。以此，曾纪泽进入西方的话语体系，使用西方语汇来反驳西方对中国的负面评价，甚或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意味。在此意义上，该文已经不仅是对中国立场和外交政策的说明，更是曾纪泽利用西方话语对中国文明之特质的概括与诠释，较之以往就单个议题发表看法而言，更为系统全面，也更加高屋建瓴。由此，也无怪乎鲍尔吉盛赞此文，将之称为曾纪泽对“未来中国的判断”。
曾纪泽对西方新式报刊的认识始终与其外交策略相辅相成，而《中国先睡后醒论》则处在曾纪泽既往“媒体外交”策略的延长线上。这从曾纪泽十分关注这篇文章的海外反响就可看出。如他在给马格里的信中提道：“我收到了《亚洲季刊》以及《泰晤士报》的剪报，我高兴地阅读了这些文章，并为文章颇受欢迎感到欣喜”，“重要的英文期刊都有领导者致力于讨论这个问题，而且它还将被翻译成法文和德文。我注意到你说它在伦敦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文章在西方世界的待遇显然令曾纪泽十分满意，以至于一向低调的他，竟直接指令京师同文馆的学生将之译为中文以供传阅。
《中国先睡后醒论》亦是曾纪泽对西方世界的观察和判断的浓缩，并能够凸显曾纪泽与其他外交官，尤其是其前任郭嵩焘在思想史层面的差异。如果说郭嵩焘认为作为文明和制度之理想形态的中国上古“三代”已经为西方文明所超越，西方文明展现出的优越性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的话，那么曾纪泽的判断就没有那么“一边倒”了。曾纪泽虽然认为西方制度有其可取之处，但完全放弃中学而专攻西学，亦过犹不及，“抑或专攻西学，不通华文，鉴其貌则华产也，察其学术性情，无以异于西域之人，则其无益于国事，亦相侔耳。”正是这种有所保留的态度，造就了曾纪泽在《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中对中国改革思路的设想。
值得说明的是，在对西方文明抱有谨慎态度的观察与理解层面，曾纪泽并非个案。光绪四年九月，曾纪泽在日记中转录了被李鸿章派至法国进修的马建忠的来信全文，并称赞马建忠“洵英才也”。曾纪泽在日记中向来惜墨，却将这封两千余字的长信全文录下，可见他对信中的观点相当赞同。如马建忠提道：
英之有君主，又有上下议院，似乎政皆从出，不知君主徒事签押，上下议院徒托空谈，而政柄操之首相与二三枢密大臣，遇有难事，则以议院为借口。美之监国，由民自举，似乎公而无私矣，乃每逢选举之时，贿赂公行。更一监国则更一番人物，凡所官者皆其党羽，欲望其治，得乎？法为民主之国，似乎入官者不由世族矣。不知互为朋比，除智能杰出之士如点耶诸君，苟非族类，而欲得一优差，补一美缺，戛戛乎其难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马建忠对于西方政治体制弊病的观察，与曾纪泽如出一辙。曾纪泽对学习西方技术、武备的兴趣，要大于他学习西方制度的兴趣——这并非因为曾纪泽顽固守旧，而是因为他在长期的观察中，了解了西方制度的局限，以及中国盲目引入西方模式可能导致的弊端。与此同时，曾纪泽对中国政教体制仍然保有信心。这样的思考来自曾纪泽使欧八年的外交实践与思考，并最终在《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中“和盘托出”。
六、结语
19世纪中后期是西方势力全球扩张的高峰时期，而中国则是跨文明碰撞的重要现场。在此语境中，中国人并不仅仅是默不作声的接受方，但有识之士利用西方媒介开展对外传播的主观能动性并未得到足够的强调。晚清时期以中国为主体、面向西方的对外媒体传播究竟如何进行，发挥了何种外宣作用，实是既有研究的未尽之处。本文力图呈现此一中西互动的过程中，以曾纪泽为代表的晚清外交官通过利用欧洲报刊媒介对西方话语霸权进行的回应与回击。
曾纪泽借力媒体的外交风格贯穿了他出使生涯的始终。从中俄改约的经办到中法冲突的处理，曾氏的舆论运用皆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在“实战演练”的过程中，曾纪泽的舆论技巧渐次提升，从误打误撞的尝试到圆熟老练的灵活应对，是为晚清外交史上的一抹亮色。与此同时，曾纪泽秉持着对欧洲新闻报刊“用之而不尽信之”的态度。对他而言，欧洲的报刊媒体是具有不可预知性的、难以驾驭的公共空间。以此，曾纪泽一方面从实用主义出发，将报刊舆论用为自己的外交工具，另一方面也颇为谨慎，对报刊舆论持较为中性的价值判断。曾纪泽“对话外洋”的尝试，应当引发我们对中西媒体和舆论观念之异同及其缘由的思考。
曾纪泽的欧洲舆论运用应该在何种层次上被进行类型学维度的抽象？笔者以为，曾氏与西方舆论的对接、对话甚至对撞，凸显了晚清外交事业曲折摸索的过程，是晚清有识之士为国家利益奔走的缩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提炼出与“外宣”工作息息相关的两种要素。其一是外交人员的个人能力与素质。曾纪泽优秀的西文语言能力、换位思考式的对西方思维逻辑的取用技巧、突破框架的勇于尝试的探索精神，都在其“对话外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二是成熟的制度体系保障。略显讽刺的是，曾纪泽的成功“外宣”某种程度上得益于使馆和朝廷的天各一方——公使馆和总理衙门相互平行，公使馆与中央政府之间交流不畅其实为公使提供了独立自主行事的制度空间。如若清廷能够适当地调整制度框架，为外交人员提供更多的行政支持并赋权发声，那么晚清时期的外交当可发挥更大的效用。曾纪泽成功的舆论运用已经显示，西方的信息秩序并非铁板一块，寻得合适的角度、采用适当的方法，中国有识之士完全可以在舆论场上与西方声音展开抗衡。从这个意义上说，百余年前仁人志士们的经验与教训，当可为今日中西交流提供历史的借鉴。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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