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是个好学科，但是不是个好专业呢？

作者 | 郑渝川

新闻学究竟是不是个好专业？在今年夏天的中文互联网世界中，这恐怕是热度最高的讨论议题之一。

新引进出版的这本《全球新闻学研究：理论、方法、发现与未来》，汇集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著名高校新闻传播学教授撰写的专文，深入讨论了全球化背景下新闻学研究的社会学、文化、组织、心理学和性别路径，致力于研讨了新闻学研究所涉及的主要方法，包括调查法、内容分析、观察，然后转入对德国、美国、中国、英国、南非、墨西哥等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业发展的介绍，对新闻学研究的未来给予了展望。

新闻学研究的社会学路径，就涉及到新闻产品及其受众，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如工业化、城镇化、移民、读写能力、民主化问题。而在20世纪之后，一方面，更趋向于政治宣传和传播的新闻学分支，变得更为体系化运作；另一方面，大众媒介、大众传播、媒介分析等范畴的理论和工具被用来批判美国的电影、广播、杂志等流行文化，指出其带有大众欺骗性。

新闻业发展到一个比较发达的水平时，本身就泛化为大众媒介体系的一部分，其产品也混同于文化工业产品，其目的是实现经济市场上的商品功能，或者以免费供给的方式来交换广告、注意力、订阅量。新闻业也与其他类型的文化工业一样，经由更为繁复精巧的议程操作，来引领舆论。尽管传播学者对这种泛化给予了批判，但力度相当有限。

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机构变成新闻业企业，依照市场经济的准则来设定自己的工作范围、工作方式、议程模式以及新闻产品的广告变现方式，这就必然意味着在ChatGPT时代，这个行业会加速启用人工智能来替代人类记者、编辑。因为由此可以有效降低新闻的生产、分发成本，降低记者、编辑工作状态不佳或能力不济等因素造成的产品专业度波动问题。当然，要让新闻产品符合伦理法则、满足监管法规的合规要求，这在目前仍需要有经验的人类编辑把关，在这一过程中，人工智能显然要借鉴相关的把关实操。这样的学习、经验提取过程，其实也出现在一些知名医院的药房以及一些知名律所。

全球化时代，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时代给新闻业以及新闻学研究带来的冲击，同时也是机遇就在于，确实在技术上出现了人人拥有信息传播权，人人都可以是记者的可能，当然无论在哪个国家，社会和政治层面都不允许这样做。但这里说的不允许，指的是新闻记者仍被要求具有必要的资质，但监管部门、行业机构没有也无从真实考察每个记者的能力。而资质却并不等于新闻学专业的相关学历，可以是法学、社会学、语言学甚至理工科专业的毕业生加入其中。

《全球新闻学研究：理论、方法、发现与未来》书中也指出，新闻业从业者对于培训，甚至所谓的专业主义（需要由对口专业毕业生从事对口职业）持怀疑态度。新闻实践中，技艺在很多情况并不是新闻学教育所赋予的，尽管如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新闻学教育可以归纳新闻实践的方法和技艺，但经由新闻学教育，并不等于毕业生自然而然地掌握了那些方法和技艺。

这意味着，这个行业的学术研究与作为职业方向的专业设置其实就因此产生了割裂。也就是说新闻学作为学科，具有很强的社会价值，但作为专业，在进入新闻业实践中，确实就出现了专业壁垒不高的问题。

信息和意见经由公众传播才能成为新闻，现在新闻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作为一项负有公众责任的行业，在互联网、社交媒体时代，互动传播，价值、真相和意义碎片化影响了其产品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而作为一个与广告业深度内嵌的产业，互联网、社交媒体分散了广告业的订单来源，从而使得深度新闻产品的生产面临危机。

也就是说，新闻的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本身没有动摇，新闻实践的作业方式、方法技艺也没有改变，新闻从业者的新闻理想同样如此，但近代以来运作新闻业的方式本身产生了危机。

《全球新闻学研究：理论、方法、发现与未来》书中介绍的新闻学研究方法，如调查法，内容分析等，在新闻学研究以及新闻实践中都有比较广泛的应用。而诸如内容分析中的文本分析，分别涉及到传播科学、意识形态批判、语言学、符号学、文化研究——每个领域，如意识形态批判，涵盖修辞、话语分析、性别研究，而语言学则涉及到媒介语言、对话分析、会话分析、话语分析，符号学中的形象分析、广告、性别研究也都可以拉出一个长长的阅读书目、实际问题研究目录。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些网友吐槽新闻学专业应该是最容易学的大学专业、研究生专业，这显然是不对的，但新闻学研究和新闻业实践能否很好地转化上述门类的研究成果，却本身构成一个问题。

转自：“学术星球”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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