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文军 | 从批判到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学理探赜
付文军◆文
从学理层面筹划人类文明及其发展趋向是马克思的重要任务。直面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展开了对人类文明形态的“形上之思”并提出了以“永恒论”“抽象论”“空想论”和“倒退论”为典型代表的理性辩护方案。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之上聚焦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携其“合理形态”的辩证法科学考辨了资本主义的现实状况。在克服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基础上，马克思不仅科学分析了资本文明的分裂及其限度问题，还给出了扬弃资本文明的“超越性”方案。扬弃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的理想社会形态将是一个由自由人联合而成的真正共同体，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将在这一共同体中得以真正实现。由真正共同体所表征的人类文明形态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随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而变为现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过程中，我们必须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前进并助力人类文明形态新境界的开辟。
——付文军
文明（Civilization）是一个晚近的词汇或概念，它直至18世纪中叶以后才逐渐“从以欧洲为中心与代表的西方走向了世界”。围绕“文明论题”，以斯密、黑格尔为代表的思想家纷纷展开了理论探索，以欧文、巴贝夫和魏特林为代表的实践派也纷纷展开了实践求索。然而，这些思想家囿于特定的立场而无法科学破解文明社会的实质，自然也就难以通达文明之路。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以科学的思维范式和实践方法展开了对人类文明及其发展道路的深刻哲思：一是从物质生产和生活中找到了人类文明得以不断延展的深层根基，二是在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双重批判中确认了人类文明的出路或走向。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我们始终将文明与富强、民主、和谐、美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备要素，并积极探寻着人类文明发展之道。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前进并从中汲取营养和智慧，以此助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
一、资本文明的叙事模式及其理性辩护
在人类文明史上，以“蒸汽磨”为代表的机器的普及造就了文明史上的奇迹：工商业迅速发展、物质财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堆积、思维方式也发生了显著改变、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当然，如何审视资本主义所造就的文明及其形态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议题。大体说来，“静止论”（或“永恒论”）、“抽象论”（或“思辨论”）、“空想论”（或“改良论”）和“倒退论”（或“复归论”）是4种典型的关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叙事模式。
“静止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所推崇的理念，即通过对资本主义表象的学理分析而将其打造为一个自然的、永恒的坚实“结晶体”。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商业也逐渐兴盛起来，关于发财致富的科学也崭露头角。庸俗经济学家以“强制的方法”展开了对社会经济发展中诸多矛盾的分析。就学理层面来看，庸俗经济学家直译了资本主义生产者的“观念”和“动机”，并竭力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诸多外部现象。避实就虚、避重就轻的庸俗经济学实际上就是一种“辩护论的经济学”。马克思直截了当地指出：“他们把这些观念、动机翻译成学理主义的语言，但是他们是从进行统治的那一部分即资本家的立场出发的，因此他们的论述不是素朴的和客观的，而是辩护论的。”庸俗论者“偏狭”地讨论资本主义问题的用意在于遮蔽问题并美化资本文明。斯密虽摒弃了庸俗论者的套路，开始使用内在分析方法以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部关系，但最终也暴露了竭力为资本主义唱赞歌的实质。在斯密看来，人道是内蕴于商业活动中的存在，按照一定规则进行的商业是“团结与友谊的保证”而非“不和与仇恨的最大源泉”。由此，斯密论及了“构成文明社会的三大主要和基本阶级”是按照“地主—地租”“资本家—利润”和“工人—工资”的文明模式而显示其存在的。虽然斯密对资本主义商业模式进行了“科学”论证，但仅仅从表象展开对对象的描写、分类和叙述，这显然是无法把握事物本质的。马克思揭露了“经济学家们”的套路：他们将前资本主义时代界定为“人为的”时代，“人为”时代的诸多缺陷和不足必然要朝向更高级的文明形态迈进。人类就此进入一个更为高级的“天然”时代——资本主义时代。“天然”的资本主义时代是最为合乎理性的时代，存在于这一时代的系列社会经济规律与关系也就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或“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由是观之，“静止论”其实就是“永恒论”，它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囿于资产阶级立场而完成对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论证，资本文明就是永恒的文明。
“抽象论”是资产阶级哲学家推出的论调，即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完成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抽象阐释和理性思辨。在人类思想史上，黑格尔首次呈现了一个完整的思辨式的人类历史全景。在黑格尔那里，整个世界就是在理性的照耀之下而不断扬弃自身的“合理的过程”。“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为轴心证成了世界历史的理论图景及其运动机制”，理性统治世界，人类历史不过是理性的“舞台”而已。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之下，黑格尔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围绕理性（或绝对精神）而生成的“家庭—市民社会—国家”模型。家庭是“精神的直接实体性”表征，它以一种具有法权意义的“精神对自身统一的感觉”为纽带而组合成一个情感化的单位。国家作为“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之物而呈显为“实体性意志的现实”。市民社会则是介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存在，它是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一致的。存在于市民社会中的诸多矛盾不过是国家理念的外部表现而已，国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于保证精神的自由发展。其实，“黑格尔的哲学内在地是非批判的”，其论说旨在为现存世界描绘一幅理性社会图景。黑格尔的后继者虽然有跳出黑格尔的窠臼的意图，但这些语词始终只是在“天国”中凌空虚蹈。以鲍威尔兄弟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继续在精神领地论辩了人类历史及其状况。在他们看来，人类和历史的意义就在于“为了使真理达到自我意识”。人类历史就此被打造成了精神发展史，马克思将这种做法和思路称之为“黑格尔历史观的批判的漫画式的完成”[。用“词句”来反对“词句”的青年黑格尔派是不触及现实问题的，对现实的忽略使他们的论说无法真正切中问题的要害。这也是黑格尔式思辨哲学家的通病，他们始终在与现实的“影子”作斗争。“抽象论”就是运用思辨的方式来回避现实问题，即便是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纯粹的精神演绎和逻辑推演，其目的只在于维护现实和确证现存文明的合理性。
“空想论”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基本主张，他们立足残酷的现实并致力于揭露、反对这种状况，继而提出一系列不彻底的改良方案。有感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暴力和广大工人悲惨的生存境遇，空想社会主义者高举“理性”大旗，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空想社会主义者秉持抽象的人本主义立场，直面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状况并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比如莫尔亲眼目睹了“羊吃人”的圈地运动、闵采尔看到了遭受苦役盘剥而又无力抗争的悲惨现实、康帕内拉则直接参与反西班牙殖民活动的行列之中、傅立叶迫于生计而经商并深刻体会到资本的残酷本性。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再对现实置若罔闻，而直接指认了资本主义的残酷性和剥削性，继而“对现代社会的现实基础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乌托邦》开启了控诉资本原始积累罪恶的序幕，“千载太平天国”“太阳城”“平等共和国”“荣誉的祭坛”“和谐制度”和“新和谐公社”等一系列理想的文明社会发展模型纷纷出台并付诸实施。由于这些方案的空想性而最终导致了这些理想性的举措和方案的失败。作为一种不成熟的“理论”，空想社会主义“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究其根本，空想社会主义者并不是真正站在人类社会立场之上为民众呼号呐喊的革命者，这就决定了这一理论主张和现实举措都不过是关于“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空想社会主义的诸多社会设计终究不过是现代文明的“改良版”而已。
“倒退论”是粗陋共产主义的理论构想，深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影响的巴贝夫及其追随者强烈反对资本剥削并主张建立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粗陋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带有平均主义和禁欲色彩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潮，他们要求“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来看私有财产关系”并着力促成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这些理论家将占有物质生产生活资料视为存在的“唯一目的”，通过推崇严格的“平均主义”而“把不能被所有的人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一切都消灭”。不仅如此，他们还“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并积极主张以“共同性”为基础来建立一个所谓的共同体。具体说来，他们要求在劳动的共同性、资本的共同性和工资的共同性等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和谐。同时，他们还宣称要废除一切教育、培训、科学和艺术等文明手段，塑造毫无差别的个人以确保平等和公平。他们还以“普遍的私有财产”来反对“私有财产的运动”，即在社会关系上以“公妻制”来反对婚姻制度，强调人与人之间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就是男女关系，妇女成为公共财产是合乎人性和自然的选择。面对私有财产导致的两极分化的现实，粗陋的共产主义主张退回到无私有财产分化的原始状态之中。马克思在1844年就揭露这种思潮的实质，“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私有财产力图把自己设定为积极的共同体”。这种主张不过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是将人类社会退回到“非自然的”的原始简单状态。持“复归论”的共产主义学说虽口头上明白共产主义的“大逻辑”——扬弃私有财产，但却无法抓住私有财产的真正本质，更无力找到科学的“扬弃”之路。粗陋的共产主义者不过是想“把世界变成工人的公社，把文明中一切精致的东西，即科学、美术等等，都当作无益的、危险的东西，当作贵族式的奢侈品加以消灭；这是由于他们完全不懂历史和政治经济学而必然产生的一种偏见”。
二、资本文明的分裂及其“辩证审视”
马克思在对人类文明问题的探讨上，始终坚持了唯物主义的立场、辩证的方法和历史的视角。所谓唯物主义的立场是指马克思确证了文明是一种实践性的发生，即文明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事情”。马克思始终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审思文明问题，“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所谓辩证的方法则是指马克思采用了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科学分析了与一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文明的两面性。马克思辩证地把握了文明现象，他坚称一切社会都是一个“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所谓历史的视角就是指马克思始终将文明视为一种历史性生成。马克思始终认为文明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相关联，“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马克思就此与“永恒论”“思辨论”“空想论”和“复归论”划清了界限。作为“批判论”的典型而卓越的代表，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之上，聚焦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携其“合理形态”的辩证法科学考量了现代文明的状况。
在以资本为尊的社会中，资本的增殖逻辑统摄一切。资本主义“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资本充分释放了人们的各方潜能并激发了劳动的活力，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要求“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还要求对生产工具、社会关系进行不断变革，这也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充分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极大地推进了物质文明进程。资本的“文明胜利”在于它“发现并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而成为财富的源泉”，按照资本谋利的要求而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统合起来。这是资本主义在它不到百年的发展时间内能够创造比过去一切世代大得多的生产力的关键所在。同时，资本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关系的构型和世界历史的进程。资本在本质上是一种为物所中介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就是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本以其强大的号召力和感召力而汇聚了众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而迅速构建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历史地看，直至资本时代“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正是在资本之力的席卷之下，整个历史朝向世界历史稳步迈进。原来各个民族和地区的割裂状态被“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并使得各个民族的精神产品迅速变成了公共财产。不仅如此，由于资本主义城市和国家的强势崛起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
其实，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种私人社会，它势必会造成利己主义横行和社会的分裂对抗。由于“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或“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资本主义就此表现为一种分裂式或撕裂式的文明。就政治层面来说，特殊权利和普遍权利、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之间的对立难以避免。服务于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它必然要代表并维护资本家这一小撮人的利益，对于广大工人的普遍利益则是充耳不闻的。资本主义政治不过是资本家“独占权力的正式表现”和“对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政治上的承认”而已。就经济层面而言，贫富悬殊是资本主义始终无法摆脱的“命定”。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都是围绕增殖而展开，所有的增殖部分都源源不断地流入到了资本家的“钱袋”中，资本家赚得盆满钵满，工人却仅得到微薄的工资以度日。随着资本积累的深入和资本逻辑的强化，这种分裂状况会逐渐加剧并得以巩固，最终“使文明社会越来越分裂，一方面是一小撮路特希尔德们和万德比尔特们，他们是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就文化层面来看，资本主义宣扬的文化也是一种私利型文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到之处，将一切风土人情、习俗风格、生活方式、文学艺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等都变成为服务资本的存在，原本带有神圣光环的自由、平等和所有权等社会规范都变成了冷冰的利己关系。资本将整个社会都按照自身的要求打造为一个处处彰显资本意志的世界，资本家在享有文化成果的同时，工人阶级的精神世界却日渐单调。就生态层面而论，资本主义无法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辩证关系。资本主义是一种掠夺式的生产，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攫取、大量浪费、大量排放和大量污染是资本牟利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如此便会造成资源枯竭、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生态问题，人与人深陷异化的状况之中而无力自拔。长此以往，人的精神世界也会受到影响，精神世界逐渐贬值，乃至被抽空。就社会层面来看，整个社会阶层也迅速被二分为无产者和资产者，二者之间的社会斗争就此展开。同时，资本主义生产在蔓延的过程中，也会扩大原料供应场地、商品销售市场和劳动力剥夺场域，继而使得广大第三世界长期处于资本的盘剥之下，南北鸿沟持续拉大。总之，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和社会等层面的分裂状况反映了劳动对资本的深层从属关系。
私有时代的文明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资本文明就是靠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建构而成的，这种文明是狭隘的。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过程就是一段暴力劫掠史，圈地运动、殖民贸易、经济欺诈、农业资本化、世界市场的开拓、生产资源的抢占等社会活动纷纷见证了资本主义“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资本家总会精打细算以用“最经济”“最文明”的方式使用劳动力，以生产出“资本统治劳动的新条件”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资本充分发挥其经济强制的作用，通过经济规律、社会立法和伦理道德来规范人们行为，以更好地为资本牟利服务。即便是不再以赤裸裸的血腥暴力手法达到相应目的，资本强制却堪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一样牢牢地将工人钉在了资本之上并“深刻地摧残了人民的生命根源”。资本统治并非“文明的统治”，它是“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是在文明的外衣掩盖之下的“精巧的剥削手段”和实施着“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
在对资本文明的辩证审视中，马克思精准地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所在——资本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它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因此，资本一方面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灭；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式中，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物质劳动一般所占用的时间的更大的节制结合在一起。”
三、扬弃私有制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辟
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形态将开启人类文明的新旅程。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用“扬弃论”阐明了未来社会的境况：“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到了《资本论》中，马克思则用“重建论”指明了未来社会的场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实际上，“扬弃论”和“重建论”都强调在充分汲取资本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积极探寻推进人类文明的方案，最终致力于建构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这种自由人的联合体就是真正的共同体，真正共同体所蕴含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也充分显明了马克思“改变世界”的抱负和追求。
扬弃虚幻共同体而通达真正共同体是人类迈进新的文明形态的可行之路。在马克思看来，以资本共同体为代表的共同体在“实质上都是为经济目的而存在的”虚幻共同体。这些虚幻共同体所代表的是私利而非公权，它们维护着私有利益联盟。虚幻共同体及其代言人着力谋划着将私有制的原则上升为社会的普遍原则，并将计算理性或工具理性作为行事的基本规则，谋利与否是判定行为合理性的唯一标尺。立足于私有财产，虚幻共同体还竭力打造了一套基于经济权力的社会权力话语体系，并竭力宣扬以“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为代表的交换规则。殊不知，这些文明的标签不过是虚幻共同体的自我宣传而已，它们在现实的经济行为中纷纷滑向了自身的反面。就此看来，虚幻共同体不过是一种私人利益或物化利益的呈现而已，它要在夯实私有财产物质基础的过程中强化人们对于“物的依赖性”，继而达成对这种体制机制的认同。也正是在这种“唯‘物’是从”的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尊长关系完全被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所取代，人们纷纷被推入到了“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原本道貌岸然的宗教允诺和政治幻想也为“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所替代。显然，虚幻共同体并不是人类理想的存在形态，它终究会沦落成“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从理论上来说，一旦生产力的发展与其物质外壳不能兼容的时候，即虚幻共同体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之时，虚幻共同体就该寿终正寝了。从现实性而论，虚幻共同体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需要无产阶级的联合革命来推翻它。虚幻共同体的扬弃过程就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也就是真正共同体的通达过程。
真正共同体是一个为自由个性所充盈的有机联合体，它真正实现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这种自由是真正的自由，人们不再受经济必然性的规制而被限定在特定的活动范围内。“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得以充分发挥作用，最终达至“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的理想场景。这样的理想社会首先需要有丰厚的物质资料作为保障，“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是其必要条件。这就需要彻底扬弃“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继而“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以达到“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的效果。同时，真正共同体中的劳动也不再是受私有财产挟持的异化劳动，劳动恢复到它自身的真实本质——劳动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也就是说，劳动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成为了自由而自觉的活动，是人的本质的确证。在劳动过程中，人人都“乐在其中”，越劳动越不幸、越劳动越痛苦的异化情形消失不见。此外，真正共同体也是旧式分工得以消除的理想之境，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分、行业部门内部或地域条件影响下的分工都得以彻底消除，原本强加于人们身上的异己力量和特殊活动范围都得以彻底清除。这样的社会制度是“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的公有制，按照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而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唯有如此，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才不是空谈。当然，马克思也预感到了这种理想的人类文明新形态需要历经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
由真正共同体所表征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向我们展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新的可能性，即在击碎资本逻辑的基础上建构真正以人为本的文明之路。这就标示着马克思不仅要驳倒资本主导的虚幻共同体，更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并引领人类未来发展。《共产党宣言》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口号，《资本论》则对这一革命宣言进行了学理阐析。《资本论》不仅以大量的数据、翔实的历史材料和严谨的逻辑充分论证了社会变革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问题，还从理论上科学推演了人类文明的历史趋向问题。《资本论》关于人类文明的辩证审视彰显了马克思“以面向世界历史的宏大视野审视社会现实并把握时代脉络的建构性原则”，同时也凸显了马克思的政治目的和世界情怀。这恰是马克思“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方案和“改变世界”哲学宣言的具体落实。
四、人类文明形态的中国求索
马克思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在中国得以落地生根。历经不断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国人民所开创并引领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立足中国大地、聚焦中国实践、统筹国内和国外优秀资源、事关人类未来的科学道路。
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启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文明发展之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讨论决“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引领的文明形态的“定性”，即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建构方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指导”，而且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仍然是完全正确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探求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要积极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汲取理论滋养，并时刻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也正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的运作方案始终坚持了一系列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比如坚持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推进共同富裕和进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等。当然，这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也带有明显的中国印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着眼于“中国实际”，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条公有制与其他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宏观调控和市场引导相互配合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同向而行的。资本主义所引领的文明道路是单向度的文明，它只注重资产阶级获利而无视其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引领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则不然，它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和总体性的文明发展之路。这一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在实践中构建了一种集政治、经济、精神、生态和社会于一体的总体性文明发展模式，是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力领导和有爱社会有机结合的社会文明形态，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和为世界谋大同的文明实践。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稳步推进，人类文明必将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中国人民也以自身的力量推动了人类文明进程，并为世界的发展和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文章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3年第7期
文章作者：付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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